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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六九年，暮春。
黄浦江的风裹挟着咸腥的水汽，扑上十六铺码头的石阶。沈晓荷提着那只棕色人造革提包，在人群中艰难地挪动脚步。提包很重，里面塞满了母亲连夜为她赶制的干粮和几件换洗衣服，皮革的拎手勒进她细嫩的掌心，留下一道深深的红痕。
码头上到处是人。有背着铺盖卷的农民，有牵着孩子哭哭啼啼的女人，有穿着褪色军装的红卫兵小将，更多的是像她一样，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轻人。嘈杂的人声、轮船的汽笛声、码头广播里高亢的革命歌曲交织在一起，汇成一片混乱而巨大的轰鸣。
沈晓荷低着头，一步一步往前走。她不敢抬头，怕被人认出，怕被质问，怕被拦住。她的心跳得很快，快到嗓子眼儿里仿佛堵了一团棉花，让她喘不过气来。
“沈晓荷！”一个高亢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
她浑身一僵，手指死死攥住提包拎手，指节泛白。她不敢回头，脚步加快，几乎是半跑着往前挤。
“晓荷——晓荷！你等等！”
这一次，声音近了些，也清晰了些。是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沈晓荷终于停下脚步，缓缓转过身去。
母亲的脸色苍白，头发被江风吹得散乱，眼眶红红的，一路小跑着追过来。她穿的那件藏青色列宁装已经洗得发白了，领口处打着细密的补丁，脚下那双黑布鞋早已被码头上的污水浸透。她气喘吁吁地跑到女儿面前，一把抓住她的手。
“你这孩子，说走就走，也不等我！”母亲的声音发颤，眼泪滚了下来，“你忘了带这个——”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包裹，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二十块钱和一小包红糖。
“钱不多，你省着花。红糖是给你姨的，你带给她，就说……就说是我的一点心意。”母亲的声音哽住了，手指哆嗦着把布包塞进沈晓荷的提包里，“到了兴化，好好听你姨的话，别犟嘴，别跟人争。那个地方不比上海，你凡事忍着些，啊？”
沈晓荷咬着嘴唇，拼命忍着眼泪，可泪水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掉。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一个字也发不出。
母亲替她擦眼泪，粗糙的手指刮过她的脸颊，生疼。“别哭了，走吧。船要开了，走吧。”
“妈——”沈晓荷终于喊出声来，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
母亲连连摆手，往后退了两步，侧过脸去不看她，只一个劲儿地催：“走吧走吧，别误了船。”
沈晓荷知道母亲为什么不看她。母亲在哭，哭得浑身发抖，却不想让她看见。她站在那里，望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和瘦削的背影，想起三年前父亲被带走的那天早晨，母亲也是这样的，侧过脸去不看她，只说了一句“你爸出差了，过些日子就回来”。可是三年过去了，父亲再也没有回来过。
“你还愣着干什么？走啊！”母亲的嗓门忽然拔高了，带着几分凄厉。
沈晓荷终于转过身，跌跌撞撞地挤过人群，往检票口走去。她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脚步了。身后母亲的哭声被人潮吞没，被汽笛声掩盖，渐渐听不见了。
二
检票口排着长队，人群像蜗牛一样缓慢蠕动。沈晓荷木然地跟着队伍往前挪，脑子里一片空白。前面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被拦住了，红袖章让他出示证明。男人手忙脚乱地翻着口袋，脸涨得通红。沈晓荷机械地摸出自己的那张纸——一张薄薄的回乡证明，上面盖着居委会的红章，写着她的名字和目的地：江苏省兴化县。
她不是下乡知青。她是被“清理”出去的回乡女孩。
沈晓荷的父亲沈伯安，从前在上海开过一家纱厂。虽然公私合营后纱厂早就交出去了，一家人也搬到弄堂里那间逼仄的亭子间住了好几年，可是家庭成份这个标签，一旦贴上了，就再也撕不掉。“资本家”三个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她的档案上，烫在她的户口本上，烫在她的命运里。
学校停课了，同学们各奔东西。有人去了黑龙江，有人去了云南，有人去了安徽。街道居委会找她谈了几次话，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白：上海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你妈有工作，可以留下。你不行。你是资本家的女儿，你必须走。
