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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而立之年的李牧，婚姻的失败，对两个女儿和父母的牵挂，让他寝食难安，自己的人生一塌糊涂，想起这些，李牧没有了站在讲台上去给学生讲课的心情。送走了1982年那一届毕业生，他辞去了市政中学代课老师的工作，只想今后能安静地生活。
李牧找到人事处的田处长，说明了辞意。李牧和陈冬梅都是自己单位的职工，田处长自然也清楚地知道他们家庭的变故，既安慰又劝说，肯定了李牧的做人、学识和能力，希望他能协助学校继续代课教书，如果是嫌代课费少的话，他可以出面协商提高标准。李牧说：“我不是因为钱。” 见李牧心意已决，田处长似乎是突然又想起了什么，问了一句：“想不想换个工作？” 李牧没有在意，没有多想，也未置可否。
1982年，对李牧来说，是个多事的年份，在他的人生路上，那一年，他盼望安稳平静的生活，可痛苦的纠结，无奈的选择，一个接一个，连个喘息的机会也都没有留给他。面对生活，李牧也并没有被击垮，面对环境的压力他做出了符合自己自身修养的选择。生活的历练，李牧已经是像竹子那样，有自己的个性，也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
从大学毕业开始，他经历的磨难接二连三，磕磕碰碰的不顺利，从中他也已经成熟了不少，他不再是那么地冲动、单纯，他有他自己的人生理念，他要走自己想走的路。
自幼的家教、勤奋的读书、社会的磨砺使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积累，这一年，也是李牧人生的转折年。
一天，李牧突然收到了人事处正式的人事任命，要他去所办公室做所长的秘书。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命李牧完全有些意外，这之前，没有任何人征求过他改行从政的意见，也没有任何人向他打过招呼，他忽略了那天田处长那句不经意间的问话。做行政，是李牧骨子里最不喜欢的工作。他找到了田处长，谢绝了处长的安排和信任。李牧承认，这个职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不可否认，功名利禄，这对有志于士途的年轻人来说，做所长秘书就等于是拥有了一架不可多得的天梯。可李牧从小的家教中对从政有过明确的预警，他内心深处也早已筑就了一道无形的围墙，他不想改行从政，
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拒绝又给自己招来了新的麻烦，离婚的风波还未完全平息，却又让他又陷入了新的困境。
他惹恼了田处长。在有色所，田处长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可以翻手为雨、覆手为云，没有人可以违背他的意志。让你做所长的秘书，是对你的重用，一个小小的翻译，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敢不服从调动。于是，田处长动用了他能动用的行政手段，想逼迫李牧就范，他这样做，也有他自己被动的苦衷。
过了几天，有色所发出正式文件，调整所内机构设置，其中包括撤销情报室处级设置，原情报室的翻译人员划归科技处。公布的翻译划归人员名单中唯独没有李牧。这样，他成了一个没有工作单位的人。情报室这个机构撤销了，他也不是科技处的人。同事们各就各位，都搬走了，搬进了科技处新的办公室，原来的办公室里空空荡荡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李牧没想到，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又再次成为了一个弃人，命运的捉弄，但这次他不认。
所长秘书，这么重要的职位，升官又提薪，田处长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李牧会拒绝。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政工也遇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事儿。选调秘书，他事先想必也已经和所长商量过。李牧的拒绝使田处长很尴尬，也不好向上交代，于是才这样大动干戈，想默默地逼迫使他服从。就这样吊着，几天过去了，李牧仍不想改变主意。
