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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五日是李牧归队的日子。
他告别了爷爷、父母和家人，又去汉江钼矿拜见了岳父岳母。
两个年轻人的到来，不出二老所料，他们对自己的女儿一清二楚，一切都可以预见，一切也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事情的发展结果也会是他们不愿意中的所愿。李牧进到院子叫过爸妈，又奉上了一个三百元的红包，诚恳地说：“爸、妈，有些礼数我确实不懂，请二老原谅." 冬梅爸接过红包，表情中性，只是淡淡地三个字：“进屋吧”。一场结婚礼金风波就这样算是过去了，李牧做了陈家的女婿。
冬梅心想，这样做，她的爸妈就会原谅自己，喜欢自己的丈夫，因为，他们原来打算收到的礼金不就是二百元钱吗，满以为不愉快的事情就会翻篇。然而，年轻人的想法过于简单，礼金问题上闹出的不愉快也才只是他们之间理念冲突的个开始。
见过二老，李牧随冬梅来到她的宿舍，住了一个晚上。在这个家里，冬梅的结婚无声无息，李牧不懂也没有什么想法，他相信的是年轻人的未来，憧憬的是，结婚后夫妻二人同心协力，比翼双飞，共同用真诚和勤奋酿造自己的生活。告别了妻子后，他便踏上了归队的行程。
他们部队的驻扎营地在唐山地区。
四月三日晚上，他坐上了北去的列车，火车冒着烟尘，叽叽嘎嘎，费劲地在黑暗中前行。离开了家人，静了下来，在李牧的脑海里列车行驶的噪音也没有了。最初，他沉浸在新婚的愉悦中，很快，磕磕碰碰的结婚过程，冬梅爸妈对他们婚姻的态度，突然的变故、冰冷的离别，又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的眼前，母亲的话也清晰地在他的耳边再现。李牧有了一些烦恼，理不清这些已经发生的过去意味着什么。后来，索性不去想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自己安慰自己，相信自己的妻子，冬梅是个简单、善良的人。
天越来越黑了，车厢里昏暗的灯光显得有些疲惫，看不清周围人们的表情。李牧的思绪又进入到毕业后所经历的事情，迷茫、忧虑、好像被人遗忘的复杂心绪又让他郁闷起来，那种被抛弃、压抑的感觉又重新浮现。自己的前途在哪里？想着想着，他累了。
四日早上八点多钟列车到达了北京站。李牧需要等待转去唐山方向的列车，因为转车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再加上他的归队日期是四月五日，他便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但他忘记了，四月四日那天是清明节。几天来，天安门广场正在发生着一场重大的、影响国家政治生态的历史性事件。有人告诉他，人们在悼念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李牧出站后先去办好了中转东去的车票，又在站前小摊儿吃了一点儿东西，车站的气氛似乎与以往也有些异常。他背着小小的军用挎包，便沿着长安街向西走去。人很多，越来越多，长安街上，可以说，人山人海也不为过。成群的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工人模样的人，也有军人，人群中有的戴着黑纱，抬着花圈向西涌去。李牧顺着人流，既感到有些诧异，更有年轻人那种莫名的冲动。
天安门广场上，四处都有张贴悼念总理诗文的人、演说的人和听演讲的人，人们群情激愤，一种文化，一种呐喊，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让人们无比兴奋。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人越来越多。花圈，大大小小堆满了纪念碑的周围，一排排，一直向北摆放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各种各样的诗文在天安门广场上随处可见，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路边的松树上，灯柱上……。
随着广场上激情澎湃，愤怒而又热血沸腾的人群，李牧也已经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尤其是那些诗文，犀利而又刚劲，叫他激动不已，文化的共鸣，思想的共鸣，抒发着人们压抑已久的心情。他拿出几张纸片和笔，开始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记下了一些让他喜欢并让他产生共鸣的诗文。他觉得，纪念人民的好总理，那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广场上人们喊出的，人们所表达的，那正是祖国明天的希望。
