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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938年3月17日:是日，离开湖南境入贵州，胡秘书带县保安队护送出境。行三十里至鲇鱼铺，湘黔交界处也。入黔之后山为平顶山，河流均为小溪急流。又三十八里抵玉屏。县内备极欢迎。玉屏产石竹，以制玉屏箫及竹杖，团内每人购一根。】
晨起，我们十一位教师赶紧起床整理行李，去到龙溪口码头与学生们汇合，今日要离开湖南境前往贵州。
码头上有一支穿灰制服的保安兵，二十来人，背着手，腰板挺得笔直，肩上挎着步枪，枪管上凝着一层细细的露水。带队的是胡楚藩秘书，他站在队伍前面，灰布制服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腰间系着一条皮带，皮带上挂着一只牛皮公文包。他见我们走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旁边一个保安兵正往步枪里压子弹，弹夹推入枪膛时发出“咔”的一声脆响，在清晨的码头上格外清晰。
黄子坚先生手里拿着名单，站在胡秘书身旁。从临阳公栈出来的学生挤挤挨挨，背着整齐的行李。我们今天统一打绑腿穿制服，跟保安兵十分相似，只是我们身上没有枪，但有一把从长沙出发时就随身带着的油纸伞。
保安队走在队伍最前面，二十几个穿灰制服的兵，排成两列，步子整齐，布鞋踩在碎石路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胡秘书走在队伍中间，手里提着公文包。我们的队伍跟在保安队后面，出龙溪口，沿㵲水往西走。
晨雾还没有散尽，在河面上飘着。
走了一段，雾渐渐散了。远一段的㵲水窄了许多，河面只有十来丈宽，水色碧青，水流比龙溪口那边急了一些，水面上翻着细碎的白浪，浪花撞在礁石上，碎成一片白色的水沫，又汇进水流里，重新变成碧青色。
山路沿着河岸往西延伸，碎石铺的路面，坑坑洼洼，走起来比前几天费脚，但所有人都走得比平时快。今天要出湖南，入贵州。这个念头是一根看不见的线，拽着每个人的步子往前拉。
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山势骤变，山腰和山脚是陡峭的坡面，长着稀疏的松树和灌木，山顶平整，像被一把巨刀削过似的。平顶山一座接一座排过去，远远望去，像一排排巨大的土台。山脚下有水田，田埂上立着几个稻草人，穿着破旧的蓑衣，戴着破斗笠，手里举着竹竿，竿上系着几根布条，在风中晃悠。
“平顶山，这是贵州地貌特征。石灰岩被溶蚀之后，顶部被剥蚀成平面，形成了这种平顶的方山。”袁复礼先生一边走，一边大声给学生们讲解。
“袁先生，这些平顶山的顶面是同一个高度吗？”有学生问。
袁先生指了指远处：“你们看那几座的顶面，几乎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说明它们原来是一个连续的石灰岩台地，后来被河流切割开了，剩下的部分就是这些平顶山。从湖南进贵州，地貌从丘陵变成这种平顶方山，河流也从大江大河变成小溪急流。你们看看㵲水，在龙溪口那边可以行船，到这里已经窄了一半，水也急了。再往西，水会更小，山会更高。”
李师走在袁师旁边，不失时机插言道：“植被也在变。你们看那些树，龙溪口那边是常绿阔叶林，现在慢慢变成阔叶和针叶的混交林了。海拔高了，气候冷了，树的种类也跟着换了。”他指了指路边一棵松树说:“这是马尾松，耐寒耐旱，能长在石灰岩的缝隙里。树根扎进石缝，分泌酸性物质溶蚀岩石，一年一年地把石头撑开。”
队伍沿着㵲水继续往西。路两旁的平顶山一座接一座地退过去，山脚下的㵲水越来越窄，水流越来越急，在礁石间翻卷着。有几处河段，水已经浅得能看见河底的卵石，船肯定是走不了了。水边偶尔能看见一两条废弃的小木船，船底朝天，搁在河滩上。现在是早春，等到龙舟节发大水，那几条小木船就能派上用场。
