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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938年3月14日：下午三时抵晃县。车停南岸老晃城汽车站，县府秘书胡楚藩接车。晃县旧治毁于匪，新址移至北岸龙溪口。有贵州街，为贵州飞地。教师住三益盐店，学生住临阳公栈。禹王宫内尚有电影场正映放《荒江女侠》，内供他处不经见之巫神多尊，并有皇帝万岁牌。】
车到晃县时，太阳已经偏西了。
四辆烧木炭的汽车从芷江一路颠过来，过了好几道山梁，最后停在南岸的汽车站。说是汽车站，其实就是公路边一片被压平的黄土空地，旁边搭着几间木板棚子，棚子顶上盖着茅草，棚檐下挂着一块手写的木牌，写着“晃县站”。空地上停着两辆军用卡车，几个穿灰军装的士兵蹲在车旁边抽烟，看见我们的车进来，抬了抬头，又低下去了。
汽车站在㵲水河南岸的老晃城。说是老城，其实已经看不出多少城的模样了。临河的几条街面上，铺面大多关着板，有几间的门板朽烂了，露出里面黑洞洞的屋架子。街面上没有几个人，偶有一两个挑担的从街心走过，脚步匆匆的，像是也不愿在这里多待。街边的墙上有几处被火烧过的痕迹，黑色焦痕从墙根一直爬到屋檐，像一道结痂的伤疤。
“旧治毁于匪。”闻先生站在街口，目光停在那几面焦墙上。
县府秘书胡楚藩在汽车站等着我们。他三十来岁，穿一件灰布制服，袖口上沾着些墨迹，眼镜架在鼻梁上，镜片后面是一双温和的眼睛。他和黄师岳将军握了手，又和几位年长的教授一一握手，说县府已经在北岸安排了住处，让大家过渡去北岸。
渡口在老晃城东头，一条石板路从街心拐过去，通到河边。河不宽，水色清碧，河面上浮着一层绯薄的夕光，一座用木船和木板搭成的浮桥，固定在㵲水河上。浮桥以几十条木船连接而成，船与船之间架着粗木梁，木梁上铺着厚木板。桥面大约一丈宽，两侧没有栏杆，只在桥边系着几根粗麻绳做扶手。
队伍在浮桥南岸排成单列，一个跟着一个上了桥。桥面随着脚步的节奏微微晃动，木板发出吱呀声。先上桥的几个学生走得很快，桥身晃得厉害，后面的人喊了一声“慢点”，前面的人放慢了步子。等走到江心，脚下的晃动最明显，节奏均匀，走几步就摸清了规律。
我走在队伍中段，一只手扶着桥边的麻绳。㵲水从脚下流过，水色清碧，能看到水底的石子和水草，却不见鱼身，大约是浮桥上的人太多，游鱼不敢游出来，藏在船底了。
前面有几个十五六岁的女子，身穿绣花衣裤，头上一条独辫，用红头绳扎着，在桥心停下来，手扶麻绳，低头看水里，在仔细找鱼。后面的人也不催，就跟着停下来，跟着找鱼。一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米糕，掰成几小块，分给身边的同伴。同伴将米糕掰成碎屑，洒到水里，很快就漾出一圈旋涡，几人尖叫“鱼！鱼！”从女子穿着打扮看，应该是本地人。
“像走在画廊里。”林同学在我旁边说了一句。
过了浮桥，上了北岸的石阶，再走几十步就是龙溪口古镇的正街，街面不宽，两边都是商铺，盐店、布庄、药铺、茶馆、酒馆，一家挨着一家。街面上的青石板被无数脚步磨得光滑，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幽幽的光。今日恰逢晃县赶集，挑担的、赶马的、背竹篓的，挤挤挨挨地走在窄窄的街上。一个卖酸萝卜的摊子摆在街角，红红的辣椒粉撒在萝卜片上，酸辣的气味飘了半条街。
走过一截主街，眼前忽然变了样，石板路上立着一块不起眼的石碑，碑上刻着“贵州街”。石碑很旧，边角已经风化得圆润，字迹也被岁月磨得浅淡，但贵州街三字清清楚楚容易辨认。走过那块石碑，脚下的石板也换了样式。贵州街的石板比刚才主街那边的更宽、更厚，铺得也更密实，石面上凿着细细的防滑纹路，是贵州那边石匠的手法。
街两旁的房子也和主街不同。主街上的铺面多是木板墙、青瓦顶，湖南常见的样式。贵州街的房子是石头垒的墙，石块大小不一，垒得错落有致，缝隙里嵌着薄薄的石片，屋顶上盖的不是青瓦，而是层层叠叠的石板。屋檐也比主街那边挑得更深，伸出去半丈多，既能遮阳又能挡雨。
“贵州街是贵州飞地。”胡秘书走在旁边，看见我在认真看那些房子，便解释一句。“晃县在湖南和贵州的交界处，这条街归贵州管。街上的铺子交税交到贵州去，打官司也归贵州的县衙门。我们晃县管不了这条街。”
“那住在这里的人呢？”我问。
“也归贵州管。我们这边有什么事，要抓人，得先跟贵州那边打招呼。贵州那边有什么事，要过来查，也得跟我们这边说一声。两边都管，也都不太管。”
我惊讶地“哦”了一声。
