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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938年3月19日:晨发青溪，由小道入黔东。冒雨行半日，道路泞泥。溪边自生桃、李、枇杷，南天竺尤多。枫林及常绿栎林亦甚常见。午歇一小镇，数体弱同学发热，徐医官诊视。黄将军召集辅导团开会，或议就此住下，或虑小镇不安全继续步行。最后商定请滑竿四副，三副给生病学生，一副备急需。是日冒雨行九十里，晚七时抵宿两路口。】
出青溪往镇远，碎石路断了，只剩一条被牛蹄踩出来的土路，弯弯曲曲地往山里钻。昨夜落了雨，土路吸饱了水，成了一锅稀泥，脚踩上去，泥浆从脚底两侧翻涌，漫过鞋帮，灌进袜子里，又稠又重，每走一步都要先把脚从泥里拔出来。走不了几步，鞋底就糊上了厚厚一层泥浆，沉得像穿了铁砣子。
黄子坚先生走在队伍最前面，手里拿着地图。他今天穿一双新草鞋，是昨晚在青溪街上买的，但走了不到一里路，草鞋的底就吸饱了泥水，沉甸甸地挂在脚上，走一步晃一下。他的眉头一直皱着，回头看了看身后的队伍，又看了看天，本来想说点什么，但没说，继续赶路。
路越来越窄，本来可以并行两三个人的土路，收成了一条只能单人通过的窄径。窄径的一边是崖壁，长满了青苔和藤蔓；另一边是深沟，沟底有一条小溪在乱石间奔流，水声哗哗。溪水不深，但流得急，翻卷着白浪花，从山上冲下来，撞在石头上，碎成冰花。
李师走在队伍前面不远处。他今天穿一双胶鞋，鞋帮上已经糊满了泥，但步子很稳。他一边走一边看路边的植物，有时候停下来，有时候不停，只是用手一指。
“桃树。”他指着一棵长在溪边的矮树。那树不高，枝干虬曲，树皮灰褐色，嫩枝上带着些红晕。叶子还没完全长开，但花已经谢了大半，枝头挂着些极小的青果子。“野生的。比家种的小，但适应山里的生境，能生生不息。”
再往前走一段，李师指着一棵稍高的树。“那是李树。和桃树差不多，也是野生的。你们看它的花已经谢了，剩下花萼和新叶。春天开花，夏天结果，秋天落叶，冬天休眠。很准时。”
再往前，溪边出现了一大丛灌木，叶子宽大，革质，深绿色，背面有锈色的绒毛。李师走过去，摘了一片叶子，翻过来看了看背面。“枇杷。野生的。湘黔一带的溪边常见。果子小，但鸟儿爱吃。”
我本想拿出笔记本记下，但下着细雨，不方便用笔记，只能用脑子记，特意多看了几眼，记住特征，晚上再补记。
溪边的树越来越多，桃李枇杷夹杂着生长，把整条溪岸铺得密密匝匝的。最多的是一种矮灌木，叶子羽状复叶，小叶对生，边缘有刺，枝头挂着一簇簇红色的小果子，在灰蒙蒙的雨幕中格外显眼。
“南天竺。”李师站在一丛南天竺前面，伸手摘了一颗小红果，放在掌心里看。“小檗科的。果子有毒，不能吃，但好看。冬天叶子红了，果子也红了，一整丛挂在溪边，像一团火。苗语唤作阿罗棍，方言叫野猫伞。”
正下着小雨，李师将手中的油纸伞移了个位置，留出更大的空间给学生视线，指着一片叶子说：“你们看它的叶子，羽状复叶，小叶对生，边缘有刺。这是它的特征。认植物，看叶子的排列方式比看花还准。花会谢，叶子生命力强。”
再往前走，路两旁的林子变了，溪边的桃李枇杷渐稀，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枫林。枫树不高，但密，树干灰褐色，叶子像手掌，颜色还带着冬天的暗红。枫林间杂着常绿栎树，树干更粗，叶子革质，深绿色，边缘有锯齿。这两种树交错长在一起，深红配深绿，在细雨中像一幅油画，配着丝丝水纹，极美。