去哪里呢？父亲的老家在宁波乡下，可那边早就没人了。母亲是兴化人，老家还有个妹妹。母亲写了信去，妹妹回了信，说姐姐的孩子，来就来吧。
于是就有了今天。
上了船，沈晓荷找到自己的铺位。是统舱，一大片通铺，男女混杂，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柴油味、咸鱼味、脚臭味，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霉味。她缩在角落里，把提包抱在怀里，不敢松手。提包里除了母亲塞的东西，还有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是她带走的几本书中最喜欢的一本。书的扉页上，父亲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
她摸着那行字，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
三
轮船终于动了。汽笛长鸣，船身剧烈地晃了一下，然后缓缓离开码头。沈晓荷站起来，透过浑浊的玻璃窗往外看。外滩的天际线在视野中一寸一寸地后退，海关大厦的钟楼、和平饭店的屋顶、黄浦江上往来的船只，都渐渐缩成了模糊的剪影。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她到外滩来玩。那天父亲很高兴，指着一艘巨大的远洋轮说：“晓荷，你看，那是中国的船。它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看全世界。”她仰着小脸问：“爸爸，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坐船去看全世界？”父亲哈哈大笑，把她举过头顶，说：“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去。”
爸爸，你骗人。
沈晓荷趴在窗框上，终于放声大哭。哭声引来了周围人的侧目，但她已经顾不上了。她哭得浑身颤抖，哭得喘不过气，哭得喉咙里发出野兽般呜咽的声音。十八岁的眼泪，像决堤的黄浦江，怎么也流不完。
船舱里有人叹气，有人窃窃私语，更多的人沉默着，把目光转向别处。在这个年代，眼泪太寻常了，寻常到没有人会多问一句。
哭到最后，她哭累了，整个人瘫在铺位上，眼睛肿得像桃子，鼻子堵得无法呼吸。她茫然地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片水渍，形状像一只展开翅膀的鸟。她想，那只鸟要飞到哪里去呢？是不是也和她一样，没有方向，没有归处？
就在这时，她感觉到身边有人。
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十七八岁的模样，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外套，肩上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他站在那里，皮肤被晒成麦色，脸庞轮廓分明，眉骨略高，眼睛很深很亮，像兴化水乡的河水，沉静而幽邃。
“这是你的包吗？”他问。声音不大，却很清楚。
沈晓荷愣了一下，低头一看，这才发现自己的提包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怀里滑了出去，滚到了过道中间。一个穿着破棉袄的老头正踩在上面，差点被绊倒。
“我的！”她慌忙伸手去够。
男孩子已经弯腰把提包捡了起来，拍了拍上面的灰，递到她面前。沈晓荷去接，手指碰到他的手背，两个人都微微一怔。她的手是凉的，他的手也是凉的，但碰触的那一瞬，却像有电流从指尖蹿上来。
“谢谢。”她低下头，把提包重新抱回怀里。
男孩子没有立刻离开。他站在那里，目光落在她红肿的眼睛上，停了两秒，然后转身走到自己的铺位——就在她斜对面，隔了三四个人。他放下帆布包，从里面摸出一个搪瓷缸子，又摸出一包麦乳精，撕开一个小口，倒了些粉末进缸子里，然后起身去打热水。
沈晓荷没有注意这些。她正闭着眼睛，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有人轻轻碰了碰她的肩膀。她睁开眼，看见那个男孩子站在面前，手里端着一搪瓷缸子冒着热气的东西。
“喝点热的。”他把缸子递过来，“麦乳精，甜的。”
沈晓荷愣愣地看着他。那缸子麦乳精在昏暗的船舱里冒着白雾，香甜的气味钻进她的鼻孔，让她的胃忽然痉挛了一下。她从早上到现在什么都没吃，胃里空得像一口枯井。
