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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林远舟咳了大半个月，起初还能撑着出工，后来连挑担子都喘不上气。宋立诚看在眼里，心里急得火烧火燎。这个城里来的知青，两年前还生龙活虎地在台上作讲用报告，如今却瘦得脱了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像一根快被风折断的芦苇。
“远舟，你这样不行。”宋立诚在地头拦住他，一把夺过肩上的扁担，“跟我去找苏支书。”
林远舟站着没动，苍白的脸上浮出一丝苦笑：“立诚叔，没用的。孙红卫能办成的事，我办不成。”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知道。”林远舟的声音很轻，被芦荡的风吹得零零碎碎，“苏志泉不会放我走。”
宋立诚是个倔脾气，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他扛着扁担，直接去了大队部。苏志泉正坐在办公桌前拨算盘珠子，见宋立诚气势汹汹地闯进来，眼皮都没抬一下。
“苏支书，林远舟的病不能再拖了。”宋立诚把扁担往门框上一靠，开门见山，“你批个条子，让他去县里办病退。”
苏志泉这才抬起头，眼睛眯了眯：“立诚，病退有病退的政策，不是我说批就批的。”
“他咳了大半个月了，人都快咳散架了，你还讲政策？”
“那去医院开证明嘛。”苏志泉不紧不慢地说，“公社卫生院诊断了，说什么慢性支气管炎，这算什么大病？你让我怎么批？”
宋立诚的脸涨得通红：“林远舟在芦荡里泡了六年了，水里来泥里去，身体早就拖垮了。你是支书，你不能眼睁睁看着……”
“行了行了。”苏志泉摆摆手，打断他的话，“你回去告诉他，让他先养着，我过两天去公社问问政策。”
宋立诚知道这是推托之词。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拿起扁担走了。
林远舟没有等来苏志泉的消息。倒是孙红卫，那个沉默寡言、深沉机敏的兴化知青，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病退的手续办得顺顺当当。消息传来的时候，知青点炸开了锅。
“红卫的病退批下来了！”刘建国第一个冲进屋，粗犷的嗓门震得房梁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县医院开的证明，肺结核，够分量！”
李梅刚从东院走过来找林远舟，听了惊讶地问：“他真有肺结核？”
“真真假假谁说得清。”刘建国接着说，“关键是路子走对了。红卫这个人，从来不声不响，可心里有数得很。听说有个他喊姐夫的远房亲戚就在县医院放射科，片子怎么拍、报告怎么写，人家门儿清。”
“那是弄虚作假！”李梅愤愤地说。
刘建国笑了：“梅姐唉，你这脑子，在农村这么多年还没转过弯来？什么叫弄虚作假？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家红卫在城里跑路的时候你还在被窝里缩着呢。他能拿到肺结核的诊断，那也是本事。”
林远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他想起三年前，公社王书记曾与他单独谈过：小周带偏了，叫你公开检查，教唱歌小题大做，当时我坐在那里不讲几句下不了台。还好，我发现人才了，你是有能力的。李健区对知青有个大胆的动作，就是培养他们当基层干部。你们比土生土长的干部有文化，再有能力，一定能干好，会很快超过他们的。我也赞成这个动作。我打算先发展你入党，再后当个副支书锤炼锤炼，若搞好了，一个大队交给你管，也不是不可以的。这话他说了两三年了，过后没了下文。一次邵汉杰不经意地告诉他，大队搞你入党政审材料时卡住了。苏志泉派人去兴化调查，查到你父亲是五七年的右派，六二年摘了帽子。虽然你是教育干部出身，但苏志泉认为摘帽右派这污点不小，你是不能入党的。由此这事儿也就拖没影了。此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病历，那是宋立诚带他去公社卫生院看的，诊断栏写着“慢性支气管炎，建议休息”。这个诊断，连办病退的门槛都够不着。
孙红卫走的那天，特意来跟林远舟告别。他背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套木匠工具，站在知青点门口，风吹得他的头发乱糟糟的。
“远舟，我走了。”他说。
林远舟点了点头：“一路顺风。”
孙红卫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说：“你别学我。我的路你走不通。你得走你自己的路。”
