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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七四年，暮春。
芦荡的水汽氤氲在天地之间，像一层永远化不开的薄纱。邵汉杰站在垛田的最高处，脚下是刚刚培土围堰的雏形，远处是连绵不绝的芦苇荡。他手里握着一梱刚从县城林场带回来的水杉苗，细密的根须上还裹着湿润的黄泥。
“汉杰书记，这玩意儿真能在咱们这种活？”身后的青年团员小周探着脑袋问。
邵汉杰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水杉苗举到眼前，阳光透过细碎的针叶洒在他黝黑的脸上。这一年来，他翻遍了县里能找到的所有林业技术资料，又专程去兴化县城请教了农校下放的林学专家。那些专家说，水杉耐水湿，芦荡的土壤虽然偏碱，但只要筑垛抬高根系、控制水位，完全有可能成活。
“能。”他说得很笃定，“关键在垛子的高度。水位一涨，树根泡在水里只要上根部有足夠的土拥着它不倒，它就能活，还能茁壮生长。咱们把垛子垒到半米以上，让树根扎在淹不着的地方。”
小周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弯腰继续挖坑。
邵汉杰蹲下身，把水杉苗轻轻放进坑里。他的手掌粗糙，指节粗大，但动作异常轻柔，像是在安置一个初生的婴儿。泥土的气息混着水腥味涌进鼻腔，他深深吸了一口，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
这是他的芦荡，他的家乡。他要让只能出产芦草兑不了几个钱的荒滩变个样。
远处的小路上，一个身影正朝这边走来。淡蓝色的碎花布衫，草帽下露出两截乌黑的辫子，走得不算快，但步伐稳当。邵汉杰直起腰，眯着眼看了片刻，心跳忽然快了半拍——是张兰。
张兰是去年秋天当上大队辅助会计的。苏颂大队规模不小，有十七个生产队，所以大队除了大队会计，还有个辅助会计，分担大队会计一些会计事务。比如副业的会计事务和管理就由辅助会计承担了。老会计宋德茂眼睛不行了，年底结账算错了好几笔，社员们有意见。大队长提名让张兰接，苏志泉原本不太乐意，觉得女知青迟早要回城，大队的账本交出去不稳当。但张兰在南京念中学时就学过珠算，插队后私下帮几个小队核过账，去年又当上了小队会计，干得很好，连公社农经员都夸她清楚。最后还是在邵汉杰的坚持下，张兰才当上了这个辅助会计。
从那以后，两个人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张兰常来大队部报账，邵汉杰也常路过会计室。一开始是公事公办，一本正经地说数字、对单据，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说话的内容渐渐多了起来——从芦荡改造的计划，到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型，再到张兰家里新寄来的《农村气象》杂志。邵汉杰发现，这个南京姑娘不像他原先想的那样娇气，她有想法，爱学习，骨子里有一种沉静的劲头，干什么都要干到最好。
“汉杰书记。”张兰走到跟前，摘下草帽扇了扇风，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了，贴在太阳穴上。她把一个布包递过来，“这是你要的大队去冬今春副业收支汇总表，核过了，没问题。”
邵汉杰接过布包，没急着看，说了句“辛苦了”。
张兰笑了笑，低头看见他手里的水杉苗，眼睛亮了：“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水上森林？”
“还没成林呢，才刚开始试。”邵汉杰把水杉苗递给她看，“你摸摸这叶子，跟咱们本地的树不一样。”
张兰小心地用指尖碰了碰那细密的针叶，像碰一件易碎的东西。“真好看，”她说，“要是能种成一片，夏天从芦荡里穿过去，该多美。”
邵汉杰看着她专注的侧脸，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转头看向远处的芦荡，风从水面上吹过来，芦苇起伏如绿色的波涛。
“会种成的。”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
张兰没有接话，但她站在那里，没有走。
两个人就那么并肩站了一会儿，谁也没有多余的话。风拂过芦荡，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大地在低语。
二
