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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乡农村税费旺季征收动员大会果然开得不错。王丹青利用作报告的机会，把乡里的“家底”毫无隐瞒地亮给了全体参会人员。包括乡党委书记在内的与会同志原来只知道乡里一年比一年困难，资金一年比一年紧张，但是究竟困难到什么程度，整个债务包袱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他们说不清，道不明，这里面的来龙去脉他们没有掌握，同时也无法掌握。散会的时候，大家没有因此悲观失望、垂头丧气，而是群情激昂、信心百倍。他们说，领导把话都讲到这个地步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使劲地收呢，共产党的干部做共产党的工作，无非是多怄几次黑气，多挨几次辱骂罢了。
散会的第二天，财政所主任出主意，在乡政府那辆全身到处发响就是喇叭不响的吉普车两侧，分别悬挂了一块"打好税费征收仗，誓为国家作贡献"的醒目牌子，车顶上安装了一只宣传农村税费征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市政府规定的高音喇叭。王丹青这个月就以它为坐骑，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带着自备的方便面和财政所主任一起，整天整天地奔波在那素有"通天屋脊"之称的崎岖山路上。
庄庙村是施家桥子乡有名的“三集中”村。一个是“姓氏集中”，全村二百多户人家有一百九十户姓庄，过去每遇乡、村两级落实重大任务和解决重大问题，必须首先做通族长的思想工作，才能达到一呼百应的目的。否则，叫你什么也搞不成；其次是"居住集中"，小道消息传得最快，是个典型的是非窝子；再就是"横人集中"，打架斗殴的多，偷摸扒窃的多，打牌赌博的多，拖欠税费的多，单身光棍汉多。近几年来，仅拖欠的税费就高达四十几万。一提到包村驻点，乡里机关干部和部门负责人哪里都愿去，唯独不愿到这个村。农民难缠，工作难搞，干部难当的问题愈演愈烈。能力再强的村干部上任不要半年时间，非提出辞职申请不可。乡里无奈，只好矮子里头挑将军，挑去挑来越挑越不成。前不久，王丹青在调查走访的基础上，把退位已经十年有余的德高望重的老书记又请了出来，这天，王丹青决定到那里看看税费旺季征收启动情况，生怕这个村的税费抓不到位或出现其他的问题。
车子行至村口，王丹青发现前面的不远处站着一大群人，他以为老百姓在围观什么生意。临近一看，一名蓬头垢面的青年人正用力揪着老书记胸前的衣服，破口大骂：
"老狗日的，吃饭撑得没事了，竟敢找老子收税。你去问那些垮台的秃儿子们，看老子啥时候向他们交过钱。"
王丹青示意司机停车，下来便问：“怎么回事？”
闹事的青年人见是一位国家干部模样的人在问，松开揪着老书记衣服的那只手说：
“啥子怎么回事，你给我听着，没﹣﹣得﹣﹣钱！就是这回事。”
说着从围观的人群中拨开一条缝："老子现在到外面打工去的哟，你派人逮我吧，拜拜。"
不一会儿像躲闪追击的兔子脱离了围观人群的视线，霎时消失在茫茫的林海之中。
王丹青对刚才发生的一幕百思不得其解，既好笑又好气，他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还说怎么是这样的人，你以为你们政府的人是好人哪，老百姓种田的时候一个也碰不到你们，现在要钱的时候有你们。我们没有喂猪杀猪卖猪，你们要收屠宰税；我们没有发展香菌木耳，你们要收特产费；我们没有要你们服务，你们要收共同生产费。你们啥子都搞平摊，只差搞杀人平摊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一个中年打扮的农民愤慨地说。
王丹青越听心里越明白：老百姓就是老百姓，是人类社会最易满足的群体，但是一旦他们的基本生活资料和基本生活条件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也最容易不顾一切地甚至拿出牺牲的精神走向另一个极端。凡是通晓中国农民革命史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一点。这时，他不想和这群不知根底的老百姓进行辩解，以致陷于无穷尽的纠葛境地。他走到老书记面前安抚了几句，要他冷静对待这堆难搞的工作和这方难办的群众，务必挺直腰杆，继续大胆工作。老书记淌着委屈的泪水：“王乡长，我这把老骨头反正不值钱了，就是今天为工作死了也算不了什么。”
“现在已是下午四点了，就不要再收了，回家休息休息，明天再收也不迟。”说着便打开车门，准备送老书记回家。
"慢点，你想走哎，今天你不说个所以然，根本莫想离开这里。"一个胡子拉碴的农民伸开双手拦着吉普车说。
王丹青干脆下车，站在那里双手叉着腰说："老乡们，既然这位老乡要我说，今天我就在这里说个痛快。不过有个条件，等一会儿你们可以打我骂我，但是在我说话的时候，你们必须把意思听明白，把道理弄清楚。第一，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们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我的三个哥哥、嫂子和侄女侄儿同大家一样仍然在农村劳动。现在我在这里给你们讲政策、讲法律、讲道理，说不定我老家的干部甚至乡长也正在教育着他们。他们的负担比你们重得多，人均负担高达四百多元，是我们这里的一倍多。我家中的三个哥哥在各自仅有的三亩多的耕地上承担着一千四百多块钱的‘三提’、‘五统’、‘农业四税’上交任务。之所以说这些，我的意思是，过去，我们祖先是农民，父母是农民，现在我的兄弟姐妹是农民，我的侄儿侄女也是农民。我现在虽然参加了工作，是你们的乡长，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过农村，没有忽视过与农民的感情。”
“那你是当官的呗，他们该交。”