“什么路？”
孙红卫没有回答，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那个背影，结实、沉稳，像一条在水里游了多年的鱼，终于找到了回游的通道。
二
孙红卫的病退成功像一记闷棍，打得林远舟好几天缓不过劲来。他不甘心，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十二月的芦荡已经枯黄了，寒风从水面上刮过来，带着一股刺骨的凉意。他站在芦荡边，看着那些被风吹断的芦苇，觉得自己也和它们一样，随时会被连根拔起。
宋立诚比他还急。
那天晚上，他提着两瓶粮食白酒，去了苏志泉家。苏志泉家的灯还亮着，周桂兰正在灶间洗碗，见宋立诚进来，脸上堆起笑：“立诚来了？快坐快坐。”
“嫂子，志泉呢？”
“在里屋呢。”周桂兰朝里屋努了努嘴，“又喝多了，正躺着。”
宋立诚掀开门帘进去，苏志泉正歪在藤椅上，脸上泛着红光，面前的桌上摆着半碟花生米和一个空酒盅。见宋立诚进来，他抬了抬眼皮：“立诚，又来给林远舟说情？”
“志泉，我今天不是来说情的。”宋立诚把酒放在桌上，坐下来，“我是来跟你掰扯掰扯道理的。”
苏志泉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林远舟这个人，你比我清楚。”宋立诚掰着手指头说，“六九年下来的，六年多了。大队的板报是他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他领的头，公社的积代会上他跟县委书记坐一桌作过报告。咱们苏颂大队在全县知青工作会上被表扬，那也有他一份功劳。现在人病了，你让他自生自灭？”
“我没让他自生自灭啊。”苏志泉坐直了身子，“我不是说了让他养着嘛。”
“养着？怎么养？在知青点那破房子里养？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吃的是粗粮咸菜，那叫养病？”
苏志泉不说话了，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
宋立诚放缓了语气：“志泉，咱们搭班子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有数。你有你的难处，我知道。可林远舟这个事，你真的不能不管。他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这支书的脸面也挂不住。”
周桂兰端着一碗茶走进来，听见这话，插了一嘴：“志泉，立诚说得在理。林远舟那个孩子我看着也心疼，瘦得跟芦柴棒似的。你就帮帮他呗。”
苏志泉瞪了老婆一眼：“你懂什么！病退的事是大队说了算的？要公社批，要县知青办批，要医院出证明，层层关卡，我一句话就能办成？”
“那你就帮他跑跑嘛。”周桂兰把茶碗往桌上一顿，“你当支书的，给知青办点实事怎么了？”
苏志泉被老婆呛得说不出话，端起茶碗喝了一口，闷声说：“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明天我去公社问问。”
宋立诚心里一喜，赶紧站起来：“志泉，那我就等你的信了。”
苏志泉没好气地挥了挥手：“走吧走吧，别在这烦我。”
宋立诚满心希望地走了，可他不知道的是，苏志泉第二天去公社，找的并不是什么主要领导，而是秘书陈德明。
陈德明坐在公社办公室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听了苏志泉的话，他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精明。
“苏支书，林远舟的事我听说过。”陈德明慢条斯理地说，“这个人，表现是不错，可思想有些……怎么说呢，不太成熟。他写的那些东西，我见过，调子不高，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是消极。这样的人办病退，上面要是问起来，我怎么解释？”
苏志泉愣住了：“什么调子不调子的？他就是个知青，身体不好想回城，跟调子有什么关系？”
陈德明摇了摇头：“苏支书，你是农村干部，有些事情你不懂。上面看一个知青，不光看劳动表现，还要看政治觉悟。林远舟这个人，情绪化，不稳定，容易犯错误。你要是帮他办了病退，将来他回城后出了什么事，你负得起这个责任？”
苏志泉沉默了。他不是没有私心，可陈德明的话让他警觉起来。是啊，林远舟这个人，心思太重，想得太多，谁知道他回城后会干什么？万一真出了事，他这个大队支书脱不了干系。
