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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历二月都过了大半，里下河的风还是硬邦邦的，吹在脸上像细刀子在割。垛田上的油菜迟迟不肯抽薹，麦苗也黄瘦瘦的，在料峭春寒里瑟缩。芦苇荡里残雪未消，去年的枯苇被雨雪压折了，横七竖八地躺倒在水面上，新发的芦芽还没有影子。
日子照旧一天一天过，像磨盘一样沉重而缓慢。
李梅年前就被安排到大队小学当了代课教师。学校五间房，两间做教室，一个公办的方老师带着一到三年级的复式班。方老师开春要生娃娃，便让她顶了上去。她教语文，也教算术，还兼着唱歌课。孩子们叫她“李老师”的时候，她心里是欢喜的。
张兰倒也幸运。春节过后，大队重新调整生产队班子，她被选为第七生产队的会计。这在水乡是破天荒的事——女会计本就少见，更别说是知青。张兰算盘打得噼啪响，字也写得工整，更重要的是她出身好，父亲是南京一家国营厂的车间主任，根正苗红。苏志泉在会上说：“张兰同志政治上可靠，业务上过硬，这个同志我们信得过。”张兰听了这话，脸上红了一下。她心里清楚，这“信得过”三个字的分量有多重。
陈红整个春天都在公社文艺宣传队排节目。为庆祝“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十周年，县里要搞汇演，公社从各大队抽调了三十多个文艺骨干，集中到公社大院里排练。陈红能歌善舞，又被借去当了领舞。走的那天她扎着两条辫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肩上一只帆布挎包，兴冲冲地跳上机帆船，回头对送她的知青们喊：“回来给你们带花生糖！”
刘建国没有去送。他病了。
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浑身没劲，腰酸背痛，一到阴天就更加严重。起初他以为是干的活儿太累，歇两天就好。可歇了也不见起色，反倒觉得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水根嫂看他脸色不好，私下对宋水根说：“建国这孩子脸色蜡黄，是不是水土不服？”宋水根便劝他到公社卫生院看看。刘建国去了，医生说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开了几副膏药回来贴。贴了也不管用，腰还是疼，腿还是酸。春耕开始后他坚持出了两天工，第三天就起不来了。林远舟帮他请了假，让他安心养病。他便整天躺在知青点那张吱嘎作响的木板床上，看屋顶草帘里漏下来的光柱缓缓移动，听屋外风吹过芦苇的沙沙声，百无聊赖的时候就用口哨吹《游击队之歌》。
二
林远舟依然每天出工。他话更少了，人也更瘦，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睛就显得格外大，黑幽幽的，看人的时候像要把人看穿。歇工的时候他不像别的男劳力那样聚在一起打牌，而是独自坐到田埂上，膝盖上摊一本书，有时候看，有时候发呆。那本《普希金诗选》已经被他翻得起了毛边，封面用牛皮纸仔细包了，里面的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字迹很小，蚂蚁似的。
没有人知道他批注里写的是什么。如果翻开看，会发现那些字句大多与诗无关。他在空白处写的是芦苇，是水，是鹭鸶，是夕照，是晚风里一茎摇曳的草。偶尔也有名字，写得很轻，铅笔的痕迹，像是怕被人看见，又像是怕自己忘记了。
那些名字里，有一个反复出现:沈晓荷。
沈晓荷当赤脚医生已经两年多了。她背着一只褪了色的红十字药箱，走过田埂，走过垛田，走过一座又一座小桥，到各生产队巡诊。她给头疼脑热的社员发APC，给割麦割伤手的农民包扎，给产妇接生，给老人量血压。她的白大褂总是洗得干干净净，齐耳短发也用一根黑皮筋扎着，整个人清清爽爽的。乡亲们都说：“上海来的沈医生，人长得齐整，心也善。”
但没有人知道沈医生的心里装着什么。
她给社员看病的时候总是微笑着，那笑容温温柔柔的，像三月里的杏花。可每当巡诊回来路过芦苇荡，她总要停下来站一会儿，看水鸟从芦丛里扑棱棱飞起，看夕阳把芦花染成金色。那时候她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眼睛里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雾，又像是泪。
她背着药箱走进知青点的时候，林远舟正好收工回来，在水缸边舀水洗手。两个人的目光碰到一起，很快又分开了。沈晓荷低头打开药箱，问：“建国今天怎么样？”
“还那样。腰疼，起不来。”林远舟用毛巾擦手，声音平淡。
