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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采风的日子定在下周星期三的下午。
那天天气晴好，春风和煦，李梅带着全班三十几个学生，沿着她上次走过的那条小路，一路走到了芦荡边上。孩子们像一群出了笼的小鸟，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一路上指着树苗、指着野花、指着水里的野鸭问这问那。
“李老师，这个树什么时候能长高啊？”
“李老师，那边那个鸟是什么鸟？”
“李老师，水里有鱼吗？”
李梅被问得应接不暇，只好一个个回答：“水杉长得快，三五年就很高了。”“那是白鹭，吃鱼的。”“水里有鱼，什么鱼都有，鲫鱼、鲤鱼、黑鱼，多得很。”
到了芦荡边上，李梅让孩子们分散开来，自己选择一个角度，观察芦荡和树林的变化，然后写一篇作文。孩子们三三两两散开了，有的蹲在水边看芦苇的新芽，有的站在树苗旁边比划着高度，有的爬到土埂上眺望远处的风景。
李梅自己也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掏出本子和笔，想和孩子们一起写。她已经很久没有认真写过东西了，手生了，笔握在手里有些不听使唤。她想了想，在纸上写下一行字：“春天的芦荡，和冬天不一样了……”
刚写了几个字，她忽然听到远处有人在喊她的名字。
“李老师！李老师！”
她抬起头，看到刘建国从芦荡深处走出来，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光着脚踩在水里，手里拎着一根长长的竹竿和一双鞋。他的工作服脱了，只穿一件旧汗衫，汗衫上全是泥点子，头发也是湿的，像是刚从水里爬上来。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李梅站起来喊。
“我在那边查看排灌系统！”刘建国一边说一边朝这边走过来，走到水边的时候跳上田埂，把脚上的泥巴在草上蹭了蹭，“你们怎么在这儿？上课？”
“采风，带学生们写作文。”李梅指了指那些散在各处的孩子们，“你怎么大下午的跑出来查看排灌？”
“上次陈德明来了你看到了吧？”刘建国压低声音说，“他来挑毛病的，说什么‘造林要注意排灌配套’，邵书记让我赶紧把全区的排灌系统检查一遍，省得他下次又来啰嗦。”
李梅皱了下眉头。“他怎么老是针对你们？”
“谁知道呢。”刘建国把手里的竹竿放到一边，“可能跟苏支书有关吧。陈德明和苏志泉关系老铁了，苏志泉要是干得好了，陈德明也高兴。但邵汉杰现在风头太盛，苏志泉面上不说，心里肯定不舒服。陈德明是替苏志泉来探路的，看看邵汉杰搞的这个工程有没有什么把柄可抓。”
李梅不太懂这些大队和公社之间的弯弯绕绕，但她知道刘建国说得有道理。在乡下这些年，她见过太多这样的明争暗斗了，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都在较劲。
“不说这个了。”刘建国摆了摆手，好像想把那些烦心事甩掉，“你带的这些学生，写得怎么样？”
“才开始写呢，哪看得出来。”李梅笑了笑，“你要不要也来写一篇？你是农技员，最知道这片芦荡的变化了。”
刘建国连连摆手，“我可写不来，我拿笔跟拿铁锹一样重。你让我写作文，比让我种一百棵树还难。”
李梅被他逗笑了，笑完之后却又想起一件事来。她盯着刘建国手上拎着的那双鞋看了几秒钟，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消失了。
那是一双黑色的布鞋，圆口，松紧布，鞋底纳得密密实实，鞋面上隐约能看到几道针脚——那是她自己的针法，她认得。
“你这鞋……”李梅的声音低了下去。
刘建国顺着她的目光看了看鞋，忙说:“早晨走得匆忙，忘了换鞋了，穿布鞋下田怎么行，这不，只能拎着了。”
李梅不答话，仍看着那鞋，随后又看了看他赤着的脚。
刘建国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不自然起来。他动了动脚趾，显得侷促。
“这鞋，”他吞吞吐吐地说，“是……林远舟给我的。”
李梅没有说话，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刘建国深吸了一口气，索性把话都说开了。“远舟走的那天你不是给他一双鞋嘛，他带回去了，穿了一下，说太大了，不合脚。他就托人从城里带到苏颂给了我，说这鞋适合我的脚码，让我穿。他还……他还让人带了一句话。”
“什么话？”李梅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她自己都觉得意外。
刘建国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他说，‘这鞋适合你，她人也适合你的。’”
风吹过芦荡，漫滩的苇叶沙沙作响，像是有人在窃窃私语。远处有个孩子喊了一声“李老师”，李梅没有应，她站在那里，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遮住了她的表情。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他倒是会拉郎配。”
语气不像是生气，也不像是伤心，倒像是一种无奈的叹息。
刘建国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站在那里，搓着手，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他虽然粗犷豪爽，但不是个没有心眼的人。这双鞋穿在脚上，他心里清楚意味着什么。林远舟不是嫌鞋大，是嫌送鞋的人不对。他不敢接这份情，又不忍心当众直接拒绝，于是就把这份情推给了自己。
“李梅，”刘建国终于开口了，“你要是不高兴，我明天就把鞋脱了，换一双。”
