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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二月，从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北国，李牧来到了东岛大学外文系报到。东大俄语教学的师资力量、教学质量和水平，老师说，在国内俄语学界还是数得着的，口碑很好。
1972年，当时，正值中苏交恶，两国关系处于困难的时期，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同学们分别来自陆海空各基层部队，而且，大部分学员都曾经受到过正规的初、高中教育，都是共产党员。
1970年高校逐步恢复教学秩序后，大部分学校的学制为3年。时任东岛大学校长的是一位国内知名的教育学家，对该校1972年培养的这一届学生他提出了，要增加半年学习时间作为补课期的要求，因此，李牧他们的大学学习生活时间为三年半，比其它学校多了一个学期。
入学后，李牧的第一封信写给了他的舅舅。他和他的舅舅，亲情交融，李牧儿时陪伴了他的舅舅，他的舅舅也把他的爱给了李牧。
李牧的舅舅原来是一个国家干部，因为棉花收购问题，在1957年反右政治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直在农村接受改造。接到外甥的信，他看后流下了眼泪，高兴的泪水。他立马去到城里，花了120元给李牧买了一只上海牌手表，他说，读书需要有时间观念，还有一个南京产的红灯牌收音机，他说，学外语需要听力训练，多听听收音机。要知道，那是1972年初，国内物资极度匮乏，生活困难，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十几元。几百元钱对于一个在农村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肯定是倾其所有。随着两件珍品给李牧寄到学校的还有一封信。信中，几行工工整整的字显得格外凝重，舅舅嘱咐李牧：“好好读书，不要掺和是非，外语也是一门学问......。” 李牧理解舅舅的心意，一句话，读书，做学问不要去做官。这是他的人生教训。
解放后最初的几年间，人民当家作主，国内万象更新，但国家的整个经济状况仍然是处于一穷二白，生产方式落后，人们的温饱问题都急待解决。
在农村，人们穿的衣服，盖的被子都还是用手工制作的土布缝制而成，绝大多数人买不起城里的机织布料来制作衣服，只能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土法儿自织自染。每年，自家的田地里，家家户户都要首先种足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和要上缴的公粮，这是必须要考虑的，然后才是种一些棉花，而棉花收获后，也必须首先要完成国家缴公棉的收购任务。吃饭穿衣，是农民终年忙活的主要目标。那些年，没有化肥，也不讲究农作技术，生产力还处于农耕时代的自然状态，种田只能是靠天吃饭，收成好的年份，农民日子就会好过一些。每年棉花成熟的时候，棉花收获以后，农民们首先要上缴完公家摊派的份额，然后，各家各户的女人们，不分昼夜，把棉花纺成线，再用土织布机织成白布，织布机不是家家都有，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村子也许只有那么两三套织布机，邻里们就互相帮衬着，你家织完，她家织，因此，常常很晚的夜里，也能听到乡村里哐当哐当的织布声。手工精巧的人家织出的土布看上去会好一些，这主要是取决于棉线纺织的粗细和均匀度，一般人家都顾不了那么多，人们的首要目的是生存，御寒遮丑就行。那时候，乡下的人们，目不识丁的比比皆是，识文断字者极其稀少，不懂也没有能力去采用化学染布的方法，大城市里卖的机织染布农村人无缘穿用。人们穿的衣服颜色，冬天基本上都是黑灰色，夏天，汗衫都是清一色的土布白。棉线织成布以后，要想改变布的颜色，农妇们也有自己的诀窍，她们需要把织好的白布放进泥塘里，用重物压着，埋进泥塘沉积的泥土里，靠黑色泥土里的微生物给白色的织物染色，几天后，拿出来再洗干净，晒干，颜色也就成了黑灰色，有时也会稍带一点儿泛蓝的灰色。有头脑的婆娘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会巧妙地染出蓝灰色带些白色斑点图案的布料。