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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底结束了波兰的进修学习，李牧被借调到一个专业的对外谈判团队。在北京西郊二里沟谈判大楼参与那个大型技术引进项目的商务与技术谈判工作。谈判结束后，他又被调到引进工程项目建设指挥部专家办公室任翻译组组长。
从那个时候起，他的经济收入已经开始有了很大的改观。20世纪80年代，尽管国家经济的发展有了明显的起色，但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仍然很低。1985年，李牧的单位基本工资每月也就七八十元，但由于他从事的是涉外工作，包括国外考察、国内出差、稿费等等，李牧的年收入已经超过四万余元，属于国内高收入人群的水平。他答应冬梅共同面对病魔，除了道德理念因素之外，自己的经济收入也是他做出选择的重要考量。
李牧把自己的想法和情况给曾经负责工程引进项目谈判的王处长讲了，王处是李牧当时的直接领导。也或许王处自己本身是位女性，她对李牧的选择表示非常的理解和赞同，而且，处长还亲自出面，帮李牧联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肿瘤医院，及时安排了一床难求的床位。很快，李牧离异的妻子住进了当时国内最好的肿瘤医院进行治疗。同时，王处又电话项目建设指挥部中方总指挥，总指挥同意了李牧在北京陪冬梅治病。
冬梅住院后经过复检，确诊为浸润性乳腺导管癌，而且，已经有了淋巴转移，医生的预后判断是：五年期生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第一次错误的手术处理，致使她失去了治愈的可能。
尽管如此，处长还是非常热心地亲自去到医院联系并请了一位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医学博士，国内知名的乳腺肿瘤外科专家安教授为她做了手术。术后安教授又有针对性地为她制定了系统的放化疗和后续治疗方案。
糟糕的诊断结果出来了以后，李牧想到了他和冬梅以及她们一家人的关系，为了慎重起见，便联系了冬梅的家人，希望她们家里能来医院一个人，重要的考量是，这样，可以防止出现节外生枝的情况，避免善良的努力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和伤害，另外，手术后的几天里，李牧白天晚上一个人陪护她也的确有些困难。几天后，冬梅爸来到了北京。李牧安排他住下后，晚上都是李牧陪护在医院，与医生的沟通、联系、一切的治疗及其费用，李牧没有和冬梅的父亲提过，他知道，提也是枉然，说了也一定会是白说，因此，全部费用也都是李牧自己垫付。
一天上午，李牧去王处那里，中午回到医院病房时，冬梅爸指着女儿问： “她的水果早上都没有了，是你买还是我买？” 冬梅一听，说不想吃什么水果，头一扭，说了声：“爸，你先去买饭吃吧。”冬梅把他爸支出去后对李牧说：“让他回去吧，他在这儿，你更累。”
女儿重病在身，一个父亲，骨肉亲情，医院门口到处都是水果摊儿，买点儿水果又花不了多少钱，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死守自己口袋里的每一分钱。李牧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是无语和沉默。况且，冬梅父母完全知道，他的女儿和李牧并没有复婚。
冬梅开始了与病魔的艰难抗争，这是她人生路上的又一段经历。在另一种有别于她家庭生活的环境中，面对生死，现实迫使她去反思自己走过的路和审视自己眼前所发生的事实。
和冬梅同一个病房的一位年轻病友，家住北京芳草地，三十几岁，入院时乳头流着黄水儿，医生抱怨她，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她的丈夫隔三差五地会来医院一趟，对妻子也很没有耐心。一天，这个男人和李牧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他说，得了这种病，最后的结果必然会是人财两空、家破人亡，他想放弃和退出。李牧心想，人不还在吗，就说：“先不用想那么多吧。” 后来，这个男人干脆就不来了，他的妻子一天也不想多说一句话，默默地承受着自己内心的痛苦。
冬梅的父亲回家去了。在病房父女俩心绪各不相同，一个没有了血脉相连的牵挂和不安，一个感觉不到可以相依的温暖。父女俩形同陌路，自然也就没有了相互的需求和支持。
治疗过程中，冬梅非常地配合，忍受着化疗放疗的痛苦。她不想死去，她渴望生命。出院时，医生要求术后第一年每三个月来北京复查一次，并做出了详细的医嘱和用药方案。
冬梅在北京治疗出院后，李牧想尽可能地给她一个完美、温暖的家庭生活环境，让她的余生不再感到那么地孤单、无情和寒冷，这也将会有利于她病情的稳定。