“那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林远舟的病退，不能办。”陈德明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病不够条件，这是硬道理。谁也说不出什么。”
苏志泉回到大队，把宋立诚叫来，说了结果。宋立诚的脸当场就白了：“陈德明？他算老几？他凭什么管我们大队的事？”
“他是公社秘书，专管知青这一块。”苏志泉摊了摊手，“他说不行，我也没办法。”
宋立诚气得浑身发抖：“苏志泉，你是大队支书，不是陈德明的跟班！林远舟的事，你不帮忙也就算了，你别拿陈德明当挡箭牌！”
苏志泉的脸沉了下来：“宋立诚，你说话注意点。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再闹也没用。”
宋立诚摔门而去。
三
宋立诚是个认死理的人。苏志泉这条路走不通，他就换一条。他从公社搭了一辆去县城的拖拉机，颠簸了两个多钟头，找到了兴化县知青办公室。
知青办主任祝光银是个五十来岁的瘦高个，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慢声细语。他听了宋立诚的来意，没有急着表态，而是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慢慢地翻着。
“林远舟……”他念叨着这个名字，忽然眼睛一亮，“是不是六九年从兴化中学下去的？在舜生公社苏颂大队？”
宋立诚连连点头：“对对对，就是他！”
“我记得他。”祝光银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目光变得有些悠远，“一九七一年，全县上山下乡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主持的。林远舟在会上作了讲用报告，题目叫《在广阔天地里锤炼红心》。那报告写得好，有思想，有感情，也有积极表现、干出成绩的实例，不像有些人只会喊口号。会后他来找我聊过，问了我几个政策上的问题，问得很细，很有见地，觉悟也高。”
宋立诚没想到祝光银对林远舟的印象这么深，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
“后来呢？”祝光银问。
“后来……”宋立诚把林远舟这几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包括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包括苏志泉不肯松口，包括陈德明的阻挠。
祝光银听完，沉默了许久。他想起这些年知青表现好的，比如凡是参加扬州地区积代会的那拨人，大都有了好的安排或归宿。那次兴化去参会的知青代表剔除落户下放人员和分管知青的基层再教育干部，也就60多人。除了戴南张郭顾庄插青多，代表也多些外，许多公社只有一个代表名额。舜生公社只有不到300名知青，好像只有林远舟一个代表。他怎么这几年没一点进步，还在农田里干活，还干出病来了？六十多名代表有二十多名已推荐上大学了，有十多名代表参了军，有十多名代表招了工，还有十多名代表入了党，在大队当上干部了。比如就是李健区红星公社陈元大队的赵加明，我们刚让他入党不久，就让他当上陈元大队的支部书记了。还有史兆红，是个女的，猪养得好，猪要下崽子，她吃睡在猪圈，看护它。公社不仅让她入了党，还报请县里破格提拔，现在已是公社干部了。
窗外的梧桐树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落在祝光银花白的头发上。
“老宋，”他终于开口了，语气很郑重，“林远舟这个知青，我是了解的。他有文化，有思想，是个好苗子。这样的知青，不应该受委屈遭打击。病退不够条件，那就让他招工。”
“招工？”宋立诚一愣，“有指标吗？”
祝光银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今年冬天邮政系统有一批招工指标，分到知青办的名额还有几个。我给林远舟留一个。”
宋立诚激动得差点跳起来：“祝主任，您这是……您这是救了他的命啊！”
祝光银摆摆手，神情严肃：“老宋，你先别高兴太早。招工的事，要过公社这一关。我这边批了，公社那边如果卡着不放，也麻烦。你得回去做做工作，让苏志泉配合。”
宋立诚咬了咬牙：“祝主任放心，公社那边我去疏通。实在不行，我就去找县里书记！”
祝光银笑了笑，没有接话。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摇了几下，呼叫总机拨通了舜生公社的电话：“喂，我找陈德明……陈秘书吗？我是知青办祝光银。有个事跟你说一下，你公社苏颂大队的知青林远舟，这次县邮政局招工，县知青办给他安排了指标。你那边配合一下，把手续办了。”