这种染布的方法也很健康，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损害，而且，也不会很容易褪色，除了泥塘染布之外，其它颜色，比如，红色、蓝色、黄色等，那就比较需要有些技巧，需要到山里去采摘一些野果之类的东西，才能染出不同颜色的棉线，然后，就可以织出彩色的布料，但这只是极少数人家享用的东西。绝大多数人家有了泥塘染出的布以后，家里的婆娘就根据自己有了多少尺寸的土布，再盘算着自己家里的人，谁最需要给缝制一件新衣服。农村里，缝衣服没有缝纫机，更没有时髦的衣服款式设计师，都是自家的婆娘凭着自己的感觉，裤子剪出两条腿，一个裤腰，两片布一缝合，就是一件裤子。人们的穿着还顾不上去考虑可体合身与美观。裤子脏了，洗洗放在南瓜叶子上面晾晒，活像一个打开的大号圆规。无论男女，都是大裤裆，叠着的裤腰。那个年代，衣服穿的都是补丁摞补丁，棉花对农民来说，很金贵。
一个六口之家，两三代人，通常也只有两床用土布缝制的被子，床上没有褥子，家里的老人带着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或者孙子盖一床被，父母和年幼的儿女挤在一床被下。缝制一条被子，里里外外，全部需要的都是棉花。除了填饱肚子吃的五谷杂粮，棉花是农民生存生活最为重要的物资之一。
那时候，农家的床铺一般是铺着秫秸或者草垫，上面再铺一层秫秸皮编制的席子，有条件的人家会铺一个用竹子或者芦苇编制的席子，光滑细腻一些。人们睡觉休息就只有这个条件，除了一床被子，床上再没有其它可以享用到的物品。
三九严寒天，农家的屋子简陋透风，没有取暖防寒的条件。那时候，窗户上没有玻璃，也没有塑料布，只能用草栅子挂在窗户上挡风，讲究一些的人家会用一些废纸把窗户缝糊上，纸被吹破了，随着风吹，发出哗啦啦的声音，有时，破碎的窗户纸，被寒风紧一阵儿，慢一阵儿地吹着，像吹哨子一样，漆黑的夜晚，高一声，低一声，让人心生恐惧感。
屋檐下的冰挂有几尺长，夜里，冻得人们睡不着觉，小娃娃被父母紧紧地抱在怀里，用身子裹着。这时候，深更半夜，冻的实在不行了，家里的老人只能拿来一些喂牲口的麦秸或者树叶，在屋子的中央，点上火，满屋的烟气，用以驱赶一下寒气。因此，民间流传着一句诙谐的话，叫作“烟暖房，屁暖床。” 由于棉被太薄，太冷，就连被窝里放个屁的热气也舍不得散去，顾不上它是好是坏。棉花，还是棉花，它对农民来说极为宝贵。
那个年代，由于贫穷，我国人均寿命很短。按照建国后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青年男女结婚的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岁结婚。但在农村，有的人家的孩子，长到十七八岁，就结婚成了父母，活到四五十岁，就是老年人，不到六十几岁大都离去。刚解放那几年，这还是一个普遍的事实。
为了改善民生，必须发展经济，然而，任何经济的发展，都会伴随着与之相关联的磕磕绊绊。1957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政治运动，初衷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改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生态。可惜的是，从整风开始，到反右斗争，最后演变成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严重地打击了一大批真诚的党内同志、人民的公仆。从一个人的角度讲，有的人被葬送了一生的前程。
李牧的舅舅，叫李浩轩。解放前，李家还算是个富户人家，到了浩轩父亲的时候，由于他吸大烟成性，吸败了家业，无奈，浩轩的母亲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家境富足的娘家，娘家人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浩轩又是李家唯一的男孩儿，自然也少不了给他读书的机会。
由于浩轩识文断字，有文化，思想进步，因此，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入了党，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一名国家干部，三十几岁，年纪轻轻就担任了一个乡镇的主要领导，县委委员。