他把她安排到了湘城研究院的家中，同时，也接回了大女儿，联系并安排了女儿读书的学校；小女儿也从奶奶那里接了过来，一家人算是第一次团圆了。两个幼小的女儿不太明白家里发生了什么，都非常地开心。冬梅也因病办理了病休手续，不用再去承受工作的劳顿，更重要的是不用再去触碰那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心里也有了些安慰。手术后的身体经过短暂的恢复，她的感觉很好，精神好了许多。她没有法律概念，她认为她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安顿好了她们，李牧又回到了工程建设现场。心里多了一些宽慰和放心，也少了一些牵挂。
在职业道路上，李牧意识到，今后的工作不再会是仅仅从事专门的文字翻译这项工作。语言只能是他工作的一种工具，这种工作上的变化，要求他必须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商法、国际商务谈判技巧以及相关的国内经济、合同法规等等，这些都是李牧必须尽快熟悉的内容，于是，在业余时间，他开始有计划地恶补这些陌生而又必须掌握的学科知识。
工程建设现场常驻有十几位外国专家，他们中大部分是工程技术人员，也有代表官方的商务人员，加上他们的家属，外方人员接近三十几个。中方在城郊附近专门为他们建设了一个舒适而且有些豪华的高规格专家招待所，供国外专家及其家属居住。李牧是翻译组组长，也被安排住进了专家招待所。整天忙于译员的工作管理，文件、图纸的翻译和审核，中外商务、技术变更的谈判以及外事活动等等。
有时候根据中外双方总代表的要求他也常常奔波于北京等地。有时，又需要陪团出国工作。
1987年夏天，李牧带着两个女儿和冬梅来到海边儿度假。在海滨游泳场，大女儿兴奋极了，下到水里就不想上岸；小女儿年幼怕水，死活不愿意下水，只在岸边玩沙子；她们的母亲，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在海里游泳，游累了上岸去坐一会儿，又接着去游。一家人玩得少有地开心。
进入翻译组以后，他又去波兰一家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三个多月。那时候，波兰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人民生活困难，民众对政府怨声载道，我国当时曾经给波兰运去了大批的猪肉等民生物资作为友好援助。记得有时候，波兰人见到李牧，会自动地表达出对中国的友好和感谢。同时，他们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老大哥的苏联却又非常地反感，甚至有些仇恨。有的人和李牧开玩笑说，你们中国从那边打，我们从这边打，咱们一起把苏联消灭掉。波兰的国内政局非常地不稳定，有一种明显的脱离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倾向，而且，从上到下，在波兰民众的各个阶层中这种意识具有普遍性，拥有相当大的民意基础。
这种脱离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不仅仅存在于波兰，在苏联中东欧其它国家也在滋生和蔓延。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以“民主援助”之名推波助澜，暗中资助，但这只是外部因素，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共识是民心思变，政治变革成了主流民意，这些因素必将决定和改变中东欧国家的最终选择。这种印象李牧在波兰那所大学进修时就已经初步形成，他的同学中有不少是来自中东欧国家社会的高层家庭，这些人思想活跃。
由于工作上的方便，他既可以接触到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接触到知识分子和一些官方人士。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他已经明显感觉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解体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不会只限于波兰这一个国家。
而在那个年代，我国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技术交流都是以易货贸易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制度。所有的商业往来都是在国家对国家，高度集中的形式下发生。我国对社会主义各国所有的商务合同都是由国家政府之间签订后，由中央对口的专业公司分配给各省市执行，各省市没有直接的对外签约权。
那几年，李牧经常陪着外国专家参观长城、北京的名胜古迹以及到武汉的黄鹤楼等地游览。当时，国内有一部电影叫《少林寺》，在国外名声很大，很多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也都想到真实的少林寺去看看。李牧也经常一遍又一遍地陪团经郑州再去登封少林寺。在郑州，当时有一家商场叫亚细亚，全国名气很大，因此也成了外国朋友喜欢去看看的地方。