电话那头，陈德明的声音明显有些不高兴：“祝主任，这个林远舟……”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祝光银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但我要提醒你，陈秘书，林远舟这个知青的表现，我有案可查，他在全县积代会上的讲用报告，至今还放在我的档案柜里。这样的知青回城参加工作，符合政策，也符合情理。你要是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来县里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陈德明不情不愿的声音：“好吧，祝主任，我照办。”
挂了电话，祝光银转过身，对宋立诚说：“老宋，你回去告诉林远舟，让他准备一下，下周一去县邮政局报到。”
宋立诚的眼眶湿了，他紧紧地握着祝光银的手，声音哽咽：“祝主任，我替远舟谢谢您……谢谢您了……”
四
消息传到苏颂大队的时候，已经是大寒节气了。
那天傍晚，林远舟正在知青点后面的菜地里拔萝卜，手指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全是泥。宋立诚急匆匆地跑来，远远地就喊：“远舟！远舟！成了！成了！”
林远舟直起腰，看着宋立诚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头雾水：“立诚叔，什么成了？”
“招工！邮政局！祝主任批的！”宋立诚拍着他的肩膀，激动得语无伦次，“远舟，你要回城了！你要去邮政局上班了！”
林远舟愣住了。他手里的萝卜掉在地上，滚进了泥沟里。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宋立诚以为他没听明白，又说了一遍：“兴化邮政局！正式工！下周一报到！”
林远舟忽然蹲了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却听不到哭声。六年了，他在芦荡里泡了六年，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干了多少农活，写了多少报告，作了多少讲用，到头来差点连命都搭进去。现在，终于可以走了。
可为什么，心里却五味杂陈？
宋立诚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背：“远舟，别哭，这是好事。你回去好好准备，该办的手续我帮你去跑。苏志泉那边我已经说好了，他没意见。陈德明也批了，你不用担心。”
林远舟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脸上全是泪水：“立诚叔，谢谢你……谢谢你为我跑了这么多趟……”
“谢什么谢。”宋立诚摆摆手，声音也有些哽咽，“你是我们苏颂出去的知青，将来有出息了，别忘了这片芦荡就行。”
那天晚上，林远舟失眠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刚来的时候，他连扁担都不会挑，肩膀磨破了皮，肿得像馒头。第一次下田插秧，蚂蟥叮了满腿，吓得差点哭出来。后来慢慢地学会了，习惯了，甚至开始喜欢上这片芦荡的清晨和黄昏。
他还想起了沈晓荷。
那个温婉坚韧的上海女知青，那双总是含着忧伤的眼睛，那缕在风中飘散的黑发。他想起他们在芦荡边漫步的夜晚，月亮很圆，水面上浮着碎银般的月光。她轻声念着普希金的诗，他的心跳得厉害，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她心里苦，出身“资本家”家庭的包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他想帮她，可他自己也不过是个自身难保的知青。
后来她嫁给了周家驹。他记得那天他站在芦荡边，看着她穿着红棉袄的背影消失在芦荡深处，心如刀绞。他知道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周家驹的错，是这个时代和命运的错。
他要走了。他这一走，还能再见到她吗？
他不敢往下想。
五
临行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林远舟没有睡觉。
他从箱子里翻出那支跟了他多年的口琴，那是他上中学时攒了好几个月的零花钱买的。口琴的漆面已经斑驳了，簧片也有些生锈，吹起来声音不如从前清脆，反而带着一种沙哑的质感，像芦荡里风吹过枯苇的声音。
