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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曾经的部队，到了新的工作岗位，经历了坎坎坷坷，对于那场组织上决定的政治审查虽然已经撤销，审查材料也都已经当面销毁，可李牧仍然心有余悸，他还没有缓过神儿来。三月，他申请了干部一年一度的休假。
回到了家乡，李牧在城里见到了他的父亲，一年间，父亲老了许多，在心里儿子对父亲有了更多的心疼和牵挂。见完父亲他又赶忙去到妻子那里，第一次见到了自己三个月大的女儿。
那时候，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冬梅的父亲也被汉江钼矿组织部门隔离，正处于审查阶段。几年前，总厂的厂长，一位在解放战争中从中原打到了海南岛，又参加过朝鲜战争，这么一位功臣，由于文化程度不高，说错了话，造反派就抓住不放，被靠边站了。冬梅爸虽然不是什么主要的造反派，但他属于那种见风使舵的人，批判揭发厂长他发过言，他的发言都是一些捕风捉影莫须有的东西，但具有一定的煽动性。原来他和他们处的处长关系融洽，后来，造反派也让处长靠边站了，在这件事上冬梅爸为了讨好造反派，背地里使了个小心眼，等于趁人之危踹了处长一脚，最后，自己虽然不是处长，却如愿以偿地临时做了几天代理处长，风光了一阵子。
冬梅的父亲被隔离审查后，一家人情绪低落，不知如何是好，见到李牧回来，冬梅妈想叫女婿去厂里看看是什么个情况，因为，那时候，军人是政治正确的标签。
李牧见到了汉江钼矿的党委书记。书记为人很和气，也是个打过仗的老兵。他见李牧是个军人，自然也就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弄清了来意，那位书记非常坦诚地向李牧说明了他岳父的情况：“他也没有什么大的政治问题，但是，他这个人，人缘不好，群众对他很反感，意见很大。他太过于看重金钱，别人的钱，他想占有，他的钱，该给别人时，一分钱，他恨不得能能掰成几瓣。” 书记又说：“你来了，我给专案组说一下，尽快解除对他的隔离审查，让他回家。" 厂党委书记对岳父的评价，李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两天以后，冬梅爸被解除了隔离审查。
李牧回到家里以后，冬梅的情绪一直不太好。有些急躁和使性，李牧心里想，也许是妻子书读得少的原因所致，性格养成就这样，也就事事尽量顺着她。
1968年，冬梅虚岁十八，由于她父亲是工厂的职员，为了照顾自己的员工，他们处长同意把冬梅招工，从农村安排她进了工厂的化验室，工作轻松，待遇又很好。考虑到冬梅是一个农村孩子，又只有小学文化，很快处长又同意把她送到武汉的一个专业实验室去学习化验技术。
冬梅在家里她是大孩子，下边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什么事儿都是只要爸妈一说，她就去做。也从不乱花钱，她每月的工资，每到发工资的日子，她爸爸就会去财务领走，从她参加工作多年来一直如此，自己还没有领过一次工资。冬梅在她的父母眼里，是个乖巧、听话、能生钱的孩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冬梅也想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有一些自己的生活空间。结婚前，她曾经和自己的父亲商量过，自己大了，花费也多了，同事们都是自己去领工资，而且，她的弟弟妹妹也都是自己从单位领取工资，她也想这样。她父亲不同意：“你弟和你妹他们俩如果也在钼矿工作，我不会让他们自己去领工资，我是家长。” 后来，冬梅便不敢再吱声自己领工资的事儿了。
在结婚那件事上，尽管丈夫事后补上了父母所想得到的结婚礼金，也做出了道歉，但冬梅爸妈心里头实际上仍然是憋着一口气，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挑战，嘴上虽然没再多说什么，但冬梅感觉得到，父母并没有原谅她的固执和不听话，三百元的礼金也并没有如她所愿，让自己的父母满意，父女之间话也逐渐地少了很多。
自从冬梅结婚怀孕以后，她就更想手头儿有点儿活泛钱，但又不敢和父亲再提自己去领工资这件事儿，她清楚，提也没有什么用。
生孩子之前，她收到了丈夫的来信，才知道丈夫给自己寄了200元钱，寄到了自己的父亲那里。她哭了，她并不是怪丈夫把钱寄到了自己的父亲那里，她既心疼自己的丈夫，也有愧疚，因为，丈夫一直并不知道自己的家里情况，她也觉着，不好张口把实际情况告诉李牧，所以，只好闷在心里。