年轻的李浩轩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国家干部，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他欢欣鼓舞，既是参与者更是践行者，满腔热情，工作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第一线。在他的观念里，党的干部，为人民服务，解决民众的疾苦就是本分。他工作在基层，生活在群众中，十分清楚民众的生活境遇，更愿人民政权日益强大。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他毫无保留地直言上级，没有私心。
1957年夏天，一年一度的全县棉花收缴工作会议在县里召开。协商各乡镇当年的棉花收缴任务指标。根据自己所在乡镇的情况以及他所掌握的民间疾苦困难，李浩轩在会上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希望能给农民多留一些棉花，减轻一些农民的生活压力。提了这么一个中肯、善良而又体贴民情的建议。会上，会议主持人也非常认同人民群众遇到的实际困难。
这次会议之后不久，一场反右斗争的政治风暴刮来，烈度如疾风骤雨，广度是党内人人揭发。这样的政治运动，免不了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不分是非，不讲实事求是的政治斗争，造成了党内理论和实践的混乱。浩轩的建议也被人上纲上线，说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言论，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角，攻击了人民政权。因此，年末，李牧的舅舅李浩轩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行政职务，取消了国家干部待遇，打回农村，成了人民政权的专政对象，定性为“右派分子。”
一个勤奋工作，真诚报国于民的年轻干部，转眼间变成了国家的专政对象、右派分子，满腔的热忱换取的是一个天大的政治灾难和打击，李浩轩百思不得其解。新中国的诞生，人民政权的成立不就是为了解救亿万劳苦大众不再受苦受难，过上日益好转的生活吗？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人民政权，自己的建议，何罪之有？
如果说，这只是一场政治灾难，那么，等待李浩轩的灾难还远不止于此。
浩轩一家三代人，母亲年迈，妻子是镇上一所小学的教师，一个五岁大的女儿，还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儿子。
家里的房子，三间土坯房，东边一间是浩轩母亲和孙女儿一起居住，西间是浩轩夫妻俩和刚出生不久儿子的卧室，中间一间房，是一家人做饭吃饭的地方。那个时候，村子里的房子，除了解放前富裕人家留下的砖瓦房子外，大都是土坯墙，麦秸泥巴铺设的屋顶，屋内房间的分割都是用秫秸秆糊上泥巴做的隔断。
一个政治身份标签为右派分子的人，回到家里后没多久，一家人都被一种昏暗的政治气氛所笼罩，个个心灰意冷。一天早上，浩轩一家人吃过早饭，妻子带着女儿去了学校，老母亲去收拾院子，浩轩头昏脑胀，木呆呆地坐着，这时，村上来人叫他去田里干活，他跟着来人出去了。屋里只剩下了熟睡的儿子。
一阵风突然吹来，吹开了家门。瞬间，炉灶里的灶灰被吹了出来，燃着了屋里的秫秸隔断，火势瞬间燃着了屋里的一切。发现时，浩轩的母亲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火灾活活烧死了浩轩襁褓中的儿子，烧光了屋里仅有的一点儿衣服和被子。天灾人祸无情地接踵而来……。
浩轩的妻子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右派分子的家属是不适合继续做教师工作的，她也很难再保住自己的教师职位，加上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已经不在人世，心烦意乱的她，为了自己，也为了自己五岁的女儿将来不再受到政治上的牵连，不得已，她提出了与丈夫离婚，后来，她带着女儿改嫁去了北京。
一场人祸，政治灾难，引发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家里只剩下一个右派分子和一个年迈的老母亲。遇到这种情况，再坚强的汉子也难以承受这家破人亡的打击。当时，李牧的舅舅悲愤欲绝，政治上何罪之有？他想到过一死了之，灾难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受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他又必须承受下来，他不能抛下孤苦伶仃的老母亲，他是个男人，他的责任让他必须在痛苦的折磨中煎熬、度日。就这样，政治无情地改变了他的命运，撕碎了一个年轻人阳光向上的梦想。他的家里，他的生活，几乎没有了人间烟火气。
