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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月的水乡，芦荡还是一片枯黄，只有那些从去冬就立在浅水里的残荷秆子，在料峭的东风里瑟瑟作响。寒气贴着水面游走，钻进衣领里像刀子割着肌肤。
林远舟蹲在知青点的屋檐下，正用一把钝刀削着竹篾。他的手指被划了好几道口子，血迹干涸在指甲缝里，黑褐色的，看着有些骇人。他的手原是握笔的，在县城中学里，他的作文被语文老师贴在走廊上展览，说是有“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灵气”。如今这双手却要学着编竹篮、打篙子、插秧割稻，每一样活计都像是对他过往所有骄傲的嘲弄。
“远舟，还在跟那根竹子较劲？”
刘建国从屋里出来，披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嘴里叼着一根自卷的旱烟。他是这群知青里最壮实的，肩膀宽得像一堵墙，刚下乡那阵子，一顿能吃八个红薯。他走到林远舟身边，看了看那根被削得歪歪扭扭的竹篾，咧嘴笑了：“你这个不行，篾子要顺着纹理走，你逆着削，不断才怪。”
林远舟没吭声，把竹篾丢在一边，揉了揉酸胀的手腕。他的脸色不好，苍白里透着一股青灰，那是长期营养不良加上失眠留下的痕迹。到苏颂村两年多了，他还是没能适应这里的夜晚——蛙鸣太响，蚊虫太凶，更可怕的是一种说不清的压抑，像水底的淤泥一样，一点一点把他往下拽。
“志远呢？”林远舟问。
“去公社了。”刘建国吐出一口烟雾，“说是要打听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名额。这小子，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林远舟点了点头。王志远和他们不一样，这个从扬州来的知青有着天然的现实主义嗅觉。当林远舟还在为“生活的意义”这类问题失眠的时候，王志远已经把公社每个领导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他常说：“咱们下乡是干嘛的？说白了就是镀金。既然金子总要发光，为什么不主动去找个亮一点的地方？”
赵小军坐在屋里的床沿上，翻着一本破旧的《毛泽东选集》，嘴里念念有词。他这两年变化最大，原本就话少，现在更是不怎么开口了。有时候大家聊得热火朝天，他会突然站起来走出去，一个人坐在河边发呆，一坐就是半天。林远舟有时候会担心他，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深渊，谁也顾不上谁。
“远舟！”
院门外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林远舟抬起头，看见宋水根大步流星地走进来，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小腿上全是泥巴。
“水根哥。”林远舟站起来。
“别忙活了，跟我走。”宋水根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大得让林远舟一个趔趄，“苏支书让你去一趟村小，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
“好事！”宋水根咧嘴笑了，“去了你就知道。”
二
村小在村东头，原来是一座旧祠堂，土改后改成了学校。五间砖坯房，屋上黑瓦有的已经碎了，晴天漏风，雨天漏水。操场就是一块夯实的泥地，立着一根毛竹旗杆，旗杆顶上褪了色的红旗在风里耷拉着，显出点生气。
林远舟跟着宋水根走进院子的时候，正看见一群孩子在泥地上追跑打闹。他们穿着大大小小的补丁衣服，脸和手都是黑的，鼻涕挂在嘴唇上，用袖子一抹就完事。看见生人进来，几个胆大的围上来，歪着脑袋打量林远舟，像看一头从没见过的牲口。
“看什么看？”宋水根笑骂了一句，“这是你们新来的林老师，都给我老实点。”
孩子们哄地一下散开了，躲在墙角那边偷偷地笑。
苏志泉站在教室门口，手里夹着一根烟，看见林远舟来了，脸上浮起那种他特有的笑容——既不像纯粹的友善，也不像刻意的客套，倒像是一种经过计算的和气。
“远舟来了。”苏志泉把烟叼在嘴里，腾出手来握了握林远舟的手，“进来坐。”
教室里摆着几排形状不一的课桌椅，黑板是用木板拼的，刷了一层黑漆，已经斑驳得厉害。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报纸，被风一吹就哗啦哗啦地响。林远舟在一张略高点的椅子上坐下，苏志泉坐在讲台边上的条凳上，开门见山地说：“村小的张老师上个月调走了，一直没人顶上。大队开会研究了一下，想让你来代课。”
“我？”林远舟有些意外。
“对。”苏志泉弹了弹烟灰，“你是城里来的中学生，教这些娃娃绰绰有余。每天给你记九分工，比下地轻松多了。再说了，你身体也不太好，老在水田里泡着，迟早要落下病根。”
林远舟沉默了。他知道苏志泉说的“身体不太好”是什么意思。去年双抢的时候，他中暑昏倒在田里，被抬到卫生所挂了三天葡萄糖。从那以后，苏志泉就总说他“体质弱”，安排农活的时候也会给他挑相对轻省的。林远舟一开始还有些感动，后来慢慢咂摸出一些别的味道——苏志泉对他的“照顾”，似乎和沈晓荷有那么一点若有若无的关系。
他和沈晓荷的事，在苏颂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资本家的女儿”，这个标签像一道烙铁烫上去的疤，永远跟着她。在苏颂村，她比别人多干一倍的活，拿打八折的工分，连吃饭都不敢跟别人一桌，怕有人说她“资产阶级小姐摆架子”。她像一个影子，在村庄的边缘小心翼翼地活着，不争不抢，不哭不闹，把所有的心事都沉到眼皮底下，沉到那汪潭水的最深处。
