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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青将党委会安排在上午九点钟举行。上班后的头一个小时，他要把入伍的新兵交接给前来接兵的部队首长。这已经是他到施家桥子乡工作以来的第4次送新兵了，按照往年惯例，他要当着部队首长和新兵家人的面，给即将出发的新兵讲几句话，再送他们上车。过去，他总会跑到县里，找县人民武装部多争取几个名额，只要体检和政审合格的新兵，他都尽力不让因名额限制而被刷掉。而每年这一天，他讲话的内容都大致相同。
“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部队是保家卫国的大熔炉，只有在部队经受住锤炼，才能成为钢铁长城的一部分。入伍之后，即便你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还在大山里累得死去活来，你们也要有军人的血性，不能一心二用。在部队里要好好干，争取干个10年、20年再回来。你们要记住‘不想当军官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以后，要让全乡干部群众看到，你们要么佩戴着军官军衔，要么胸前挂着光荣花。不管怎样，起码能端上国家的饭碗，吃上国家的饭，穿上锃亮的牛皮鞋，把祖祖辈辈穿的草鞋彻底甩掉，然后把父母和兄弟姐妹接到城里，用自己的力量和外面的人脉关系，支持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帮助父老乡亲们脱离苦海。”
王丹青这些年复一年的话语，对于即将离开大山的孩子们而言，都是第一次听到。他们听着这些话，把他们的眼泪都催出来了。临别的时候，原本准备握手的手，却都因只顾擦着眼泪而难以抽出。
送走新兵，党委会的时间到了。全体党委委员来到会议室，刚才送别新兵时的情绪还未完全消散。
“现在开始我们的党委会。”王丹青的声音有些低沉，和平常很不一样。
大家都清楚，党委办公室每次接到会议通知，都会发放与会议议程相关的书面材料。而今天，连口头通知都没有。
“今天的党委会很简单，没有给大家发材料。会议只有两个议题。一是我向大家通报孟天明同志辞职回家的原因，二是讨论年轻干部的成长问题。”
王丹青提起孟天明辞职的事，大家之前都有所耳闻，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
“孟天明这小伙子，前两天给我留了封信，算是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回他老家了。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穷。他在信里说，在我到任前的两年，他的月工资总额不到280块钱。每天早餐费1块5毛钱，一个月就是45元，再扣除每月抵作工资的150元左右的茶叶、鞭炮和苞谷酒，实际到手最多也就百把块钱。他是外地人，在施家桥子乡举目无亲，要是有老乡或同学路过，管上三顿饭，兜里就没钱了。有时候还得四处借钱，在商店里欠了不少账。我到任之后，财政状况虽然有点好转，抵作工资的东西少了一多半，但他每月到手工资也才200块钱左右。他今年28岁了，人长得精干帅气，女朋友谈一个黄一个，到现在还是单身。在我们这山里，山民们都羡慕我们是国家干部，但实际上，我们的日子过得却没什么尊严。这能怪谁呢？我觉得谁也怪不着。要怪就怪包括我在内的全体党委委员，以及人大、政府、政协的乡级班子成员。但怪又有什么用呢？小孟现在心意已决，怎么劝都没用。至于后续工作该怎么做、效果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目前，当务之急是想办法留住现有的七八个年轻干部，防止他们思想动摇。”
孟天明的离开，如同一记警钟，让大家深刻意识到当下年轻干部面临的困境。对此，王丹青陷入了思考，很快，他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留住年轻干部的想法。
王丹青叹了口气，把问题抛给了大家。
“我们这里穷，财政形势不乐观，这是事实。要是说责任，我这个党委书记首先要负责。乡镇合并后，我主持全乡工作已经两年了，发展确实需要过程，但这不能成为唯一的借口。关键是我在发展经济和争资立项上做得不够，财政收入增幅增得非常缓慢。像争取扶贫资金、老区开发资金的时候，也畏首畏尾，力气没有用完，有的也没有用到点子上。”
接着，党委副书记、乡长方和平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工作。旁边的另一位党委副书记正准备往下说，王丹青担心今天的党委会开成民主生活会，便向大家明确了今天会议的核心内容：