邵汉杰不知道的是，此刻在这片芦荡的另一头，沈晓荷正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她今天去了西头的赵家湾，给赵奶奶的小孙子看咳嗽。那孩子百日咳拖了快两个月，赵家穷得连五分钱的挂号费都舍不得花，就这么硬扛着。沈晓荷自己掏钱在公社卫生院买了瓶枇杷膏送去，又教赵家媳妇用芦根煮水给孩子喝。
从赵家湾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芦荡里的小路弯弯曲曲，有些地方被水漫过，得踩着垫的石块跳过去。沈晓荷走得很慢，药箱在肩上一晃一晃的。
她今年二十三了。结婚快一年了。
周家驹对她好，这她知道。这个男人老实，本分，家里的活从不让她沾手。可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中间像是隔着一片海。他听不懂她说的话——不是说字面上的意思听不懂，而是他永远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在下雨天坐在窗前发呆，为什么会在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突然沉默。
他以为她是想家了，就说“等农闲了带你回上海看看”。她点点头，不想解释。
有时候半夜醒来，听见身旁周家驹均匀的鼾声，沈晓荷会睁着眼睛看屋顶。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但她知道头顶上是苇箔铺的望板，望板上是灰瓦，瓦上是天空，天空上是无穷无尽的夜。她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压在石头底下的虫子，不是不能动弹，而是不知道该往哪里动。
但她不会哭。她早就不会为这种事哭了。
沈晓荷走过一段窄埂，忽然停住了脚步。前方不远处的芦苇丛里，隐约有一个人影。那个人蹲在沟渠边上，手里拿着什么，像是在写写画画。
她认出了那个背影。
林远舟。
像是心有感应似的，林远舟也在同一时刻抬起头来。两个人的目光隔着十几步远的距离撞在一起，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
沈晓荷下意识地攥紧了药箱的带子。她看见林远舟站了起来，手里的笔记本啪地合上，动作快得像是被烫了一下。
“……晓荷。”他先开了口，声音有些哑。
“远舟。”她回应，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意外。
两个人站在那里，谁也没有往前走一步。
林远舟看起来比一年前更黑了，颧骨更高了，下巴的线条像刀削过一样硬。他的头发长了，从草帽底下支出来，被风吹得乱糟糟的。那双曾经写过诗的眼睛底下带着青黑的眼圈，但目光依然是那种让人心颤的深邃。
他现在是十一队最好的大劳力了。割麦、插秧、挑担、罱泥，样样拿得起。刚插队时那双手白得像葱管，现在满是老茧和冻疮留下的疤。他学会了一边走路一边搓草绳，学会了在阴天看看天色就能判断会不会下大雨。他还学会了沉默。
沉默是他学会的最重要的本事。
“赵家婆婆的孙子好些了吗？”林远舟问。
沈晓荷微微一愣——她没想到他知道她去了哪里。随即她意识到，林远舟大概也在这片芦荡里。十一队的田在东边，但农闲的时候知青们会被派到各处帮忙，他出现在这里并不奇怪。
“好些了，”她说，“本来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拖久了。”
林远舟点点头，目光落在她肩上的药箱上。那药箱的背带已经磨得起了毛边，白漆上蹭了好几道灰痕。他想说“你辛苦了”，但觉得这话太轻，又想说“你要当心身体”，又觉得这话太像客套。最后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笔记本往裤兜里一塞，侧身让开了路。
沈晓荷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旱烟、汗水和芦苇浆混在一起的味道。她以前在林远舟身上闻不到这种味道的。以前他身上只有肥皂和纸张的气味，干干净净的，仍像城里的人。
她走出去好几步，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息。
她没有回头。
芦荡里的风忽然大了起来，芦苇哗哗地响，像无数人在窃窃私语。
林远舟站在原地，看着沈晓荷的背影消失在芦苇丛中。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衫一点一点被绿色吞没，最后只剩下草帽上那根红绳在暮色中一闪，便什么都看不到了。
他从裤兜里掏出笔记本，翻开。借着最后一点天光，他看到自己刚才蹲在沟边写下的那些字——
“芦花又白了。
一年，两年，三年。
芦花白了一年又一年，我在芦荡里游荡了一年又一年。
