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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林是石屋场村党支部书记，长着一张出奇的瘪嘴，平时那副天生的笑脸微微地一笑，镶嵌在瘪嘴里的那几颗金牙便自然地露了出来，使本来与众不同的笑容显得越发阳光和真诚。
俗话说，“当家三年，猪狗都嫌。”他当了20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难免得罪过村里的群众。于是有人背着他给他起了一个“郑瘪嘴”的外号。后来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他的耳朵，他不仅没有恼火，反而淡然一笑：“郑瘪嘴就郑瘪嘴，让那些家伙们喊，只要不是骂老子的爹妈，又不是咒老子短寿，随他妈的狗日的怎么喊，算是喊到天南地北，老子二话也没得说的。 ”说完便是一个哈哈大笑，然后习惯地抿起嘴唇，空空地嚼着他从小时候以来压根儿没有停止过的那张瘪嘴。接下来，打开嗓门，声如洪钟地分派着村里的工作，不耿耿于怀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村里各项事务没有受到一丁点的影响，特别是一些事关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的硬指标连年排在全乡的前列。农民有钱了便有了税赋的承受能力，每年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特产税、屠宰费和政府统筹款没有一次拖泥带水的。有的时候实在累得受不了了，一本正经地发泄一下不想继续干了的牢骚情绪。王丹青当然不希望这样干部的离去，如果少一位好干部的支持，整个工作盘子就会出现一个大的豁口。他只好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后年，紧紧地把他抓在手里，让一方的发展与稳定不出现他不愿看到的被动局面。
2002年的夏季跟往常一样，进入了雷打不动的农村税费征收旺季。这一年，施家桥子在饱经上一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之后，明显减弱了老百姓的收入与支付能力，导致这个村税费征收进度在全乡23个村当中老是处于摆尾的位置，还有其他一些村征收进度也不理想。这样一来，全乡税费50%以上的应征额度面临落空的危险。由于上面没有分文的减免政策，一方面老百姓没有不交或少交的理由；另一方面县里对应该上缴的收入款项实行半月一督办，一月一通报。农民交不起，税费起不来，工资发不上，上缴任务完不成，里里外外怨声载道，王丹青和乡长丢尽了颜面。心急如焚之际，他召开了一个由乡里四套班子成员分片包保的会议，要求一头扎进村里，直至任务全面完成。
会议决定，他负责包保征收难度最大的瓦屋办事处所属的五个村的税费征收工作。会议一散，就给杨大林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王丹青不仅感到他有严重的畏难情绪，而且还在寻找各种托词为自己开脱，恨不得把那张瘪嘴犟到天上去。王丹青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质问他这个书记还想当不当。他一个字也不打啃地告诉王丹青“早就不想搞了”。王丹青问是不是真话，他说，如果嫑你了，我不是人养的。话说到这个地步，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王丹青丢下一句“你给我等着”的狠话，凭着自己当年在当警察期间练就的娴熟的摩托车驾驶技术，借来劳动助理的两轮摩托车，直接朝杨大林那里飞奔而去。
在村里，王丹青是板着比盆子还要大的脸找到杨大林的。杨大林一见王丹青严肃至极，跟做错了事被罚站的小学生一样，恨不得把头低到裤裆里地站在那里。
王丹青开门见山地问：
“怎么搞？”
“我在电话里跟你说了，我不搞了。”
“不搞可以，你马上给我写个辞职报告！”
“我身上没有笔，办公室也没有笔，以我口头说的为准。”
杨大林说这句话的时候，低沉而无力，没有了平时那种具有磁性的穿透力、能把山上的野生动物吓得都不敢动的高亢与洪亮，那是一开口就能回荡山谷的声音。
“那就跟我到乡里去写！”
不料他亮开嗓门：“去就去！我如果害怕了我是个狗子！”
“上车。”
话音一落，杨大林在王丹青发动的摩托车的后座上就势而坐，王丹青开足马力，风驰电掣般地行驶在通往乡里的那条盘山公路上。
“王书记呀，你搞慢点，把摩托车开翻了，我死了倒不要紧，你还年轻啊。”
“这不要你管，你给我坐好。”王丹青扭头把他训了一句。
片刻，杨大林又担惊受怕地求王丹青：
“王乡长你开这么快，我把你抱到行吗？”
“不许抱我，你把椅子上的那根带子给我抓紧。”王丹青又训了他一句。
说是不让他抱，但是他还是抱住了王丹青。行进之中，他感觉杨大林靠着他的身子好像有些抽搐，也感觉杨大林的两只手轮换擦拭着自己的眼泪。
将近20里的路程，他带着杨大林很快穿越了晏家河和陕西岩，路过了神龙观和伍家崖子，之后没有到两分钟的时间，就开进政府大院。在乡里办公的同志听见轰鸣的马达声，一时弄不清到底从哪里来了不速之客，生怕是上访对象前来搞事，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办公室，一看是王丹青，才出了一口长气。
在乡里院子里，他在较快的速度下紧急刹车，把坐在后头的杨大林吓得“妈呀”一声。他跟开始把他拽上车一样， 现在又从车上把他拽了下来。
慌忙中，杨大林还没有站稳，王丹青使眼色加动作地示意他往办公室走去。看上去，他没有任何反应，稍后，他用饱含乞求虔诚的目光望着王丹青，有气无力说：“王乡长，辞职报告我不写了好吧？我回去好好地把征收任务搞上去，保证再也不拖全乡的后腿了。”说着说着，泪水挂满了他的老脸，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胸前。
王丹青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赶紧从荷包里掏出一支烟递给这位委曲求全的老哥哥。
毫无疑问，他答应了杨大林的请求，决定让他坐着乡里的小车风光地回去。
杨大林走的时候，王丹青让他坐在乡里那辆唯一的吉普车的前排。按照不成文的规矩，那是领导坐的位置。他一再嘱咐司机直接把杨大林送到村委会，然后当着村民群众的面，亲手为他开门和扶他下车，让他的爱人和那里的所有人亲眼看到，王丹青在用工作上的最高礼遇，弥补杨大林被践踏的人格与尊严。因为他知道，杨大林不是舍不得放弃那个一年只有2000多块钱的书记职位，而是以忍辱负重的胸怀包容他的过错，以自己将近30年党龄的党员良知在表达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的真实愿望……
王丹青无言地站在那里，久久地忏悔着自己对他的粗暴，于心灵深处，由衷地敬畏在这高山之巅尽职尽责的生命！
老哥哥，我要向你检讨；老哥哥，你是我的榜样和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