一天吃过晚饭后，她还是想鼓起勇气试着说服自己的父亲，争取父亲能够理解女儿，把丈夫寄来的200元钱给她，哪怕是一部分也行。冬梅坐到了父亲旁边，说收到了李牧的来信，就想和父亲商量一下。要临产了，她确实也需要一些花费。她爸爸一听，脸色一板，找个理由又捂住了那200元钱。冬梅和她的父亲，那一天晚上，各自心里都非常地不痛快，都有怨气。冬梅爸认为，孩子都是他生养的，钱自然也应该是他的，要不然，钱为什么会寄到他这里。结婚礼金你们让我生气，几个月前想甩开我这个家长自己去领工资，现在又想从我手里要走这200元钱，冬梅爸越想越觉着自己的女儿是越来越不懂事了，由此，也就有了后来冬梅生产时她爸妈赌气甩手不管的情况。可冬梅认为，工资就算了，李牧寄的那200元钱应该是她的，而且信上也是这么写的。她想手里有点儿钱，也好给自己的孩子做些小衣服什么的，谁家的母亲没有点儿自己的心思。
冬梅的父亲觉得，一直乖巧听话的女儿慢慢地变得不那么顺从，可一直听话的女儿也觉着自己的父亲不该这样子做事儿。他们父女心里都在为钱的事情纠结，别扭。而且，冬梅心里清楚，凡是父亲的意见，到母亲那里也必定会是一样。别人家的孩子，遇到什么事情可以使个性子，撒个娇，父亲不同意，可以找母亲告个状，都会有个回旋的余地，亲情的味道，家的温暖，......。可在自己的家里，母亲坐在那里，虽然一言不发，但父亲的意见总会是母亲的心思，做儿女的，有个什么想法，在家里总是只有一条道，没有商量。
钱有时候，会让人失去理智，任性地去处理问题，哪怕是亲情父女之间，糊涂和固执，也会不顾情理地去赌气，甚至是冰冷无情，相互折磨和煎熬。
1977年元旦前夕，寒冷的凌晨，冬梅在离家最近的医院迎来了女儿的出生，但天亮了，却久久不见近在咫尺的父母露面，直到上午十点左右，只有一个不太懂事儿的小妹妹在身边，别的人家生孩子，一家人老老少少，欢天喜地，照顾着产妇，生怕会有个什么闪失。冬梅有些伤感，想到了千里之外从军的丈夫，她想回婆家，于是，她让小妹回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里。冬梅的父母一听女儿要回婆家坐月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本来，老两口是想借女儿生孩子的时候，冷落她一下，让她尝尝离开父母行不行，以后就不要再和父母计较什么钱的事儿了，只是想给女儿一点儿训诫，没想到女儿又提出了要回婆家，这下戳到了他们内心的痛处。
女儿因为钱的事儿和父亲的几次沟通谈话，冬梅爸妈早已怨气在心。你不是要去婆家吗，行，只当是我们没有你这个闺女，便使性叫了一辆吉普车，人也没去，司机把她们娘俩送到了十公里远的婆家。钱让人忘掉了亲情，心里有的只是那点儿自己想得到的利益，天寒地冻，忘记了虚弱的产妇应该得到的保护，甚至不愿去想，女儿产后已经过去了六七个小时却滴米未进的事实，全然不顾女儿娘俩的死活。
寒冬季节，冰天雪地，北风吹着雪花。冬梅年轻没有经验，也有些赌气，产后不到八个小时，仅仅穿着秋裤，未加任何的防护，抱着孩子，饿着肚子，坐着透风撒气的吉普车，癫癫跛跛回到了婆家。到家几个小时后，冬梅便开始发高烧，李牧的母亲知道，这是患上了当地人常说的产后风，弄不好会出人命，于是，一家人赶紧把她们母女送到了城里最好的医院。由于送医及时，高烧慢慢地退了，保住了性命，事后也没有落下骨关节肿疼和其它的什么后遗症，但喂孩子的奶水没有了。在医院治疗了十几天，人说，冬梅是捡回了一条命。住院期间，李牧的母亲一直陪护在儿媳和孙女身边，忙前忙后。
这次生孩子后住院有惊无险，看着婆婆一家人尽心尽力，感激之情心存却又难以言表，想想自己的父母，冬梅既有愧疚感也有抱怨，但又不能明说。身体慢慢地恢复了，对自己的父母，作为女儿的她已经习惯于顺从，虽然有些想法，但纠结只能是压在自己心里，在她初始的意识里一些想法却常常和自己的父母想不到一块儿，但最后也都只能是按照父母的意愿了事儿。
在全国还没有建立医保统筹系统之前，国有企业正式职工的医疗费由企业全额承担，但住院期间要个人先行垫付，出院后凭单证在单位报销。
关于住院费，冬梅清楚，全部费用都是公婆垫付，一二百元钱的住院费确实也不是个小数儿，婆家还有个80多岁的老爷爷，一家人就靠公公一个月三十几元的工资支撑。冬梅想，自己作为儿媳，工资不说了，丈夫寄给自己生孩子的钱也算了，可这一二百元钱的住院费用怎么说也应该还给婆婆，那都是婆家垫付的，而且，出院后全部费用发票都已经在工厂财务处报销了。可住院费用报销这么多天了，自己的父亲却一直不提这事儿，也不吭声。