今天又遇见她了。她的眼睛还是从前那样，安静得让人想哭。她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我想伸出手去拉住她，但我的手只是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肉里，很痛。
这痛是对的。这痛告诉我，我还活着。活着就好。活着总能再见到她。
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哪怕只是擦肩而过。”
林远舟合上笔记本，仰起头。天边最后一抹霞光正被黑暗吞没，芦荡变成了一片模糊的灰。有鸟从头顶飞过，叫声凄厉，像是被什么东西追赶着。
他在芦荡边上站了很久，直到月亮升起来。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三
邵汉杰的“芦荡造垛育水杉”计划在五月正式铺开了。大队批了东片的二百亩荒滩，全大队的青壮年劳力轮班上去干。没有机器，全靠人工。社员们呈一字形排列站在荒滩上，抡起铁锹挖土，将土挖成一块块的垡头，就近覆盖在相对高出点的荒滩上，形成新的条状形的垛子。距离远了的，也就用上了担子。一担一担地将低处挖的土垒到高处去，筑起一个个圆形的条形的垛子。那场面颇为壮观——几百号人排成长龙，扁担在肩头咯吱咯吱地响，号子声此起彼伏，尘土飞扬。
邵汉杰一天不落地泡在工地上。他脱了外衣，只穿一件汗背心，脊背晒得黝黑发亮，汗水顺着脊沟往下淌，裤子湿了半截。他带头挑土，别人挑一担他挑两担，步子迈得又大又稳。
张兰负责工地的伙食账。几百号人吃饭，粮食、菜蔬、油盐都要精打细算。她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和炊事班一起洗菜淘米，账本记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都不差。有时候邵汉杰收工晚了，她会给他留一碗粥，搁在灶头上用碗扣着保温。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暴雨，工地上刚砌好的土垛被冲垮了好几个。邵汉杰半夜惊醒，披上蓑衣就往芦荡里跑。他到的时候，看见风雨里已经站着一个瘦小的身影——张兰抱着他的雨衣和手电筒，浑身上下湿透了，嘴唇冻得发紫，站在那里等他。
“你怎么来了？”邵汉杰又急又心疼。
“你忘拿雨衣了。”张兰把雨衣递给他，声音在风雨里几乎听不见。
邵汉杰接过雨衣的时候，手指碰到了张兰的手。冰凉的，细瘦的，被雨水泡得发白的手。
他没有松手。
张兰也没有抽回去。
两个人就这么在暴风雨里握着手，雨衣在风中被吹得猎猎作响，闪电劈开天空的瞬间，他看见她脸上的水珠——是雨水，也许不全是。
“张兰，”邵汉杰的声音很大，大过了风雨，“等我忙完这一季，我有话跟你说。”
张兰点了点头，眼睛里亮晶晶的。
那是他们之间第一次越过同志关系的界限。谁也不曾明说什么，但谁都知道，有些事情已经不一样了。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了苏志泉耳朵里。
苏志泉现在是大权在握的支书，公社里好几个领导都跟他称兄道弟。他坐在大队部的藤椅里，翘着腿，听完汇报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烟屁股在鞋底上按灭。
“汉杰是团总支书记，要注意影响。”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淡淡的，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跟南京女知青搞对象，传出去不好听。你找个机会跟他说说，让他收收心，先把芦荡的事干好。”
汇报的人是他的心腹、大队会计孙茂才。孙茂才心领神会地点点头，转身要走，苏志泉又叫住了他。
“那个张兰，”苏志泉顿了一下，“她账目上没问题吧？”
“清着呢，”孙茂才说，“比咱们谁都清楚。”
苏志泉嗯了一声，不再说什么。
事实上，苏志泉心里真正在意的事情，不是邵汉杰和张兰的关系，而是沈晓荷。
自从沈晓荷嫁给周家驹以后，苏志泉表面上彻底收了心。他甚至刻意减少了去周家那一带转悠的次数，见了沈晓荷也只是点点头，客客气气地叫一声“家驹媳妇”。但那股邪火从来没有真正熄灭过，只是被压在了更深的底下，像地下的暗火，看不见，烧得更旺。
他有时候会在夜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沈晓荷的脸。那种得不到的焦灼感像虫子一样啃噬着他的心。他想过很多种办法，每一种都不行——沈晓荷现在是正经的周家媳妇，周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但周家驹的篾匠手艺在整个公社都有名，家里吃穿不愁。他没有理由动她，也没那个胆子。
