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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938年3月10日：晨起，随闻先生李师等渡沅江，至老鸦溪国立艺专。林风眠赵太侔均在。沈从文萧乾引路。上午观绘画课，西画、国画、艺术史、木刻四科并开。午后座谈，闻先生与赵先生叙旧。日暮归。】
沈先生和萧君已在旅馆一楼等候。沈先生手里握着一卷东西，见我从二楼下来，微微点头，目光却越过我肩，落在后面的楼梯口。闻先生正快步从楼上走下来。
“从文，昨日让你陪我干坐一天。”闻先生的声音还带着一点沙哑。
“没干坐。”沈先生把手里那卷纸放在桌上。“我大哥看了你的速写，夸你这一路用心了。”
“都是草稿，不成样子。”
“草稿才看得出真东西。”
闻先生跟萧君打招呼，转头跟我说：“景行，沈先生接我们辅导团去国立艺专参观学习，你也去。”
“好。”
辅导团的五位教授和六位助教很快在一楼聚齐，随沈萧二君去国立艺专临时驻地老鸦溪。
今日渡口有船，我们不用蹚水过江。雪后放晴，太阳额外明亮，小渡船没有棚盖，江面波光粼粼有些刺眼。我抬头看向西边的山脉，把江面压在眼底，避开不舒适的朗照。
渡船靠上老鸦溪渡口，沈先生第一个跳下船。到底是江边长大的，跳下船的姿态好熟练，脚先落在石阶边缘，膝盖微微一屈，整个身子往前一送，稳稳站住，又回头伸出手，要扶闻先生。闻先生摆了摆手，自己扶着船绳走下船。李师跟在后面，曾先生走在最后，手里还捏着半块没吃完的米糕。
老鸦溪渡口比沅陵那边安静。石阶上生着青苔，踩上去湿而滑。岸边长着几棵大柳树，枝条垂到水面上，随着水流摆动。再往远处是一片坡地，种着菜。菜地尽头有一道矮土墙，墙后就是艺专的院子。
沿着土路往上走，两旁是橘林。橘树的叶子深绿，枝头还挂着些去冬未摘尽的小橘子，颜色已经发暗。沈先生走在最前面，步子很快，像是走惯了这条路。到了院子门口，回头对闻先生说着什么，闻先生点了点头。
院门口站着一个人。中等身材，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蓝布棉袍，头发不长，梳得很整齐，脸上的线条柔和，眼神很平静，双手垂在身侧。
沈先生上前两步，尊一声林先生，然后给我们介绍：“这是林凤眠先生，杭州艺专校长，现任国立艺专教务主任。”
林先生微微点头，目光越过沈先生，落在后面的闻先生身上。他伸出手，声音不高，带着广东口音：“闻先生。欢迎。”闻先生走上前和他握手。
“赵太侔主任在里头。”林风眠侧了侧身。“他在等你们。”
走进院子，正屋的门开着。赵先生从里面走出来，看见闻先生，喊了声“一多”，声音又大又亮，把院子里几只麻雀惊得扑棱棱飞。赵先生比闻先生高一点，肩膀也宽些，方方正正的脸，眉毛很浓，笑时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
“多年不见。”赵先生在闻先生肩膀上拍了一掌。
“多年不见。”闻先生握住赵先生的手。
老友相逢，一切尽在不言中。赵先生和闻先生还有沈先生曾经在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共过事，赵先生是教务长又任校长，闻先生是文学院院长，沈先生是教员。后来赵先生去了北平艺专任校长，闻先生去了清华，沈先生去了北大又主编《大公报》副刊。眼下这三人在沅江边的小院子里重逢。
赵先生转身朝其他人拱了拱手：“李先生、曾先生、黄先生、袁先生，各位一路辛苦。”
“赵先生客气。听说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就在此地刚刚合并成立了国立艺专，可喜可贺。我们这些清华北大南开人，是来参观学习的。”闻先生急性子，直奔主题。赵先生不好推脱，直接带大家往院子后走。赵先生现任国立艺专教务主任，他让大家先看上课，上午有西画、国画、艺术史、木刻四个教室同时开课。