“我……我不认识你。”她说，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我认识你就行。”男孩子说，嘴角微微弯了弯，一个不算笑容的笑容，“你是去兴化的吧？刚才检票的时候我看了，你那张证明上写着呢。”
沈晓荷不说话，警惕地望着他。
男孩子见状，也不勉强，把搪瓷缸子放在她铺位旁边的小桌上，说了句“趁热喝吧”，就回到自己的铺位去了。
沈晓荷盯着那缸麦乳精看了很久。热气渐渐散了，甜香却还在空气中萦绕。她终于还是端起来，小口小口地喝了。麦乳精已经不太烫了，温温的，甜甜的，顺着喉咙滑下去，胃里涌起一股暖意。
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一次不是伤心，是什么别的，她说不上来。
四
船在长江里走了整整一天一夜。黄昏时分，江水变成了暗黄色，两岸的景色从工厂、码头、楼房渐渐变成了农田、芦苇、低矮的村庄。沈晓荷靠在窗边，看着外面的景色发呆。太阳落山的时候，天边烧起一片火烧云，把江水染成了绛紫色。
那个男孩子一直没有再过来，也没有跟她说话。但沈晓荷注意到，每次她抬起头，总能感觉到他的目光。那目光不远不近地落在她身上，不让人感到冒犯，倒像是一种沉默的守护。
她开始偷偷打量他。
他坐在铺位上，有时看书，有时望着窗外发呆。他带的书是一本已卷了角的《艳阳天》，还有一本似乎已经翻烂了的《红岩》。他看书的时候很专注，眉头微微皱着，嘴唇翕动，像是在默念什么。他的手上有茧子，不像是学生的手，倒像是做惯了粗活的。
他的帆布包上有幅男女青年并列手夹着毛主席语录的半身像，像下方用红漆印着八个大字：“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大字下方还有一行小字:兴化市上山下乡办公室赠。沈晓荷盯着那字画看了好一会儿，揣摩——他也是要赶到乡下去的知青？
想到这里，她心里泛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她想起那句诗，想起父亲书架上那些线装古书，想起小时候父亲摇头晃脑地念给她听的唐诗宋词。那时候她不懂，觉得那些东西又老又旧，没什么意思。现在她懂了，却再也听不到父亲念诗的声音了。
夜深了，船舱里渐渐安静下来。有人在打呼噜，有人在磨牙，有人在梦里哭喊。沈晓荷缩在铺位上，把母亲给的蓝布包紧紧攥在手里，怎么也睡不着。船舱里太闷了，空气不流通，柴油味熏得她头疼。她索性坐起来，披上外套，蹑手蹑脚地走到甲板上去。
甲板上很冷，江风像刀子一样割着皮肤。她抱紧胳膊，走到船舷边，望着黑沉沉的江水。月亮被云遮住了，江面上什么都看不清，只有轮船翻起的白色浪花，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地发着微光。
“睡不着？”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她吓了一跳，猛地转过身。是他。那个给她麦乳精的男孩子，不知什么时候也上了甲板，站在距离她两三步远的地方，双手插在裤兜里，风把他额前的头发吹起来。
“你……你也睡不着？”沈晓荷有些慌乱地移开目光。
“嗯。”他走过来，靠在船舷上，和她隔了一臂的距离，“里头太闷了，出来透透气。”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江风呼呼地吹，轮船的马达声沉闷而有力。
“谢谢你。”沈晓荷忽然开口，“麦乳精……很好喝。”
“不客气。”他说，顿了顿，又问，“你一个人去兴化？”
沈晓荷点了点头。
“投亲？”
她又点了点头，想了想，还是补了一句：“我姨在那边。”
“我插队到兴化县舜生公社。”他说，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我是第一批走的，学校说越早下去越好。”
舜生公社。沈晓荷默念着这个地名。她听母亲说过，姨家就在一个叫草王庄附近的村子里。她还听说了，草王庄就是一个以革命烈士叫什么舜生的公社所在地。也就是说，他们要去的搞不好就是同一个地方。
五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林远舟。”他说，“树林的林，远方的远，舟船的舟。”
沈晓荷在心里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林远舟，远方的船。她想起自己刚才在船舱里，望着天花板上的水渍想那只鸟要飞向哪里。也许远方并没有岸，也许远方的船永远要靠不了岸，可它还是要走，还是要往前。
水乡的路，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坐船，只能往前。
“我叫沈晓荷。”她说。
“我知道。”林远舟说，然后意识到这句话说得不太对，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刚才检票的时候我看了你的证明，上面写着呢。不是故意看的，就是……看到了。”
