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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938年3月18日:玉屏启程五十里至青溪，黔省最小县也。城临㵲水，一条独街，店门均有字方灯一张。城门洞内高悬“青溪县戒烟所”木牌，一侧即贴“恒土烟膏店”广告。夜宿县立小学，校长和蔼可亲。】
晨起，天还没亮透，队伍从玉屏启程，沿着㵲水支流往西走。支流比㵲水更窄，水在石头间流淌，声音细碎。河岸有几株老柳树，叶芽还没完全绽开。玉佩县府派的保安兵走在最前面，肩上扛着枪，枪口朝天，脚步踩在石子路上嗒嗒地响。
两岸坡地从平缓的田坝变成重叠的梯土。梯土上种着庄稼，有冬小麦，绿得发黑；有油菜籽，花已谢了大半，只剩零星几点黄。有些坡地上种着一些植物，大约一尺出头，叶子宽大肥厚，边缘有浅锯齿，叶脉清晰，叶面光滑鲜嫩，从山脚一直排到半山腰。晨露未干，叶面青亮，风一过，整片坡地像在大口呼吸。
李师在一处坡地边停下来。他蹲在田埂上，伸手拨开一株植物的叶子，看了看它的茎和叶腋。有学生低声问：“李师，这是什么植物？”
李师用拇指在叶面上轻轻搓了搓，又凑到鼻前闻了闻。“罂粟。”
“这就是罂粟？”学生声音里带着惊讶，又往前凑了一步，蹲下来仔细看那株苗。
李师点了点头。“罂粟科，苗期就是这样，叶子宽大，肥厚，表面有一层蜡质。你们看它的茎，直立，不分枝。叶腋里已经有了花苞的雏形，再长一个月，就要开花了。”
李师身旁迅速围上一堆学生，田埂上站得密密匝匝，有人差点踩进地里。一个学生把草鞋脱了，光脚踩在田埂上，脚趾头抠着泥土。
“罂粟花有红有白有紫，很艳丽。花瓣薄得像纸，风一吹就抖。但最艳的东西，往往最毒。”李师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泥土簌簌落下，落在田埂边。
风从山那边吹过来，那些肥厚的叶子微微翻动着，露出背面灰白色的叶脉。从远处看，这坡地和玉屏那边的麦田没什么区别，都是绿油油的庄稼，都是人在地里刨出来的吃食。但走近细看，便会发现，这是中国禁止了几百年的毒鸦片。
队伍继续前行。路两旁的坡地上，罂粟的种植越来越密。有的坡地整面整面都是，从山脚铺到山顶。有的坡地上罂粟与小麦混种，罂粟苗和小麦苗交错在一起，远远看去分不清哪是哪。路边的田埂上，偶尔能看见一两个农人，赤着脚，卷着裤腿，脚上沾着泥，手里的锄头翻着土，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停下。一个农人抬头看了队伍一眼，眼神空空，又低头去侍弄那些苗。
李师身边跟着一群学生，他边走边给学生讲解：“贵州种罂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光绪年间就开始大面积种植。那时候朝廷禁烟，但贵州山高皇帝远，禁不了。民国以来，军阀为了收烟税，鼓励种烟，一亩罂粟的收益比种粮食高出好几倍。老百姓不种罂粟，交不起税。种了罂粟，又没粮吃。就这么一年一年地种下来。”
有学生忍不住问：“政府不管吗？”
李师苦笑道:“管？谁来管？县府要税，军阀要饷，山高路远，鞭长莫及。何况有些地方烟税就是命脉。禁烟禁到下面，常常变成加税。老百姓夹在中间，左右都是苦。”
“那为什么不种粮食呢？”
“种粮食？你们看这坡地，陡，石头多，水留不住，种一季粮食收不了几斗。种罂粟呢？撒下种子，不用管，割了果，收了浆，拿到集市上就是现钱。换作你，你种什么？”学生低下头，不说话了。
曾先生一直伴着李师走。李师话语刚落，曾先生接着讲解：“化学成分上，罂粟果里的乳汁含有吗啡、可待因、蒂巴因等生物碱。吗啡是镇痛剂，医学上有用。但过量使用会成瘾，成瘾之后戒断极难。一个人沾上鸦片，身体和精神都会被拖垮。比打仗更厉害。所以戒烟，不是靠意志就能熬过去的，呕吐、抽搐、虚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个家只要有一个人吸上鸦片，全家都要被拖死。”
有学生小声问：“那为什么还要种？”
曾先生望着坡地，目光越过那片绿色的绒毯，落在远处山腰上另一片更密的罂粟田里。“因为钱。种的人不一定吸，吸的人不一定种。可最后，钱流到军阀和烟商手里，毒留在人身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吃够了这个亏。禁烟禁了多少年，明禁暗种，明禁暗运，越禁越乱。到这些山里，罂粟就成了庄稼，成了摇钱树。”