“为什么要换？”李梅反问。
刘建国愣住了。
李梅看着他的样子，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苦涩，也有释然，像是憋了很久的一口气终于吐了出来。“鞋是做来穿的，不是供着的。既然他不合脚你就穿，总比扔了强。”
她转身朝孩子们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对刘建国说：“不过你告诉他，以后别替我做主。我的人，我自己知道适不适合谁。”
刘建国站在田埂上，看着李梅的背影，半晌没动。阳光从芦荡上方洒下来，落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镀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她走得很快，步子大而有力，不像那些扭扭捏捏的本地姑娘，倒像是一个赶路的人，急着要去什么地方。
他心里忽然涌起一股热流，顺着胸口往上冲，冲到嗓子里，变成了一声喊：“李梅！”
李梅停下来，没有回头。
“我……我会好好穿的。”刘建国憋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话来。
李梅的背影微微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风里隐约传来她的声音，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叹气。
二
这天傍晚，邵汉杰宣布二期工程的第一个战役胜利完成。五百多亩滩地全部平整完毕，三万多棵水杉和池杉树苗栽植到位，排灌系统也基本配套。社员们连续干了多天，疲惫不堪，但人人脸上都带着笑，有的坐在田埂上抽烟，有的蹲在水边洗手洗脚，有的已经开始商量明天吃啥犒劳自己。
李梅带学生们回了学校，布置了作文题目，然后独自一人又回到了芦荡边上。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回来，也许是想再看一眼这片正在改变的土地，也许是想再吹一吹这里的风，也许只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夕阳西下，整片芦荡被染成了金红色。新栽的树苗在晚风中轻轻摇晃，像是一排排刚刚学步的孩子，踉踉跄跄地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远处的芦苇丛中，有鸟归巢的声音，叽叽喳喳的，热闹而温暖。
李梅在一块土埂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本子，翻到下午写了几个字的那一页。她把那一页撕掉，重新写道：
“春天的芦荡，和冬天不一样了。冬天它是沉寂的，像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灰蒙蒙的，连风都是硬的。春天一来，它就像被谁泼了一盆水，活过来了。芦苇的新芽从水里冒出来，树苗的枝条鼓起了芽苞，连泥土都变得松软了，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棉花上……”
她写到这里，笔尖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写：
“有人说，人是环境的动物，在什么地方待久了，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以前不信，现在信了。我在这水乡待了这么多年，不知不觉间，已经学会了一个人面对很多事情。从前以为天塌下来会有人帮我顶着，现在才知道，天塌下来，只能自己顶。”
写到这儿，她忽然听到了脚步声。
她没有抬头，但知道是谁。这片芦荡里，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是这样的——不轻不重，不急不慢，每一步都踩得结结实实的。
“你怎么又来了？”她问。
刘建国在她旁边坐下来，隔了半个人的距离。“我来检查一下今天栽的树苗，看看有没有没踩实的。”
“检查完了？”
“检查完了。”
“那你怎么还不回去？”
“我想……陪你坐一会儿。”
李梅没有再说话，刘建国也不再开口。两个人并肩坐在土埂上，面前是一行行半人多高的水杉树、一排排瘦如箭杆的池杉苗，颇具规模；远处是金红色的芦苇荡，一望无际；头顶是一片越来越深的暮色，身后是炊烟袅袅的村庄。
风吹过来，带着芦苇的清香和水草的气息，还有远处谁家晚饭的香味。里下河平原的春天，就是这样安静而绵长，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不急着奔向哪里，只是在天地之间慢慢地、慢慢地流淌。
李梅的手放在膝盖上，刘建国的手放在身侧。两只手之间隔着半个人的距离，那是半步就可以跨越的距离，也是谁都没有先迈出那一步的距离。
但她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就像这片芦荡，从荒滩到森林，变化不是一天发生的，但回头再看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已经变了模样。
而她，也变了。
在暮色四合的水乡深处，在芦荡与森林的边缘，在那些悄悄改变的树苗和悄悄到来的春天之间，她不知道自己最终会走向哪里。但她知道，那条路上，有一个人会陪着她走。
也许。
三
清明过了，芦荡里还泛着寒气，滩涂上的茅草刚刚冒出寸把长的青芽，几天时间青芽就窜至尺把长，乃至两三尺高了，远远看去像是给大地筑起了翠绿的长堤。燕子倒是准时回来了，在知青点的屋檐下衔泥筑巢，叽叽喳喳地闹着。
邵汉杰站在中院的场院上，手里捏着一包红双喜香烟，显得有些局促。他今天穿了一件藏青色的涤卡中山装，是托人从兴化县城买的，领口的扣子系得严严实实，整个人像是被箍住了似的，老想伸手去松一松领口。