“在这个问题上，剖析原因、查找根源固然重要，但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是如何留住年轻干部。既然想留，就得拿出实际行动。什么是实际行动呢？提高工资基数、承诺发放下乡补贴，这肯定是实实在在的好处。既然是好处，我们就得说到做到，全乡干部、部门职工、全体教职工都执行同一个政策标准。要是出尔反尔，最后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会被大家笑话，说我们说话不算数。说实话，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提高工资待遇、落实下乡补助，我们有心无力。那该怎么办呢？只能‘扁担挑水——挂两头’，从精神层面安抚人心，通过提高政治待遇，让年轻干部有尊严，一旦逢节过年回去了，囊中羞涩，掏不出几分钱，但可以把他们‘公鸡头上一块肉——大小是个冠（官）’的事向父母交代。这样，也让他们的家人、为他们介绍对象的人都有面子。我觉得，这种能让他们在外面抬起头做人的办法，是让他们坚定扎根山区、建设山区的最现实途径。大家想想，他们工作是为了实现理想抱负，那与理想抱负相匹配的是什么呢？是社会上大家茶余饭后讨论最多的话题。对于这些年轻干部来说，职务和级别不仅是衡量他们理想实现程度的标准，也是他们在社会上有没有面子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只说他们工作干得好，却在他们的职务职级晋升上不关心，那他们拼搏之后的精神慰藉从哪里来呢？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年轻干部们工作起来不仅更有信心、更有劲头，回家也能给家人一个说法。而且，他们有了一官半职，找对象、娶媳妇也容易些。基于这些考虑，我提议，任命赵劲波同志为旧集办事处副书记，兼任施家桥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贺之强同志任瓦屋办事处副书记，兼任天景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果世路同志任北岭办事处副书记，兼任天鹅池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大家都知道，这几位同志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先进积极，热爱工作、热爱学习，看得出是有潜力成为大干部的好苗子。简单来说，就是工作能力强，组织信得过，政治靠得住。我们现在把他们推到基层领导岗位上，对锻炼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丰富一线工作经验、提升跟群众打交道的协调能力都有很大帮助。对于其他年轻干部，我们也要拓宽渠道，争取让他们到县里四大办借用、到县直部门挂职，为他们创造成长机会。还有，县里在乡镇合并后冻结了乡镇班子成员的调配，导致乡妇联主任一职一直空缺。我的建议是，先让党委任命西友荣同志为妇联主任，等时机成熟了，再推荐她成为乡党委委员。这样一来，年轻干部的发展问题基本上都能照顾到了。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年轻干部们明白了党委的良苦用心，肯定会鼓足干劲，努力工作的。今后，我们还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对于那些能踏实工作、吃苦耐劳、顾全大局，尤其是为了党的事业任劳任怨、不惜奉献自我的干部，在当前无法提供优厚物质待遇的情况下，一定要打破用人的旧有模式，不拘一格地为他们提供晋升机会。我的观点和思路就是这些，现在请各位委员思考并讨论，若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开诚布公地提出来。”
王丹青觉得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完，又补充道：
“今天是月初，回想起上个月底，我费了不少的工夫，总算是把县林业局、土地局的相关负责人请到了施家桥子乡，和乡里林业所、土管所的临时负责人一起，把积压许久的问题给解决了。
大家都知道，过去一年多，县林业局和土地局派驻在我们乡的林业所、土管所，正职、副职都没配备，日常工作全靠指定的业务骨干牵头维持。这种“群龙无首”的状态，给工作开展带来了诸多不便。
于是，我直接跟两个主管局的局长表明态度，要是再不把所长人选确定下来，就别保留这两个下属单位了。两位局长听了，也是满脸无奈，诉苦说，现在县里头的干部，宁愿在县里当普通办事员，也不想来咱们这穷乡僻壤当一把手。