李牧的母亲看到弟弟的遭遇，心也碎了，她想给弟弟和母亲带去一些温暖和支持，重建家里生的气息和希望，于是，一有时间，她就把自己的孩子李牧送到娘家，以安抚弟弟破碎的心，分散、减轻他们的悲伤。就这样，不懂事的李牧，一个娃娃的到来，姥姥疼着，舅舅爱着。外甥儿成了舅舅活下去的希望，操劳之中劳累冲淡了一家人心中的苦难与悲伤。
十几年以后，浩轩慢慢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村上的人也都并不认为他有什么问题。离他家几十公里远有一个大型牛羊牲畜交易市场，由于他识文断字，一旦开市，人家便会请他去做簿记账目。后来，他又成了家，有了孩子。
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对浩轩的伤害是终生的，政治打垮了他，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惧怕政治，其对政治的忐忑、躲避伴随了他的一生。正因为他对政治的惧怕，甚至是恐惧，他也格外地关注和思考政治，他对政治的敏感性有增无减，在他的灵魂中，那是刻骨铭心的教训。他从不愿谈论政治，躲避着，也不希望自己的后人涉政从政。外甥李牧上大学的来信让他高兴的同时，他也惧怕自己的外甥重走自己的老路，于是，就给李牧写了一封长信，希望，甚至是要求孩子只读书，不缠事儿，他说的缠事儿指的就是与政治相关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落实了有关纠正政治历史问题的政策，李牧舅舅政治身份的标签“右派分子”的帽子被摘掉了，平了反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国家干部待遇，可毕竟他已经年近六十，人老了。
李牧有了收入后，年年都会给舅舅寄些钱，那不是钱，那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外甥对舅舅亲情的牵挂。
舅舅的那封信，对李牧来说，是他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读书后的第一课。舅舅的人生经历，对他内心深处年幼时已经初步垒砌的那道围墙起了加固的作用，这道墙，在李牧以后的人生路上，对他前行方向的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入校报到后，李牧也把进东岛大学读书的喜讯写信告诉了父母。在那个年代能入大学读书是件人人都羡慕的事情，当然也是李牧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他的爷爷，父母和亲属都为他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而感到高兴，毕竟这是李家几代人中又出现了一个读书人。
东岛大学是我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有着上百年的建校历史，校园内建筑古朴，中西合璧，每一座学楼的建筑风格都在展示着精美的建筑艺术，精雕细刻，透着古老而又浓厚的文化印记，赋予了校园独特的人文气息。
学楼旁，参天大树，繁花异草。校园里不远处就会有一片幽静碧绿的小树林。清晨，雪松树低垂的枝条上、花草丛中、树叶上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园子里飘着沁人的清香，鸟儿叽叽喳喳，学子们声声的晨读。一条条的道路，有的笔直而又宽阔，有的弯曲有致，还有大片的草坪、树木。校园，也是一座天然的植物园，这里清丽、古朴，别具风雅。
到了学校，李牧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回想起来，学习外语轻松的关键之一就是晨读，而不是像和尚念经那样的死记硬背。晨读的效率在于练习记忆的能力，也就是能否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把眼睛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有机地写入记忆。这方面，李牧得益于做报务员时的训练和实践所练就的记忆功能。在杂乱的无线电噪声讯号中，一个有经验的报务员能排除干扰，专注于自己的目标讯号，这是一种技能。读书也是一样。一个晨读，20～30分钟，李牧可以熟记30～40个外语单词。看一眼单词，闭上眼，单词的字母组合、顺序、字符的颜色就会出现在脑海里，这些元素就会浮现在眼前。口读耳听，几秒时间，用小树枝在地上再写上一遍，一个记忆就写入了。