但他不会放弃。他不是那种会放弃的人。
沈晓荷不知道苏志泉心里那些阴暗的念头。她甚至很少想到这个人。
她的日子安静得像一潭死水。每天早起，给周家驹和婆婆做早饭，然后背上药箱出门。走村串户，看病送药，有时候忙到天黑才回来。周家驹不催她，不怨她，甚至不太过问她。他觉得她高兴就好。
这个男人对她的好，笨拙而沉默。他会把家里最大的那条鱼留给她，会记住她随口说过想吃菱角然后第二天天不亮就去河里捞，会在他母亲念叨“娶了个城里头的娇小姐”时闷头吃饭一言不发。他不会说甜言蜜语，不会在她不开心的时候问她怎么了，但他会在她出诊的雨天里早早地暖好被窝，在她脚上沾满泥巴回家时默默地把洗脚水端到她面前。
沈晓荷有时候想，也许这就够了。也许婚姻就是这样，不需要懂，只需要在。也许她应该知足。
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还是会想起另一个人的眼神。
那种温柔的、深沉的、能把她整个人看进去的眼神。
她会在被窝里把脸埋进枕头，咬着嘴唇不让任何声音发出来。
日子就这么过了。
四
夏天来了，芦荡里的蚊子多得能遮天蔽日。邵汉杰的二百亩试种区已经垒起了三百多个土垛，每个垛子上插了四五十棵水杉苗。远远望去，一片黄绿色的嫩芽从灰褐色的土垛上冒出来，像婴儿的小手臂，怯生生地伸向天空。
邵汉杰站在最高处俯瞰这片土地，心里涌起一种近乎神圣的情感。他知道这些树要长成真正的林子，至少得十年、二十年。他这辈子也许直到老了才能看到它们遮天蔽日的那一天，但没关系。只要第一棵苗活下来了，就会有第二棵，第十棵，第一百棵，乃至千棵，上万棵。总有一天，这片芦荡会变成一片水上森林，鸟儿会在枝头筑巢，鱼会在树根间游弋，水乡的子孙会在这片林子里划船穿行。
他相信这件事。
张兰也相信。
七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邵汉杰和张兰从工地上收工回来，沿着芦荡边上的一条小路慢慢走。夕阳把整个芦荡染成了橘红色，水面上金光闪闪。邵汉杰的嗓子干得冒烟，张兰把自己的水壶递给他，他接过来仰头灌了两口，才意识到那是她的水壶，壶嘴上还沾着她唇上的一点雪花膏味。
他的耳朵根子一下子红了。
“汉杰，”张兰忽然开口，声音轻轻的，“你那天在雨里说，等忙完这一季有话跟我说。现在忙完了吗？”
邵汉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很少笑，笑起来脸上的线条忽然变得柔和，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忙不完，”他说，“这种事永远忙不完。但我等不了了。”
他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对张兰。夕阳在他身后燃烧，把他整个人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他的脸被晒得黝黑，额头上横着几道深深的抬头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十岁。但那双眼睛是年轻的，亮得像芦荡里的水。
“张兰，”他说，“我想娶你。”
没有铺垫，没有修饰，就是这么直接。
张兰的脸腾地红了。她低下头，辫子从肩膀上滑下来，挡住了半边脸。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地响，像有人在胸腔里擂鼓。
“你说什么呀，”她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这才认识多久。”
“快两年了。”邵汉杰说，“够久了。我这辈子没干过犹豫不决的事，追你这件事也不想犹豫。”
张兰抬起眼睛看他，目光里有慌乱，有羞涩，有欢喜，还有一丝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惶恐。她是南京知青，她是从省城来的，她真的要在农村扎根吗？真的要嫁给一个乡下人吗？她想过很多次这个问题，每一次答案都是摇摆的。但此刻，站在这片芦荡边上，看着面前这个黝黑结实的男人，她心里忽然不摇摆了。
“你得先过我爸那一关，”她说，嘴角忍不住微微翘起来，“他可是老工人，眼界高着呢。”
邵汉杰的眼睛亮了，亮得像芦荡里的萤火虫：“你答应了？”
张兰没有回答，转身就走。邵汉杰追上两步，却又不敢拉她，只能跟在她身后傻笑。芦荡里的晚风把她的辫梢吹起来，一下一下地扫过他的手背，痒痒的，像猫尾巴。
第二天，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大队。
