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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庄是冬梅爸的老家，距离月川向北三十几公里远，一个偏僻的农村。冬梅的父亲弟兄两个，穷苦人家的孩子。老大为人憨厚老实，但身体残废，是个瘸子，行动不是很方便，老大媳妇话也不多，属于那种生活能够自理，但智商有些欠缺的人。老大夫妇膝下有三个孩子，一男二女，大女儿燕子1946年生人。陈家兄弟俩的父亲早年因病去世，剩下个年迈多病的老母亲。解放前，一家人的日子饥一顿饱一顿，靠打长工给富户人家种地为生。他们的父亲在世时，因为家里很穷，加上老二尚未成家，也就没有给他们弟兄俩分家，各立门户。家里日子虽然苦些，但也算是平平安安。
解放后，土改时陈家兄弟一家人分到了几亩田地，生活也开始稳定好转。几年后，老二也娶上了媳妇，但是，老二不甘心一辈子窝在农村种地为生，加上自己多少也认识几个字，于是就一个人去了一个地质勘探队做临时工，后来又转为了正式工，1952年，从常年野外工作的勘探队又进了省城武州，在省煤炭地质局下属的一个地质队机关做化验员工作。
冬梅的母亲，也是穷人家的孩子。人长得白白净净，一双大眼睛，看人时，总是习惯直勾勾地盯着别人，有时候，脖子会随着眼神儿，一抻一抻的，好像是自己的眼力不够，借力非要把什么事情看透、看个明白不可。
嫁到陈家以后，尤其是自从丈夫进了省城，有了稳定的薪金收入，她就不想再和大伯子一家人一个屋檐下生火吃饭，想分家自己单独过。那时候，她的大孩子冬梅刚满一岁多。她盘算过，丈夫有工资，娘俩就算是不干农活，生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心里有了想法，她就时不时地找机会故意和婆婆拌几句嘴，要么，就是找茬儿侄子侄女。想分家可她又不想把话说明白，生怕自己落人话把儿，于是，就想逼着大伯子一家把分家的话说出来。有时候，燕子稍有口重，她就会坐在院子里，双手拍着自己的小腿处大声地哭嚎：“娘啊，我怎么活呀？他个死精的，跑出去也不管我，叫他们欺负我呀！” 而且，哭起来还没完没了，村子里四邻五舍一听到陈家有哭声，也都会出来围观，说三道四。时间久了，老大也觉着不是个事儿，弟媳什么事儿一不如意，就又哭又闹，撒泼不说，让村里人笑话。婆婆心里也明镜似的，她知道，儿媳是要想分开过，清楚这个儿媳的心思，既然这样，老太太就和儿子商量，想让老大托人捎话，让老二儿子回来，把家分了算了。
分家时，老大也很心疼自己的弟弟，想尽量自己多分担一些责任，说：“咱娘老了，需要照顾，我在家，让咱娘跟我过，你在外边工作，不方便。” 老大的宽容实际上一半儿是出自内心，一半儿是考虑到母亲的感受。老二虽然经济上有固定的收入，条件好一些，但老大明白，说破天老二媳妇也不会愿意赡养自己的婆婆。在老二回来之前，老大已经和母亲商量过，征求过母亲的意见。老人同样也是坚决不愿意跟老二一家人一起过日子，她清楚自己享不了老二媳妇的福。
分家也很简单，除了人头田地，其它也没啥可分的，住的屋子还是原样，谁住的就归谁。弟弟自然是同意哥哥的安排，答应每个月给母亲一块多钱作为赡养费，而且，当着哥哥的面从衣服兜里找出了一块钱交给了母亲。就这样，陈家弟兄俩分家了。
分了家，冬梅的母亲如愿以偿，随了自己的心意，暂时消停了一些时日。可她不久又有了新的念想，家都分了，她就不想再给她的婆婆那一块多钱的赡养费，一想起这件事儿，她就觉着别扭。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一块钱的确可以买到很多东西。自己丈夫挣的钱，她不想让别人去享用。什么孝道尊老，在她的意识里，压根儿就没这回事儿。一门心思钻进了钱眼里，不能自拔，一见到婆婆，她就会想起那一块钱的事儿，也就觉着气儿不顺，心里不舒服、别扭。
