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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的时候，花家小院的灯还亮着。山花想着她的人生，就像葫芦河里的水，清澈见底，能看见她的文字；如同她丰收的庄稼，割了一茬又一茬。她回忆着自己写文字的经历，不禁感叹岁月蹉跎，人总是要努力的。看着手里的那本书，就想起那句名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记得，葫芦河的冰刚化透那年，山花开了第一茬。红的、黄的，星星点点缀在坡上，风一吹，就跟着河湾里的水汽一起晃。也是那年春天，山花把第一篇小说写好了。
铅笔是孩子用过的半截。她攥着笔，指腹抵着粗糙的纸页，手心里的汗洇得纸边发皱。“红头绳红得刺眼……”修改时用橡皮擦，擦了写，写了擦，最后纸背透出的黑印子像块洗不掉的污渍。夜里陪读很晚，三个娃都睡了，她蜷在炕角，借着窗棂漏进来的月光瞅那几个字。月光淡得像稀米汤，字在纸上歪歪扭扭，可她越看越觉得亲，心里头像揣了只刚出壳的小鸡，绒毛蹭得五脏六腑都发痒，扑腾着要往外钻。她想，原来把走过的日子落在纸上，是这样的滋味——比煮洋芋时闻到的香味还让人踏实。
那时候村里还没通网络，别说电脑，连能打拼音的手机都是稀罕物。修改久了，作业本的纸页脱了线，山花就用白线细细钉起来，针脚歪歪扭扭，像她种的玉米苗。每次去镇上，她都把钉好的本子揣进蓝布衫最里层的口袋，贴着心口，走五里地去打印部。打印部在农行隔壁，老板娘是个戴金边眼镜的女人，总爱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山花的纸，指尖翘得像拈着块沾了泥的抹布。
“大姐，你这字……”老板娘咂着嘴，眼镜滑到鼻尖上，镜片后的眼睛眯成条缝，“我这打字费是按页算的，你这字太潦草，我得认半天。”山花说：“我给你读，你打。”确实尴尬，有的字山花不会写，上面标的是图画。就这样，一篇稿子能打好长时间，那女人很不高兴地说：“你这打一篇字，给我付十元都少了。”
山花就笑，脸上的皱纹挤成朵菊花，从布包里摸出个皱巴巴的塑料袋。袋子里是几个鸡蛋，蛋壳上还沾着鸡粪。“妹子，你受累。这些蛋你先拿着吃去，是我养的鸡下的，土鸡蛋香得很，麻烦妹子啦。”她知道鸡蛋金贵，可这些字更金贵——是她从牙缝里省出的光阴。
老板娘叹了口气，把鸡蛋往柜台里挪了挪，指尖在键盘上敲得飞快。“不是我说你，山花姐。你看你，三个娃等着你操心上学，地里的活堆成山，写这些有啥用？给你发一篇稿费能有多少？够付打印费不？”
旁边排队打印证件的男人听见了，喉结动了动，吐出句糙话：“一个庄稼娘们，不好好侍弄地，学人家耍笔杆子？怕是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吧？”
山花的脸腾地红了，像被日头晒过的山丹丹，从脸颊一直烧到耳根。她没接话，只是盯着老板娘敲击键盘的手指。那手指白嫩嫩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不像她的，指关节粗得像老树根，指甲缝里总嵌着洗不掉的草绿色。心里头像被石子硌了下，钝钝的疼——她确实写不好自己的名字，“花”字的草字头总写得像两把小镰刀。
回去的路上，风把头发吹得乱蓬蓬的，像团枯草。她走得慢，脚底下的石子硌得慌，可步子却比来时沉。其实人家说得没错，她九岁才上的学，还是开春直接插进一年级下册。老师教“上中下，大小多少”，她连拼音都认不全，笔画更是稀里糊涂。作业本上的字，被老师用红笔圈得密密麻麻，像爬满了小虫子。她至今还记得老师把作业本摔在讲台上的样子：“山花，你这字是用脚写的吗？”那天她攥着作业本跑回家，躲在柴房里哭，眼泪把纸都泡软了。