下午，李牧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坐在东去的列车上，他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广场上的一幕幕，一扫他长时间以来的迷茫、压抑和被抛弃的感觉，他似乎感觉到了明天的希望，也忘记了婚姻的坎坷和母亲的疑虑。他又想起了英语专业的那位同学，那份邓小平的一个内部讲话，就是她专门从她爸爸的文件里手抄了一份，毕业离校前特意送给了李牧。当时，读到那样的文件内容，犹如一股强劲的清风吹来，一道彩虹挂在沉闷已久的天空，让李牧兴奋了很久。那个讲话是内部文件，联系到今天广场上的所见所闻，李牧感到，人间正道会冲破那邪恶的阻力，这一天，为期不会太远了。
回到部队后，原来熟悉的那位指导员因身体原因离开了连队，他在时，非常地体谅李牧，尽管也是客客气气，但他像个老大哥一样。李牧见到了连里新来的指导员。新指导员出身农村，是个比较追求上进的人，所以，年纪轻轻就晋升为正连职。
汇报了此次探亲的情况之后，李牧不无兴奋地讲述了他在天安门广场看到的情况，也拿出了他手抄的那些诗文，又毫无保留地提到了自己保存的那个手抄本邓小平讲话的内容。指导员听了，似乎也很兴奋。
第二天傍晚，指导员又主动和李牧聊起了那些诗文，他尤其欣赏“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那个五言绝句，还专门用笔记了下来。两个人似乎有着共同的兴趣和共鸣。
四月七日下午，李牧突然听到军营大院的广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音播报，让他感到有些突然和诧异，也有了一些寒意和担心，在那个年代，政治生态是疯狂的，而且风向让人捉摸不定。播报中，中央把天安门广场事件定性为“反革命的政治事件”。几天以来，对于一直有些兴奋和对明天抱有美好期待的李牧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恰似一道寒光，让他打了一个寒颤，而且远不止于此，他理不清头绪，但预感到会有什么麻烦在等待着他。
指导员向上级详细汇报了李牧给他讲的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两天后，李牧又被叫到团政治处去谈话，让他说明了一些情况。新来的这个连指导员和李牧年龄相仿，也是同年入伍。自从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定性后，他有意拉大了和李牧的距离。李牧也感到了一丝的寒意和人间冷漠的变化。
自那天以后，一股寒流在军营里悄悄地袭来。团里政治处的一位干事，在一次和同行的闲谈中，议论了中央的某位领导人，说他诗写得不怎么样，字也写的像个小学生。天安门广场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后，因为他谈到了敏感的人和政治问题，性质严重，被上级部门从团里带走关了起来。
毕业后的经历和困惑、专业对口的渴望、婚姻的磕磕碰碰，加上环境的冷漠，李牧的脑子里很乱，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吃了许多从未体验过的苦头，有体力的，也有精神上的。春天的渴望又被寒流所淹没。对自己的前程，李牧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办，营首长因为和李牧是同乡，常常实话实说：“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记住，是路过。团里、我和教导员是保护你的，你就不要再多说什么了，至于你的去向上边没有消息，你在这里是临时带职锻炼，编制不在团里。”
李牧像是犯了什么错误，年轻而且刚上任的指导员对政治具有特别的敏感性，李牧的存在似乎就是某种传染病，他生怕自己受到什么影响或者牵连。于是一改最初的热情相待，每天见到李牧连客气也都省去了，同一个连队上下级关系基本上变成了无视，而且指导员的态度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其他人。人间的冷漠，被人抛弃的感觉折磨着李牧。他这个排长似乎是个多余，即便不去考虑自己的感受，想做好排里的工作好像人家也不需要，你可以自行其是，没人会在意你的存在。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痛苦，不愿意继续这样下去，可他又能怎么办，一天又一天，一切都无所适从，于是，转业的想法开始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无奈之中，他给一位同学写了一封信，流露出他想离开部队和离开所处政治环境的想法。这个同学在军区情报部三局工作，李牧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封信其他几个在机关工作的同学自然也都能看到，同学之间消息相互善意的转达也属正常。那个赵姓同学的妻子也在三局工作。 她也许是对李牧当时对其意中人的直言一直耿耿于怀，见到李牧的信后，便实名举报，给军区政治部写了一封检举信，信中质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他不想干，他是什么人？”