又一个多时辰，前面的路拐了一个弯，绕过一座平顶山的山脚，拐进一条更窄的碎石路。路边有一块青石界碑，大约一人高，半尺厚，立在路边的土坡上。石条上刻着字，正面是“湖南”，背面是“贵州”。界碑周围的泥地上长着些枯黄的野草，草根处有新鲜的泥痕，大概是最近有人来培过土。界碑旁边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壮，枝叶繁茂，树荫罩着界碑，像是为它撑了一把伞。
保安队在界碑止步。胡秘书走到队伍前面，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纸，展开来，对着界碑旁边的路看了几眼，然后把纸折好放回包里。他找到黄师岳将军，朝黄将军鞠躬道：
“鲇鱼铺到了，湘黔交界处。前面就是贵州境了，我们不能再送，祝师生们一路顺利。”
黄将军点了点头，伸出手，在胡秘书的肩膀上拍了拍，回一个“好”字，没有多余的话。但那个“好”字的尾音拖得比平时长一倍。
胡秘书跟众师一一握手道别。
曾先生是湖南人，晚清名臣曾国藩的曾侄孙。他握住胡秘书伸过来的双手，盯着胡秘书看了几瞬。“胡秘书。晃县应该办所中学。”胡秘书一愣，双手停在曾先生的掌心。
“晃县有汞矿，有桐油，有水路，有码头。龙溪口每天进出的船有上百条。但那些孩子，我在街上看见的那些孩子……晃县要有一所自己的中学，要有更多的像你一样的读书人。”
“好。我一定将曾先生的话带给县长。谢谢。”曾先生松开手，又说：“你在燕京读的书，不要白读了。教书也好，办学也好，都是一样的。”胡秘书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沉默了片刻，然后抬起头，眼睛有些发红。
胡秘书转身朝保安队走去。走了几步，停下来，没有回头，只是站着。一股龙卷风从㵲水河面吹过来，他的身形晃了晃，又继续往前走，走进保安队里。二十几双布鞋踩在碎石路上的声音渐渐远去。
“走吧。赶路。”黄将军对众师生说。
我们重新出发。一个接一个从界碑旁边走过。走出很远，我回头看了看，那块界碑还立在土坡上，青灰色的，在午后的阳光中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融进了山路的颜色里。
过了鲇鱼铺，路开始往山里钻。两边的平顶山把路夹在中间，路从山脚绕过去，时而在左岸，时而在右岸，㵲水在谷底时隐时现。河面越来越窄，有几处河段窄成了一条溪。溪边的石头上长着青苔，全被水花溅湿了，青苔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
路边有一处山崖，崖壁上刻着一些字，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袁先生停下来看了看，说这是前人的题刻，大概是清朝的，记的是某年某月某人经过此地。学生们围上去看，有人掏出本子来抄，但字迹实在太模糊，只能依稀辨认出几个字：“黔……山……路……难……”
李师在一处溪边停下来，蹲在溪岸上看着水里的东西。溪水很清，能看见水底的卵石和卵石间游动的小鱼。纤细的鱼身只有拇指长，青灰色，在水流中摆着尾巴，稳稳地定在原地。李师把手伸进水里，搅了一下，小鱼倏地散开，在水流中窜出一段，又稳稳地定住了。
“急流里的鱼，身体流线型，鳍大，能抵抗水流。这是对急流环境的适应。”我赶紧拿出笔记本，画了一条鱼，标上鳍和尾的位置。
又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平顶山渐渐矮了，路两旁的地势开阔了一些，一片坝子出现在前面。坝子不大，但很平，坝子中间有一座小城，青瓦灰墙，炊烟在屋顶上飘着，散成一线薄薄的蓝雾。田里的油菜花开得正盛，一片金黄从路边一直铺到城墙脚下。田埂上有几个农夫在弯腰劳作，看见我们这支队伍，直起身来，手搭凉棚朝这边望着。