可她就是爱那些方块字。山花的大姐夫是个邮递员，送剩下的报纸，别人糊墙用，她全一张张攒起来，压在炕席底下。晚上等娃娃写作业的时候，就陪在昏暗的灯泡下面看，字认不全，就猜。“麦”字旁边画着麦穗，“河”字边上画道波浪，猜着猜着，心里就像开了朵花，暖暖的。有回在姐夫送的报纸里面，翻到本撕了封面的书，纸页黄得像秋叶。她揣在怀里捂了半个月，晚上等娃睡了，就趴在炕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有个“馨”字，她对着油灯看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问了女儿，终于在字典里翻到，原来“馨香”就是新麦面的香味，是灶台上飘来的洋芋香。
儿子上初中那年，把课本里的拼音表抄给她：“妈，这个念‘啊’，那个念‘喔’。”儿子的字方方正正的，像田里的苗。山花学得认真，把拼音表贴在灶台上，烧火的时候看，喂鸡的时候也看。有回锅里的水烧干了，滋滋地冒白烟，她还盯着“b”和“d”发呆——这两个字母像双胞胎，总认混。男人老三从外面回来，一脚踹翻了板凳：“丧门星！日子不想过了？”她没恼，只是把那两个字母记在了心里，夜里躺在炕上，手指在肚皮上画着“b”和“d”，终于分清了：“b”像个带柄的瓢，“d”像反扣的碗。
学会了拼音，像突然有了把钥匙。她托男人从县城捎回本字典，红塑料皮的，被她翻得卷了边，纸页间夹着晒干的花瓣、麦秸，都是她记不住的字的替身。每个字旁边都写着歪歪扭扭的拼音，有些字实在记不住，就画个小符号——“麦”字旁边画个麦穗，“牛”字旁边画个圈，像牛圈。有回小儿子看见，笑她：“妈，你这字典成画册了。”她就笑，心里头甜滋滋的——这是她的字典，她认得就行。
那年开春，村里的李老师来家里收合作医疗，看见炕桌上摊着的稿纸，愣了愣：“山花嫂子，你这是……”
山花慌忙想收起来，脸又红了，像被灶火燎过：“瞎写的，为了鼓励孩子学习，让您见笑了。”她觉得这些字见不得人，就像地里没长熟的青瓜，涩得很。
李老师拿起稿纸，看了半晌，眼镜片后的眼睛亮了：“山花，我拉你进个楹联群吧，里头都是爱琢磨字、写古诗的人，你能学到很多词语，或许能用上。”
那天晚上，山花拿着姐姐孩子淘汰的旧手机，手指头抖得像筛糠。屏幕暗黄，按键磨得发亮，她按一下，等半天，生怕按错了。群里的人对对联，一句“春风拂柳千丝绿”，下面能跳出十几句“夏雨滋荷万点红”。她看不懂，就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拂”是啥意思？用手轻轻擦过？那春风擦过柳树，就像她给娃擦汗？“滋”又该配个啥字？像浇地那样滋润？她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原来字和字之间，也像地里的庄稼，得搭配着种才好看。
山花写的第一副对联是“题梅”，她自己整整琢磨了三天。上联是“铁骨梅花逢雪艳”，她蹲在鸡圈旁想，站在菜窖边想，连喂鸡的时候都在念叨。“铁骨”对啥？梅花有骨头，那花蕊呢？“冰心”？她查“蕊”字的时候，字典从膝盖滑下去，“啪”地掉在地上，吓得鸡都扑棱着飞了老远。发出去的时候，她把手机藏在被窝里，屏幕的光映着鼻尖，心脏跳得像要炸开——人家会不会笑她？会不会说她对得狗屁不通？第二天一早，群里发来消息点赞：“山花，对得不错，意境美得很。”