家也没有了，孩子又不在身边儿，暂时没有了牵挂。工作上既然没人管，索性也就不用找谁去请假，他思索着再去找一个适合自己专业对口的单位。
有色所组织部部长是李牧的同乡，不久前从中组部下到有色所任职，他和李牧也都相互认识。李牧遇到的困境他看得清清楚楚，他觉着，田处长这样大动干戈，大可不必，这样处理一个年轻的技术干部不符合中央的干部政策。一天，他碰到了李牧，说：“你的情况可以去湘城市委组织部咨询一下。”
经明白人指点，李牧去了湘城市委组织部，咨询了有关技术干部改行的政策规定。接待人员告诉他：中组部有明文规定，技术干部改行必须征得本人同意。
有了这个答复，李牧心里有了底气，心想，自己没有不服从组织的调动，但他也清楚，不能在所里继续待下去了。下一步去哪里，自己心里也没数，但李牧没有多少担心，因为，在那个年代，技术人员是缺乏的，在同龄人中，他的翻译技能，是他心里能够坦然面对困难的底气和支撑。
他找到了田处长，怯懦地提出了要调走的请求。田处长这位位高权重的老政工，还没遇到过有谁敢于挑战他的权威，他等的是李牧回心转意，而且，不满已经是暗藏于心。一听他提出要调走的话，便火气更大。田处长满脸的不屑，说：“行，你能调哪里去？我放你走。” 鼻子里哼哼了两下，顺手拿了一张空白单位信函纸，无所谓地写下了“同意调出”几个大字，盖了公章，头也不抬，扔到了李牧面前。就这么简单、不屑和无所谓。在田处长看来，全所员人中还没有谁能够逃出他的手心，他既要显示自己的尊严也有欲擒故纵之意。
李牧回到家里，反正也没有工作单位，就计划着到省城或者有科研机构的城市去试试，他甚至想到了去长春电影制片厂，看看那里要不要专职从事翻译影片的翻译人员，在文学语言知识的海洋里，他很陶醉，尤其是契科夫的作品。
拿着那张有色所“同意调出”并盖有印章的信函，李牧首先选择到近一点儿的湘城去试试。湘城是个具有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有一个部级科研院所。李牧到了这家单位的人事处，说明了来意，拿出了他的大学毕业证书、助理翻译证书、部分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译文以及那张单位“同意调出”的信函。接待人又询问了一些情况，包括为什么要调离有色研究所，李牧都一一如实做了回答，自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情况。然后，接待人让他等一会儿，出去了。过了半个时辰，那位先生回后告诉李牧，他们单位同意接收，但研究院的人事权不在院里，进人指标需要上报北京部里申请，如果上级不批，那就不好办。他让李牧回去等候消息，并留下了那张田处长开出的“同意调出”信函。后来李牧才知道，那天接待他的是这家研究院的人事处处长。
湘城距离月川市并不远，也就不到百公里的路程，为了慎重一些，研究院人事处据说还专门派人前去调查核实了李牧所介绍的有关情况。
这家研究院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从北京外迁下放到了湘城，管理权不在地方政府。2000年全院又整体迁回了北京。
大约过了二十几天，李牧收到了院里的调令。他拿着调令到有色所人事处办理手续，看到调令，田处长沉思了片刻，说让他再等两三天。第二天，田处长亲自去到了湘城那家研究院人事处，想协商取消李牧的调令。两个单位都是部属，两个处长职务也都相当，但田处长程序不妥，只好放下身段儿，以求协商谅解，但是，研究院人事处予以了明确的回绝。
就这样，李牧调走了，1982年底他离开了那个五味杂陈的地方。1978年因为政治挫折他离开了部队，本想转业后能有一个安定祥和的日子，有一个和谐清凉的家，可几年的家庭生活让他如入泥潭，无论他如何努力，最终仍然是无力和狼狈不堪，不得不又重新做出了选择。
临办理手续那天，田处长态度似乎变得温和了许多，他说，临别送你一句话：“我是不想让你走的，但以后，你要记住，你再有本事，也一定要和你的上级领导搞好关系。”
这句话，有善意的和解，也有一些尴尬和自我圆场的无奈，当然，也包含有他对李牧学识和人品的认可，但他对李牧的做人理念并不了解。
后来，有色所的陈英告诉李牧，那年他们一起参加考研的秦东宝调到了所办公室，补上了所长秘书那个空缺。划归科技处的翻译人员后来也都又回归到了所情报室，图书馆，资料室也都又从科技处脱离，最终又保留了情报室这一处级机构。当时的情况只是有些针对李牧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