林远舟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爱上她的。是那次在绿萍缺水时，她来救场，两人在水车上并肩踏车至月色清朗，是那次自己田间突然晕倒，她送来了姜茶；是那次抢场她葳了脚，我扶她去工棚稍息……也许就是在田埂上偶然遇见，她冲他微微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也许就是在某一个黄昏，他看见她一个人在河边洗衣裳，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无声的叹息；也许就是那个雨夜，她跑到知青点中间院里来还他一本借去的小说，两人在门口站了很久，谁都不肯先转身。
爱情这种东西，在水乡的雨季里，像芦苇一样悄悄地疯长，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漫山遍野，斩都斩不尽了。
但苏志泉也喜欢沈晓荷。这件事，全村人也知道，但谁都不敢说。
苏志泉是有老婆的人。他看沈晓荷的眼神，那种粘稠的、像糖稀一样拉丝的眼神，林远舟第一次见到就浑身不舒服。那不是一个支书对知青的关心，甚至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欣赏，那是一种更原始、更危险的东西——一种认为自己有权就可以得到一切的占有欲。
好在苏志泉一直没有太过分。他毕竟是个老党员，还要脸，还要在乡亲们面前维持一个“好干部”的形象。但林远舟知道，这种克制是有条件的。只要他还是一个“出身好”的贫农后代、大队支书，而沈晓荷是一个“出身不好”的知青，这种权力的天平就永远倾斜着。他苏志泉可以等，可以慢慢来，反正沈晓荷就在这儿，哪儿也去不了。
而林远舟呢？一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县城知青，有什么资格跟他争？
“想好了没有？”苏志泉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
“行。”林远舟点了点头，“我试试。”
苏志泉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明天就上课。教材在张老师留下的柜子里，你自己翻翻。对了——”他顿了顿，眼神眯了眯，“代课的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了。好好干，别让我失望。”
“别让我失望”这四个字，他说得很慢，一字一顿，像钉子一样一颗一颗钉下来。林远舟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是交易，是恩惠，是提醒：我能给你这个位置，也能随时收回去。
他站起来，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走出教室的时候，那群孩子又围了上来。其中一个扎着两根小辫的女孩仰着脸问他：“你是新来的老师吗？”
林远舟低头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像两颗黑葡萄，脸上脏兮兮的，但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酒窝。
“是，”林远舟蹲下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些，“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燕子。”女孩咯咯地笑了，“老师，你会唱歌吗？”
“会一点。”
“那你教我们唱歌好不好？张老师以前不教唱歌，他说唱歌浪费时间。”
林远舟摸了摸她的头，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柔软。他想起自己家里有一台旧收音机，每到傍晚就放那些老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洪湖水浪打浪》，母亲一边做饭一边跟着哼唱，那些旋律像风一样穿过县城那条窄窄的巷子，落在他幼小的心上，种下了一颗渴望远方的种子。
“好，”他说，“老师教你们唱歌。”
三
代课的生活比林远舟想象的要好过一些。
每天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教语文、算术、常识，有时候也教画画和唱歌。孩子们虽然野，但都听他的话，尤其是那个叫陈小燕的女孩，每次上课都端端正正地坐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黑板，像一棵向日葵追着太阳。
林远舟教得很认真。他把课文里的生字抄在大白纸上，贴在墙上让孩子们认；他找宋水根要了几块木板，削成小木棍当教鞭；他用泥巴捏成各种形状，教孩子们认实物图形。他甚至偷偷在课堂上讲过一首唐诗——李白的《静夜思》，讲的时候小心翼翼，先背了一遍毛主席的诗词当“序言”，再“批判”着讲李白。孩子们听得似懂非懂，但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眼里的光像芦花荡夜晚的萤火虫。
