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一
这年冬天格外冷。
西北风刮过万亩芦荡，枯黄的芦苇杆子被吹得哗哗作响，像是千万根琴弦被一双粗暴的手同时拨动。芦花飞絮漫天飘洒，落在结了一层薄冰的河面上，落在刚刚刈尽的荒草田里，也落在那些弯腰垒土的庄稼人肩背上，远远看去像是落了一层薄雪。
苏颂大队的垦荒造林，就是在这样的冬天里轰轰烈烈地铺开了。
邵汉杰站在新筑的圩堤上，手里攥着一根标杆，风把他的棉袄下摆吹得翻飞起来。他的脸被冻得通红，眼睛却亮得很，目光越过眼前这片刚刚清理出来的荒滩，落在远处那些还长着芦苇的荡子里。
“九千九百亩。”他回头对身边的刘建国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亢奋，“我们苏颂有将近一万亩荒滩，要是都改造成林子，十年后，这里就是一片绿色的海！”
刘建国裹着件褪色的黄军大衣，手里拿着个硬壳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画满了条台田的规划图。他担任大队农技员，刚去县里培训过，对林木栽培有了更多见识。听了邵汉杰的话，他点点头，又摇摇头：“邵书记，九千九百亩全部开出来，以我们现在的劳力，怕是要干到猴年马月。”
“一口吃不成胖子。”邵汉杰把标杆往地上一插，“今明两年先搞五千亩，各小队抽人，冬天垒条台，开春插苗。五千亩搞成了，剩下四千多亩就好办了。
刘建国蹲下来，捏了一把脚下的泥土，在掌心里碾了碾。这土是典型的里下河湿地土，黑黝黝的，捏在手里又黏又重，水分大得很。他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邵书记，我提个建议。这地方地势太低，地下水位高，要栽水杉，光垒土条台还不够，得先挖排水沟，把水位降下去。水杉这东西，不怕涝，但幼树时是不能长期泡在水里的。”
邵汉杰一愣，随即笑了：“你比我想得细。行，按你说的办，先挖沟，再垒台。”
他弯下腰，用树枝在泥地上画起来：“排水沟挖两尺深，一丈宽，沟与沟之间隔四丈，垒成条台。沟里的土正好用来垒台子，一举两得。这条台高点的就是垛，垛上再挖塘栽树，塘底垫一层细土，防止积水烂根。这两三年树没有长得那么高，遮不了阳光，树与树之间还可以间种些瓜果蔬菜哩。”
刘建国听着，眼睛渐渐亮起来。他没想到邵汉杰这个庄稼人出身的大队干部，居然能把造林技术说得这么清楚。这些日子他跟着邵汉杰跑了不少地方，看地形，做规划，越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邵汉杰做事有一股子韧劲，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但他又不是那种蛮干的人，该请教技术的时候虚心得很，好几次拉着刘建国在田头蹲到天黑，就为了搞清楚水杉的扦插密度和株行距。
“邵书记，你要是去学农，肯定是个好把式。”刘建国由衷地说。
邵汉杰摆摆手：“我哪有那个命。祖祖辈辈种田的泥腿子，能把这几千亩荒滩造出林子来，就算对得起后代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越过芦苇荡，望向远处那个隐约可见的村庄——苏颂大队的屋脊在冬日的薄雾里若隐若现，几缕炊烟从瓦缝间钻出来，被风吹散。他的表情变得柔和了些，心情更开朗了。
“走吧，再往前看看。”邵汉杰拍拍手上的土，大步流星地往前走。
刘建国跟在后头，棉鞋踩在收割后的芦苇茬子上，硌得脚底板生疼。他看着邵汉杰厚实的背影，想起自己这些年在农村的摸爬滚打，想起那些生病的日子，想起搞病退未成而当了农技员，心里头五味杂陈。他还年轻，还有机会，可邵汉杰这一辈子，怕是要跟这片芦苇荡绑在一起了。
不过他很快又想，也许邵汉杰觉得这样挺好。不是所有人都要往外跑的，总得有人守着这片土地，把它变得更好。
二
垦荒的大军很快就拉起来了。
十七个生产队，每个队抽调二十到三十个壮劳力，浩浩荡荡三百多人，像一支行军打仗的队伍，开进了芦荡深处。红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铁锹、钉耙、扁担、箩筐，各式各样的农具扛在肩上，叮叮当当响成一片。有人吆喝着唱起了号子，是那种里下河一带老辈人传下来的劳动号子，没有固定的词，随口编来，韵脚却压得齐齐整整：
“嗨——哟——嗨呀—— 抬土上圩不怕累呀—— 嗨——哟——嗨呀—— 为儿为女为后代呀——”
声音粗犷，拖得老长，在空旷的芦荡上空回荡，惊起几只躲在枯草丛里的野鸭子，扑棱棱飞远了。
沈晓荷站在人群中，看着这热火朝天的场面，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感动。她背着一只褪了色的红十字药箱，箱子上漆皮斑驳，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白布带子勒在她单薄的肩膀上，勒出一道浅浅的痕迹。
她是作为赤脚医生来工地的。大队卫生室人手少，苏志泉支书发过话，垦荒期间工地上的医疗卫生工作，由她负责。数千亩工地上几百号人，磕磕碰碰、伤风咳嗽是常有的事，她每天都要在各条圩堤、各个工段之间来回走，有时候一天走下来，腿像灌了铅一样沉。
