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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两年的乡党委书记，王丹青竟然不知道乡里眼皮底下还有一个叫童军的孤儿。
那天是腊月二十九，凑凑合合地把年前这个月的工资发给大家之后，他收拾起自己的换洗衣服，匆匆忙忙地做着回家过年的准备。刚刚关好寝室的门，一位干部给他送来了两只猪蹄、一只羊胯子和十斤芝麻油。在这个高山之上工作和生存的人没有一个不造孽的，别看“吃皇粮”的国家干部、部门职工和教师员工以及包括他在内的人，虽然没有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但是，经济发展没上去，前些年乡里欠了老百姓的很多账，收起来的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和政府统筹款几乎全是政府打出去的白条，每个月不能按时发放的工资还只是老体制下的四项基本工资之和的60% 。王丹青不忍心收下那位干部的好心好意，好说歹说，他都不肯带走。他说如果王书记不收下，比打他的脸还要狠。于是，他有些生气地把东西丢在门口，丢下一句“你不食人间烟火”的狠话离王丹青而去。
王丹青不接受各位干部不带任何目的的礼物，倒不是他明哲保身，或是对别人的戒备与防范，只是觉得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人在什么位置上，其实都在养家糊口。现实生活中，谁也不欠谁的，谁也不该伺候谁；更觉得在高寒贫困山区生活的人实在是很不容易，如果因为他居高临下而收受人家的东西，在良心上怎么也说不过去。
这毕竟不是人家考虑的事情，因为他根本不需要顾及这些，望着他一去不回头的背影，王丹青顿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冥思苦想后，他让通讯员叫来了分管民政工作的副乡长，要他在心里捋一下，看乡里周围附近，有没有生活仍然困难的孤寡老人或者是单亲家庭。副乡长是一本“活档案”，张口就说乡里下坡处的不到200米的街口子后面有一个叫童军的11岁的孤儿。王丹青问这个孤儿怎么成为孤儿的，穷到了什么程度。副乡长说，前些年他的父亲走了，过了两年，他的母亲又只身嫁到了外地，当时把他留给了他的80多岁的爷爷奶奶，想不到这个孩子一苦接一苦，一年内两位老人先后去世，就这样，童军一个人住在他爷爷奶奶留下的破房子里，一间屋的屋面已经塌了下来。童军人小不会做饭，天天等着别人家里过红白喜事，然后去端茶递水洗盘子，混上几顿饭吃。
副乡长说完，王丹青简直坐不住了，随手拎起那些东西，在他的引导下，急不可待地往童军家里走去。
就在这数得清的几步路上，他无言以对和无心回答副乡长仍在补充介绍的一些情况，只想尽快地见到童军，把那位干部对他的深情厚谊化为童军的生存和续命之需。
仅仅两三分钟的时间，他就来到了童军的门前。他的双腿格外沉重，他没有勇气和力量把两只脚挪过那个贫困潦倒的门槛。
童军听见声音，蓬头垢面地从里屋走了出来，身上的衣服破烂得完全不成个样子。
王丹青一见就断定是他，赶紧走上前去：
“娃子，你中午吃饭了吗？”
“还没有。”
“为什么？没有粮食了？”
“早就没有了，我天天吃的是梗个个洋芋。”
“梗个个洋芋怎么吃？是用油盐煮着吃吗？”
“不是的，是用水煮熟了吃的。”
“你过年怎么办？民政上给你送了什么吗？”
童军愣了一下，定神看了他们几个人一眼，指着王丹青身边的副乡长说：
“他前天给我送来了一袋子苞谷和10斤大米。”接着指着隔壁的那户人家，“他们昨天给我送来了一块猪油，加一只老公鸡。”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感激的泪水流了下来。
情到此时，王丹青不得不走进这片属于童军的生活空间，除了满屋的蜘蛛网和一床不知用了多少年的破旧被套，他看不见其他任何东西。
“娃子呀，我姓王，我是这里的乡党委书记，我不称职，我对不起你，直到今天中午才知道住在这里的你这个孤儿。”
童军接过他的话头，望着副乡长问：“乡里书记是我们这里最大的官吗？”
“是的是的。你这个小娃子不懂事，不要乱说话，王书记给你送来了猪蹄子、羊胯子和炒菜的香油来了，还不快点谢谢王书记？”
童军一听副乡长的话，生怕挨大人地吵，惶恐不安地连谢直谢。
“娃子，不谢了，不谢了，从今天下午起，你就住到乡上福利院去，那里有房有床有被子，在那里吃饭，在那里过年。还有，今天乡里发了我一个月的350块钱工资，我现在给你100块钱。”稍后，王丹青扭头对着身边的副乡长，“下午就让这位叔叔带你去买几件过年的衣服。”说到这里，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忍不住心酸怜悯的眼泪。副乡长见状，显得尴尬和自责，情真意切地说：“王书记，你回家去吧，现在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还有70多公里的路要走，你是一乡之主，也是一家之主，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嫂子和孩子肯定在眼巴巴地等着你回去。”
副乡长这么一说，王丹青心里更加难受了起来，于是埋怨道：“兄弟呀，往后的工作再也不能这样粗细不分了。我们大家仔细看看和想想，堂堂的‘皇城脚下’竟然还有如此快要饿死了的可怜之人，而且之前我一点点也不知道，这叫什么话呀，简直就是官僚主义！”