院子后面是一排木板房，一共四五间，并排搭在院墙内侧。杉木板钉成的墙壁，缝隙里塞着旧报纸和碎布条，屋顶盖着茅草。窗户很小，木框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白纸，透进来的光柔柔的，像被水洗过一遍。每一间木板房的门都半开着，能听见里面有人说话的声音，粉笔在黑板上划过的声音，木刻刀在木板上推进的沙沙声。
“先从西画教室看起。”赵先生推开了第一扇门。
画室比我想象的要大，里面摆了七八个画架，都是木条钉的，摇摇晃晃，有的画架下面垫着石块，用来找平。十几个学生坐在画架后面，每人面前有一块画板，有的在画素描，有的在调颜色。光线从高窗上方的天窗漏进来，那扇天窗是特意在茅草顶上开出来的，玻璃上蒙着灰，但透下来的光还算亮。
教室前面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木椅。椅子上坐着一位老人，脸上皱纹很深，颧骨高耸，眼窝凹陷，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双手搁在膝盖上，头微微抬着，看着前方一个不确定的点。
赵先生说：“模特是本地人，我们请来的，一天管两顿饭，再给几个铜板。只有这条件。”
一位教授站在一个学生的画架后面，弯着腰在看学生的画。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袖口挽到肘弯，露出瘦而有力的手腕。他的头发花白，但梳得很整齐，脸上最显眼的是那副圆框眼镜，镜片很厚，把他的眼睛放大了一圈。他看了一会儿学生的画，直起身来，用手在画面上方比划了一下。赵先生说这位是李超士教授，早年留学法国，是中国色粉画第一人，分别在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担任教授。现在两校合并，他依然守着这方讲台。
“下颌的转折，你画平了。人的下颌不是一块平板，它从颧骨下面收进来，然后再往前推出去，形成一个弧。你摸摸自己的下颌，不是平的。”那学生摸了摸自己的下颌，拿起炭条一点点修改。炭条在纸上沙沙响，线条先粗后细，慢慢地，老人的下颌真的从纸上浮出来了，有了一种圆润的弧度。
李先生沿着画架一个一个看过去。走到一位女学生旁边时，停住了。“你画得太黑了。模特的左半边脸是暗的，但不是死黑。暗部里面有反光。你看他的颧骨下面，那里有一条窄窄的亮线。那是从墙上反射回来的光。”
女学生眯着眼看了看模特，又看了看自己的画，恍然大悟似的，拿起橡皮在暗部擦了几下，画面上原本糊成一团的暗部慢慢裂开，分成深浅不同的几个层次，整张脸忽然有了立体感。
李先生在画室里走了一圈，没有多说大道理。他的语言简洁得像医生命令，学生们听着，改着，画着。
我看了一会儿那些画架上的素描。有的已经画得很完整了，老人的五官清清楚楚，连眼角的鱼尾纹都画出来了。有的还只是几根大线条，但轮廓已经抓住了。有个同学特别有意思，他没画老人的脸，而是画了老人的手。那双手搁在膝盖上，指节粗大，青筋凸起，掌心的老茧有一层厚皮。他把这双手画了整整一页，炭笔的线条又粗又重，每一根都落在该落的地方。
赵先生走过来看了一眼，对我说：“这个学生感觉好。他不画脸，画手。手比脸更真。”
出了西画教室，隔壁是国画教室。推开门，先闻到一股墨香混着松烟和宣纸的气味。教室里摆了四五张长桌，每张桌上铺着毛毡，毡上是一张宣纸，纸边用镇纸压着。七八个学生站在桌边，手里握着毛笔，面前各放着一方砚台和几管笔。