“别动。”张兰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条新毛巾，笑着说，“好不容易穿周正一回，你又去扯它。”
邵汉杰嘿嘿笑了两声，黝黑的脸上泛起一层红。他二十八了，当大队团总支书记也有七年了，在社员面前讲话从来不打结巴，可今天要办的是自己的喜事，反倒像个毛头小伙子一样手足无措。
张兰倒是大方得多。她穿了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是南京老家寄来的，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扎在脑后，露出一张清秀白净的脸。她来苏颂插队七年了，从当初那个看见蚂蟥就尖叫的城里姑娘，变成了能挑担能插秧的农村干部。此刻她站在邵汉杰身边，眉眼间带着笑意，像是春天里刚展开的一朵芦花。
婚礼是简朴的。没有花轿，没有唢呐，甚至没有办酒席。苏志泉在大队部里主持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就是让两个人站在一起，当众宣布结为夫妻，然后大家磕了一把瓜子、喝了几口茶水。宋立诚代表大队革委会送了一对热水瓶、一个搪瓷脸盆，盆底印着大红双喜字和“为人民服务”的字样。
“汉杰是个好后生，”宋立诚握着邵汉杰的手说，“张兰也是好姑娘。你们两个结合，是咱们苏颂大队的大喜事。”
苏志泉也说了几句场面话，意思是鼓励他们把青春献给农村，扎根芦荡干革命。说完这些话，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干巴巴的，便笑着拍了拍邵汉杰的肩膀：“好好过日子，早日生个大胖小子！”
社员们围着新娘子看热闹。水根嫂拉着张兰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嘴里啧啧称赞：“城里姑娘就是白净，你看这手，跟嫩藕似的。”又扭头对邵汉杰说，“汉杰，你可要心疼媳妇，不许欺负人家。”
邵汉杰只是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那天晚上，沈晓荷没有去参加婚礼。
邵汉杰与张兰结婚，尽管从简，张兰还是告诉她的。可她觉得现在已经是周家驹的妻子了，还是一个三岁女孩的母亲。跟张兰交往不多，没必要再去凑这个热闹了。
林远舟没能从兴化赶来，这天晚上，他在遥遥数十里的兴化家中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行字：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七日，晴。
今日汉杰与张兰结婚。我没去，身有不适。看见别人幸福，更感自己落莫。”
写完之后，他又把这页纸撕下来，揉成一团，扔进了墙角。
四
李梅从知青点的东院搬到中院里。
邵汉杰和张兰春天结了婚，同年秋天，抢收抢种之后。刘建国和她商量好了，不办婚礼，不打报告，两人搬到一个屋里住，对外就称夫妻了。这在当时的知青点里不算稀奇，好些地方的知青都是这么干的。
李梅先把自己的铺盖从东院女生宿舍搬了过来。她的行李很简单，一床被子、一个枕头、一个装衣服的帆布旅行袋。她抱着这些东西穿过东院的时候，正碰上张兰回知青点取东西。张兰搁下提包来看着她，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梅子，这就搬过去啦？”张兰问。
“搬过去。”李梅大大方方地说，“反正早晚的事。”
“建国是个实在人，你跟他好好过。”
“我知道。”李梅走了两步又回头，压低声音说，“张兰，你说这算不算‘先斩后奏’？”
张兰扑哧一声笑了：“你跟谁‘奏’去？跟大队部？还是跟公社？谁来管你这些事。”
李梅也笑了，抱着被子大步流星地走进了中院。
中院现在只剩刘建国一人住了。中院的房子比西院差一些，屋顶的芦材草松动了，下雨天，屋里有好几处要拿脸盆接漏水。但刘建国不在乎这些。他已经在苏颂待了七年多，从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变成了二十六岁的青年汉子。他的身体比刚来的时候结实多了，胳膊上的肌肉鼓鼓的，晒得黝黑，看起来跟本地农民没什么两样。只是那双眼睛还保留着城里人的灵活劲儿，看什么东西都喜欢琢磨。
他是兴化县城的人，离苏颂不过几十里路，可这几十里路，他走了七年还没走出去。
李梅是南京知青，性子急，嘴巴厉害，说话跟机关枪似的，哒哒哒哒不带停。她刚到苏颂的时候，谁也不服，跟社员吵过架，跟知青拌过嘴，连苏志泉都被她顶过几句。后来年纪大了，棱角磨圆了一些，但那股泼辣劲儿还在，只是学会了收敛。
她暗恋林远舟的事，知青点里的人都知道。林远舟先装糊涂，交往尽打马虎眼。招工回兴化，李梅到码头送他，递给他一双鞋。马虎不了了，鞋子由林远舟转赠给刘建国。这鞋子刘建国合脚，李梅也领会了林远舟的深意，也将眼光落向刘建国。后来跟刘建国接触多了，觉得这个人虽然粗犷，但心地好、靠得住，渐渐地就走到了一起。
“建国，”李梅把被子铺在拼宽了些的木板床上，环顾了一下这间土坯草顶房，说，“你说咱们这辈子是不是就待在这儿了？”
刘建国正蹲在门口修一把锄头，头也没抬：“咋的，你还想回南京？”
“我不是那个意思，”李梅说，“我就是问问。”
“我不知道。”刘建国把锄头的木柄往地上墩了墩，站起来说，“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但现在既然待在这儿，就得把眼下的事干好。”
李梅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男人说话的样子挺好看的，踏实，不浮，像地里的庄稼一样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