沈晓荷蹲下来给刘建国摸脉。脉象还好，不浮不沉，只是有些濡软。她让刘建国把舌头伸出来，舌苔薄白，边有齿痕。她在心里默记：腰酸腿软，遇寒加重，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这是肾阳虚衰，风寒湿痹。
“要不要换个方子？”她问。
“换什么方子？都是那些草药，喝了跟喝泥水似的。”刘建国苦笑。
沈晓荷从药箱里拿出几包草药，递给林远舟：“独活寄生汤，再加附子和桂枝，每日一剂，先服三帖看看。”
林远舟接了药包，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手指。两个人的手都缩了一下。那触感短得像一声叹息，却让林远舟整个下午都心神不宁。
沈晓荷走后，刘建国半撑着身子靠在床头，对林远舟说：“远舟，你这个人哪，什么都好，就是太闷。你有话就跟她说嘛。”
“说什么？”林远舟背对着他，把草药倒进药罐里。
“你说说什么？你当我瞎的？你瞅沈晓荷那眼神，跟卢新华写的那种……”刘建国搜肠刮肚，“那种‘眼睛里有火’的感觉，差不离。”
林远舟没有接话，只是默默地把药罐搁到煤油炉上。火苗舔着罐底，药汤咕嘟咕嘟地响，一股苦涩的药味弥漫开来。他看着那跳跃的火苗，忽然觉得自己的心就像这罐药，咕嘟咕嘟地翻腾着，却什么也倒不出来。
三
这个春天最让水乡人意外的事，发生在三月中旬。
那天苏志泉的老婆周桂兰破天荒地去了大队部，给苏志泉送午饭。她是从来不到大队部的。这个女人今年四十岁，脸盘方正，颧骨高，嘴唇薄，一双三角眼里永远带着审视的神情。她在生产队干活是一把好手，锄地割麦样样不输男人，在家也是说一不二的性子。苏志泉在外面是大支书，回到家里却是怕老婆的。水乡人私下调侃：“苏支书在外头是老虎，回家就成了猫。”
周桂兰提着竹篮走进大队部院子的时候，苏志泉的办公室门关着。她推了一下，门从里面闩了。她听见里面有动静，像是有人在小声说话。
“谁在里面？”她拍了拍门。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苏志泉站在门口，脸上有些僵硬，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屋里还有一个人——沈晓荷，背着她那只红十字药箱，站在办公桌旁边，脸色苍白，嘴唇微微发抖。
“桂兰来了？”苏志泉干巴巴地笑了一声，“沈医生来给我量血压，刚才——刚才量着呢。”
周桂兰的目光在苏志泉和沈晓荷之间来回扫了两遍，像一把剪刀。她不慌不忙地把竹篮放在桌上，掀开盖篮子的蓝布，露出里面的搪瓷缸子。缸子里是小米粥，还冒着热气。
“血压量好了没有？”她问，声音平平板板的。
“量——量好了。”苏志泉说，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胳膊，袖口还没来得及扣上。
沈晓荷低着头收拾药箱，手指在发抖，血压计的橡皮管缠了好几次才缠好。她把听诊器塞进药箱，背起来，说了声“我先走了”，几乎是逃一样地出了门。
周桂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大院门口，慢慢转过身来，看着自己的男人。苏志泉避开她的目光，端起搪瓷缸子喝粥，喝得很响。
“志泉，”周桂兰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你今年三十九了，有儿有女。你要是做出什么丢人的事，我周桂兰不活了，你也别想活了。”
苏志泉手里的搪瓷缸子晃了一下，小米粥洒了出来，烫了手。他龇着牙把缸子放下，压低声音说：“你说什么疯话！我就是量个血压！”
“量血压要闩门？”周桂兰盯着他，“量血压要弄得衣服皱巴巴的？”
苏志泉不说话了。
周桂兰也没有再追问。她太了解自己的男人了。苏志泉这个人，说坏吧，不坏，当了十几年大队支书，给乡亲们办了不少实事，修桥铺路，挖河筑圩，冬天还自掏腰包给五保户送棉衣。可是男人这种心思，跟当不当支书没关系，跟良心也没关系，是骨子里的东西。她早就觉察到了——苏志泉看沈晓荷的眼神不一样。以前他还只是看看，这大半年沈晓荷当了赤脚医生，三天两头到大队部来，两个人的接触多了，机会也多了。
周桂兰没有吵，没有闹。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这种事吵出来丢的是自家的脸。她只是每天中午准时出现在大队部，风雨无阻。有时候送饭，有时候送茶，有时候什么事也没有，就坐在院子里纳鞋底。一双眼睛像探照灯似的，把大队部上上下下照得通亮。
苏志泉被看得浑身不自在，心里也渐渐生出些恼意——不是对老婆的恼，是对自己的恼，对沈晓荷的恼。那个温温柔柔的小女人，那双含水的眼睛，那走路时轻轻摆动的腰肢，像钩子一样勾着他的魂。他知道这不对，可就是管不住自己。
终于有一天，周桂兰发了话。
那是三月末的一个傍晚，苏志泉收工回来，周桂兰已经在灶屋里忙活开了。灶膛里的火光映着她的脸，忽明忽暗。她一边往灶里添柴，一边头也不抬地说：
“志泉，你晓不晓我娘家那个侄子，周家驹，今年多大吗？”
苏志泉一愣：“家驹？二十六了吧，怎么了？”