“当官不当官不是问题，问题是那里面95％以上的老百姓基本上都在积极地交，都基本具备了自觉缴纳税费的意识。为什么他们愿意交并且交得起？原因很简单那个地方把发展搞上去了，农村负担不再是他们的经济负担了。第二，大家种了田，养了蚕，分了山，喂了猪，该不该交纳税费，老乡们都知道。现在你们所有的这些耕地、山林、桑园等生产资料，解放以前是地主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是集体的。现在根据国家政策的规定，把这些田、这些山、这些桑园分给了各家各户。但是，分给了你们，只能说明你们在各自分得的范围内具备了承包经营权，而并不意味着分得的这些耕地、山林、桑园等生产资料就是你私人所有了，它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既然老乡们取得的是一种承包经营权，那么顾名思义，承包经营就应该缴纳承包经营费。这种承包经营费就是我们每年征收的‘三提’、‘五统’、‘农业四税’”
王丹青稍作停顿，环视了一下周围群众继续说道：“有的老乡可能会说：‘三提’、‘五统’是交给集体搞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建设的，那我该交’，‘农业四税’是交给国家的，那我也该交。就是想不通我没有出售那么多生猪，为什么按人头平摊交那么多屠宰税，没有发展那么多菌耳杆子，为什么又按人头或山场面积平摊那么多特产税。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简单，虽然我们现在的政策存在一些不周延的地方，但是应该肯定地讲，我们施家桥子一些地方的农民确实靠这样的政策得到了很多的实惠。他们通过上规模，壮块头，大力发展致富项目，赚了不少的钱，税费还是只交平摊的那些，他们一边交税一边感谢党的政策好。而我们庄庙村的老乡们不知是没有把这个政策吃透搞懂的原因，还是生性懒惰厌恶致富的缘故，种地不种经济作物，山林不发展菌耳生产，生猪不搞快速育肥，劳力不愿务工经商，一年到头待在家里，没有粮食吃了，没有柴火烧了，也不怕贫穷落后。大家想想刚才那个一懒二穷三脏四脸厚的年轻人，据说是光棍汉一条，混得脸都不想洗了还在说什么‘拜拜’，大家平心而论，假设外地人看见了，你说笑话不笑话？”王丹青站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像一个强大的磁场，把那些刚才还是唾沫四溅、满腔怒火的老乡们渐渐地吸引了过来，如此顺从地听着他们特别想听而多年又没有听过的“天书”。一些过路的人也忘了他们要办的事情，站在那里和庄庙村的农民们一道分享着他们那里缺少的精神食粮。
“尽管如此，但是我不相信我们庄庙村困难到了家家受穷、户户挨饿的地步，据我所知和其他老乡提供的情况，庄庙村的特困户只占全村六分之一，也就是说，在二百户人家中生活困难的只有十几户不到二十户，困难户暂时不交情有可原，但是那些基本上有能力交的一百八十几户如果不交，是绝对说不过去的。过去说种地交税，是皇粮国税。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一手种着国家分给你的田，一手还在赖税、抗税、偷税、欠税，于心何忍，法律何在？”
一部分老乡听到这里，不好意思地把头低下去了王丹青趁热打铁，继续说道：“最后一个问题，说说今年的税费如何交的问题。今年的农村税费共分两次交清，第一次是现在，除村民代表共同审查认定的特困户以外，其他条件相对好的农户要缴纳全年税费的70%，剩下的30％实行秋后算账。希望大家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在依法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的时候，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积极踊跃地缴纳国家税收和完成政策内任务，努力成为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县已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2002年度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市，这是继农村土地改革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三次革命。改革后的农民负担由现在的亩平两百多元减为亩平不得超过一百元，减负率在50％以上，同时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涉农收费和形式主义的达标升级活动，严禁向农民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施家桥子的老乡们就可以在休养生息的时候集中精力大搞以烟叶、养蚕为主的支柱产业建设，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王丹青讲到这里，周围的人群中顿时产生了一阵不小的躁动。
“请老乡们安静，我要说的话就到此结束。没有意见的现在回去把钱拿来交到老书记手里；有看法的可以留下来和我沟通沟通；想打人骂人的只要感觉痛快，请直接对着我来，我保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王丹青说完话没有动，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周围的人们。
庄庙村的百姓们虽然长期生存在封闭保守、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之中，但是对于好坏，他们是绝对分得清的。天色晚了，他们还想听他们的乡长讲下去，只要能够开阔他们的眼界，给他们以精神享受，只要王丹青能够多待几分钟，给他们以谆谆教诲，哪怕是现在打他们耳光，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地受着。
老乡们回家的时候，没有和王丹青说什么，只是用山里人特有的朴素情感，把他们的敬重与佩服、拥戴与爱意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他们的乡长。
那无言的表情仿佛是在告诉王丹青：放心吧王乡长，我们现在就回去履行我们应尽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