就这一句话，让山花在灶门前蹲坐着笑了半天，火苗把她的脸映得通红，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笑。她觉得那不是普通的字，是有人看懂了她心里的花。
从那以后，她对对联上了瘾。白天在地里薅草，手里的活不停，心里却在琢磨平仄。有时候想到个好词，手里的锄头就停了，蹲在田埂上傻笑，被一起干活的婆娘推一把：“山花，你发啥愣？草都快比苗高了，留着草当种子来年继续祸害禾苗吗？”她这才回过神，慌忙挥动锄头，心里却还念叨着那个词，像揣着颗糖。
她左耳听力本就不好，是小时候感冒落下的病根，听声像隔着层棉花。琢磨字的时候更分神，人家喊她，她总听不见。时间长了，婆娘们就不喊她名字了，背地里叫她“聋子”。有回在菜棚里铲芹菜，一个婆娘嗓门大，喊了句“聋子，递把镰刀”，正好被她听见。菜地里阴冷，她握着镰刀的手僵了下，芹菜叶上的水珠滴在鞋面上，凉丝丝的。
那婆娘慌忙摆手，脸涨得通红：“山花姐，我不是故意的……”
山花直起腰，腰杆酸得像要断，她笑了笑，把镰刀递过去：“没事，我这耳朵，是不太中用。”可心里头，像被镰刀割了下，涩涩的疼。她知道自己不是聋子，只是把耳朵借给了那些字——它们在她心里说话，比谁都响。
对了三年对联，攒下的词语能装满一打车了。她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副写高跷的对联，发在全国群里还得了老师点评：“题高跷，戏扮一身，舞起千年古典；足妆两棍，走出万代英豪。”那天她把点评看了又看，觉得那些高跷就踩在自己心上，一步一步，都带着劲。
她试着写古诗，才发现那平仄格律比给玉米授粉还难。“仄仄平平仄”，她记了又忘，忘了又记，最后把纸揉了，说：“算了，我还是写自个儿的话吧。”自个儿的话不用讲究格律，像葫芦河的水，想怎么流就怎么流。
她开始写散文，写葫芦河的水，写坡上的花，写三个娃光着脚丫在河滩上跑。写的时候总卡壳，一个词想不出来，整段话都像被堵住的水渠。有回写“麦收的时候，男人挥着镰刀”，想形容镰刀快，憋了半天，只写出“镰刀很快”。
她把笔一扔，趴在桌上哭了，眼泪把纸洇出个大黑点。她恨自己没文化，恨那该死的词躲着不出来，更恨自己明明这么笨，还偏要写。可哭完了，还是把纸抚平，接着写——就像地里的草，拔了又长，长了还得拔。
男人从外面回来，看见她哭，皱着眉骂：“又发啥神经？不烧火做饭，在这儿哭丧？”
山花没理他，只是把稿纸往怀里揣，像护着受伤的娃。男人最见不得她写这些，总说：“瞎耽误工夫，费时费电的。”夜里她想开灯写，刚把灯泡拧亮，丈夫老三就“啪”地关掉：“黑天半夜不睡觉，明天不用干活啦？”
她只好躺下，眼睛望着黑漆漆的房梁，在脑子里打草稿。“麦收的时候，男人挥着镰刀，麦秆咔嚓咔嚓断……”咔嚓，是镰刀咬进麦秆的声；咔嚓，是她心里的词在蹦。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梦里都是咔嚓声，像在收割满田的字。
好在她针线活好，纳的鞋底又密又实，能穿两年；蒸的馒头白胖胖的，男人一顿能吃三个。他虽有怨气，倒也没真把她的稿纸烧了——或许在他心里，这些字就像她纳的鞋底，丑是丑，却带着过日子的实在。
那年秋天，女儿上了高中，进了尖子班。为了实现和女儿的打赌承诺，继续鼓励女儿学习，她决定去趟县文联，看看有没有发表的希望。她问胥老师，胥老师说：“嫂子，你把这些给县文联的李主编看看吧，他爱才。”
山花慌了，手都不知道往哪放：“胥老师，我这字……我这文化……”她觉得自己的字像地里的野草，哪敢往大堂的花卉里一起摆放呢？
“你就试试。”胥老师给了她个地址，“李主编是个好人。”
那天她翻箱倒柜，找出件没打补丁的蓝布衫穿上，领口洗得发白，她用熨斗熨了又熨。把稿纸用红布包了，像包着嫁女儿的嫁妆，揣在怀里，坐了一个小时的班车去县城。