李师站在一棵枫树下面，仰头看了看树冠。“这是贵州东部常见的植被类型。海拔低的地方是常绿阔叶林，海拔高一点是常绿落叶混交林。我们走的这一段，正好在过渡带上。”
队伍越拉越长。走得快的已经拐过了前面那道弯，走得慢的还在后面的半坡上。
前面的路忽然宽了一些，一条岔路从主路上分出去，通向一个小小的坝子。几间瓦屋散在坝子边上，屋顶冒着炊烟。路边有一棵大榕树，树冠遮住了小半个坝子，树下有几块磨得光滑的青石，大概是来往行人歇脚的地方。
“歇歇吧。”黄先生站在榕树底下，吹了一声哨子。“吃点干粮，歇半个小时。”
我坐在榕树下，把鞋脱了。脚底的水泡已经磨破了，露出粉红色的嫩肉，被雨水泡得发白。我从行李袋里翻出一块干布，把脚擦干，又换了一双干袜子。林同学坐在我旁边，他的脚比我的惨，脚后跟的血痂裂开了一道口子，殷红色渗着脓汁。他用布把伤口包了包，但没有用，布很快就被血水浸透了。
“别包了。”徐医官走过来，看了看林同学的脚，从药箱里拿出一小瓶酒精和一块纱布。“伤口感染了，要清理。包着湿布反而不好。”他用酒精棉球为林同学擦伤口，林同学疼得尖叫一声，但没有缩脚。徐医官撒上磺胺粉，用干纱布松松地盖了一层，没有包扎。“透透气，到了镇远再处理。”
徐医官又去看别的学生，走了几步，停下来，伸手探了探靠着树干打盹的学生的额头，停了几秒，皱起眉头问:“你是哪个系的？叫什么名字？”学生微微睁开眼睛回答:“机械系，屠守锷。”徐医官拿出一根体温计放到屠同学的口中。“你在发烧。测测体温。注意别咬着体温计。”
屠同学有些清瘦，靠着树干，脸烧得通红，额上沁着一层细汗，嘴唇干裂，呼吸又浅又急。徐医官握着他的手腕，数了一会儿脉搏，然后站起来，喊了一声“黄先生。”
黄先生走过来，徐医官跟他低声说了几句，黄先生问:“有几个发烧的？”
徐医官往坝子那边看了看，榕树另一侧的石头上，也有同学缩着身子坐着，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在微微发抖。还有一个男同学躺在屋檐下的干草堆上，身上盖着黑棉袍。
“三个，都是39度的高烧，必须吃退烧药。阿司匹林会嗜睡，边步行边睡觉很危险，随时可能滚下山崖，再走下去要出大事。”
黄先生快步往队伍前面走，大约是去找黄将军商量。
雨还在下，只是小了一些。黄先生打发一学生来喊话：“黄将军请辅导团教师往前移步，开个紧急会。”
辅导团十位教师很快聚到另一棵榕树底下(闻先生带着文学院学生走另一条路采风，不在此行中)，黄将军和徐医官都在。雨打在榕树叶上，沙沙地响。树冠很大，可以遮挡一些雨水。
“情况大家都看到了。”黄先生声音有些嘶哑，大概也是淋了雨有些轻微感冒。“三个学生发烧，走不动了。雨还在下，路还有四十里。怎么办？”
沉默了一会儿，李师提议：“要不就地歇一晚，等明天再说。”
黄先生摇头。“这个坝子就十几户人家，腾不出多余的屋子。再说，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安全没保障。”
众师看向黄将军。黄将军好像在想心思，没接话。
所有人心里都明白，贵州的土匪不比湘西少。我们在湘西已经遭过一次匪。那次只被抢了几件行李。可这个坝子前后都是山林，夜里要是真来了土匪，死在坝子里都无外人知。