大多数人都是祝福的。邵汉杰是团总支书记，为人正直能干，在年轻人里威信很高。张兰虽然是知青，但从来不端城里人的架子，跟社员们处得也好。两个人在一起，大家都说般配。
但有人不高兴。
苏志泉听了这件事，脸上的表情很难看。他把邵汉杰叫到大队部，关上门谈了半个钟头。具体谈了些什么，外人不知道，但邵汉杰出来的时候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地骑上自行车走了。
后来有人从孙茂才嘴里探出一点口风——苏志泉的意思是，邵汉杰作为团总支书记，不应该跟知青搞对象，影响不好，而且张兰是南京人，迟早要回城，到时候留个烂摊子谁收拾？
邵汉杰当场顶了回去：“张兰回不回城是她的事，我娶不娶她是我的事。两码事。”
苏志泉拍了桌子：“你这是跟领导说话的态度？”
邵汉杰没吭声，站起来走了。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此出现了一道裂痕。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上下级应有的客气，但暗地里，苏志泉已经开始盘算着怎么敲打一下这个过于锋芒毕露的年轻人了。
六
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个消息带来的冲击。
林远舟是在工地上听到这个消息的。赵小军从大队部回来，嘴里叼着根草茎，漫不经心地说：“听说了吗？汉杰书记要娶张兰了。”
刘建国正在卷旱烟，闻言抬起头来：“哪个张兰？南京那个？”
“对，就是大队那个辅助会计。”赵小军说，“两人已经定了，年底办酒。”
林远舟正在挖坑的动作顿了一下。锄头悬在半空中，停了大约两秒钟，然后继续落下去，稳稳当当，不偏不倚。
他没有说话。甚至没有表情。
但他的耳朵里嗡嗡地响，像是有一群蜜蜂在脑子里飞。他机械地挥着锄头，一锄，又一锄，泥土被翻开，露出下面潮湿的黑色。
张兰。那个从南京来的姑娘。她长得好看，说话好听，性格温柔。她是会计，邵汉杰是团总支书记，他们都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在一起，谁都会说般配。
不像他。他什么都不是。
他只是一个插队的知青，一个连自己未来都看不清的人。
收工的时候，刘建国凑过来，把一支卷好的旱烟递给他。林远舟摆了摆手，他不抽烟。
“远舟，你没事吧？”刘建国问，声音里带着一种粗犷的关切，“你今天一下午没吭声。”
“累了。”林远舟说。
刘建国看了他一眼，没再多问。但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说：“远舟啊，有些事，该放下就得放下。你心里装着谁，哥知道。但人家已经是别人的媳妇了，你总不能……”
“建国，”林远舟打断了他，声音平静得不像是在说自己的事，“我知道。我都知道。”
刘建国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
林远舟一个人站在暮色里，手里攥着那把锄头。锄柄已经被他的汗水浸得湿漉漉的，木纹里嵌着黑色的泥垢。他把锄头扛在肩上，沿着芦荡边上的小路往回走。
走到一个无人的拐角处，他忽然停住了脚步。他把锄头靠在树上，从怀里掏出那个笔记本。
夕阳已经沉到地平线以下，天边只剩下一抹暗红的光。借着这点光，他飞快地写下几行字——
“他们要结婚了。
不是她和他。
是另一个她，和另一个他。
可我还是想到了她。
黄昏时分，芦荡里的水是金色的，像我们曾经一起看过的那样。
那时候她说，这颜色好看得让人想哭。
我现在明白这句话了。
芦荡还是那片芦荡，金色还是那种金色，只是看的人，只剩下我自己了。”
他合上笔记本，仰起头，闭上眼睛。
有什么东西从眼角滑落，温热的，被晚风一吹就凉了。
远处传来一阵歌声，是水乡老人们爱唱的芦荡号子。那调子苍凉而悠远，在暮色中回荡——
“芦花白，芦花飞，
哥哥撑船妹妹归。
船到桥头弯个弯，
妹妹的心事猜不穿……”
林远舟听了一会儿，把笔记本揣回兜里，扛起锄头，继续往前走。
他的背影在暮色中越来越小，最后被芦荡吞没，像一滴墨落进了绿色的水里。
沈晓荷也在听这首号子。
她坐在自家的院子里，借着月亮光在剥豆子。周家驹在屋里编竹筐，竹篾在他手里翻飞，发出噼噼啪啪的脆响。周母在里屋已经睡下了，偶尔咳嗽两声，沈晓荷会停下来听一听，确认没什么事再继续剥豆子。
月亮很好，又圆又亮，照得院子里白花花的。墙角的栀子花开了，香气一阵一阵地涌过来，浓得化不开。
张兰要嫁给邵汉杰的消息，她下午就知道了。水根嫂来串门的时候当新闻说的，说得眉飞色舞，说是“咱们大队头一桩知青和本地干部的好姻缘”。
沈晓荷听了，淡淡地笑了笑，说：“挺好的。”
水根嫂走了以后，她就坐在这里剥豆子。她已经剥了快一个钟头了，其实没有多少豆子，但她剥得很慢，很仔细，好像每一颗豆子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她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