“沈医生，你来了！”
一个中年妇女放下手里的铁锹，朝她招手。是水根嫂。水根嫂长得壮实，脸膛被风吹得黑红，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嗓门大得隔半里地都听得见。
沈晓荷笑着走过去：“水根嫂，今天干活累不累？”
“累倒是不累，就是这手心里磨了两个血泡。”水根嫂摊开手掌，露出几个黄豆大小的水泡，有一个已经被磨破了，渗出一丝血水。
沈晓荷蹲下来，打开药箱，用碘酒棉球给她擦了擦，又贴了一块胶布。她的手很轻，动作很熟练，水根嫂几乎没感觉到疼。
“沈医生，你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水根嫂端详着自己贴着胶布的手掌，满意地说，“比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还细心。”
沈晓荷微微一笑，没有接话。她起身收拾药箱的时候，目光无意中扫过前面的工地，看到一个瘦削的身影正在远处的条台上挖土。
那是林远舟。
她愣了一下，手指在药箱的搭扣上停了一瞬。
林远舟的棉袄袖子上打了两个补丁，是深蓝色的布，跟灰扑扑的棉袄颜色不太一样，一看就是自己缝的。他弯着腰，一锹一锹地挖土，动作不快，但很认真，每一锹都挖到底，翻起来的土块整整齐齐码在旁边的箩筐里。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从这个冬天开始就断断续续地咳嗽，邵汉杰本来不让他上工地，让他留在大队写材料，但林远舟不肯，说大家都在干活，他一个人坐着心里不安生。
沈晓荷远远地看着他，心里泛起一种复杂的滋味。她对林远舟的感情，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说爱吧，又不像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说怜吧，又比怜悯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只知道，每次看到这个人，她心里都会轻轻地动一下，像是一潭死水里被投进了一颗小石子，漾开一圈一圈的涟漪。
“看什么呢？”水根嫂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一眼就看到了林远舟，嘴角浮起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沈晓荷收回目光，脸上没什么表情：“我去那边看看，老张头前两天腰扭了，不知道好了没有。”
她转身走了，步子很快，像是在逃避什么。水根嫂望着她的背影，摇了摇头，嘴里嘟囔了一句：“可怜见的。”也不知道是说谁。
三
工地上的人越来越多，流言也跟着多了起来。
起初只是一些闲言碎语，两个妇女在歇工的时候凑在一起咬耳朵，说你看到了没，沈医生又去给那个林知青看病了，隔三差五地去，一天去好几回，比去其他几个工段勤快多了。另一个妇女就撇撇嘴说，人家是医生，看病不是正常的嘛。前一个就压低了声音说，那个林知青不就是咳嗽吗，咳嗽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什么大病，用得着天天去？
这种话，说的人也许只是一时的嘴碎，但传着传着就变了味。
半个月后，工地上开始有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了。说沈晓荷跟林远舟两个人关系不正常，说有人在芦荡深处看到过他们单独在一起，说两个人眉来眼去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了。更离谱的版本是，有人信誓旦旦地说，沈晓荷当年做姑娘的时候就怀过林远舟的孩子，不然怎么会从上海落到这个穷地方来？她女儿芦花肯定也是他的种，要不出生时，他会尽了命地冒风顶雨去公社医院请医生？
这些流言，沈晓荷不是没有听到。
她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背上。她去哪个工段，原本热热闹闹的场面就会安静下来，人们看着她的眼神里有好奇，有猜测，有同情，也有一种说不清的鄙夷。妇女们跟她说话，口气变得怪怪的，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话里却藏着刺。
她咬咬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该去哪个工段还是去，该给谁看病还是看。她告诉自己，嘴长在别人身上，管不了。
水根嫂却忍不住了。有一天收工的时候，她听到几个妇女又在嚼舌根，当场就炸了，把手里的扁担往地上一拄，冲着那几个妇女吼道：“你们有完没完？沈医生是给大伙看病的，哪个人有个头疼脑热不是她给看的？你们这么糟践人家，良心上过得去吗？”
那几个妇女讪讪地散了，但流言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因为水根嫂的激烈反应，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三