“还没说上媳妇哩！”
“他那个人，老实巴交的，只会编篾子，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谁家姑娘肯跟他？”
周桂兰抬起眼睛，火光在她脸上跳动，那眼神深得像井。
“你给沈晓荷说说。也让俺娘家人夸你这姑父姑爷的好！”
苏志泉刚捧上饭碗，听了这话，筷子停在了半空中，愣愣地看着自己的老婆。
“你说什么？”
“我说，你把沈晓荷说给家驹。”周桂兰的声音还是那样平平板板的，像在说今年收了多少麦子，“家驹那孩子人品好，不抽烟不喝酒，编篾的手艺在方圆百里也是一把好手。沈晓荷虽然是上海知青，但出身不好，能嫁个本分人，安安稳稳过日子，也是她的福气。”
苏志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忽然明白老婆的意思了——这不是在给她侄子说亲，这是在斩断他自己的念想。把沈晓荷嫁出去，嫁到自己的娘家去，从此就断了这条线。高明，实在是高明。
他心里五味杂陈，想反对，可是找不到理由。周家驹确实是个好后生，老实勤快，篾匠手艺远近闻名。沈晓荷嫁给他，不算亏待她。
四
“你——你跟沈晓荷说了没有？”他问。
“我来说像什么话？”周桂兰瞥了他一眼，“你是支书，你去说。就说你‘好心’给她介绍对象。她要是答应了，你也是办了件好事，乡亲们还要夸你。”
苏志泉沉默了。他听出了老婆话里的另一层意思：这件事他必须去做，而且是心甘情愿地去做。做成了，他还能保住一张脸面；做不成，周桂兰手里捏着的把柄，够他喝一壶的。
“行吧。”他说，声音闷闷的，“我去说。”
那天晚上，苏志泉翻来覆去睡不着。周桂兰倒是睡得踏实，鼾声均匀，像一只安稳的猫头鹰。苏志泉躺在黑暗中，脑海里翻来覆去地转着沈晓荷的影子——她笑的时候脸颊上那两个浅浅的酒窝，她低头看书时长睫毛投下的阴影，她从他身边走过时身上淡淡的药香。可是，他知道，他是得不到她的，她爱的是林远舟，只是怕连累了他而不敢挑明。同样，我喜欢她，又惧怕她，我让她当了赤脚医生，我处处照顾她，但是我又不敢硬着碰她，撕破了脸，我这支书还能当下去吗？
他叹了口气，把被子蒙在头上。
一切都该结束了。
五
苏志泉找到沈晓荷的时候，是在知青点西边大队卫生所的院子里。王志远回扬州上了大学，西院就空出来了，还是实现了初衷，做卫生所。
那天下午天气阴沉沉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块灰布蒙在天上。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双双干枯的手。沈晓荷刚从第三生产队巡诊回来，药箱上沾了些泥巴，正在院子里的水缸边打水擦洗。
“沈医生。”苏志泉从门诊室走出来，背着手，脸上挂着那种当干部的惯常的笑容，和蔼的、慈祥的，甚至有些亲切的笑容。
沈晓荷的动作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眼睛里的光芒闪了闪，很快就暗淡下去了。自从那次在大队办公室里的事之后，她对苏志泉就有了一种本能的戒备。每次去大队部，她都尽量挑人多的时候，尽量不单独和他待在一起。
“苏支书。”她站了起来，手里还攥着湿抹布。
“你坐，你坐，不用客气。”苏志泉搬了一把竹椅，在她对面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支，点上，吸了两口，烟雾在阴沉的空气里缓缓上升。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苏志泉似乎在想怎么开口，一支烟抽了大半，才慢悠悠地说：
“沈医生今年二十几了？”
“二十二。”沈晓荷说。
“二十二，不小了。”苏志泉弹了弹烟灰，“我们水乡这边，二十二岁的姑娘，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一个人在乡下，父母也不在身边，终身大事也该考虑了。”
沈晓荷的手指在抹布上收紧。她没有说话，低着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沾了泥的解放鞋。
“我娘家有个侄子，”苏志泉继续说，语气随意得像在聊天气，“叫周家驹，今年二十六，人老实，手脚勤快，是个篾匠。他编的竹篮、竹匾、竹席，拿到镇上就有人抢着买，手艺那是一等一的好。人嘛，老实了点，不爱说话，但心眼实在，对人也和气。”
沈晓荷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用力攥着抹布，指关节泛出白色。
“你要是愿意，我让家驹来见见面。”苏志泉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了，抬头看着她，“沈医生，我也是为你好。你一个姑娘家，背井离乡的，早点成个家，也有个依靠。家驹这孩子，我担保不会亏待你。”