他推开知青点的门，外面冷风扑面，月光清寒。他沿着田埂往芦荡的方向走去，霜花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芦苇已经收割了大半，剩下的枯茎在月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像一片无边的白茫茫的叹息。
他在芦荡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把口琴凑到嘴边，开始吹奏。
他吹的第一支曲子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是他和沈晓荷都喜欢的歌。他吹得有些走调，可那种忧伤的旋律在空旷的芦荡上空飘荡，反而显得格外动人。
然后是《红河谷》，是《三套车》，是《山楂树》。这些被称为“黄色歌曲”的调子，在那些年里只能偷偷地哼唱，可此刻，在即将离别的夜晚，他什么都不在乎了。他要吹给这片芦荡听，吹给那轮冷月听，吹给那个他永远也得不到的人听。
风吹过来，芦苇沙沙作响，像是在为他伴奏。远处的水面上，偶尔有野鸭扑棱棱地飞起，惊碎了一池月光。
他不知道的是，沈晓荷听到了他的琴声。
那天晚上，沈晓荷正坐在自家的院子里，给女儿芦花缝棉袄。芦花刚过两周岁，裹着被子睡在旁边的小床上，小脸粉嘟嘟的，睡得正香。院子不大，靠墙堆着周家驹编的箩筐和竹篮，墙角种着一丛菊花，月光下淡黄色的花已经谢了。
琴声隐隐约约地飘过来，起初她以为是风，后来听清了，是口琴。
她的针停住了。
那旋律太熟悉了。那是八年前，在兴化中学的文艺晚会上，林远舟吹过的曲子。那时候她还是个十六岁的姑娘，是从上海回老家探亲来兴化的。她扎着两条辫子，陪着姨妹王爱莲坐在台下，看着台上那个清瘦的男生吹口琴，心里像揣了一只小鹿。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只知道那个男生笑起来很好看，吹口琴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让人心疼的光芒。
后来她下了乡，他也下了乡，阴差阳错地到了同一个大队。她以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可命运开的玩笑太大了。她是“资本家的狗崽子”，不敢爱，也不能爱。她看着他一天天消瘦，看着他咳嗽不止，看着他被苏志泉和陈德明刁难，心如刀绞，却什么也帮不了他。
她唯一的反抗，就是嫁给了周家驹。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认命。她知道林远舟迟早会回城，而她，没有回去的路。
琴声如诉，断断续续地飘过芦荡，飘过田埂，飘进她的院子里。她放下针线，站起来，走到院子门口，朝芦荡的方向望去。月光下，远处的芦荡一片银白，她看不见他，可她感觉到他在那里。
芦花在小床上翻了个身，哼哼唧唧地要醒。沈晓荷赶紧走回去，轻轻地拍着她，嘴里哼着摇篮曲。芦花安静下来，又沉沉地睡去。
沈晓荷捂住了芦花的耳朵。
她怕琴声吵醒女儿，可她知道，这不过是借口。她捂住的不是芦花的耳朵，是她自己的眼泪。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流过她的脸颊，滴在芦花的小被子上。她不敢哭出声，怕惊扰了孩子的梦，怕惊扰了那琴声。
琴声还在继续，一曲终了，又是一曲。每一首都像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带着六年的思念、六年的隐忍、六年的绝望。她知道，这是他在告别，告别这片芦荡，告别这段青春，告别她。
她想冲出去，跑到芦荡边，对他说一句“保重”。可她没有动。她的脚像生了根，钉在门槛上。她想，也许这样最好。不告别，就不会太难过。不告别，就还有一丝念想。
琴声终于停了。
芦荡安静下来，安静得只听得见风声和水声。沈晓荷在门槛上坐了许久，直到月亮西斜，直到小床上的芦花又翻了一次身，她才缓缓站起来，回到屋里。
她坐在床边，怔怔地看着窗外的月光。
“晓荷，你怎么还不睡？”隔壁屋里传来周家驹的询问声，带着关切。
“就睡了，家驹。”她应了一声，声音沙哑。这些天她都陪着女儿睡在西房间里。
沈晓荷躺下来，把芦花抱起搂在怀里。孩子身上有股似有若无的清香，暖暖的，软软的，让她觉得踏实。她想，这就是她的命了。她这辈子可能就离不开这片芦荡了。而林远舟，他会去城里，会过上好日子，会实现他的理想成为一个作家，会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他会忘了她吗？
也许不会。可她希望他会。忘了她，他才能过得安心。
窗外的月光不知什么时候被云遮住了，屋里暗了下来。芦荡深处，传来一声野鸭的啼鸣，凄厉而悠长，像是在为这一场无果的爱情唱最后的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