赵先生介绍说这是国画王晴川教授。王先生站在最里面那张桌子旁边。他四十多岁，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短衫，袖口卷起来，露出一截瘦而有力的手腕。他的手里没有笔，但手指上沾着墨，手指斜斜地捏着空气，像是在示范一种握笔的姿势。
“这里——画鹰的嘴，不要用笔尖去描。笔要卧下去，用侧锋。一笔下去，嘴的弧度就要出来。你描三笔，不如卧一笔。”他走到一个学生的画纸前面，看了一眼，然后伸出右手，手指并拢，指尖蘸了一点墨，在宣纸上轻轻一按，然后往侧边一拖。一个鹰嘴的弧线出来了，又圆又劲，像是长在纸上的一样。
同学们围过来，看那个指头画的鹰嘴。那位学生拿起毛笔，照着老师的指法在另一张纸上试了试，第一笔卧下去又拖出来，弧线画歪了，王先生没有纠正他，只是说：“再画。指头的力量是从肩上下来的，不是从手腕上来的。你手腕一抖，弧就断了。”学生照着做画了几回，最后一回画成了。
隔壁教室里讲艺术史。这间教室最小，摆了几排木板搭的长凳，前面有一块刷了黑漆的木板当黑板。黑板上画着两组建筑，一边是希腊帕特农神庙的柱式，一边是中国古代宫殿的斗拱。粉笔线条画得又直又准，每一根柱子、每一层斗拱都标得清清楚楚。
赵先生说这位教授叫李朴园，李教授手里握一条教鞭，正在给同学们作讲解：“同学们看，希腊建筑的柱式，追求的是比例完美。多立克柱式的柱子，高度是直径的六倍。六倍，不多不少。他们觉得这个比例最完美。中国建筑呢？斗拱的层数没有固定比例，一个斗拱上可以叠五层，也可以叠七层，看建筑的等级和需要。西方追求绝对的比例，中国讲求灵活的秩序。两种都是美的，美的逻辑不一样。”
一个学生举手问：“李先生，那我们的画应该学哪种？”
李先生放下教鞭：“学哪种都对。关键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学哪种。为什么学。”他指了指窗外。“你们在这里画沅陵的山、沅陵的水、沅陵的人。画的时候要想清楚，你用的是什么眼光。是希腊的眼光？是中国的眼光？还是你自己的眼光？”
教室里安静着，李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又画了一幅小图，一个中国式的亭子：飞檐翘角，檐下斗拱层层叠叠。“你们看这个亭子，它为什么好看？不是因为比例完美，是因为它跟后面的山、前面的水、旁边的树的关系。它长在那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就不好看了。这就是中国的审美，不追求绝对的美，追求关系的美。”
我站在教室后面听了一会儿，觉得他说的这些话，和闻先生在路上讲《楚辞》的方式有点像，都不是在给答案，而是在给一种看东西的方法。往大处说，就是作者的世界观。
最后一间是木刻教室。门一推开，先听见一片沙沙声，像下小雨似的。七八个同学围在一张长桌旁边，每人手里握着一把木刻刀，在木板上推着。刀尖在木板上走，木屑细细地卷起来，落在桌面上，积成一小堆一小堆，颜色浅黄，带着木头的清香。
一位年轻教师站在学生中间，弯着腰看一个学生的刻板。赵先生说他叫彦涵，是位年轻教师。
彦先生正在给一个学生改稿。学生刻的是一幅码头工人的画——工人弯着腰背麻袋，麻袋压得他的腰成了一张弓，两条腿绷得直直的，脚趾抠在地上。彦先生说构图不错，但工人的头刻小了。“头太小，人就弱了。码头工人背两百斤的麻袋，他的头要稳，脖子要粗，肩膀要宽。这些地方你都要给出来，不能省。省了，就不像了。”彦先生拿起一把三角刀，在木板上轻轻推了几下。刀尖沿着工人头部的轮廓走了一圈，把线条加深、加粗。然后他又换了一把圆刀，在工人的肩膀和背上刻了几刀，把肌肉的起伏刻了出来。
彦先生走到另一个学生旁边，学生刻的是纤夫。纤夫们弯着腰，纤绳绷得笔直，脚下是礁石和急流。彦先生看了一会儿，说：“纤绳刻得好。但水纹不对。”他拿起一把小圆刀，在纤夫脚下的位置轻轻转了几圈。木屑卷起来，水波的纹理出来了，几道斜斜的交错的短线，像是水流撞在礁石上碎开的样子。“水是乱的，但乱里面有方向。你看江里的水，它永远是往下游走的，但每一道水纹的方向都不一样。你刻水，不能只刻一道波浪，要刻出水在礁石上撞碎又合拢的那个劲。”