这是贵州玉屏县。城墙不高，灰砖砌成，墙头上长着些枯草，枯草在风中摇着。城门开着，门洞里的石板路被踩得光滑发亮，石板上有一道道深深的车辙印，不知道多少年才能磨出这样的痕迹。城门上方嵌着一块石匾，刻着“玉屏”二字，字是阴刻的，涂着朱漆，有些剥落，但还能看清。
当我们走进城门时，忽然响起了锣鼓声。两面鼓、一面锣、一副镲，敲得又响又密。鼓手是个中年汉子，每一下都像是要把鼓面敲破。镲手是个年轻人，把镲片举得高高，用力一合，发出“锵”的一声，然后又把镲片举起来，在空中划一道弧线，再合下去。
一队人马从城门里迎出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穿蓝布长衫的老者，那长衫是侗家靛染的亮布，在阳光下泛着一层幽幽的光，襟边袖口滚着细密的侗锦花边，花边上的图案是几何纹样。他头发杏白，留着长须，须尖在风中飘动，手里捧着一卷红纸，红纸用金线扎着，纸面上隐约能看见墨迹。
老者身后跟着一群孩子，穿着各色侗族衣裳，衣裳的领口和袖口绣着花边，颈上的银项圈银铃随着脚步叮当作响，手里举着纸糊的小旗，旗上写着“欢迎”“抗日”“读书”几个字。孩子们后面是一队穿灰布制服的县府人员，制服半新不旧，但整整齐齐，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一枚小小的徽章。
再后面是几十个看热闹的侗族老百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女人头上包着青布帕子，身上穿着侗裙，裙摆上绣着花边。男人穿着短打衣裳，腰间系着布带，把城门口挤得满满当当。
老者迎上前来，黄将军迎向老者，两人握手致敬。老者把手中的红纸卷展开来，原来是一封欢迎信，用工整的楷书写着，大意是玉屏县各界欢迎旅行团过境，备有薄酒素菜，请师生们歇脚休息。黄将军接过信，连声道谢。
队伍在一片锣鼓声和孩子们的欢呼声中进了玉屏县城。街面上的铺子全开着，门口站满了人，看着我们这支打着绑腿穿着军服的长长队伍从街心走过，满是疑惑的眼神。街边有几个小孩追着我们的队伍跑，跑了一段，又被大人喊了回去。
我们的住宿安排在县衙内。玉屏县衙不大，院子较深，前后三进，左右各有几间厢房。县府的人已经提前腾出了大部分屋子，在地上铺了厚厚的稻草，有的屋子里还生了炭火。炭火是木炭烧的，没有烟，只有一股淡淡的炭香。黄先生分配住处，教师辅导团住后院的厢房，学生们分住前面两进的大屋里。
我把行李放好，站起来活动活动肩背。从龙溪口到玉屏，一天走了六七十里，腿酸得不行，肩膀也被行李袋勒得生疼。我去前厅看林同学，他脱了鞋将脚伸到炭火旁烤着。他的草鞋又磨薄了一层，鞋底几乎要透了，脚趾头从草鞋的破洞里露出来，冻得通红。
“今天出湖南了。”他说。
“嗯。”
“进贵州了。”
“嗯。”
他把脚翻了个面，让火烤到脚趾缝。“贵州的路，和湖南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我问。
“山更陡，水更急。人也更少。”
“你怕了？”
“跟着吴老师，不怕。”林同学虽然嘴里这样说，眼睛里却闪着泪光。他是大一新生，才十七岁，瘦瘦小小的广东人，胆小一点也正常。他把脚缩回来，用手搓了搓，又伸到火上烤。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问：“吴老师，你说我们还能回去吗？”
我没有回答。炭火噼啪响了一声，跳出一颗火星，落在地上，亮了一下，又灭了。
晚饭是在县衙的大堂里吃的。县府备了几大锅米饭和几盆大菜，有萝卜炖肉、酸汤鱼，还有几样青菜。菜不算丰盛，但热腾腾的，比路上的干粮强。学生们围坐在大堂的地上，就着临时搬来的矮桌和条凳，埋头扒饭。县府的人又搬来几坛侗家米酒，给教授们倒了几碗，我也分得一碗，慢慢喝几口，浑身暖和。