我寻思着，既然这样，倒不如给那些一直负责实际工作的骨干明确正式职务，好让他们放开手脚干事。两位局长和各自班子成员商量后，提出任命这些骨干为副所长主持工作。我当场就拒绝了，既然他们能主持工作，能力肯定没问题，为啥不直接任命为所长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争取，他们最终采纳了我的建议。
就在昨天，两位局长打来电话，说已经研究决定好了，任职文件过几天就会正式下发。这下，土管所的骨干吴有昌、林业所的余世钢终于能正式担任所长了。这两位工作能力比较出众，就是不擅长搞人际关系，之前因为这个，所长、副所长的职位一直空缺，也没他们的份儿。现在问题解决了，能干的干部也留下来了。
昨天晚上，我跟县政府办公室殷主任通电话时，顺便问了问他们办公室缺不缺人手。要是缺人的话，我们施家桥子乡想推荐一两个年轻同志过去跟班学习，帮忙打下手。我还跟殷主任保证，要是用着顺手，就让同志长期留下；要是不合适，随时退回来，我们再推荐其他人选，既不要县政府发工资，也不会找他们其他麻烦。殷主任听了很高兴，当即同意让我们推荐一人过去。我生怕他变卦，当时就把但华军报给了他。
当然，我们不能只重视年轻干部，把老干部给忽略了。像乡农经站的刘岱忠同志，都59岁半了，一家之主，每个月工资才340多块钱。就这点收入，他家的日子过得多艰难，真是不敢细想。
为了帮他改善状况，我先是找了财政局局长，又去跟县长做了汇报。最后决定把刘岱忠同志的人事关系转到县财政局。这样等再过半年他退休的时候，退休金能高些，养老也就不用愁了。
除了刘岱忠同志，还有好几个村的老书记也让人放心不下。他们在村里辛辛苦苦当了几十年干部，起早摸黑，为村子发展出了不少力。现在因为年纪大退下来了，一年却只有几百块钱的补助，这点钱哪够生活呀！这肯定不行，哪怕现在手头紧，就是“脱了裤子卖”，也得把他们的问题解决好。
另外，殷家河村党支部书记闫启顺的儿子闫世鹏，从贵州师范大学毕业后，因为没关系，进不了教育系统，只能在黔南州做代课老师。他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学的还是马列主义专业，只当了个临时工，这多可惜啊！这件事我记在心里了，之后还得好好琢磨琢磨，看怎么能帮他一把。
说起这事儿，话就长了，我得多啰嗦几句。我们乡教育经费一直比较紧张，财政每个月都不能足额拨付给全乡教管会。在这种情况下，乡教管会主任冯德志没少费心思，他在一百多名老师面前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这才长期稳住了全乡教职工队伍的人心，让大家能安心教学。
现在中学正好缺一个炊事员，冯德志他老婆做饭手艺很不错，我想就让她去补上这个岗位。这算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儿，既表达党委对冯德志同志工作的认可，又解决中学的用人之急。
还有件事，乡里退休多年的党委副书记谢广坤同志，他儿媳妇一直是临时工，工作不稳定。这回有点巧，县民政局的福利院正好要招一名工人。我个人觉得，以前乡党委在这些老领导任职时可能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这次就当是还上这份“人情债”，帮老领导的家人解决这个实际困难。
我这么做，就是想给乡里的年轻干部多创造些成长机会，看到希望。施家桥子乡山高路远、地方小、机会少，像个没人烧香磕头的穷庙。让年轻干部去大地方锻炼，能更快施展才华、成长起来。”
听了王丹青的这席话，大家豁然开朗。随后，委员们踊跃发言，对王丹青提出的用人思路表示赞同。大家觉得，在无法给予优厚物质回报的情况下，就应该给予精神鼓励。打破旧有用人模式，给有能力、肯奉献的干部晋升机会，这是激发他们工作热情的关键所在。
关于后续工作，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有人认为要完善培养机制，关注干部在新岗位的发展，通过定期开展业务培训、经验交流分享会等方式提升他们的能力；有人提议建立沟通机制，主动了解干部的想法和困难，具体可以每月开展一次一对一谈话，或是设立专门的意见反馈邮箱；还有人提出设立奖励基金，对表现突出的干部给予物质奖励，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基金来源可以通过向上级申请部分资金、发动本地企业和爱心人士捐赠等方式筹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为留住年轻干部、促进乡镇发展共同努力。
当干部们微薄的工资收入已经冲击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施家桥子乡的干部们穷得似乎只剩下精神支撑了。每当他们心生迷茫、想不通时，便会采取换位思考的方式，设身处地地考虑施家桥子乡山民们的生活状况。