他的心情渐渐好了起来。每天早上走过那条长长的田埂去学校，看着晨雾从芦荡里升起来，露水打湿裤脚，风里带着水草的腥味和泥土的潮气，他忽然觉得这个地方也没那么糟。甚至在某些瞬间，他会忘记自己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做着一件普普通通却有意义的事。
改变发生在三月的第二个星期。
那天下午，阳光难得地好，风也软了，芦荡里开始冒出星星点点的绿色。林远舟心情不错，临时起意，决定教孩子们唱一首歌。
“今天老师教你们唱一首好听的歌。”他站在讲台上，用木棍敲了敲黑板，“歌名叫《让我们荡起双桨》。”
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一脸茫然。
“来，我先唱一遍，你们听着。”
林远舟清了清嗓子，开始唱：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他的嗓音不算好，但很干净，带着一种清冽的忧郁。这首歌他从小学就会唱，每一次唱都觉得心里软软的、暖暖的，像回到小时候，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灶台上的锅盖被蒸汽顶得噗噗响，夕阳从窗户斜进来，落在一地金黄色的光里。
唱完之后，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陈小燕带头鼓起掌来：“好听！老师唱得真好听！”
林远舟笑了笑：“好，我一句一句教你们。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孩子们扯着嗓子喊，声音大得像要把屋顶掀翻。
那天下午，整个村小都回荡着孩子们的歌声。林远舟指挥着他们，一遍又一遍，直到每个人都能完整地唱下来。放学的时候，陈小燕拉着他的手说：“老师，我今天回家唱给我妈听！”
林远舟笑着说好。他没想到，小燕子不仅唱给了她妈听，还唱给了全村人听。更没想到，这首歌会像一颗石子扔进平静的湖面，激起那么大的波澜。
四
三天后的下午，林远舟正在教室里批改作业，宋水根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远舟，不好了！”他的脸色很难看，“公社来人了，说要找你谈话。”
林远舟手里的毛笔停住了：“什么事？”
宋水根压低声音：“说是你教孩子们唱了‘封资修’的歌，被举报了。陈德明亲自来的，现在在苏支书家，让你马上过去。”
林远舟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陈德明，公社秘书，每次来都没好事——上次是来查知青点的“思想动态”，上上次是来组织批斗一个“偷懒”的富农分子。林远舟对他有一种本能的厌恶，那种厌恶里混合着恐惧，就像小动物嗅到了天敌的气息。
他站起来，把手里的毛笔洗干净，慢慢走到院子里。夕阳正在落山，把半边天烧得通红，芦荡在暮色里变成一片模糊的黑影。他深吸了一口气，朝苏志泉家走去。
苏志泉家的堂屋里，陈德明坐在八仙桌边上首，面前放着一杯茶，茶叶沫子浮在水面上，他端起来吹了吹，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苏志泉坐在他对面，脸色不太好，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已经烧了很长一截，掉在裤子上也没弹。
“林远舟同志，”陈德明放下茶杯，从眼镜片后面打量着他，“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
林远舟站在门口，没坐下：“知道。因为一首歌。”
“一首歌？”陈德明冷笑了一声，“林远舟同志，你要搞清楚，这不是一首歌的问题。这是在无产阶级教育阵地上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方向问题，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冰碴子一样扎人。
“《让我们荡起双桨》，”陈德明一字一顿地说，“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吗？是乔羽。乔羽你知道吗？他是被周扬重用的‘黑线人物’，文革一开始就被批斗了。这首歌歌颂的是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修正主义的‘全民文艺’！我们的孩子应该唱什么？应该唱《东方红》，唱《国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你倒好，一来就教他们唱封资修的靡靡之音！”
林远舟站在那里，手心冒汗，但他的腰挺得很直。他想辩解，想说这首歌表现的是新中国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想说是自己小时候在县城小学里老师教的，想说这不过是一首单纯的歌，和“封资修”没有半点关系。但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他想起父亲当年的教训——有时候，不说话比说话更安全。
“陈秘书，”苏志泉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干涩，“远舟这孩子年轻，不懂事，我看——”
“老苏，”陈德明打断了他，“我知道你和林远舟关系不错，但这件事不是你能护的。公社党委已经知道了，王书记很重视，指示要严肃处理。当然——”他的语气缓了缓，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考虑到林远舟同志是初犯，又是革命干部出身，我们可以从轻发落。但是，必须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必须有一个公开的检讨，必须在全大队范围内消除不良影响。”