张兰嫁不嫁邵汉杰，跟她有什么关系呢？她跟张兰不熟，跟邵汉杰更不熟。她是周家驹的媳妇，她是沈晓荷，她跟他们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墙。
但她的胸口有一种闷闷的感觉，不是痛，是胀，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膨胀，撑得肋骨都疼了。
那首芦荡号子从远处飘来，飘过芦荡，飘过稻田，飘进她家的院子。沈晓荷手里的豆子滑落了一颗，在地上骨碌碌地滚了两圈，停在月光下。
她弯下腰去捡的时候，忽然看见地上有影子。
是她自己的影子。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月光下剥豆子。屋里传来周家驹编竹筐的声音，单调而执着，像心跳，像钟摆，像永远不会停下来的什么东西。
她忽然很想哭。
不是难过。是委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缝，想要往外冒。
但她没有哭。
她捡起那颗豆子，继续剥。
芦荡里的号子还在唱，只是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散在夜风里，像一声叹息。
七
这天夜里，林远舟在知青宿舍里写日记写到很晚。
孙红卫和刘建国已经睡了，赵小军缩在床角，睁着眼睛盯着屋顶，不知道在想什么。
林远舟铺开笔记本，拧亮了油灯。火苗跳了跳，在墙上投下巨大的阴影。
他写道——
“夜深了，芦荡也睡了。
只有风还醒着，从窗棂里挤进来，带着水草和淤泥的气味。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没有下乡，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在县城找个工作，也许还在家里待业，也许根本就不是现在的我。
但如果没有下乡，我就不会认识她。
认识她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也是我这辈子最不幸的事。
幸运的是，世界上有一个人让我知道什么是心动。
不幸的是，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她，永远是远远地看着。
今天听说张兰要嫁给邵汉杰了。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不是嫉妒，是羡慕——羡慕邵汉杰能光明正大地娶一个他喜欢的人，而我喜欢的人，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
我想起她出嫁那天，我站在芦荡边上，远远地看着花轿船经过。红色的轿船，红色的鞭炮屑，红色的纸花。她穿着红色的衣裳，盖着红盖头，什么都看不见。
但我看见她的手了。
那只手掀开轿船舱帘的一角，像是在看最后一眼。
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也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我。
但那一刻我想，如果她会看到我，我要站在这里。
一直站在这里。
哪怕她永远不会知道。”
写到这里，林远舟停住了笔。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在他的脸上投下明灭不定的光。
他抬起头，看见窗外的月亮正好悬在芦苇梢头，又大又圆，像一面苍白的镜子。
他把笔记本合上，吹灭了油灯。
黑暗涌上来，将他整个人淹没。
芦荡在月光下静静地呼吸着，像一个沉睡的巨人。水杉苗在垛子上悄悄地扎根，没有人知道它们能不能活过这个夏天。沈晓荷在周家的院子里沉沉地睡着，梦里不知身在何处。林远舟在知青宿舍的木板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屋梁上的苇箔，一夜无眠。
而在这一夜过去之后，在这片芦荡之上，在那片无尽的苍穹之下，命运的轮子还在转动。没有人知道它会把这些人带到哪里，也没有人知道，那些埋在日记里的秘密，要在多少年以后以怎样的形式翻开或埋没，或化成轻轻地叹息。
芦荡的夜很长，长得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
它流着，流着，把所有的人和事都卷进去，带向看不见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