他解释得有些慌乱，声音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笨拙和羞涩。沈晓荷忍不住弯了弯嘴角，这是她今天第一次露出笑容。
“你要去多久？”她问。
林远舟沉默了一会儿，望着黑沉沉的江面，说：“不知道。也许一辈子。”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被江风吹得格外清晰。沈晓荷的笑容凝固在脸上，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一辈子，这个字眼太重了，重得她承受不起。她才十八岁，一辈子有多长，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从今天开始，她的前半生已经被斩断了，像黄浦江岸边的缆绳一样，被毫不留情地解开、收回、卷起。
“一辈子。”她喃喃地重复了一遍。
林远舟转过头来看她。月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一缕，照在他脸上。沈晓荷这才看清他的样子——两道浓眉，一双深邃的眼睛，鼻梁挺直，嘴唇微抿，整个人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沉静。十七八岁的少年，眼睛里却带着一种看透世事后的疲倦。
但他看她的眼神是柔软的。那种柔软像月光一样，轻盈地落在她身上，不重，却让人鼻子发酸。
“你哭了很久。”林远舟说，不是疑问，是陈述。
沈晓荷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是干的。但眼睛还肿着，眼眶还红着，谁都看得出来。
“我不想哭的。”她说，声音又开始发颤，“可是忍不住。”
“哭出来也好。”林远舟说，“憋在心里更难受。”
沈晓荷抬起头看着他，嘴唇动了几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咽了回去。她想说，我不是因为害怕才哭的，我是因为舍不得。她想说，我不是因为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才哭的，我是因为再也回不来了。她想说，我的父亲被带走了，我的家散了，我不知道自己还剩下什么。
但这些话太长了，太长也太沉了，她说不出来。
风大了，吹得她打了个哆嗦。林远舟看了她一眼，把自己的军外套脱下来，递过去。沈晓荷摇头，他把外套直接搭在她肩上，说：“穿着吧，你穿得太少了。”
外套带着他的体温，带着淡淡的肥皂味。沈晓荷裹紧那件外套，忽然觉得不那么冷了。
六
他们就这样站在甲板上，谁也没有再说话。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把银色的光洒在江面上。江水被轮船犁开一道深深的疤痕，白色的浪花翻滚着、涌动着、消散着，像极了人世间那些来去匆匆的悲欢。
不知过了多久，远处传来一声汽笛，悠长而苍凉。林远舟直起身子，说：“回去吧，明天一早就能到了。”
沈晓荷点了点头，把外套还给他。他接过去，犹豫了一下，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东西塞到她手里。
“什么？”
“红糖姜茶，冲水喝的。明天到了水乡，那边比上海湿冷，你喝一点，免得生病。”
沈晓荷攥着那包红糖姜茶，喉咙又哽住了。她想说谢谢，想说更多的话，可最终只说出两个字：“再见。”
林远舟看了她一眼，转身往船舱走去。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不是再见。到了兴化，说不定还会碰见的。”
然后他走了，背影消失在黑暗的船舱口。
沈晓荷站在甲板上，攥着那包红糖姜茶，望着他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江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吹干了她的眼泪，吹不走她心里那个才刚开始发芽的念头——
也许，这条看不到尽头的路，走起来不会像她想的那么孤单。
七
第二天清晨，船到了兴化。
天还没亮透，雾很大，白茫茫的水汽笼罩着整个码头。沈晓荷从船舱里出来的时候，差点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这哪里是码头？不过是几块石头垒成的台阶，歪歪斜斜地伸进水里，台阶上长满了青苔，滑得要命。码头上没有电灯，只有几个农民举着油灯在接人，昏黄的光在浓雾中晃来晃去，像鬼火一样。
沈晓荷拎着提包，站在船边发愣。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该怎么从这几块滑溜溜的石头上岸。周围的人都在挤，行李碰撞着行李，人推着人，叫声、喊声、骂声混成一团。