从理性角度来看，这种换位思考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共情能力，更是基于责任与担当的深刻反思。施家桥子乡的干部们并非不向往更好的物质生活，然而，当他们将自身境遇与山民们对比后，就会发现，自己面临的困难与山民们更为沉重的生活负担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山民们为了维持生计，不仅要从事如在煤矿挖煤、建筑工地上搬砖这样的苦力活赚取微薄的血汗钱，那些守在土地上的山民更是在贫瘠的土地上勤扒苦做，脸朝黄土背朝天，收获的却仅仅是用以维持生计的小麦、苞谷、南瓜和萝卜，这些食物或许已延续了不知多少代人。如此微薄的收入，导致诸多问题出现：许多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即便有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考上高中，也常因交不起学费而无奈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从而错失考大学改变命运的可能。还有一些老人，面对疾病，小病只能硬扛着，一旦患上大病，往往因没钱医治，借不到钱也贷不到款，最后只能无奈地选择放弃治疗，等待死亡。他们居住的房子，有的已经住了十辈人不止，破败不堪，屋顶像满天星，下雨时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天冷的时候，老人和孩子只能蜷缩在家里，不敢出门，这样的场景，连饿狼见了恐怕都会流几滴眼泪。而干部们尽管工资微薄，但至少有着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和一定的社会保障。这种鲜明的对比，让干部们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只是暂时的物质匮乏，而山民们面临的则是关乎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
从社会结构和职责分工的层面分析，乡镇干部作为连接政府与基层群众的关键纽带，肩负着推动地方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使命。他们的工作绝非仅仅是一份普通职业，更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虽然微薄的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质量，但从宏观角度来看，他们的坚守与付出对施家桥子乡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他们的每一分努力，都有可能为山民们带来新的希望，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推动整个乡镇迈向更好的未来。正是这种使命感，让他们在面对生活压力时，能够超越个人利益的局限，将目光聚焦于更广泛的社会责任之上。
进一步从精神价值层面探讨，这种换位思考促使干部们重新审视自身工作的意义。当他们以山民们的生活状况为参照时，便会发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尽管辛苦，但却有着深远的价值。他们的努力能够为山民们带来政策支持，创造发展机遇，帮助山民们改善生活条件，提升生活品质。这种精神上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是物质财富无法衡量的。它给予了干部们强大的精神动力，让他们在困境中坚守岗位，在艰难时刻奋勇向前，成为推动施家桥子乡发展的中流砥柱。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容易陷入个人的利益诉求和生活困境，进而忽略身边更需要帮助的群体。而施家桥子乡的干部们通过换位思考，打破了这种局限，展现出高尚的精神境界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的内涵，有力地证明了即使处于物质匮乏的环境中，精神的力量依然能够支撑人们勇往直前，为实现更伟大的目标而不懈努力。这种精神不仅值得在施家桥子乡代代传承，更应该成为广大基层工作者乃至全社会学习的榜样，激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不忘初心、坚守使命，凭借精神的力量战胜物质困境，共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