苏志泉的脸色更难看了。他知道陈德明说的“从轻发落”是什么意思——不过是不报上级、不给处分而已，但公开检讨这件事本身，对林远舟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耻辱。在这个年代，一个知青一旦被贴上“思想有问题”的标签，招工、推荐上大学、入党，所有出路都会被堵死。
林远舟也明白这一点。他的嘴唇动了动，最终说：“陈秘书，我写检讨。”
陈德明满意地点了点头：“这就对了。检讨要深刻，要把事情的严重性说透。明天下午，公社王书记要来你们大队视察，你要当着全大队社员的面做检讨。”
“明天？”苏志泉一愣，“这么急？”
“这不是急不急的问题，是态度问题。”陈德明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林远舟同志，这是组织给你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你要珍惜。”
他走到门口，忽然又转过身来，似笑非笑地说：“对了，还有一件事。举报信上说，你平时上课经常夹带‘私货’，讲什么唐诗宋词，散布封建残余思想。这些事，检讨里也要说清楚。”
林远舟的脑子里嗡的一声。举报信？是谁写的？
陈德明走了之后，堂屋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苏志泉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弥漫开来，呛得林远舟眼睛发酸。
“远舟，”苏志泉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你也别怪我，这种事我拦不住。陈德明这个人，你也看到了，他要咬你一口，连我都救不了你。”
林远舟点了点头：“苏支书，我不怪你。”
“检讨好好写。”苏志泉拍了拍他的肩膀，“过了这一关就好了。以后别教那些乱七八糟的歌，照着课本教，不出错。”
林远舟走出苏志泉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初春的夜晚还是很冷，西北风贴着地面刮过来，像刀子一样割他的脸。他一个人走在田埂上，脑子里乱成一团。举报信是谁写的？知青点的人？村里的人？还是——他不敢想下去。
路过河边的时候，他停下来，看着黑黢黢的水面。月亮还没出来，河水和夜空融成一片，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他蹲下来，捡起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听那一声闷响，像是自己的心沉到底的声音。
“远舟。”
一个轻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林远舟转过身。借着微弱的星光，他看见沈晓荷站在河岸上，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盆，盆里装着几件还没洗完的衣服。她显然是听说了消息赶过来的，头发有些乱，呼吸有些急促，眼睛在黑夜里亮得像两颗星星。
“你知道了？”林远舟问。
沈晓荷点了点头。她走过来，和林远舟并排蹲在河边，把搪瓷盆放在一边。两个人沉默了很久，只听见河水轻轻拍打岸边的声音，和远处芦荡里夜鸟的啼叫。
“检讨打算怎么写？”沈晓荷轻声问。
林远舟苦笑了一声：“还能怎么写？深刻反省，承认错误，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反正就是那一套，我闭着眼睛都能写。”
“不能这么写。”沈晓荷转过脸看着他，“陈德明这个人我了解，你的检讨如果写得不‘深刻’，他会揪着不放的。你不但要写，还要写得让他挑不出毛病来。”
林远舟沉默了。他知道沈晓荷说得对。但让他跪下来给自己没做过的事认错，让他对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低头，他的自尊心像一根绷紧的弦，快要断了。
沈晓荷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她的手很凉，指节粗大，但那种凉意穿过皮肤，一直透到林远舟的心里去。
“我知道你不甘心，”她的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似的，“但是远舟，在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只能低头。不是因为错了，是因为活下去比什么都要紧。”
林远舟的眼眶忽然湿了。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沈晓荷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那种平静的、近乎残忍的清醒。她在告诉他，这就是她的世界，她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多，她比任何人都知道“低头”是什么意思。
“晓荷，”林远舟的声音有些哑，“你后悔吗？来这个地方。”
沈晓荷没有回答。她低下头，开始搓盆里的衣服。皂角的泡沫在星光下泛着幽幽的白，她的手指在水里来回地揉搓，发出细细的沙沙声。
过了很久，她才说：“后悔有什么用呢？就像这河水，只能往前流，回不去的。”