“找滑竿。”曾先生提议。
“上哪找？”
“找村子里的保长，请他找几个老乡抬滑竿。让生病的学生坐滑竿走。”
“滑竿贵不贵？”有助教问。
“比药贵。但人比药要紧。”
“不能住下。我同意曾先生的提议，找滑竿，天黑之前能到两路口。到了两路口就有镇公所，有保安队，就安全了。”
袁先生一直站在榕树底下没说话，这时补充道:“发烧的学生一人一副。再请一副备着，估计还会有学生发烧。”“那你呢？”黄先生问。“我走。走得动。”黄先生便要校工去请人。黄将军要三位随队军人一同去请。
没多久，校工带着位中年汉子回来了，他是坝子里的保长，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手臂上的肌肉结实。他听了黄先生的介绍，点了点头，说坝子里临时喊得来七八人，凑四副滑竿没问题。
“多久能齐？”黄先生问。
“半个时辰。我叫人去砍竹子，扎滑竿，快得很。”
果然，半个时辰之后，四副滑竿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榕树底下。竹竿是刚砍的青竹，还带着青皮的湿气，帆布是从各家凑来的旧布单，洗得发白，但干净。抬滑竿的八个汉子站在旁边，都是坝子里的农人，赤脚踩在泥地上，脚趾粗壮，脚底有一层厚茧，稳。
三个发烧的学生刚服了阿司匹林，迷迷糊糊晕着被扶上滑竿。备用的滑竿几位教授都不肯坐，要自己走。徐医官就让林同学坐，他双脚都起了水泡，化了浓，走路钻心的疼。我将昨日在青溪买的竹杖借给他，他一瘸一拐地柱着走，也很危险。
队伍重新出发，雨水变成了若有若无的雨丝。层层雾气从谷底升起来，把远山近水都罩在一片朦胧中。
四副滑竿走在队伍前面，抬滑竿的汉子们非常用心，穿着半旧的草鞋，走起来又稳又快。滑竿上的学生缩在滑竿里，盖着自己的黑棉袍，裹一层油纸，随着滑竿的起伏微微晃动，看上去还算协调。
队伍沿着山腰继续前行。前面的路拐了一个急弯，弯道外侧的路基被雨水泡松了，土块一块一块往下掉，露出新鲜黄泥。走在前面的一个学生一脚踩在路基边缘，边缘的土块本来就虚了，受不住大力，哗啦一声塌了下去。学生身子一歪，两手在空中抓了一把，什么也没抓住，整个人就往路外翻了下去。“啊——”一声惊叫，被雨丝削去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撞在山壁上，又弹回来，碎在每个人的耳朵里。
路基下面是陡坡，坡上长满了灌木和杂草，再往下十几丈就是那条溪，溪水虽然不深，但坡陡石多，滚下去不是腰身断就是头破血流。同学的身影在灌木丛中翻滚了几下，被一丛南天竺挡住。那丛南天竺红果子撒了一地，在绿叶子中间格外刺眼。
“有人掉下去了！”前面的学生大喊，队伍一下子乱了。抬滑竿的汉子停下脚步，把滑竿稳稳搁在路边，几步冲到路基边往下看。黄将军从队伍后面赶上来，脸色铁青，朝随队的三位军人挥手。“下去救人，小心脚下。”
三位军人把枪带往肩上一挎，手脚并用，抓着坡上的藤蔓和灌木根，一步一步往下探。坡上的泥被雨水泡透，一脚踩下去就往下滑，碎石簌簌地滚，砸在下面的石头上。掉下去的同学侧躺在南天竺丛里，脸上划了好几道口子，血珠子渗出来，混着泥水往下淌，被三军人拉了上来。