20世纪50年代初期，农村的生活很穷。一家人的油、盐、酱、醋，都只能靠家家户户自己养的鸡子下几个鸡蛋拿去换来家用。养一只下蛋的老母鸡也并不容易。一天，冬梅妈没有关好自己的屋门就出去了，婆婆养的鸡跑到了她的屋里，又吃又拉。冬梅妈回家见到这种情况，顿时火冒三丈，拿起一块石头，朝鸡子砸了过去，又随手抄起一根棍子，追着鸡子不放，满院子喊打，不把鸡子打死，不解她的心头之恨，打的是鸡子，恨的是婆婆，看见鸡子，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婆婆，满脑子想到的是那一块钱。鸡子、婆婆、一块钱，几幅主题画面在她脑的子里迅速地交替闪现，很难让她冷静下来。年幼的冬梅也有样学样，跟在母亲的屁股后，帮着母亲，手拿一根小树枝，满地追打，口中还还不停地吆喝着。老母鸡惊恐万状，拼命地躲闪，扑棱着翅膀，呱呱地叫着，又飞又跳。婆婆见状，生怕儿媳把鸡子打死，于是就上前劝说儿媳：“老二家，别打了，鸡子又不是人。” 冬梅妈的火气瞬间又撒到了婆婆的身上。
“鸡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你养的鸡跑到我的屋里拉屎，你也不管管？” 冬梅妈和婆婆吵了起来。婆婆感到，你这儿媳妇也太没有礼教了，你自己没关好门，还怪别人？婆婆对这个儿媳也早都憋了一肚子的气，也不想再忍让。两个人高一声，低一声，吵得脸红脖子粗，冬梅妈一怒之下，抓起一个扫把，掉过头儿来，抬手打了下去，把婆婆的胳膊打断了。
婆婆坐在地上地哭了起来，冬梅妈这才不再吵闹，躲进了自己的屋里。冬梅看到奶奶痛苦的模样，也心疼地跑过去想把奶奶拉起来，拉又拉不动，就站在奶奶身边不肯离去，护着受伤的奶奶。冬梅的堂姐燕子站在婶婶的门外，边哭边和婶婶讲着小孩子的道理。冬梅妈见状，又把气撒到了尚不懂事儿的冬梅身上，一把把自己的女儿拽了过去，回了自己的屋里，哐当一声关上了屋门。
陈家老大闻讯赶回家里，见状，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俗话说，男不跟女斗，何况大伯子哪有和自己的弟媳打架的？老大只好强压怒火，先领着母亲去找郎中给老人治伤，同时又火呲呲地托人捎话到省城，让自己的弟弟赶快回来，说个明白，管一管他这个伦理不分的婆娘。
冬梅的母亲知道自己做的有些过分，把事情闹大了。婆婆胳膊被打断的事儿村里人也都知道了，在陈家庄，还没有谁家的媳妇和公婆打架的先例，而且，她又怕自己的丈夫回来后怪罪自己，那样的话，自己就会落个里外不是人的下场，于是，趁丈夫还没有回来，就先主动向大伯子道了个歉，承认自己是一时的糊涂，做了不该做的事儿。又怕婆婆不依，得不到原谅，便给婆婆放下了一元钱，表示悔意。而实际上，冬梅妈心里一百个不愿意。自从和哥嫂分家后，半年多了，除了分家时给老人的那一块钱，老二夫妇就再也从未给过老人一分钱，尽管分家时老二答应过，每个月给母亲一块多钱作为赡养费，但也只是说说而已。老大也不好为这一块多钱出面和弟媳唠叨，只是心里想，等有机会了和弟弟说说，毕竟母亲年龄也大了，自己行动不便，屋内没有干活的能力，一家人又没有个什么收入，一个月给母亲一块钱也是弟弟应该做的事儿，可不成想，赡养费的事儿还没有着落，母亲的胳膊又被弟媳打断了。
老二从省城回来前，冬梅妈已经做足了功课，想好了对策。老二听说家里出了事儿，一到家，冬梅妈自然是恶人先告状。听了枕边风，哥哥的话老二自然也就听不进去。对自己母亲的伤痛不但漠视，反而抱怨哥哥说：“一只巴掌拍不响。” 责怪母亲也有过错。一听这话，老大多年的怨气，想忍又难以按捺，弟兄俩吵了起来，两个男人，各有各的理儿，谁都觉着自己满肚子的道理，尤其是冬梅爸，更是财大气粗，首先说出了无情无义的话：“我没你这么个哥哥。”要绝了兄弟情份。