林远舟看着她在夜色里的侧影，忽然想起一句诗来——是《古诗十九首》里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他想，他们这些人，从城市来到水乡，不就是天地间的远行客吗？来了，也许一辈子就回不去了。回不去故乡，回不去从前，回不去那个还能单纯地唱一首歌的自己。
“我帮你写检讨吧。”沈晓荷忽然抬起头来，眼睛里有了些神采，“我比你熟悉这些‘话术’，知道怎么写才‘过关’。”
林远舟愣了一下：“你帮我？”
“嗯。”沈晓荷站起来，端起搪瓷盆，“今晚我就去找你。你先把架子搭起来，我帮你润色。要写得像那么回事，又要尽量少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这个分寸很重要。”
她转身要走，又停下来，回过头看着林远舟。月光这时候从云层里钻出来了，清冷的光洒在她的脸上，照出她眉眼间那一抹坚定的、温柔的、让人心疼的神色。
“远舟，”她说，“你别太难过。歌是你教孩子们唱的，这件事本身没有错。错的是——”
她没说下去。但林远舟知道她想说什么。错的是这个世界，是这个时代，是那些让一首单纯的歌都要戴上镣铐的人。但这些话不能说，说出来就是反动，就是找死。
所以沈晓荷只是笑了笑，那种笑容里有太多的东西，多得让林远舟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疼得喘不过气来。
五
那天晚上，知青点的油灯一直亮到后半夜。
王志远去了公社还没回来，刘建国、孙红卫和赵小军早早就睡了，鼾声此起彼伏，像三头拉风箱的牛。林远舟坐在桌边，面前铺着一张皱巴巴的白纸，沾水笔蘸了墨水，悬在半空中，迟迟落不下去。
检讨书。他这辈子写过很多文章，从小学的看图写话，到中学的议论文，再到下乡后偷偷写的诗歌和散文。但他从没写过检讨书。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头，该怎么把自己做过的“好事”说成“坏事”，该怎么把一个简单的唱歌行为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新动向”。
门被轻轻叩了三下。
林远舟站起来，拉开门栓。沈晓荷闪身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布包。她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棉袄，脖子上裹着格子围巾，脸被夜风吹得发白，鼻尖冻得红红的。
“冷吧？”林远舟低声问。
“不冷。”沈晓荷把手里的布包放在桌上，解开，里面是一摞裁好的白纸和几本红皮的小册子，“我给你带了些东西。这是《毛主席语录》，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最近几期《红旗》杂志，我在大队帮忙时顺便拿来看的，想不到今天派上用了。你写检讨的时候多引用这里面的原话，显得你学习深入、认识深刻。”
林远舟看着那摞书本，忽然觉得有些荒诞。这些东西，他平时看到也翻翻，但从来没想过会用在写检讨上。沈晓荷却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军师，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
“来，我念你写。”沈晓荷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他对面，翻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铅笔在几段文字下面做了标记，“先写思想认识。你就说，‘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深刻认识到，文艺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必须坚持革命方向，决不允许封资修的沉渣泛起’。”
林远舟拿起笔，按照她说的写下来。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像秋天芦荡里风吹过枯叶的声音。
“然后写具体错误。”沈晓荷继续说，声音压得很低，但条理清晰，“第一，政治立场不坚定，阶级斗争意识淡薄，没有对歌曲进行鉴别就擅自教给学生。第二，教材选择严重错误，没有使用统一的革命歌曲教材。第三，教育方法存在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没有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首位。”
她一条一条地说，林远舟一条一条地写。写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下来，看着纸上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字眼：“阶级斗争”、“政治立场”、“无产阶级”、“自由主义”——这些词语从他笔下流出来，像一盆盆脏水，泼在自己头上。他的手开始发抖，墨点溅在白纸上，洇开一个个黑色的墨团。
“远舟？”沈晓荷注意到了他的异样。
“我写不下去。”林远舟把笔放下，声音有些发颤，“晓荷，你知道我没有错。这首歌没有错，教孩子们唱歌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认错？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泼脏水？”