李师补了一句：“庄稼本身没有罪，可它结出的果，能让人变成鬼。”风吹过，一片片罂粟叶翻动，像一片片小刀。
走了大约两个时辰，路从山腰上拐下来，沿着一道溪谷往西。溪水不深，但流得很急，在石头间翻着白浪。溪谷两边的山渐渐矮了，山前的地势开阔了一些。一片小坝子出现在远处，坝子中间有一座灰扑扑的城池，炊烟从屋顶升起，在阴天的光线中散成一把灰雾。
“青溪。”前面的保安队长回头喊了一声。队长姓周，三十来岁，脸上有一道从眉骨裂到嘴角的旧疤，说话时疤痕跟着扭。他指着前面的城池说：“青溪是贵州最小的县城。全城只有一条街，从东门走到西门，用不了半袋烟的功夫。”
城是真的小，不过残损的城墙还在。灰黑色的石墙从坡脚一直砌到坡顶，墙头上长着枯草和几棵歪歪扭扭的小树。城门倒是完整的，一个拱形的门洞，门板半开着，门钉锈成了深褐色，门洞里黑黢黢的，能看见里面一段石街往上延伸，消失在两旁的屋墙之间。
城门洞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块白灰底子的木牌，上面用黑漆写着“青溪县戒烟所”六个字，字是楷书，笔画粗壮，看得出是认真写的。木牌下方钉着一颗铁钉，钉上挂着一块纸招牌，比戒烟所的木牌小一些，纸已经卷了边，但上面的字还能看清——“青溪民与恒土烟膏店，本店新到上等云土，价格公道，童叟无欺”。
戒烟所和烟膏店并排挂着，中间隔了不到一尺。
学生们看着这两块招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人笑了一声，笑到一半又收住了。闻先生站在城门洞里，抬头看了看戒烟所的木牌，又看了看烟膏店的纸招牌，气得直跺脚。他的胡须在风里飘着，他仰头望望天，天被城门洞的顶遮住了。他又看看李师，李师一脸的愤懑与无奈。他终究说不出一句话，跟着队伍进了城门。
城里的街面是石板铺的，不宽，两旁的铺面夹着，头顶的屋檐几乎要碰在一起。石板被磨得光滑，有些地方凹下去一块，积着昨夜的水。街面上人不多，三三两两走得也不快。几个妇人蹲在街边的水沟旁洗衣裳，棒槌举起来，落下去，啪的一声，在狭窄的街巷里格外响。她们抬头看了一眼我们的队伍，又低下头去继续捶衣裳。那些妇人的脸显得很白净，眉眼清秀，鼻梁挺直，嘴唇有淡淡的红，她们的眼神显得有些疲惫。
再往前走，街两旁的铺面渐渐多了。盐号、布庄、杂货铺、药铺，一家挨着一家，但开门的不到一半。关着门的铺板上贴着红纸，红纸褪了色，成了灰扑扑的粉白，上面的字有些模糊。开着的铺子门口，都挂着一盏方灯，方方正正的木框子，四面糊着白纸，纸面上用墨笔写着字。保安队长介绍说:“这叫字方灯，我们贵州的老习俗。铺子门口悬挂一盏，写上铺子的字号。以前是方便晚上认路，后来就成了招牌。你在青溪不用记门牌号，只要记住灯上的字就行。”
我走近一家盐号门口，看那方灯上的字。灯是旧的，木框上的漆已经剥落了，白纸也黄了，但墨写的字还清楚“官盐”。字是正楷，笔画敦实，墨色浓黑，看得出写的人下过功夫。灯里面有一盏小油灯，白天不点，灯芯是干的。
旁边的布庄门口也挂着一盏，灯上写着“京广布匹”。杂货铺的方灯上写着“山货药材”。再过去一家，铺板关着，方灯还挂着，灯上的字是“裕记油行”。一个穿灰布长衫的老者从油行门口走过，看了看那盏不亮的灯，又继续往前走，步子悠闲。
整条街上，一盏接一盏的方灯挂在铺面门口，写着各种各样的字号、行当、吉祥话。白纸黄了，墨字还黑着。护送我们的保安队长说:“灯不亮的时候，灯上的字说明铺子还活着。灯要是摘了，铺子就彻底死了。”
我们走过一家半开门的小铺子，门板斜靠在墙上，里面黑洞洞的，只有靠里的一面柜台。柜台上摆着一杆小秤、几块黑乎乎的东西，还有一把切刀。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人，瘦得颧骨撑起了整张脸，眼睛陷在眼窝里，嘴唇有些紫黑。柜台上搁着一盏小烟灯，灯焰如豆，旁边放着一根烟枪，枪管油亮，枪嘴处有一圈焦黑。
队伍走到街的中段，有一棵大榕树，气根从枝上垂下来，有的扎进了土里，有的还悬在半空。树下有一眼井，井沿的石头上被井绳磨出了几道深槽。一位年轻女子正弯着腰从井里提水，提上来的水倒进一担水桶里，然后挑着水桶往巷子里走去。
队伍在县立小学的院子里停下来。小学在城北的坡上，两排平房，土墙瓦顶，墙根处爬着些干枯的藤蔓。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荫铺了半个院子，还有一根光秃秃的旗杆，铁皮做的旗杆帽子锈得发红。教室里的课桌板凳被搬到一边，靠墙摞着，地上铺了稻草，和这一路住过的所有地方一样。