消息传到周家驹耳朵里，已经是腊月中旬的事了。他是个老实人，话不多，心眼实在，对沈晓荷好得很，家里那家底殷实，大半是靠他一双手挣出来的。
那天傍晚，他背着刚编好没卖掉的一摞竹匾从集上回来，经过村子中间那棵大槐树底下，听到几个闲汉在那里说笑。他没在意，继续往前走，忽然听到自己的名字。
“周家驹那个老婆，啧啧啧……”
他站住了。
后面的话更难听，一字一句地往他耳朵里钻。他站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手里的竹匾差点没拿住。他想冲过去跟那些人理论，但脚像生了根一样钉在地上，迈不动。
他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不知道怎么应对这种场面。
最后他还是回家了，黑着脸，把竹匾重重地搁在院子里。沈晓荷正在灶房里烧晚饭，听到动静探出头来，看到周家驹脸色不对，心里咯噔了一下。
“怎么了？”她问。
周家驹没说话，蹲在灶房门口，闷头抽旱烟。他用的是自己编的竹烟斗，烟丝装得紧紧的，抽一口，火星子噼噼啪啪地响。
沈晓荷没有再问，她大致猜到了。
晚饭摆上桌，一碗咸菜豆瓣汤，一碟炒螺蛳，一碗咸肉炖萝卜，还有一小碟沈晓荷腌的萝卜干。女儿芦花坐在小凳子上，用勺子舀汤喝，两岁的孩子，吃得满嘴都是。
周家驹端起碗，扒了两口饭，忽然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啪”的一声脆响，芦花吓了一跳，勺子掉在地上，嘴巴一瘪就要哭。
沈晓荷把女儿搂过来，轻声哄着：“没事没事，爸爸不小心弄的。”她抬起头，看着周家驹，眼神平静，声音也平静：“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吓着孩子。”
周家驹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话来：“你跟那个林远舟，到底怎么回事？”
沈晓荷心里早就有了准备，但听到这句话从自己男人嘴里说出来，还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口狠狠地撞了一下。
“什么怎么回事？”她说，声音依然很平静，“我是赤脚医生，他是病人，我去给他看病，就这么回事。”
“看病？看病用得着一天去好几趟？看病用得着在那个人身边一待就是一个多时辰？”
“他在咳嗽，肺部有炎症，我要观察病情变化，调整用药。”
周家驹不懂什么炎症不炎症的，他只听出了沈晓荷语气里的那种冷静，那种一板一眼的解释。这种冷静让他更加恼火，因为他觉得自己在生气，而她却那么镇定，好像做错事的不是她，倒是他在无理取闹。
“你骗谁呢！”他猛地站了起来，凳子被带倒了，发出很大的响声，“满村的人都在说，你以为我是聋子吗？”
沈晓荷把芦花抱到一边，也站了起来。她比周家驹矮一个头，要仰着脸才能看到他的眼睛，但她的脊背挺得笔直，目光没有躲闪。
“满村的人都在说，你就信了？”她说，“你是我男人，你不信我，反倒去信那些闲话？”
“我……”周家驹语塞了。
他当然不是不信沈晓荷。他心里清楚，沈晓荷不是那种人。这些年她嫁给他，安安分分地过日子，操持家务，抚养女儿，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她是上海来的知青，读过书，有文化，长得又好看，却甘愿嫁给他这个乡下篾匠，他有时候想想，觉得跟做梦似的，觉得自己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但正因为这样，他才更害怕。他怕沈晓荷心里始终装着别人，怕自己配不上她，怕有一天她会突然离开。这些恐惧平时藏在心底最深处，连他自己都不愿意去碰，现在被那些流言一戳，就像脓包被挤破了，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他颓然地坐回凳子上，双手抱着脑袋，肩膀微微发抖。
沈晓荷看着他，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感情。她可怜这个男人，也恨这个男人。可怜他的老实，恨他的不信任。她想说点什么来安慰他，嘴唇动了动，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时候，周家驹抬起头来，说了一句让沈晓荷心寒彻骨的话。
“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人？”
沈晓荷的脸一下子白了。
那个人。哪个人？他指的是谁？是林远舟，还是……
她知道周家驹说的是谁。
刚准备嫁给周家驹的时候，她曾经在他面前提起爱过一个人，说得不多，更没有说破，只是那么一两句，但周家驹记住了，记了很久，像一根刺一样扎在心里，从来没有拔出来过。
她低下头，没有说话。
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回答。