“别动他。”徐医官背着药箱赶过来，蹲在这位同学身边，摸他的后脑勺，捏他的胳膊和腿，从药箱里拿出体温计，塞进他嘴里，握着他的手腕数脉搏。“38.8度，高烧。”徐医官从药箱里拿出两片阿司匹林，就着一壶水，喂给学生吃。
黄将军站在路基边上，对黄先生说：“滑竿，必须再加一副。”
“只有四副。”黄先生说。
“那就调整一下。这个学生必须上滑竿。”
林同学已经从滑竿上下来。“坐我的。我可以走。”
“你的脚？”黄先生问。
“我脚没事。”话虽这么说，但林同学额头全是汗，竹杖在手里微微发抖。他把竹杖往地上一撑，试着迈了一步，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整个脚掌慢慢放平，脸上的肌肉绷得死紧，没有吭声。他又迈了一步，朝徐医官笑了笑。“你看，走得动。”
徐医官从药箱里拿出一卷新纱布和一小瓶酒精，将林同学扶到路边一块石头旁坐下，重新处理伤口，撒上磺胺粉，用干纱布重新盖好，又用绷带松松地缠了两圈，从口袋里摸出一双半旧的厚棉袜，递给林同学。“穿上。袜子厚，能垫一垫。”
林同学柱着竹杖跟在队伍后头，雨丝落在他的头发上，凝成细密的小水珠，顺着脸颊流进脖子里。他挺着背，肩膀没有塌，走了一段路之后，居然赶上了前面的速度。徐医官走在他旁边，时不时看他一眼，或把药箱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腾出手来扶一把路边伸出来的藤条，免得弹回来打到林同学的脸。
滑竿走在队伍前面，抬滑竿的汉子们走得很稳，滑竿上的学生依然缩在黑棉袍里，裹一层油纸，随着竹竿的起伏轻轻摇晃。走在最前面的黄先生时不时回头看一看，数一数人数，眉头皱得更紧了，因为队伍最后面有几个学生落得很远，互相搀扶着，筋疲力尽的样子，看得他心疼不已。
雨丝还在飘，山里的雾气越来越浓，把前面的路和后面的路都吞掉了，只露出中间这一段，湿漉漉的，灰蒙蒙的，像一条断头路，有些袭人。幸有几位军人几支枪，给三百师生壮胆。
天色一点点暗了，从灰白变成灰蓝，又变成灰紫。路边的枫林和栎林在暮色中变成一丛丛剪影，只有几片红枫还依稀可辨，像几滴没被雨水洗掉的颜料。
“还有十里。再走一个小时就到了。”黄先生转头看了看滑竿上躺着的几位同学，像是在鼓励他们，又像是在鼓励所有的师生。
队伍继续前行。最后这十里路比前面好走了一些，路宽了，泥浅了，坡度也缓了。但天色已经全黑，没有月光，只有雨丝在黑夜里飘着。学生们点了几盏马灯和手电筒，微弱的灯光在雨幕中晃来晃去，照出前面几步远的路面。
队伍走到两路口，已是晚上七点。
两路口是镇远边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镇子，有几十户人家，一条窄街。黄先生提前派人来打点过，保长派人腾出了几间民房和一间旧祠堂，地上铺了稻草。学生们摸黑进了屋，把行李放下，一屁股坐在稻草上，靠着墙就迷糊过去了。
我寻找林同学，他躺在一间民房的角落里，脚上的纱布全是泥。我在他旁边坐下，帮他把泥纱布解下来。徐医官跟了过来，帮他处理脚上的伤口。
窗外细雨还在下，打在瓦顶上，沙沙地响。远处溪水的声音传过来，和雨声混在一起。祠堂里有人在打鼾，有人在翻身，有人在低声说话。马灯的光在角落里亮着，照着黄先生坐在墙边的侧影。他还在看地图，手指在纸面上慢慢地移动，像是在计划明天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