冬梅思衬着哪天找个合适的机会和自己的父亲说说。住院费这件事儿她一直有些过意不去，同时，她也善良而有些一厢情愿地认为，把公婆垫付的住院费还给婆婆，自己的父亲应该是会同意的，于情于理都不为自己过分的要求，事情应该这样处理。
有一天饭后，冬梅洗涮完锅碗瓢勺，见父亲心情不错，便坐在父亲的身边试着和他商量住院费的事儿。冬梅说，一是应该还给婆家，其次，这样做自己日后在婆家也好说话。冬梅提到了住院费，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理由，她爸爸甚至思考都没有思考一下，立马回了女儿说：“啊，报销的那点儿钱，都已经花完了，买面了。” 一句话，轻描淡写，冬梅爸在钱的问题上，永远都是这么干脆，寸步不让，抓一把水水都不会从他的指头缝里流走一滴。他的习惯是只进不出，钱只要到了他的手里，那就谁也别想从他手里再抠出一分钱。他要是能够从别人那里抠出一分钱，他就心里感到特别地满足和舒服，他对钱财有着常人所没有的嗜好。
钱，冬梅又一次碰了个让她不解的软钉子，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父女之间，女儿也只好再次沉默了。她不敢争辩，但心里却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儿，明明是个理儿，可到自己的父亲这里怎么就这么难办，她觉着，自己无法面对婆家人。
李牧见妻子愁眉苦脸，有时候，欲言又止，一点儿也不开心的样子，心想，她一个人，夫妻两地分居，并不容易，想想这几年自己在政治上遇到的不解和挫折，又想到了妻子的不易，但他不知道冬梅的心结是什么，便和妻子商量着，决意要转业回来，离开部队，妻子一听丈夫要转业回来，立马瞪大了眼睛，惊喜之余她也非常地赞同，一切的烦恼似乎丈夫的转业回来就会随之散去，因此，冬梅的心情也轻松了不少。
月牙湖北岸，一条弯弯的沿湖大道，两旁一排排整齐的水杉树，道路北侧是驼峰山工业区各行政机关的所在地，1969年工业区被正式命名为月川市，行政区划县级。距离市政府不远处有一家科研机构——月川有色金属研究所，研究所设有几个专业研究处室、化学室、物理实验室和机加工车间、图书馆，还有情报室等。有色所的情报室配备有英、日、德、俄四种语言的翻译人员，并主办有一个学术性的专业刊物。李牧觉得，如果能转业到这家研究所工作就好了，专业对口，既能够扬长避短，又可以离妻子很近，生活也会比较方便。
李牧的社会经历、自幼家庭教养环境氛围的熏陶以及祖上一些观念认知在他内心深处的写入，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他的做人理念和习惯。他喜欢和习惯的工作不是做官，他不适合做官，也不想带兵，尤其是对于从政他有着明显的距离感。在他的意识里，理想的职业是从事某种专业，做点儿学问，譬如，当一个大学老师，或者去一个科研机构从事专业工作，结合自己的家庭情况，转业到月川有色金属研究所，只要能专业对口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
1978年初，中央拉开了第一次百万大裁军的序幕。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有个讲话，强调：凡是军队大专院校毕业生专业不对口的，一律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转业到地方上去。据此，李牧向组织上提交了转业到地方工作的申请，过了二十几天，团里找李牧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到军区外训大队当教员，李牧想到了和妻子的约定，他选择了转业回乡。
不久，李牧的转业申请获得批准。离开那些可爱的人、那些淳朴的战士、那些有血有肉的战友，他也有些不舍。如果是战争年代，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在部队，他也是个有血性的男人，但他不善于人际关系的处理，喜欢简单的生活。
李牧如愿以偿，转业到了那家大山中的科研院所从事技术翻译工作，他心中期盼着夫妻相互恩爱，能有一个安定祥和的家，能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有所造诣。
冬梅满以为自己一直以来的纠结和苦恼会随着丈夫的转业而画上句号，然而，环境条件的变化只是外部因素，理念修养，家教传承这些却都是内在的影响因素，冬梅没有了目前的烦恼，新的烦恼却在等待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