工作中李牧发现，中东欧国家的专家技术人员，也包括苏联人，对我国门类齐全的商品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对他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中东欧这些国家由于各自的体量都很小，经济门类又不可能齐全，很多国家甚至连一家生产学生用的铅笔厂都没有，小小的一支铅笔，需求都只能全部依靠进口。苏联的情况，由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又偏重于重工业，管理制度顶层设计刻板硬化，譬如，每一种产品出厂时，就已经在产品上标明了产品的最终销售价格，而且全国统一，所以，产品的结构、产需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情况。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都有一种思变的意愿。在商业领域，如果这些国家一旦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而实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取而代之的必然会是商品的自由贸易，这对于经济门类齐全的我国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非沿海和不太发达地区的内陆省份来说，是个巨大的机遇的同时，也是个巨大的危机。意识不到这一点儿，机遇有可能只属于国外其它的经济体，国内属于交通运输便利、思想比较开放、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而内陆省份，由于文化、开放意识、交通便利程度等都相对滞后，如果没有清晰的危机意识，错过机会，就意味着错失市场和机遇，就会在苏联中东欧国家这块儿市场没有饭吃，因为，靠中央政府给任务吃饭的情况将不复存在。这将会是一个伴随着中东欧国家剧变即将必然会出现的一种局面。在市场经济中，别人比你富裕，往往是别人具有超前的意识想到了，而你却没有想到。工作中，李牧以商人的视角思考着这些自己工作以外的问题。
根据多年他与苏联、中东欧国家人员的接触和交流以及他个人的观察与判断，抛开政治因素从纯粹的商业贸易角度他写了一篇文章，投稿寄给了一个内陆省份外经委主办的一家学术性刊物，他想作为学术性交流，谈了他的一些相关认知。文章大意主要讲述了：
1.苏联中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发生政体剧变的分析和趋势。论述的结论是这种政体的变更将会是不可避免的。
2.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易货贸易被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方式所取代的必然性。
3.我国内陆省份或者不发达地区在这种剧变中的危与机，以及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和建议。建议包括：A.市场准备，提出内陆省份可以组团提前去做一些市场调研和考察，做到知己知彼；B.人才储备。要重视既懂外贸业务又懂外语人才的储备，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李牧的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年初，文章中所谈到的情况比中东欧国家政体剧变的实际发生整整早了两年多。
1989年12月，波兰议会通过了决议，取消了宪法中统一工人党（波兰社会主义国家时期的执政党）领导地位的条款，国名也由波兰人民共和国改为波兰共和国。
在苏联中东欧国家中，波兰是第一个从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变为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波兰的政体剧变也引发了其他中东欧国家的连锁反应。这种政治旋风迅速蔓延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等国家。在柏林墙倒下后，东西德经历45年的分裂后又重新统一。这场中东欧国家的政体剧变直到1991年11月25日苏联解体而告终。
文章寄出后，一直没有被刊用的消息，如石沉大海，李牧当时对此也没有怎么在意，后来他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说他写的文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话，那么，文章的内容寄给一个内陆省份的刊物，不被发表则应该是正常的，他的文章应该是属于商业情报信息的性质，毕竟商业市场是一个竞争的市场，内陆省份也都要为自己的应对做打算，公开发表也就成了不可能。