文联在四楼，白瓷砖墙明晃晃的刺眼，门口挂着块木牌子“县文联”。她站在门口，腿肚子直打颤，来来回回走了三趟，硬是不敢进去。楼梯口有个年轻人，个头不高，脸黑黝黝的，衣服上沾着点土，看着也像农村来的。
山花鼓起勇气问：“你是学生吗？也写稿子？”那年轻人含蓄地点点头。山花心里松了点，原来不是只有她一个庄稼人来凑这热闹。“咱俩进去吧！你给我壮胆，我给你壮胆。”那年轻人又点了点头，笑得腼腆。
后来她才知道，那个年轻人姓刘，刚从大学毕业，也是来投稿的。再后来，他成了文联主席。每次去文联，山花总说：“没想到第一次来，是和贵人一起进这文学门的。”其实她心里明白，那贵人不是别人，是自己终于敢迈出去的那步。
李主编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慢悠悠的，像葫芦河的水。他接过红布包，没看稿纸，先给她倒了杯热水：“大姐，你坐。”
山花的手直抖，水洒在裤腿上都没察觉。“李主编，我……我字写得不好，文化也浅……”她低着头，能看见自己磨出老茧的手背。
李主编笑了，眼角的皱纹像河湾：“字好不好没关系，写出生活经历，这就不错。”
他一页页地看，看得很慢，时不时在纸上画个圈。山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像揣着只受惊的兔子，总觉得他下一秒就会把稿纸扔了。可李主编没扔，他看完最后一页，说：“大姐，你这文字有股土腥味，基层生活被你写得很实在，我们就需要这接近生活的文字。就是有些地方不通顺，我帮你改改？”
山花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热辣辣地淌过脸颊。她想给李主编磕头，又觉得不妥，只是一个劲地说：“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那些憋在心里的委屈、不甘、欢喜，都跟着眼泪淌了出来，淌在县文联光洁的地板上。
回去的班车里，她抱着美好的希望，心情愉快地看着车窗外的风景。窗外的山往后退，河湾里的水汽漫上来，凉丝丝的，她却觉得浑身的血都在烧——这些字，这些磨了她无数个日夜的字，说不定真能印在书上。
她摩挲着布包上的针脚，那是她自己缝的，歪歪扭扭，却比任何锦绣都让她安心。因为她想让孩子们读完高中、走进大学的门，才迈出这艰难的一步。为了继续鼓励孩子们，她不怕被人笑话。
过了半年，村头的小卖部喊她接电话，说是县文联打来的。山花跑过去时，鞋跟都崴了，抓起听筒的手直打颤。“山花大姐，你的文字印在书上了，来取吧。”电话那头的声音像春日的阳光，把她整个人都照得透亮。
“真……真的？”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手心里的汗把听筒都濡湿了。
“真的，快来吧。”
挂了电话，她在小卖部的院里转了三圈，突然捂住脸蹲下去哭了。不是委屈，是心里的东西太满了，像要炸开的麦囤。
男人从地里回来，扛着锄头经过，见她哭，眉头拧成个疙瘩：“又咋了？天塌了？”
“我的文章……印成书了。”她哽咽着说，眼泪从指缝里涌出来，砸在地上的尘土里，洇出小小的湿痕。
男人愣了愣，锄头“哐当”一声杵在地上。他没骂她，只是蹲在门槛上，摸出烟袋，吧嗒吧嗒抽起来。烟圈一圈圈飘到天上，和云融在一起，像是把这些年的怨气也化了进去。
去县城取书那天，山花特意找出女儿给她买的新布鞋，蓝布面，纳着细密的针脚。她对着镜子梳了头，把花白的头发抿得整整齐齐，还抹了点娃们剩下的化妆品。