老大为人虽然老实，但也不是没有脾气，长期忍辱负重，伺候母亲，对弟媳忍气吞声，换来的却是如此薄情。一气之下，弟兄俩，面对面，发誓断绝关系，自此，余生彼此不相往来。从那以后，亲兄弟俩成了陌路人，母亲成了老大的母亲，老二对自己的母亲也发誓生不再养、死不葬，那一块钱赡养费的事儿也就到此为止。
一场丑陋的闹剧，如了冬梅妈的意，她的算计，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用再去纠结那一块多钱赡养费的事儿了。她又打了一个胜仗，心里很是满意，时不时会听到她不着调儿地哼唱着小曲儿，冬梅妈得意洋洋。
人生，看似朴素浅显的道理，但鬼迷心窍，哪里还有什么道理、天理良心和父母的养育之恩，有的只剩下了自己。
1959年，冬梅八岁那年，她的父母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兄弟姊妹一共四个。一男三女，冬梅的大妹妹1953年生人，排行老三的是个男孩，1954年生人。
自从丈夫进了省城，由于几个孩子都还小，冬梅的母亲一直也没有离开过乡下的老家到省城去走走看看。后来孩子们慢慢都大了一些，她就想着去省城看看自己的丈夫，同时，她也觉得，那是很有脸面和值得炫耀的事儿，村子里你们有谁去过城市，更不要说省城！
1964年的10月，冬梅在家带着两个妹妹，母亲带着十岁大的儿子去了省城，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因此，带着大儿子也好给自己壮个胆儿。那时候，出个远门很难，从家乡到省城辗转要走一天才能到，还得起个大早。
地质队的单身职工宿舍就在省城一个叫洲头的地方，是一个临街的筒子楼，冬梅的父亲住在二楼，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房间不大，卫生间在楼道里是公用的，也没有做饭的地儿，屋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仅此而已。要是家里人来了，就只能打地铺。
那天，是个星期天，冬梅妈起了个大早，到达省城时，天已经黑了，按照地质队门口把门老头儿的指点，她们娘俩找到了冬梅爸的宿舍，冬梅妈敲了敲丈夫的宿舍门，门上并没有挂锁，却没有人回应。过了一会儿，她就又敲，喊了两声。隔壁儿邻居，一个中年妇女，伸出头来，搭了一句茬儿：“在屋里呢！” 说完，头就又马上缩了回去。冬梅妈见敲门没人答应，又进不了屋子，心想，既然你在屋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在屋里干嘛，于是，就干脆堵在门口等着。邻居的那句话，又让她的脖子不由自主地一抻一抻的扭动着，她要弄个明白：“我倒要看看你在屋里给我惹什么祸儿。”
天越来越黑，过了一阵子，宿舍门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床上坐着，丈夫面带苦涩。冬梅妈母子俩进了屋，心里一下子一切都明白了，瞬间她野性大发，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力气，上去就和那个女人厮打起来，一只手拽着那个女人的头发，一只手又捶又挠，恨不得嘴巴也用上去，咬那个女人的什么地方，吼叫着、骂着活像一只愤怒的母老虎。丈夫见状恐慌不安，也顾不得什么羞涩，赶忙上前拦着，那个女人趁机脱身跑了出去。筒子楼里的邻居，有的也过来看了看是什么动静，然后扭头又各自回了各自的屋里。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男女作风放荡是最丢人的事儿，一旦谁出了这样的丑事儿，那你这辈子永远也别想再抬起头来，茶余饭后，人们的吐沫星子都会把你给淹死。