黄将军端起酒碗，恭恭敬敬道：“玉屏县的父老乡亲，我们这支队伍，是从北平和天津来的，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学校。我们在长沙暂住了几月，又遭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我们再次出发，走了一千多里，到了玉屏，受到这样的盛情款待。我代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全体师生，感谢你们！”黄将军说完，把碗里的米酒一饮而尽。
县府的人鼓掌。
所有的人鼓掌。
掌声里有细碎的哽咽声。
有几个东北学生唱起了《松花江上》。
黄将军和众师高高举起酒碗，再次大声地感谢玉屏县府人员和在场的乡亲们。他们转着圈圈给东道主敬酒，酒碗碰得叮当响，才把哽咽的歌声压下去。
饭后我们想逛街，县府的人说街上有个卖竹杖和竹箫的铺子，你们可以去看看。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出了县衙，沿着主街往南走。街上铺着青石板，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如玉，在月光下泛着一层清冷的光。走了几十步，果然看见一家铺子，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匾，写着“玉屏箫庄”。匾上的字是隶书，笔画圆润，像是用竹竿写的。
箫庄铺面不大，里面堆得满满当当。墙上挂着一排排竹箫，短的只有一尺来长，长的有两尺，每一根都用细麻绳系着，整整齐齐地挂在木钉上。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搁着一捆捆竹杖，节节分明，像是刚砍下来不久。铺子深处有位老匠人，手里拿着一把细锉刀，正在给一根竹管打磨，落下一层竹屑。
同学们前脚后脚涌进铺子，围着那些竹箫和竹杖看。有同学拿起一根箫，放在嘴边吹一下，吹不出调子，但吹出了声音。有同学拿起竹杖，在手里掂了掂，然后在地上戳了戳，看稳不稳。
“玉屏箫。”闻先生进了铺子。“石竹做的，节长，壁厚，发音清越。”他拿起一根箫，凑到鼻尖闻了闻。箫管里有淡淡的竹香，混着某种油润的气味。他把箫放回去，又拿起一根竹杖，在手里转了转。竹杖不长，大约四尺，杖身细直，节与节之间的距离比普通的竹子长得多。杖身表面有一层包浆，温润光滑，像是上了釉的瓷器。
“石竹。贵州特产。秆高，节平，壁厚坚韧。做箫，做杖，都行。”闻先生把竹杖竖在地上，轻轻一杵，发出“笃”的一声，像是敲在石头上。
老匠人抬起头，看了看闻先生。“先生识货。这石竹，长在崖壁上，根扎在石缝里，风吹雨打，长上十年八年，才长得这么粗。砍下来要阴干一年，才能做箫做杖。性急不得。”
闻先生点了点头。“好竹子。做箫，做杖，都好。做人也一样，要经得起风吹雨打。”
听得闻先生这样一说，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买了一根竹杖。有的买来当拐杖，有的买来把玩。我买了一根中等长的，四尺，正好可以拄着走路。竹杖拿在手里，轻飘飘的，但往地上一杵，稳稳的，像是多了一条腿。
从箫庄出来，暮色笼罩了整个县城，街上的铺面陆续上了灯，黄澄澄的灯光从门板缝里漏出来，印在石板路上，把石板照得一块明一块暗。远处有狗吠，有孩子的哭声，有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空气里飘着酸汤鱼的气味，酸酸辣辣的，好闻。
县衙的方向传来锣鼓声，联欢大会即将在县衙的大院里举行，我们匆匆往回赶，黄带领肯定在清点人数，我们不可以迟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