俄语的学习轻松愉快，二年级时，业余时间，他对苏联的地理、历史及其他方面的相关知识也开始了有意识的阅读，因为，任何一种语言，无论是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还是日后语言的工作运用，都需要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一份资料，写的是我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从对杰出外交官王炳南的崇敬开始，李牧又对有着悠久历史的波兰语产生了兴趣。他知道，学习俄语，单一一种语言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波兰语和俄语同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虽然分属不同的语支，但波兰语和俄语有着很深的渊源，语言结构等有很多相似之处，有了俄语基础，再学习波兰语就会比较容易，因此，李牧便把自己的第二外语锁定为波兰语，当时他的选择一是兴趣，二是易学，其次是知识。
东大外文系没有波兰语专业，但他知道，学校图书馆有一位老师精通波兰语，而且，曾经是华沙大学毕业，又在波兰工作过多年。于是，李牧便拜师学艺。在老师的指导下，业余时间他开始了第二外语的学习。
李牧的学习兴趣，不仅仅局限于外语，汉语语言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他也都很感兴趣，在知识的海洋里，他很享受，孜孜不倦，甚至有些苦自己。他的学习时间安排每天都有自己的计划，有时他也会感叹，别人花钱买的是快乐，而自己买回来的是书和吃苦。几年的学习生活，他最珍惜的是时间，最大的享受就是什么时候能好好地睡上一觉，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他离开学校。
汉语课，无论是写作还是语言知识和技巧，李牧都是老师眼中的优等生。有一次，他和英语专业一位女生写的文章，汉语课老师在同年级英、日、俄、西四个专业的大课堂上把两篇文章作为范文进行讲析。
英语专业的这位女生和李牧也常常会一起讨论一些诗文和写作技巧；探讨他们共同感兴趣，某一部名著蕴含的深意和主题思想，以及作者笔下人物关系的艺术特征；也会一起去请教老师。年轻的学子们风华正茂，他们徜徉在学园里，追求着文化知识、陶冶着自己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
李牧渴望知识，他也清楚地知道，他们这一代人，因为“文化大革命”，所受到的文化教育欠缺很多，譬如，古代汉语知识，李牧在这方面基本上是空白。这对他日后成长道路的选择都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所以，他不敢去浪费时间。
教他们汉语的教授周老师，对李牧多有希望，鼓励他多读书，多读中外名著。当时，学校图书馆的图书资源有限，每个学生凭借书证还一借一，有时，还借不到你想要读的书籍。周老师给李牧列出了一个长长的读书清单，并亲自去图书馆，分阶段地一一给他借出那些珍藏的书目。大量的中外名著他按照老师的书单读完了，老师还送给他了一些亲手抄写的至理名言卡片，譬如，“石上坐三年，冷石也会暖”等等。老师的用心不仅仅是教给学生知识，也十分注重于培养学生静心修学的习惯，做学问，需要潜心而又踏实。这个学习过程，写入了李牧的内心，帮助他完成了一个农村孩子性格和品行的蜕变，文化修养的升华，以及道德情操的养成。
那年夏天，暑假，李牧回到了家乡。
他首先去到了父亲工作的那所高中。几年不见，父亲的额头又增添了一些皱纹，人也显得有些不再是那么挺拔，李牧的心里第一次有了对父亲的牵挂。
李牧是一名年轻的军人，共产党员，又上了大学，一个年轻人拥有了这些光环，在当时是非常令人羡慕和骄傲的。父亲见到儿子，脸上露出了满心的欢喜，眼里透着亮光，学校的老师和父亲的同事见到李牧，也都夸他。儿子回到身边，父亲没有过多的言语，他内心的喜悦，李牧感觉得到。“爱子心无尽，归家喜乃辰，” 父亲心里高兴、喜悦，当然也有骄傲，他的孩子长大了，看到儿子的成长，正直善良的父亲心里收获了满足，他的孩子给了他所期待的希望。也许，这是李牧人生中对父亲的第一个孝敬。