我在木刻教室站得最久。我是去年刚毕业的助教，暂时还不能独立站上讲台，但总有一天我会像台上的这位教师，面对自己的学生，手把手地教他们。我们生物系师生，更多的是在野外，在山坡上，在园子里。我想起《史记·李将军列传》里的一句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从木刻教室出来，太阳已经快到头顶了。赵先生从棉衣口袋里取出一块怀表看了看，说：“走，去食堂吃饭。下午座谈会。”
去食堂的路上，闻先生走在赵先生旁边，两人低声说着话。忽然闻先生停下来，回头看那排教室。教室里有声音传出来，还有学生在画，笔触声和刻刀声混在一起，从板壁的缝隙里渗出来。
“太侔，这些学生的功底不错，且非常用功，将来要出大画家的。”
赵先生也停下来，回头看了看，说：“有个学生经常不分上课下课，白天黑夜地泡在教室里。巡查老师找他谈，他一句话，就把老师给怼回去了。”
“一句话？一句什么话？”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
“他才多大？有意思。叫什么名字？”
“不过十七八岁。叫吴冠中，杭州艺专的，林凤眠潘天寿的得意门生。”
午饭后，两校教师又座谈了一会，说的是合并的事，课程的事，将来的事。但上午看了那些课之后，座谈的话题渐渐沉了下去，从学校的事务谈到了各自的教学，从教学谈到了艺术在战争年代的位置。赵先生说艺专的学生下乡画壁画、刻木刻、演活报剧，没有颜料就用锅底灰，没有纸就用旧报纸的背面。
闻先生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说：“我们在路上，也讲课。在船上讲，在山上讲，在祠堂里讲，在庙里讲，在岩石洞里讲。没有教室就找地方。有学生的地方就有教室。”
林先生一直坐在旁边听着，此刻他低声问道：“闻先生，你们路上讲课，讲些什么？”
“什么都讲。讲《楚辞》，讲植物，讲地质，讲历史，讲诗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看见什么讲什么。”
林先生点了点头，说：“艺专的学生，没有教室也在画。在沅陵的街上画，在码头上画，在山里画。看见什么画什么。和你们一样。”林先生停了停，又说：“明天是沅陵的赶集日，我们准备进城作一次抗日街头宣传。上个月我们办过一次，很受老百姓的欢迎。”
闻先生听闻此言，立马跟我们旅行团的总领队黄子坚先生商量，要不要参与国立艺专明天的行动。黄领队说：“抗日宣传，我们不能缺席。”于是大家一起商量明天的安排。
太阳西斜，我们告辞了。林先生站在院门口送，赵先生送到江边。沈先生走在最后面，和赵先生低声说了几句话才赶上来。
上了船，桨声又起，沅江的水面在夕阳中变成了橘红色，碎金一样的光在波浪上跳动。闻先生坐在船头，看着江水，自言自语：“今天的课看得好。”
李师在旁边嗯了一声。“比在长沙看得还实在。”
“那些学生，画码头工人，画纤夫，画农妇。我们在路上看见的人，都在他们画中。”
船到中流，回望老鸦溪，那排木板房在暮色中已经模糊了，只能看见几个深灰色的轮廓，掩映在橘林和暮霭之间。但那些声音还在耳朵里响着——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木刻刀在木板上推进的声音，李先生说“下颌不是一块平板”的声音，王先生用指头在宣纸上按出弧线的声音……
我坐在船尾，把这些声音一个一个记在心里，等回到旅馆，便记在日记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