周家驹的眼圈红了，抓起桌上的碗，狠狠地摔在地上。瓷碗碎了，碎片溅了一地，菜汤流得到处都是。芦花终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沈晓荷没有哭。她弯下腰，把女儿抱起来，用袖子擦掉孩子脸上的眼泪，然后转身走进里屋，开始收拾东西。
周家驹慌了。
他追进里屋，看着沈晓荷把衣服一件件叠好塞进布包里，看着她把芦花的小棉袄小心地包好，看着她脸上那种决绝的表情，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晓荷，晓荷你别走。”他扑通一声跪下来，声音里带着哭腔，“是我不好，我不该摔东西，不该说那些话，你打我吧，骂我吧，你别走……”
沈晓荷的手停了一下，但没有回头。
“晓荷，我真的知道错了……”周家驹跪在地上，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我就是……我就是听那些人说得难听，心里头憋得慌，才说那些混账话的。我不是不信你，我就是……就是怕……”
“你怕什么？”沈晓荷终于转过身来，声音不大，却冷得像冬天的冰，“你怕我跟别人跑了？我嫁给你四年，四年多了！我跑了吗？我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吗？”
“没有，没有……”
“那你凭什么问我那种话？”
周家驹说不出话来，只是跪在那里，满脸是泪。
沈晓荷看着他，心里又恨又痛。她想起这四年多来的日子，想起那些在灶台前忙碌的清晨和黄昏，想起那些抱着芦花在院子里等周家驹收工回来的傍晚，想起那些平淡却安稳的时光。她以为自己已经认命了，以为自己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可现在才发现，那些东西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那些藏在心底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另一个人的东西。
她深吸一口气，转身继续收拾。
“晓荷，你去哪儿？你别回知青点了，”周家驹跪着挪过来，抱住她的腿，“你留下，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再也不说那种话了，我保证……”
沈晓荷站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这个男人跪在自己脚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她想到了女儿，想到了芦花还那么小，需要一个完整的家，想到了离开这里她又能去哪里。
她慢慢地蹲下来，跟周家驹平视。
“家驹，”她说，声音轻轻的，“我不是那种人。我嫁给了你，就是你的妻子，我会对得起你，对得起这个家。但是你也要对得起我——你要信我。”
周家驹拼命地点头。
沈晓荷把布包放下了，但没有看周家驹。她把芦花重新抱起来，走出了屋子，走进了冬天的夜色里。
四
她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
芦荡的夜冷得刺骨。西北风从荡子里灌进来，吹在脸上像刀子割。沈晓荷裹紧棉袄，把芦花贴在自己胸口，用体温护着孩子。芦花已经哭累了，小脸靠在妈妈肩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呼吸均匀而温暖，像一只小小的火炉，在沈晓荷冰冷的胸口焐出一小块温热。
她沿着村后的土路走，走着走着就到了芦荡边上。
月光很淡，被云遮住了大半，只漏下几缕惨白的光。芦荡黑黢黢的，像一片看不到边的墨海，枯黄的芦苇杆子在风里摇来摇去，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无数人在低声私语，又像是在唱一首古老的、哀伤的歌。
沈晓荷在一截倒伏的老柳树上坐下来，望着眼前的芦荡发呆。
她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脑子里乱糟糟的，有周家驹跪在地上的样子，有林远舟在工地上弯腰挖土的背影，有周家驹那句“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人”的话，有林远舟偶尔看她的那种欲言又止的眼神，有这些年她一个人躲在被窝里流的那些眼泪。
她还记得来到苏颂后再次见到从上海客轮就相识的他，心里就动了一下。怎么这么巧，我们又相遇了，还下乡插队在同一地方！那种感觉很奇怪，像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把他们连在了一起。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外地人，在本地人眼里都是“外面来的”；也许是因为他们都背着某种沉重的东西——她背着“资本家女儿”的成份，他背着一颗敏感而倔强的、跟这个粗砺的世界格格不入的心。
后来他们一起下田干活，一起在大队的学习室里读报，一起在夏夜的打谷场上乘凉聊天，看满天星斗，听蛙声如鼓。她发现他会写诗，用那种很薄的方格纸，一行一行地写，写得娟秀而忧郁。她看不懂那些诗，但读起来觉得心里软软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泡着。后来，他们中有了那么多的故事，他救了落水的她，她治好高烧不退的他；他深夜顶风冒雨去请医生，她怜他体弱悄悄送去一篮鸡蛋。