当时，十岁的儿子就站在一旁，不知道，他所见到的一幕给他的心灵里写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一个狭小的房间，一家三口，夫妻之间抓了个不忠的现行，接下来自然是一场少不了的清算和博弈，他们夫妻俩也顾不上孩子的存在与否，粗俗和愚昧中，自然也各自都有自己的盘算。
丈夫被堵了个现行，实事无法争辩，有把柄在别人手里自己也只能认怂，况且，自己也只是想图个一时的快活，家里孩子老婆一大堆，谁也不会真心要他，一个泥腿子在城里没有什么优势，找他的女人图的是他手里的那几毛钱，而他自己沾花惹草而已。另外，他心里也十分清楚，老婆这么一闹，省城他是待不下去了，所以，妻子愿打愿骂，都只能忍着，栽了，认了。
冬梅妈冷静一些后，也不再那么蛮横地撒泼和咄咄逼人，不过脖子仍然是在一抻一抻不停地扭动着，心脑在高速运转、盘算着。自己没有工作，农活儿又不想去干，他和别人偷情，偷就偷去吧，也没损失几两肉，这么多年，估计他也不会是第一次了，家里娘儿几个的生活也都还是要靠他供着，同时又想，不原谅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的果子吃，原谅他，也行，但是，以后什么事儿他都必须听我的，这次一定要拿住他，拿不住他，以后自己在家里说话做事就不会灵便，没准儿他还会有下一次，如果他不听，不管不顾，那就使出自己最后的一招儿，假装跳楼自杀，逼他就范，况且，楼也不算高两层而已。决心已下，主意已定，绝不能轻易地放过他，接下来要做的，自然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想到这里，她也顾不上自己儿子的存在，一句“妈那个B” 开始，把丈夫的丑行剥了个精光，什么狗男狗女，什么难听的脏话，从自己的公婆到死去的婆家祖上，认识的不认识的一个不留，都扒了出来，挨个儿骂了个遍，谁叫他们有这么一个流氓子孙呢。一顿臭骂，劈头盖脸，一个是无言以对只能忍着；一个是不把他羞辱趴下决不算完；年幼的儿子一声不吭，瞪着眼睛不无疑惑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也许，他们儿子的灵魂里，就此已经开始糊里糊涂地感染了无药可治的道德病毒，原来父亲可以在外做这样的事情。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一种欲望也开始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他的人生也就由此而逐步塑造成型。这且为后话。
一番狂轰乱炸，打也打了，骂也骂了，野也撒了，加上路途的劳累渐渐使冬梅妈失去了斗志，丈夫也从惊恐万状中领略了看似瘦弱妻子的彪悍和厉害。他毫无反抗的意识，只能是一遍又一遍地道歉，说了所有能说的软话，也做出了信誓旦旦的保证，妻子这才算是罢休。
几个小时过去了，冬梅妈看到丈夫那个熊样儿，自己也累了，停止了吵闹撒泼，但气场上她仍然不想草草收场，想要保持胜利者那种高压的气势。她坐在床上，俨然一个活祖宗，两只眼睛直逼丈夫的心窝，脖子一抻一抻地扭动，叫你不害怕也会瘆出冷汗来。好像是她受了多么大的委屈，被逼无奈，才不得已这样。
深更半夜了，三口人也暂时安静了下来。
在这个伦理道德观念残缺不全的家庭里，最初，夫妻俩小打小闹，冬梅妈常常会使个女人的心计，得到一点儿便宜，出一下心里别扭的那口气，或者哄着丈夫顺着自己；后来，再遇到什么事情，慢慢地她开始学会了算计，不管是哭还是闹，还是假装要上吊，总能如意得手，于是，胆子越来越大，没有了亲情，也没有了伦理责任。丈夫心里也只有他自己，夫在外妻命可以不从，想尽可能地保住自己的那点儿随心所欲，打个擦边球儿，糊糊弄弄，两口子各有取舍，表面上看也算是恩爱夫妻。