父亲下班后，天已经不早了，李牧和父亲一起回乡下的家里。记得那是一个清凉、月光明媚的徬晚，月儿已经高高地挂在了天空，银光洒满了大地。乡下的路弯弯曲曲，时而穿过小河，时而沿着河边走，路上没有行人，父子俩心情愉快轻松，边走边说着话，不时，李牧还调皮地把路边的小石子踢得很远很远。
清凉的夜晚，月光下可以看得很远，父子俩一起，父亲为儿子感到满足和骄傲，儿子享受着父亲的厚爱和温暖。
从一上路，李牧的书包，父亲就一直背在自己的肩上，儿子几次要求自己来背，可父亲却总是不让……。
三年半的大学学习期间，同学中，有的已经找好了自己的人生伴侣。毕业前两三个月，有的同学也开始专注于这方面的交往。也有女生向李牧抛出了爱情的橄榄枝。在那个年代，爱情只是藏在一个人的内心里，即便是表达也会是非常的含蓄，诗情画意，鸿雁传书。一对男女青年，走在大街上，要是谁敢手牵着手，那一定是非常地前卫，周围人的目光一定会聚焦到他们身上。爱情对李牧来说，有些朦胧和羞涩，他显得木呆迟钝，还不成熟。人体生理知识在他的脑子里基本上还是个空白。爱情，只是他心中一个美好的向往，一个纯洁的梦。他的思想有些传统和陈旧。这与他儿时的家庭教育有关，父亲的正直本分，母亲的规矩传统，而且观念还有些封建。几年的大学生活，李牧在恋爱方面基本没有花费过什么心思，他把时间几乎全部用到了读书学习上，享受着校园里的学习氛围和时光。
大学毕业前夕，很快就要离校了，李牧收到了他舅舅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个姑娘的照片。山野间，雪茫茫，一片恰似北国风光，山坡上，一棵青松，枝头上挂着一缕缕的白雪。树下站着一位姑娘，穿着一身合体的棉装，体态灵秀，端庄大方，目光凝视着远方，俊俏的脸蛋，微微含笑，纯洁又似甜蜜。山影、白雪、青松映衬之下，姑娘显得楚楚动人，很难不让人憧憬婚姻的纯洁与美好。李牧看到这张照片，他心中有的只是一个男孩子对爱情有些朦胧的向往，但是，他没有读懂舅舅寄来的这位姑娘的照片。
来信说，照片上的姑娘，姓陈名冬梅，和李牧是同年生人，小学文化，工人，姑娘和她的父亲都在一家大型国企上班，她父亲是工厂一个什么处的职员，分管招工事项。舅舅的一个远房弟弟也在这家企业上班，是机械厂的车工，中间介绍人就是这位远房舅舅，而且，介绍人还亲眼见过这位姑娘，传话说，人长得很漂亮。
舅舅在信里还专门提到，听说：“这姑娘的父亲是工厂里的造反派，造反派让处长靠边站了，她父亲虽然不是处长，造反派却让他做了代理处长。” 婚姻大事，舅舅让李牧自己斟酌，尤其是对于造反派，凡是涉及政治的人和事儿，舅舅都有着他自己特有的敏感，他想提醒一下。但当时，舅舅的提醒并未让涉世不深的李牧引起足够的注意，他忽略了舅舅的关注点，满脑子都是那棵青松，纯净的雪景和那位亭亭玉立的姑娘。
李牧读了舅舅的信，看看身边，即将离校的同学们，树林里读书的人少了，成双结对儿的人多了，花园里、林荫道旁，心生欢喜的人多了。李牧也有心仪的姑娘，那位英语专业的女生，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都喜爱文学，而且，她学业优秀。可李牧又生怕追求被拒，没有勇气走出自己，只剩下了逐渐远去的身影。也有没有谈恋爱的姑娘，毕业前夕，含蓄的表达，他又没有感觉。在李牧的心里，他也许是由于年幼时父母亲情的溺爱，他永远是想离父母近一些，于是，他给舅舅写了回信，表示愿意与冬梅姑娘交往。
做事执着，为人真诚的李牧，迈出了他人生中婚姻选择的第一步，以他的个性，这一步，是火是坑，他都会执着地走下去，朝三暮四不是他的性格，他也没有那么机灵。
一天傍晚，一位和他比较要好的同学，姓赵，告诉李牧说，他准备和他们年级的一位张姓女生定下恋爱关系。李牧听后，因为是好朋友，就直率地说出了他真实的看法，表示那个女生不可取，理由是她的学习成绩太差，每次考试及格线都达不到，但是，毕业前夕，他的那位赵姓朋友迅速地与那位女生确立了恋爱关系，毕业后不久又结为了夫妻。李牧怎么也不会意识到，他的真诚和直言为他日后的政治挫折已经埋下了隐患。
1975年夏天，离校前，李牧的同学中，地方来的学员基本上都知道了自己毕业后的去向。“文化大革命”前，学生的毕业分配有着学校等级之分，按照惯例，李牧他们这一届学生中的地方学员也基本上是按照所读学校的等级安排了工作。大学称谓学校的毕业生可以分配到各个学院去任教，但学院毕业的学生就不能到大学去工作。那时候，国内称之为大学的学校没有多少所，大部分都是学院，东大又是国内知名的学府，加上近十年间，由于全国大专院校停止招生，出现了人才需求的断层，所以，李牧的同学中，地方来的同学大都分配到了他们理想的工作，有的分配到了外事部门，有的留校，有的分配到其它的学院工作。
部队来的学员收到的通知是暂时各回各自原来的部队，等待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