“是我的不对，是我的不对，以后一定改正，以后一定改正！”
“不是以后，而是现在！”王丹青的声音很大。“童军到福利院一事今天下午天黑之前务必落实到位，晚上给我一个电话，让童军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到福利院的情况。”
丢下这句话，他没有和一起来的同志握手告辞，更没有向一年365天跟着他受苦受累的同志道一声自己的谢谢和新年的祝福。扬长而去的背景，其实带着许多自责……
当天晚上王丹青并没有赶回县城家里，而是主持召开了班子成员和全体机关干部会议，就转变工作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和密切联系群众等提出了严格要求。会议结束后回到寝室，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难以入睡。于是干脆披衣下床，用写作打发难耐的寂寞，伏案写下了一篇《培养新时期的群众观》的文章，期待与全乡干部共同讨论，共同提高。
王丹青说，在我看来，尽管现在的农村干部队伍战斗在农村工作的第一线，表面上天天在与群众打交道天天在搞什么调查研究。其实不然，由于包括一些基层主要领导同志在内的那些各级各类的干部们正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村这个广袤的空间，所以才对经常存在于农村的一些令人鼻酸心痛的问题和现象产生了不应有的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和麻木不仁的错觉，以致影响和损害了我们党的工作原则、工作责任、工作对象和工作目的。为了防微杜渐，真正地教育和管束好我们的农村干部队伍，便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根本主旨。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个决定因素首先取决于干部的纪律、干部的作风、干部的素质、干部的理想、干部的号召力和回应力。一个地方上到乡里班子成员下到村组干部，都是经济建设主战场上的中坚力量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旗帜和榜样，干部的问题不解决好，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因此，培养和造就一支纪律严明、素质过硬、作风扎实、人民群众和上级党组织信得过的干部队伍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必须以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为重点，在培养新时期的群众观方面狠下功夫。
如何对待民众问题，是我国历代治国治政思想的中心内容和根本问题。因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只有“以民为力”才能实现一个地方的安定团结和兴旺发达。否则，“民众为水，官吏为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正如谭嗣同所说的那样：“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也不能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日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日共举之，则因先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清末的王韬也深刻指出：“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这充分说明，是群众选择我们，而不是我们选择群众，民心的向背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兴亡。一个地方的干部要想把这个地方治理好发展好，得到群众的拥护，就要把富民、利民放到首位，使百姓真正富裕起来。因为《官（管）子》说过：“治政之；必先富民。民富则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效之如父母。”这就是“治政之要，富民利民”的；渚（哲）理。我们现在强调“群众观念”，并不是片面的凡事都站在群众的立场观点上，凡事都去一味地迎合他们的口味，而是要求大家在实际工作和现实生活中正确地对待群众，科学地引导群众，经常地教育群众，无私地帮助群众，通过坚持同群众打成一片，做到“我在群众当中，群众在我心中”，努力使我们的决策和部署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使我们的工作措施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次日，王丹青让党政办公室把这篇文章印发给了全体班子成员和机关党政干部。在春节过后的全乡第一个村级以上干部大会之后，施家桥子上下掀起了“群众在我心中，我在群众当中”的访贫问苦，访贤问计，排忧解难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