最初，一个是墨，一个是黑，夫妻二人的家庭地位，尚不分彼此。家庭生态的博弈，从冬梅的父亲结婚开始，两个价值观念相同的人，经过了十几年的磨合，现在，终于尘埃落定，冬梅妈确立了自己在家中王的地位。
丈夫出轨被捉了个现行，冬梅妈的横野、泼辣和心计，火力全开，一番出击打得冬梅爸彻底败下阵来。拈花惹草那点儿愉悦感顿时荡然无存，想想那一顿厮打、吼叫和臭骂，冬梅爸的腿都有些打哆嗦。自此，冬梅妈也了如心愿，获得了在家庭中的控制权，心理上打败了丈夫，不再是看着丈夫的脸色行事。
家无主魂，家不是家，这个家庭的主魂核心就是自己、自己欲望的满足。在后来的日子里，妇唱夫随，遇到事情，冬梅妈可以不动声色，盘着腿坐在那里，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儿，丈夫便心领神会，就会出面摆平一切。冬梅她们弟妹四个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教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熏陶中长大的。
那几年，汉江钼矿正在建设阶段，需要大批的人员。工厂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都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东北的、西北的、还有来自省城的。冬梅爸因为作风问题也无法在省城继续工作下去，就申请参加三线建设，希望换一个地方。很快就获得了批准，他1965年离开了省城，到月川汉江钼矿机关做了个普通科员。毕竟离乡下的老家比省城近，冬梅的母亲也多了些放心。
在汉江钼矿，他的收入也比过去多了不少。1973年，矿上又给他分了一套三间的工棚房，儿子是个警察，在单位有宿舍，两个工作的女儿也都住单位宿舍，于是，他就把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也都从乡下一起接到了矿上住，一家人从此离开了陈家庄。
生活逐渐好转，家里的情况日渐稳定，孩子们也都大了，老两口在处事方面，也更加配合默契、协调，真是应了那句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冬梅妈没有工作，她不会也不想出去工作，天天坐在家里，两手习惯性地放在上衣下边的里面，摸着自己的裤腰带，裤腰带好像是个抓手，眼睛注视着家里的一切，只要不生气，脖子也不会那么明显地一抻一抻地扭动。丈夫也很听话服从，无论是家事还是出去工作，大事儿小事儿，他都习惯于征求妻子的意见，妻子一个眼神儿，丈夫就明白她的意思，而且，处理事情都是丈夫出面，态度积极主动。
如果家里遇到什么事儿，需要教训哪个孩子，丈夫会坐在那里，表情严肃，右手放在茶几上，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生你们、养你们了，你们就必须听话。” 同时，习惯性地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茶几上或者桌子上敲两下，以示强调。在他看来，上辈与下辈人的关系很简单，就是生养与回报的关系，没有对否。但是，他却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下辈儿，也有父母，可他却忘记了自己的母亲，而且，忘的心安理得。
冬梅父母一家人的活法并不多见，在普通的人家中也不具有普遍性，但他们又确实在按照自己的理念生活着，李牧走进了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生态环境，各种认知观念差异的碰撞就难免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