贵州街是主街的一部分，大约半里路，全是铺面，卖盐的、卖布的、卖药的、卖烟叶的、卖草鞋的、卖斗笠的、卖马掌的，买什么的都有。有一家铺子门口挂着几张兽皮，有麂子皮、野兔皮、豹子皮，铺子的主人是个中年汉子，蹲在门口用刀刮一张皮子上的残肉，刮刀在皮面上唰唰地响，皮屑一小片一小片地卷起来，落在地上。
“这条街上的东西便宜。贵州那边的东西运过来，不走大路，走小路，省了运费。湖南这边的人要买便宜货，都到贵州街来。”
我们继续走，拐进一条叫“万寿街”的巷子，胡秘书将我们带至一处挂着“临阳公栈”的客栈里。这是一处老房子，始建于清康熙年间，虽然经过一些修整，但是房屋的骨架还是老骨架，梁上有雕刻。这是专为我们旅行团留的，没有其他住客。因为我们人多，两层楼的客栈床位不够，便在一楼厅里和二楼的过道上，铺满了稻草，可以打地铺。
胡秘书说十一位教师另有安排，住同一条街上的三益盐店，离临阳公栈不远。三益盐店的老板是开明商人，让出店内客房，并免费为十一位教师提供食宿。
我们几位助教本打算跟学生挤在客栈，但黄领队让学生将我们辅导团十一位教师的行李全部送到三益盐店，我们只好跟着教授们享受特殊安排。
盐店是一栋两层楼的清代老屋，有前院和后院，中间一个小天井。前院一楼是店铺，后院是仓库、伙房和下人房。二楼是主人房和客房。茅房在后院的后面，有一道门。六间客房铺着干净的稻草和褥子，窗户糊着新纸。闻先生一人单住，窗外有石榴树。他进屋看了一圈，在窗前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把速写本摊在桌上，又翻开了那本《楚辞》。
过一会，胡秘书从外面进来，手里提着一壶开水，身后跟着个年轻人，端着一摞粗瓷碗，胡秘书说他是县府的办事员。年轻人把水壶放在桌上，给每人倒了一碗水，然后说：“各位先生，晚饭还要等一会儿。县府那边准备了些饭菜，等下送过来。这附近有个禹王宫，晚上有电影，各位要是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好。好。”闻先生高兴，一口应允。
“年前来了个跑码头的放映队，在禹王宫搭了棚子，放了好几个月了。无声的，看的人不少。”
县府送来了一锅米饭、一盆辣椒炒腊肉、一盆炖豆腐、一盆青菜面汤。饭菜虽然简单，但比路上吃的热乎，还有腊肉吃。
禹王宫是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院子正面是一座大殿，供着一尊大雕像，点着一盏长明灯。院子的另一头有个戏台，戏台上搭了一块布幕，布幕有点脏，边缘卷着，被两根竹竿撑起来。幕布前面摆了几排长凳，凳子上已经坐了不少人，有当地的老百姓，有我们队伍里的学生，还有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过路人。长凳后面还站着不少人，把大殿和院子之间的空地挤得满满当当。
幕布后面的机器嗡嗡响了起来，一道光从后面打过来，照在白布幕上。幕布上出现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一个穿短打的女人在树林里跳来跳去，手里拿着一把剑。画面跳得厉害，人物的动作断断续续的，像是一串被风吹散了的影子。
《荒江女侠》。无声片。字幕在画面上闪现，又飞快地消失。幕布上的女人在打斗、在奔跑、在跳跃，动作夸张而密集，配上旁边有人用留声机放着的配乐唱片，声音沙沙的，时断时续，和画面合不上拍。
看了一会儿，毛助教低声说：“这个女的，怎么一直在跑？”
“电影就是这样。跑得快，打得多。”
“她在打什么？”
“不知道。大概是报仇。”
他哦了一声，继续看。幕布上的画面在跳动，剑光在黑白之间闪来闪去，字幕一句一句地闪过。观众有人念出声来，念得磕磕巴巴的，旁边的人跟着笑。
我没有专心看电影，我的注意力被大殿两侧的摆设吸引住。大殿的墙根下，一排排塑像蹲在阴影里。那些塑像不大，最高的不过两尺，矮的只有一尺出头，漆面已经斑驳，露出底下灰白的木胎或泥芯。但它们的神情在暗处发着光。
我借着银幕上反射过来的光，一尊一尊地看过去。最左边的一尊是个兽面人身的像，头像某种猛兽，獠牙从咧开的嘴里伸出来，两只眼睛圆鼓鼓地瞪着前方。它的身上披着一件彩色的布袍，布袍已经褪色，但红绿蓝三色的条纹还隐约可辨。旁边的塑像是一个多头的神，三个头长在一个身子上，一个朝前，一个朝左，一个朝右。三张脸上的眼睛都睁着，都望着不同的方向。
再往右，是一个蛇身像。人的上身，蛇的下身，蛇尾盘在底座上，绕了两圈，尾尖翘起来。塑像的手里捏着一条小蛇，举在胸前，像是捏着一支笔。最里面的一尊塑像被帷幕遮住了大半，只露出半张老人的脸，皱纹密布，胡须垂到胸前，但眼睛是闭着的，闭得很安详。