“我来拿吧。”
一只手伸过来，稳稳地接过了她的提包。是林远舟。他站在她身边，军绿色的外套被雾水打湿了，头发上沾着细密的水珠。
“小心台阶，滑得很。”他说着，一手拎着她的提包，一手扶住她的胳膊，稳稳当当地带着她往岸上走。
沈晓荷几乎是靠在他身上的。石头太滑了，她穿着母亲做的布鞋，鞋底沾了水就跟踩在冰上一样。她踉跄了一下，林远舟的手臂立刻收紧了些，把她撑得稳稳的。
上了岸，他才松开手。沈晓荷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很快，不知道是因为刚才差点摔倒，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码头上接人的农民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有来接女儿的，有来接女婿的，有来接亲戚的。沈晓荷四下张望，在一群黑压压的人影中找姨。母亲说姨会来接她的，可是雾太大了，什么都看不清。
“沈晓荷！沈晓荷——”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雾中传来，带着浓重的水乡口音。沈晓荷循声望去，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妇女小跑着过来，头上扎着蓝布头巾，身上穿着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亮得很。
“是晓荷吧？”那女人跑到跟前，一把抓住她的手，上下打量着她，“哎呀，长得跟你妈年轻时候一模一样！我是你姨，你姨啊！你不认识我，我见过你照片的，圆脸，大眼睛，就是你就是你！”
姨说话很快，一句接一句，像炒豆子似的，沈晓荷根本插不上嘴。她的手粗糙得像树皮，握得沈晓荷的手生疼，但那种力道里有种说不出的热乎劲儿，让沈晓荷鼻子一酸，又想哭了。
“你妈还好吧？身体怎么样？吃的够不够？我跟你说，你妈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你在我们这儿就放心吧，有姨在，不会让你吃亏的——”姨说着说着自己倒先红了眼眶，掏出块手帕来擦眼睛，“走走走，别站在这里了，家里的船在那边等着呢，先回家，回家再说。”
姨说着就要拽她走。沈晓荷回过头，看见林远舟还站在旁边，手里拎着她的提包，正安静地看着她们。码头上人来人往，他就那么站在那里，像一棵长在水边的树。
“把包给我吧。”沈晓荷走过去，接过了提包。
林远舟把包递给她，说：“路上小心。”
“你……你怎么走？”沈晓荷问。
“我嘛，家就在这里，不过，马上不是……”他随嘴一说，觉得跟刚认识的姑娘说这不妥，就止顿住。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姨在不远处催促：“晓荷，快走啊，雾大了船不好走！”沈晓荷应了一声，提着包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过头。
“林远舟。”她叫他的名字。
“嗯？”
“红糖姜茶……谢谢你。”
林远舟点了点头，嘴角又弯了弯，还是那种算不上笑容的笑容。沈晓荷转过身，快步走到姨身边，挽住她的胳膊，头也不回地往码头的另一边走去。
走出很远，她还是忍不住回过头。
雾太大了，码头上什么都看不清了。那些举着油灯的人影，那些拎着行李的知青，那些哭哭啼啼告别的家人，统统被浓雾吞没了。她看不见林远舟了，可她知道，他一定还在那里。
站在一九六九年春天浓雾弥漫的码头上，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水乡土地上。
八
沈晓荷挽着姨的胳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的小路上。运河的水在雾中闪着暗沉的光，橹声欸乃，船影憧憧。空气里弥漫着水草和泥土的气息，湿漉漉的，凉飕飕的，和她闻惯了的黄浦江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黄浦江的味道是腥的、咸的、浑浊的，带着工业时代的焦油和钢铁的气息。而这里的水是清的、甜的、软的，带着千百年农耕文明积攒下来的炊烟和稻香。
她不明白这两种味道有什么区别，但她知道，从今以后，她的身上也要沾上这种水乡的味道了。
再也洗不掉。
橹声吱吱呀呀地响着，小木船在浓雾中缓缓前行。姨坐在船尾摇橹，腰肢一扭一扭的，橹便在水里画出一个个圆圈，推着船往前走。沈晓荷坐在船头，怀里抱着提包，望着两岸的芦苇发呆。
芦苇很高，比人还高，密密麻麻地长在水边，在雾中影影绰绰的，像一堵没有尽头的墙。偶尔有鸟从芦苇丛中扑棱棱飞起来，惊起一阵响动，又消失在雾里。
“晓荷啊，”姨在身后开了口，声音被雾闷得有些发沉，“你姨父去年走了，你知道的吧？”