过了一些时日，李牧收到了一封信，信很短，是由临江省人民政府赵先生署名的亲笔信。信中他表示，看到了李牧寄给编辑部的文章，并且，非常希望和欢迎他能到临江来工作。这封来信和信的内容是李牧完全没有想到的。他写那篇文章的初衷并不是想调动工作，而纯属工作中的一些观察和判断，希望用来做对外经贸专业的学术交流。后来，李牧了解到，他是临江省分管外经贸工作的一位副省长。
工程建设已经有了两年，正处于建设的关键阶段，李牧没有想要调走离开项目建设现场，况且，即便是他想，指挥部也绝对不会同意这时候让他离开。
李牧的二女儿也于87年秋天入学读书。姐妹俩每天都像正常人家的孩子那样，过着愉快的生活，她们的妈妈，操持家务，买菜做饭。她病情的定期复查也都是李牧抽时间陪她去北京看医生，情况也比较稳定，她的心情也处于稳定的状态。
工作之余只要有机会李牧也总会抽时间回去看看，记得有一次在北京烤鸭店招待外宾，完了要去武汉、少林寺参观，他就从烤鸭店打包买了一只整个的烤鸭和配餐，抽空儿绕道回到家里，孩子们和冬梅都是第一次吃到享誉海内外的北京烤鸭，那天，她们都很高兴。
1988年，工程建设已经接近于尾声。七月二十二日，是波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庆节。为了庆祝这个节日，根据波兰当时的国内形势，由我国外交部、河源省人民政府外事办、中波友协共同在工程建设所在地举办了礼节性的仪式和宴会，之所以选择在项目建设现场，一是因为这里有几十位波兰人，其次，也有其它方面的考虑。波兰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等，以及所有参与工程建设的波兰专家及其家属参加了这个庆祝活动。1988年的七月二十二日的这个波兰国庆节，也成了波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举办的最后一个国庆招待会。招待会翻译由李牧担任。
如果没有冬梅生病的因素，李牧希望工程完工以后留在北京工作，王处以前也有这样的打算，再说，湘城研究院虽然下放外迁，但全院的人事控制权一直都属于部里，而且人员编制的变更也都需要北京市人事部门的认可，所以，李牧留京工作相对简单容易。可冬梅的病情让李牧不得不放弃进京的打算，一家几个人的户口进京难上加难。李牧肩上扛着沉重担子。
八月份，又到了冬梅定期做检查的日子。他们俩在省会武州等待开往北京的火车。一次又一次的进京定期复查费时费力，也很劳累。他们俩就商量着，看看武州有没有合适的工作，要那样的话家在省城，复查什么的也可以在省城就近去看医生，北京的安教授也曾提到过省人民医院有一位比较权威的专家。
两个人议论着调到武州的设想，李牧希望要选的工作最好是能和自己的专业对口，要是能够从事涉外经济工作或者是做翻译就好了，这样的话，能够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他和冬梅两个人思衬着，反正是等车，索性要不就去打听一下。李牧也想起了去年那位副省长的那封信，但他不习惯找人办事儿，况且，那天他也没有个什么最终的主意，再说了，去年收到邀请信后自己也没有给人家回信，工作的事儿随便问一下为好。
武州火车站不远处有一个公园，那时候，等车，转车需要很长时间，来来往往的人们都愿意去公园里休息、等候。
公园北侧紧邻一条河，沿河那条路上有一个苏式建筑风格的大院，省外经委的办公地点就在这里。就近，李牧想进去了解一下。中午十二点钟稍欠，人们开始走出院子。李牧看见一位长者，头发斑白，高高的个子，穿着朴素而又有些学者气质，在大院门口，他冒昧地上前去打了个招呼，简单说明了来意。不料，那位先生似乎是很熟悉这个陌生人，马上说：“下午两点钟你到二楼委人事处去，我给他们打招呼。”
下午，李牧两手空空，没有准备任何的材料，因为，离家时他还没有到省城工作的想法，只是临时决定去咨询一下。下午二点钟，他准时到了外径委人事处，接待人问了他的一些情况，就说：“我们欢迎你来，你到进出口公司去落实对接一下相关的情况。”
进出口公司的党委书记接待了李牧，同样表示：“我们已经接到了通知，你现在来，我们都欢迎。” 随后，他见到了公司的经理和人事科长，他们说：“你来以后，公司会给你一套三居室的住房，你孩子的上学、户口的迁移等，公司都会负责办理。”
一切，就这么简单、快捷和肯定。李牧他们俩个人完全都没有想到，有点儿出乎意料。除了高兴，两个人都盼望着将来平安、方便的生活。傍晚，他们俩乘车去了北京。
到了肿瘤医院，李牧便急忙去挂那位安教授的门诊号。挂号室告诉他，安先生已经不上班了。原来，他在一次去石家庄会诊的路上出了车祸，严重受伤，经抢救治疗保住了性命，但已经失去了工作的能力。
从最初的手术到近两年的每次定期复查以及用药的治疗方案，都是由他亲自制定和做出详细的医嘱，而且，他曾经说过，他对冬梅的治疗方案和效果是很有信心的。李牧他们也相信这位教授，一直严格地按照他的医嘱用药。