再后来，就开始有人议论了。
说她跟林知青走得近，两个人不正经。说她成份不好，配不上人家。说林知青是县城来的，迟早要走的，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她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林远舟在乎。
林远舟在乎的，不是那些闲话，而是他们之间那道看不见的鸿沟。他是县城知青，有招工回城的机会。她呢？她是上海来的，可上海还有她的家吗？那个在芦荡深处养鸭的老人，那个在上海的小阁楼里日日盼她回去的母亲，还有那个被抄了又抄、早已家徒四壁的“资本家”的家——她能回哪里去？
林远舟有犹豫和退缩，她看得一清二楚。她没有怪他。她甚至理解他。一个敏感的人，顾虑总是比常人多一些。他不是不爱她，他是不敢爱她，或者说，不敢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爱她。
不过，她也不敢爱他！她能爱他吗？正如苏志泉一针见血，你爱他，你会毁了他。
苏志泉给她塞来了周家驹，她，她也就嫁了。
周家驹老实，善良，对她好，从不问她的过去，也不在乎她的成分。她把对林远舟的那些东西深深埋在心底，以为时间久了，那些东西就会腐烂，会消失，会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可是没有。
那些东西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沉下去了，沉到了心的最深处，像芦荡里的淤泥，看上去水面上清清爽爽的，底下却是厚厚的一层，踩进去就拔不出来。
她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妻子、一个称职的母亲了。她以为自己已经忘了那些诗、那些夏夜的星空、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动了。可是那天，当她看到林远舟咳着血被从堤上抬进工棚里，看到他苍白的脸和倔强的眼神，她的心像被人狠狠地攥了一下，疼得她几乎站不稳。
她知道，那些东西还在。
但她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周家驹的事。从来没有。哪怕是给林远舟看病，她也是大大方方地去看，认认真真地去看，没有一丝一毫的逾矩。她告诉自己，她是医生，他是病人，仅此而已。
可是别人不信，现在连自己的男人也不信。
沈晓荷抱着芦花，在冷风里坐了很久，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流到腮边就被风吹凉了，像两条冰凉的虫子爬在脸上。她没有擦，任由它们流。
芦荡里忽然传来一声鸟叫，尖锐而孤独，像是被什么惊着了，在夜色里仓皇地逃窜。叫声很快就被风吹散了，芦荡又恢复了那种无边无际的沉寂。
沈晓荷终于站了起来，腿已经麻了，膝盖僵硬得几乎弯不了。她抱着芦花，一步一步地往回走。
村口的狗叫了几声，大概认出了是她，又安静了。
远远地，她看到自家窗户里还亮着灯，昏黄的灯光从窗纸里透出来，在冷夜里显得格外温暖。她知道周家驹在等她。这个男人，不管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终究是在等她的。
她加快了步子。
推开门，周家驹还坐在堂屋里，面前的桌上摆着两个新碗，饭菜也重新热过了。他看到沈晓荷进来，连忙站起来，嘴张了张，不知道说什么好。
沈晓荷没看他，把芦花轻轻放到里屋的床上，给孩子盖好被子，然后走出来，坐到饭桌前，端起碗，默默地吃饭。
周家驹也坐下来，吃着吃着，忽然说了一句：“晓荷，明天……明天我去找邵书记说说，让我也上工地干活。”
沈晓荷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你去工地干什么？”
“我……我也去造林。这样就能天天看到你，那些人就不敢乱说了。”
沈晓荷夹菜的手停了一下，她看着周家驹，看着这个男人脸上那种认真而笨拙的表情，心里忽然涌起一阵酸楚。
“你用不着去工地。”她放下筷子，轻声说，“你要是相信我，什么都不用做。你要是不信我，去了也没用。”
周家驹低下头，扒了一大口饭，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那天夜里，沈晓荷躺在芦花旁边，睁着眼睛看黑暗中的房梁。芦花翻了个身，小手搭在她脖子上，暖暖的，软软的。她握住女儿的手，心里慢慢平静下来。
隔壁房间里，周家驹翻来覆去睡不着，床板吱吱嘎嘎地响。
两个人在同一间屋檐下，隔着一堵薄薄的砖墙，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
芦荡的风还在外面刮着，呜呜咽咽的，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