沈晓荷点了点头。她听母亲说过，姨父是撑船的时候掉进河里淹死的，捞上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叹了一口气，说水乡的人，十个有八个是死在河里的。
“家里现在就是我跟你姨妹两个人。”姨继续说，“你姨妹叫爱莲，比你小一岁，在食品站打零工。人喜庆，直肠子，你别嫌她烦。”
沈晓荷又点了点头。她不认识那个叫爱莲的姨妹，也不知道见了面该说什么。她想，也许什么也不用说，姨家肯收留她，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
“你妈信里说，你上学上到高一了？”姨问。
“嗯。”
“会算账不？”
“会一些。”
“那好，回头让爱莲教你学做账，你也好挣点口粮。你们城里人吃的粮票在这儿不顶用，得靠工分吃饭。”
工分。沈晓荷默念着这个词。她不知道一个工分是多少钱，不知道一个壮劳力一天能挣几个工分，更不知道自己一个城里来的姑娘能挣几个工分。但她知道，从今往后，她得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了。
船拐进一条窄窄的河道，两边的人家渐渐多了起来。低矮的瓦房，灰扑扑的墙壁，门口堆着柴火和渔网。有人在河边的石阶上洗衣服，棒槌一下一下地捶着，啪啪啪的声音在水面上回荡。有小孩子光着脚丫在岸上跑，看见船过来，停下来好奇地望着沈晓荷这个生面孔。
“到了到了，就是这儿。”姨把船靠在一棵歪脖子柳树下，用绳子拴好船桩，转身来扶沈晓荷，“小心脚下，这石阶我还没来得及冲，滑得很。”
沈晓荷踩着湿滑的石阶上了岸，抬眼一看，面前是一座低矮的青砖瓦房，墙根生着青苔，屋檐下挂着几串干辣椒和玉米棒子。门是木头的，油漆早就剥落了，露出木头本来的颜色，被雨水泡得发黑。
一个年轻姑娘从屋里走出来，中等个儿，皮肤白皙，穿着打了补丁的蓝布裤子，看上去好像沈晓荷。但神情比沈晓荷活泼得多，整个就是笑盈盈模样。
“爱莲，这是你姨姐晓荷。”姨介绍说。
爱莲看了沈晓荷一眼，未开口，就打哈哈:“姐姐，进来哈！”接过她手里的提包，转身进了屋。
沈晓荷愣在原地。她没想到眼前的姨妹竟像镜子中的自己。只听说外甥都像舅，没听说两姨姐妹也像。想想也对，我像我妈，她像她妈，这两妈可是亲姐妹，能不像吗！
沈晓荷跟着姨进了屋。屋子不大，堂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几条长凳，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像框旁边贴着几张发黄的奖状，上面写着“王建生同志被评为本年度先进生产(工作)者”。
王建生？不是姨父吗！怎么还满墙贴着这？沈晓荷纳闷。
姨说:“爱莲顶替进了食品站，多亏她爸生前年年都先进呢，站上领导记着他的好。”
灶房在堂屋后面，灶台上架着一口大铁锅，锅里正咕嘟咕嘟地煮着什么，热气蒸腾，散发出红薯和米粥的香气。
“你先歇着，饭一会儿就好。”姨把她领到东厢房，推开一扇嘎吱作响的木门，“这间给你住，我和你姨妹住对面。”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条桌、一把椅子。床上铺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灯罩擦得亮晶晶的。墙壁是砖头砌的，没刷白灰，缝隙里糊着旧报纸，报纸上印着“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
沈晓荷把提包放在床上，站在房间中央，打量着她的新家。这就是她将要住下去的地方了。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一辈子。
她推开那扇小小的窗户，窗外的雾气还没有散尽，水乡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远处有人在唱着什么，声音悠长而苍凉，像是船歌，又像是哭丧。她听不清词，只听见那调子在水面上飘来荡去，像一根扯不断的丝线，一头拴着过去，一头拴着未来，把她紧紧地缠在中间。
雾越来越浓了，把整个水乡都吞了进去。
沈晓荷站在窗前，忽然想起昨天黄昏在甲板上，林远舟说的那句话：“不知道。也许一辈子。”
一辈子。
她慢慢地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包红糖姜茶。纸包被她的体温捂得温热，里面的姜粒沙沙地响着，像秋天的落叶，像春天的雨。
她就那样站着，攥着那包红糖姜茶，望着窗外的雾，站了很久很久。
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水乡，在这个看不见太阳的清晨，在一九六九年春天浓得化不开的雾里，沈晓荷知道，她的另一种人生，从这一刻起，才算真正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