熟悉信任的安教授不在，他们只好挂了另一位教授，请他复检。这位教授详细地看了他们所带的病历资料，然后，建议采用新的治疗用药，放弃过去的治疗用药方案。两种方案相比较，李牧尽管不懂医学，但用药和治疗的思路有些不一样。李牧当时有些不解，根据过去的就医体验，他不想轻易改变治疗方案。他们觉得，安教授的方案效果稳定，但是，老教授不在，他们也只能是听从这位教授的用药方案，毕竟他是医生。
在那个年代，乳腺癌症还被人们视为不治之症。全国最好的肿瘤医院也没有形成成熟的治疗指南。不同的教授小组分别从不同的途径和方向去进行治疗、摸索、积累数据，实际上都是在做一种探索和实验性的治疗，积累经验。
本就信任的医生、熟悉的治疗方案和感觉不错的效果都要停下来，换另一种治疗办法，他们俩都有些不好接受，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他们俩希望，李牧真的调动工作到武州去，到省人民医院请那个安先生提到过的医生那里接受继续的治疗。
北京复诊后，冬梅回到了湘城家里，李牧去了工程建设现场。他向中方总代表详细讲了自己的想法。总代表是位年过六旬的老化工技术专家，和蔼可亲，平时，由于工作原因李牧和他都住在专家招待所，接触很多，也很熟悉。考虑到李牧的家庭情况以及工程建设已经接近于尾声，更重要的是，翻译人员经过几年的实践，业务水平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就同意了李牧调动的请求。
1988年10月，全家从湘城研究院搬到了省城武州，新的工作单位对李牧的到来也很欢迎，以专门人才引进的方式破例给他分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房；根据当时省城户口的管理规定，子女入户必须随女方户口方可迁入，但李牧可以例外，孩子的户口可以随父一起迁入。冬梅的户口、人事关系仍然在月州市有色所。两个女儿也都安排进入省城新的学校学习，李牧也开始到进出口公司上班，负责对苏联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业务。
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刚好那年为了促进和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外经贸部组织了全国外销人员岗位资格认证的统一考试，试卷分对外贸易实务和外语两张卷子。李牧作为以人才引进为由刚刚调入的一个年轻人，这次业务考试对他来说无疑会是一次认可度的测验。
公司的一位业务人员，外经贸专业大学毕业，业务骨干，见到李牧笑着说：“我这次考试成绩肯定会比你考得要好，要不然，我这几年大学就白读了。” 李牧当时听了，也非常认同他的说法，毕竟自己只是外语专业出身，而他是对外经济贸易专业大学本科毕业。不久，考试结果公布了，李牧是全公司参考人员中唯一一个双科全部及格，而且，无论是对外经济贸易专业试卷还是外语考试，都考出了高分，成绩优秀。公司上下，对这个新调入年轻人的专业知识功底表示了叹服。那个科班出身业务人员的成绩则不是很理想，而且，外语考试成绩不及格。这种情况在公司业务人员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外语知识显得尤为薄弱。
随着苏联、中东欧国家的变化，李牧他们的业务发展也很顺利，先后同波兰、俄罗斯、民主德国等多个国家的企业和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实现了政府间易货贸易终止后市场拓展的无缝对接。
汽车是国家严格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大宗商品。那一年，为了鼓励各地各级外贸企业对苏联、中东欧国家市场的开拓，国家给各省外贸企业实行定量不定企业发放汽车进口许可证的政策，按照时间先后，哪家公司与外商确立了有效的合同，谁就可以获得该省规定数量的汽车进口许可证，而且，全国各省级外贸公司一视同仁。省内各公司为了争夺进口汽车的业务，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有的公司老总亲自出马，带着业务人员访问客户，急于签约求成，因为，谁拿到了汽车的进口许可证，就等于拿到了丰厚的业务利润。
凭着自己熟悉的国外使馆商务渠道和机电产品贸易的实践经验李牧轻松地与外方企业取得了联系，经过谈判，顺利地同外商确立了合同并申报外经贸部，拿到了本省全部83台重型汽车的进口许可证。汽车整车的进口业务在该省外经贸史上尚属首次。
调到进出口公司后，几乎每年李牧都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带团或者陪团出国工作、考察，他是公司长时间出国唯一的一个人。李牧的经济收入也很好，那时候出国费用按规定实行包干制，仅此一项，他每年收入就可以达到三四万元。
两个孩子也都就读于就近的优质学校，活泼向上；冬梅的生活中少了烦恼和牵挂，她的身体状况也相对地稳定，而且，可以很方便地到医院去看医生，不用再去北京奔波劳累，较之过去，心境平静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