校长姓钟，是位和蔼的先生，五十来岁，头发花白，穿一件灰布衫，袖口挽了两道。他早早就在坡下等着，见了队伍，先跟黄先生、曾先生、闻先生握了手，又转过身来招呼学生：“路上辛苦了，先歇歇，喝口水。”
晚饭是在小学厨房里做的，临时加了三个铁锅。钟校长把家里腌的一坛咸菜搬了过来，又打发两名年轻教师去镇上买肉和豆腐。两位年轻教师二十出头，跑得飞快，一会儿就买回来一担豆腐，一大块猪肉，还捎了一捆青菜。另外两名教师，一个烧火，一个切菜，和我们的人挤在一处，说说笑笑。曾先生要帮忙，被钟校长按住。“你们一路辛苦了，先坐着休息。”闻先生没坐，蹲在灶边帮着添柴，火苗映着他的脸，他翘起的胡须被映成金色。
人手齐，饭菜做得飞速，很快就开餐了。学生们站的站蹲的蹲，挤在院子里吃，很是热闹。有人边吃边说起路上那片烟苗地，说起城门洞里的戒烟木牌和烟膏店的纸牌广告，说起铺子门口那些不亮的方灯。
钟校长端着碗走过来，听见了，蹲在槐树底下，跟同学们围成一圈。“你们说的那个戒烟所，原来是个铁厂的账房。烟膏店那间屋，是铁厂的库房。两间屋子挨着，中间只隔一堵墙。”
“青溪有过铁厂？”有同学好奇地问。
“光绪年间，青溪办过铁厂，就在五里牌那边，是中国最早的铁厂，比汉阳铁厂还早。机器是从英国运来的，钢锭上刻着‘天字一号’。铁厂的炉子一点火，半边天都是红的。后来办不下去了，停了。
“为什么停了？”有学生问。
“为什么停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焦炭供不上，有人说是洋钢锭打进来，价钱压得太低。我小时候还见过那些旧炉子的残基，黑黢黢的半截埋在土里。我们小孩儿爬上去玩，大人看见了就骂，说那是祖宗的东西，别给踩坏了。”
“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运出去？”人多口杂，又有学生问。
“靠水。那时候青溪河比现在宽，水也深，船能到五里牌底下。后来公路通了，水路就冷落了。铁厂没了，公路上的车也不在青溪停了。你们来时走的那条公路，路基还是早几年修的，修了一半停了，剩下的半截到现在还是土路。一座城，靠的东西一样一样地丢了，人就只能靠地里长出来的东西过日子。地里长什么最来钱，就种什么。你们看见的那片烟苗地，往年种麦子。麦子不值钱，一亩地打几百斤，粜出去换不回盐巴和布。烟膏来钱，种一亩顶十亩。人穷急了，什么来钱种什么。戒烟所是官家设的，烟膏店是私人开的，两边挂牌子，官家收税，私人赚钱，谁也不管谁。”
闻先生坐在另一边，一直没有说话。他的碗已经空了，搁在膝盖上，两只手交握着碗沿。暮色从院子那头漫过来，把他灰白色的胡须染成灰蓝色，他的身影像一副速写。
钟校长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递了一根烟。闻先生接了，夹在手指间。钟校长问：“闻先生路上见了不少东西吧？”闻先生点点头。“见了。烟苗地、戒烟所、方灯，都看见了。”钟校长说：“见了就好。见了就忘不了。”闻先生把烟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没点火，缓缓说:“忘不了的。若是下次再见，我想青溪会比现在好。”
钟校长和闻先生的手握在一起。
夜里，我在教室里铺好的稻草上躺下来。林同学躺在我旁边，翻了几次身，没有说话。稻草是新铺的，闻着有股干爽的草香味，混着土墙返上来的潮气。过了一会儿，林同学给我轻声耳语：“钟校长说的那个铁厂，我们书上有。光绪二十二年，青溪铁厂出过一炉钢，钢锭上刻‘天字一号’，送到省城去展览，后来下落不明。”
“你是哪个系的？”
“我是机械系的，和屠守锷是同班同学。”
“哦。你说过的，你是我们清华机械系的，看我这记性。”
“老师您说那个‘天字一号’，是铸着玩的，还是真拿它当个东西？”
“不知道。”
“我要是那块钢，我就觉得挺冤的。从英国运来机器，开炉子炼出来，刻了字，送了省城，最后不知道扔哪儿去了。跟这城一样。”
“睡吧。明天还要赶路。”
我躺在稻草上，听着窗外的水声和院子里偶尔的脚步声。钟校长和老师们还在厨房那边忙着，隔着墙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声音压得很低，怕吵着了我们。
我们明天还得往前走，可往前走又能看见什么呢？想着想着，水声就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