在那个政治生态疯狂的年代，这钟质问可以把人活活地压死，你和毛主席离心离德，你站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对立面，你会是什么人呢？信件从军区政治部转到了李牧所在部队的师政治部，政治部十分重视，很快便对李牧作出了正式的处理决定：1.撤销排长职务，接受政治审查。2. 在营一级党员大会上定期做出检查和反省。师政治部的处理决定传达到团里，政治处主任找李牧谈话并宣布了师政治部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虽未给李牧所犯错误定性，留了个活口，但对李牧来讲，犹如天上飞来的横祸，加上不久前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影响，一件事未了，又被举报，他的处境是雪上加霜。他想起了他舅舅年轻时的遭遇，意识到，自己的今天，结果会如何，等待自己的只会是磨难，政治磨难。李牧心里一片迷茫，被一封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检举信打得他晕头转向。一切都只因为自己毕业前的那几句挚友真言。
当时，部队仍然在执行电缆铺设的施工任务。李牧被安排在一班，他不再是排长。指导员亲自安排，李牧没有了睡单铺的待遇和排长独有的一张办公桌。
此时此境对李牧来说，除了无奈他对一切都似乎已经麻木。艰苦的劳动之余，内心也常常会反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白天干活，晚上他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自由，战士们都去看露天电影去了，他需要一个人留在屋里写检查，他手里的笔和脑子不停地打架，他不知道如何写检查，写什么，更想不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违心地写些什么，他做不到。月光下窗外哨兵肩上扛着的刺刀闪着刺眼的寒光，不停地在他的窗前来回闪动。最初，首长也担心李牧会有什么想不开。
他从承德开始参加挖沟铺设电缆施工，一直挖到与沈阳军区辖区交界的地方，他们部队的工程施工任务算是结束了，1976年5月底，部队返回到自己的驻扎营地。
一直庇护李牧的营长和教导员，年龄比他都大十岁左右，两个人也都有转业到地方上去的想法。对于李牧的问题，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不认为他有什么大的错误。一天，营长见到李牧，说：“有我在，我不会让你为难受罪，至于在党员大会上的检查，你想说几句，你就说，不想说，你就不说，不会难为你。在班里干活如果受不了，你可以到后勤，随便做些什么活儿，都行。”
李牧所在的三连，连长、指导员自从接到上级对李牧的处理决定那天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他成了连里的一个包袱。营长、教导员的意思他们俩心知肚明，但也不是十分地认同，尤其是指导员政治正确觉悟很高，上进心很强，可又不好违背营首长意思，于是，对李牧，连长、指导员便只好采取完全无视和放任的态度。李牧成了一个“连里多余的人”，他的存在，连长、指导员两个人视而不见；他的活动，他们不管也不问；李牧尽管暂时被安排在一班，但他们宁愿他的存在与连里无关。这种被无视和抛弃的感觉，不仅让李牧感到的是一种折磨，实际上也让他的内心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以至于多年以后，夜里，他还会常常地做梦，梦见他在被抛弃中苦苦挣扎、痛苦和无奈，寒冷和无助始终缠绕着他，他惊恐不安。
后来，李牧离开了一班。过去他是排长，班长和他是服从与配合的关系，现在他在班里，班长工作起来也不方便，比较尴尬。于是，李牧主动要求去了炊事班，在炊事班他学会了烧火做饭。做什么饭，什么时候需要用什么样的火候，很快他就学会了这些技巧。他还学会了蒸馒头、做米饭。炊事班的几个战士和他关系处的很融洽，李牧感到比在炮班轻松了许多，可就是往往做好了饭，胃里就不想吃东西，而且，天天如此。过了一段儿时间，李牧又去了饲养员那里，帮他喂猪。后来，连里有个江苏籍的战士，叫孔令喜，年龄和李牧差不多，军龄稍晚两年，是个老兵，负责连里的蔬菜种植。经营长同意，他就又去了孔令喜那里和他一起种菜。没有烟熏火燎，空气新鲜，蓝天白云下，在菜田里干活，加上孔令喜幽默风趣的说笑，一天天，时间似乎过得快了一些。
这时候的李牧内心孤独而又迷茫，不知道将来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只能是心空而又质朴，一切也都身不由己，能做的只有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