书是白色的封面，浅蓝色的一条小河弯弯曲曲从书的上边画到下面，那确实是葫芦河流淌的水，她的文字就流淌在葫芦河里，带着金光灿灿的夕阳，美不胜收。封面摸着像地里刚收的新麦，她的名字印在目录里，“山花”两个字方方正正的，像她侍弄了一辈子的麦子，饱满、实在。她指尖拂过那两个字，眼泪又掉了下来，滴在书页上，晕开个小小的水点，像颗刚落进葫芦河里的雨珠。
回家的路上，她遇见了以前一起在工地抱砖的王婶。王婶挎着篮子，看见她手里的书，眼睛瞪得溜圆：“山花，你真出书了？”
山花点点头，把书递过去。王婶翻了两页，手指在字上划来划去，嘴里啧啧有声：“没想到你这‘聋子’，上了个小学，还真能写出文章来。”
这次，山花没觉得心里发涩。她笑了，眼角的皱纹堆起来，像盛满了阳光：“瞎写的，让王婶见笑了。”其实她知道，王婶的语气里没有坏意，只有惊讶——就像她自己，也惊讶于自己竟能走到今天。
最难的时候，是三个孩子都进了省城，两个女儿上大学，儿子上高中，学费像座山压在头顶。山花两口子跟着村里的男人去建筑工地当小工，抱砖、端砂浆，太阳把脊背晒得脱了皮，晚上疼得睡不着，一摸就是层薄皮，像晒焦的玉米叶。
工头都是黑心肠的人，总把最沉的活派给她们，说：“你要挣钱，就得下力气。”
她咬着牙干，中午别人歇晌，她就啃个干馒头，在墙根下写两句。砖缝里的土吹到纸上，她就用袖子擦，字上沾着土，倒像带着地里的气。有回写“砂浆溅在裤腿上，干了像层壳”，被工头看见了，抢过她的纸揉了：“干活就干活，搞这些没用的！”纸团砸在她脚边，像块硬土坷垃。
她没跟工头吵，只是默默捡回纸团，展开，抚平，继续装在口袋里。心里头憋着股劲：你们越说没用，我越要写。这些字是她的精气神，比砖还硬，比砂浆还黏。
除了工地，她还在夜晚去菜地铲芹菜。菜地里寒气重，一进去就像掉进冰窖，呼出的气都能看见白霜。手指冰得像红萝卜，握不住镰刀，她就把手指放在嘴里哈气，哈热了再接着干。
她边干边想那些在纸上蹦跳的字——只有它们，不管多冷多苦，都陪着她，心里就暖烘烘的热。
如今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去年暑假，三个娃挤在炕头，围着那本书翻来翻去，大女儿指着其中一段说：“妈，你写咱家门口的葫芦河，写得真好，有股咱家的味道。”
山花就笑，转身去灶房给娃们煮洋芋。灶膛里再也没有柴火噼啪响、映得她脸通红的景象，而是干净的电锅，再也没有呛人的烟味，心里的欢喜像锅里的洋芋，咕嘟咕嘟冒着泡。
她知道，孩子们懂她的字，就像懂她灶上的饭菜，懂她手上的老茧。
日子确实好过了。村里通了水泥路，盖了文化广场，扶贫干部帮着种了果树，一年下来，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山花不用再去工地抱砖，也不用深更半夜去菜窖铲芹菜。
她有了更多时间坐在葫芦河边，看河水慢悠悠地流，看坡上的花开了一茬又一茬。河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那是被岁月磨圆的石头，像她心里的那些苦，早没了棱角。
她还在写，用女儿给她买的智能手机。拼音打得越来越顺，指尖在屏幕上跳跃，像在地里播种。有时候写累了，就去坡上摘朵山野花，插在窗台上的玻璃瓶里。
花是红的、黄的，不金贵，却泼辣，像她那些年写在孩子生字本翻面的字，透着股不服输的活气。
今年春天，以前一起在楹联群里认识的文友来家里做客，看见窗台上的花，笑着说：“嫂子，你这名字起得真好，山花，就该开在这山野里。”
山花望着窗外的葫芦河，河水泛着粼粼的光，风一吹，碎成满河的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