沈晓荷沉默了一会儿。油灯的火苗在两个人之间跳动，把她的脸照得明暗不定。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光，像是疼惜，又像是无奈，还像是一种更深沉的、林远舟读不懂的东西。
“远舟，”她轻声说，“你知道我伯父是怎么死的吗？”
林远舟的心一紧。
“他不肯认错。”沈晓荷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像一潭死水，“五七年反右的时候，他们给他扣了很多帽子，让他写检讨，让他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他说他没有反党，他只是在座谈会上提了几条关于工厂管理的建议。他不肯写，一遍都不肯写。后来——”
她停了一下，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后来他们把他关起来，天天批斗。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关了半年，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临死前他对我说，‘晓荷，有些东西比活着重要。’但那一年我才十二岁，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比活着重要。我只知道，从那以后，我没有伯父了。”
林远舟的眼眶红了。
“我不是说你不该坚持，”沈晓荷看着他，眼里终于有了一点水光，“我是说，你还年轻，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些事情，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硬撑着，你会被折断的。远舟，我不想看到你被折断。”
她伸出手，握住了林远舟的手。这一次不是轻轻碰一下，而是紧紧地、用力地握着，像是要把他从某个悬崖边上拽回来。她的手很粗糙，骨节分明，但那种温度是真实的，那种力量是真实的。
林远舟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他睁开眼，重新拿起笔。
“好，我写。”
沈晓荷笑了。那笑容里有释然，有心酸，还有一个二十二岁姑娘不该有的沧桑。
油灯下，两个人头挨着头，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沈晓荷的文学底子很好，虽然没有林远舟那种诗人的灵气，但她对政治语言的把握精准得可怕。她知道哪些词是“安全”的，哪些词是“危险”的；她知道怎么把一句认错的话说得像检讨，又不至于把自己贬低得太过分；她知道在什么地方引用毛主席语录可以加分，在什么地方需要表决心。
林远舟写着写着，忽然停了下来。他抬起头，看着沈晓荷。油灯的光把她的脸镀上一层琥珀色，她的睫毛很长，低垂着，在眼睛下面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她的嘴唇微微抿着，神情专注而认真，像在绣一朵极精致的花。
“晓荷。”他轻声叫她。
沈晓荷抬起头。两个人的目光在昏黄的灯光里相遇。
那一刻，时间好像停止了。窗外的风不吹了，芦荡里的夜鸟不叫了，连油灯的火苗都凝固了，像是整个世界都在屏息凝视。
林远舟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油灯的火光，有夜的暗影，有水面上的星光，更深处还有一层朦朦胧胧的东西，像是雾，像是雨，像是他永远也抵达不了的远方。但就是这双眼睛，让他在这个荒凉的水乡找到了一点点暖意，一点点让他觉得自己还活得有意义的证据。
“你的眼睛，”林远舟的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像芦荡里的星星。”
沈晓荷没有说话。她没有躲开他的目光，也没有像那些小说里写的那样“羞红了脸低下头去”。她就那样看着他，安静地、坦然地、甚至带着一点点悲悯地看着他。在她的眼睛里，林远舟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一个瘦削的、苍白的、眼睛里燃烧着某种不合时宜火焰的年轻人。
然后，她慢慢地笑了。那笑容很淡，淡得像水面上一个快要消失的涟漪，但那种温暖是真实的，是触手可及的。
“远舟，”她说，“写完检讨，你就去睡吧。明天还有一场硬仗。”
她站起来，把那几本书刊整理好，用布包包上，走到门口。拉开门栓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那首歌，我也很喜欢。”她的声音很轻很轻，“很小的时候，我母亲教过我。”
然后她走进夜色里，门在她身后轻轻地合上了。
林远舟坐在那里，看着那扇门，很久很久。油灯里的油快烧干了，灯芯噼啪作响，火苗一跳一跳的，像一个快要窒息的生命。
他低下头，继续写那份检讨书。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一页一页。他写了很多违心的话，很多让他恶心的话，很多让他觉得自己正在被一点点碾碎的话。
但他没有停下来。
因为他知道，在那些字的缝隙里，在那些政治语言的罅隙里，在那些被强行涂抹的污迹下面，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那双眼睛像芦荡里的星星，隔着黑暗的水面，为他亮着一点微弱的光。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