这些塑像和我见过的佛寺道观里的神像都不一样。佛寺里的佛像是安详的，道观里的神像是端庄的。但这些巫神，我只能叫它们巫神，是狰狞的、古怪的、不安分的。它们的脸上没有慈悲，也没有威严，只有一种原始的、蛮横的、不管不顾的力气。它们蹲在禹王宫的墙根下，和银幕上跳来跳去的女侠共享着同一片昏黄的光，像是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里被硬塞进了同一个房间。
我悄悄退出来，走到正殿看大雕像。雕像前的香案上摆着几盘干瘪的供果和一盏长明灯。香案后面，靠墙立着一块牌位，比普通的牌位大一些，大约两尺高、一尺宽，木质的，漆面暗红，边缘刻着一圈龙纹，龙纹的金漆剥落了大半，但纹路的走势还能辨认。牌位正中写着几个字。我凑近看，借着长明灯的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皇帝万万岁”，竖排的，从上到下，楷书，笔画端正。牌位的底座上积了一层薄灰，但字面上是干净的，像是有人定期擦拭过。
电影还在放着，幕布上的画面在跳动，留声机的唱片在沙沙响，旁边有人在笑，有人在嗑瓜子。但这些声音好像离我很远。那块牌位立在香案后面，暗红色的木面在长明灯的光里泛着一层温润的旧色，像一块被无数双手摸过、被无数炷香熏过的旧木头。它立在那里，比周围的巫神塑像都要安静，都要笃定。
一个穿灰布衫的老者从香案旁边走过，手里提着一壶油。他走到长明灯前面，把油壶的嘴对准灯盏，慢慢添了油，然后用一根细铁签挑了挑灯芯，火苗亮了一些。他直起身来，看见我在看那块牌位。
“这个，是老东西了。”他说。
“什么时候的？”我问。
“说不清。以前禹王宫是两湖人的会馆，供的是夏禹王。后来会馆散了，庙还在。这块牌，一直没动过。”
“为什么没动呢？”我试着问。
“动它做什么？它又没碍着谁。它在这儿立着，菩萨在这儿蹲着，电影在这儿放着，各是各的。”
电影还在放。幕布上的女侠又跳了起来，跳到一棵树上，又跳下来，剑光闪了一下，字幕闪了一下。这个片子有点长，连续累了好多天的同学们，陆续有人撤退了。
我没有走。长明灯的火苗在微微摇晃，把牌位上的“皇帝万万岁”五个字照得忽明忽暗。我想起在长沙的时候，湖南大学的老先生说过，满清之时，每个府衙、每个学宫、每个寺庙里都立着这样的牌位。每逢皇帝生日，地方官都要对着牌位行礼，老百姓也要行礼。辛亥革命以后，这些牌位大多被砸了、烧了、扔了。但在晃县这个三面被贵州围着的角落里，在这个巫神蹲了一墙根、电影放着武侠片的禹王宫里，它还立着。没人砸它，没人烧它，也没人特别在意它。它就那么立着，和那些多头的神、蛇身的神、兽面人身的神一起，被同一盏长明灯照着，被同一炉香熏着。
电影终于放完了，幕布上的光灭了，机器停了，留声机的唱片也停了。大殿里暗下来，只有香案上那盏长明灯还亮着，火苗在黑暗中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光点，把牌位的轮廓勾出一道模糊的边缘。
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龙溪口的街面上亮着几盏昏黄的街灯。街上还有行人，几个宵夜摊子还在做生意。一个卖狗肉包子的铺子还开着门，灶台上的蒸笼冒着热气，香味飘了半条街。
我们在狗肉包子铺前面停下来。毛助教掏出几个铜板，买了两个包子，递给我一个。包子不大，皮薄馅多，咬一口，狗肉的油汁从嘴角淌下来，烫得我吸了一口气。我们站在铺子门口，就着街灯的昏光，把包子吃完了。
往回走的路上，毛助教忽然问：“那个庙里，那些神像，是什么神？”
“大概是本地的巫神。湘西这地方，信巫鬼，重淫祠，自古就是这样。屈原写《九歌》，写的就是这些神。”
“那个牌位呢？皇帝万万岁，那个。”
“那个更老。比巫神还老，比佛道也老。是另一个朝代留下的东西。”
“现在还有人拜么？”
我想起刚才那位添油的老者。他添了油，擦了牌位上的灰，然后走了。他没有跪，没有拜，没有念什么。但他给那盏长明灯添了油。
“有人管。有人给它添油。这就够了。”
我们沿着万寿街往回走，街灯一盏一盏地从身边退过去，影子在石板路上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远处传来河水的声音，那是从贵州大山里流过来的水，在龙溪口的码头下面打了个弯，然后继续往东流去，一直流进沅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