沈晓荷抬起头，嘴唇微微颤抖。她想说“不”，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看着苏志泉的脸，那张风吹日晒后变得粗糙黝黑的脸，那双眼角已经爬上了鱼尾纹的眼睛。她在那双眼睛里看到了一些东西——不是恶意，也不是真诚，而是一种微妙的、复杂的、她说不清楚的东西。里面有示好，有补偿，也有一点点威胁。
“苏支书，”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冬天的枯草，“这事太突然了，我——我想想。”
“好，你想想。”苏志泉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不着急，你慢慢想。不过沈医生，有些事我想你心里也该有数。”
他顿了一下，似乎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说了出来，声音压得很低：“你跟林远舟，不合适。他那个人心高气傲，他自己都扎根不了，怎么给你安稳日子？再说了，你是城市知青，他也是城市知青，你们两个要是在乡下成了家，将来谁回城？怎么回城？总不能都窝在这里吧？”
沈晓荷的脸刷地白了。
“我跟林远舟什么都没有。”她急急地辩解，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我知道，我知道。”苏志泉摆了摆手，做出一副“我什么都明白”的表情，“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提醒你。人生在世，要为自己打算打算。你是聪明人，不用我把话说得太透。”
说完，他转身走了，缓缓地走出院门。
六
沈晓荷在院子里站了很久，久到抹布里的水顺着她的手指滴下来，滴在脚边的泥土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阴沉的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锅，把整个世界罩在灰蒙蒙的压抑里。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大队卫生所的院子的。
她沿着河边的土路走着，药箱在背后一下一下地敲着她的腰。夕阳已经沉到芦苇后面去了，天边的云被染成暗红色，像凝固的血。河面上有渔人收网的船，木桨划过水面的声音单调而沉闷。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又很快消散在暮色里。
她没有回知青点。
她顺着河堤一直走，走到那片最大的芦苇荡边上，坐了下来。芦苇还没有返青，枯黄的茎秆在风里发出细碎的响声，像无数低语。水面倒映着暗红色的天光，风吹皱了倒影，整个世界都在水波里扭曲变形。
她看着那片芦苇荡，想起了父亲。
沈父住在芦苇荡边看鸭子，已经有两年了。他被遣返回老家后，生产队照顾他年迈体弱，就让他在芦荡边搭了个鸭棚，养了百来只鸭子。鸭棚是用芦苇和稻草搭的，低矮简陋，雨天到处漏水，冬天冷得像冰窖。沈父就在那鸭棚里住了下来，日日夜夜守着那群鸭子，像守着自己最后的一点念想。
沈晓荷是在回乡两年后才知道父亲与她近在咫尺的。那还是宋立诚一次关切地问她，你最近去看望你父亲了吗？沈晓荷答，没有呀，我还不知他现在在哪里呢。宋立诚惊讶，啊呀，苏志泉没告诉你，你父亲就在这芦荡边放鸭哩。
沿着芦荡边上那条被草覆盖的小路走过去，远远地就看见了鸭棚。一盏煤油灯在棚子里亮着，昏黄的光从芦苇墙的缝隙里透出来，星星点点的。几只鸭子卧在棚前的干地上，把头埋在翅膀里，已经睡了。空气里弥漫着鸭粪的腥臊味和芦苇潮湿的腐味。
她站在鸭棚外面，喊了一声：“爸。”
棚子里的灯晃了一下，沈父的声音传出来，带着沙哑的咳嗽：“是晓荷？”
沈晓荷推开门走了进去。鸭棚很小，大约七八个平方，一边堆着喂鸭的糠麸，一边铺着稻草，那就是床了。沈父正坐在草铺上，披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手里攥着一根旱烟袋，黢黑的手指在烟杆上微微发抖。
“怎么这时候来了？”沈父往里挪了挪，给她让出一点地方来坐，“吃饭了没有？”
“吃了。”沈晓荷坐下来，其实没有吃，她吃不下。
煤油灯的火苗跳动了一下，沈父的脸在光影里忽明忽暗。他今年还不到六十，可是看起来像七十多的人。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两只眼睛深深地凹进去，眼珠子发黄，眼角糊着眼屎。他的左腿在文革初期被人打断过，虽然接上了，但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每次他赶着鸭子准备乘小划子去荡里放的时候，那条腿就在地上拖着，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
沈晓荷看着父亲，鼻子一酸，眼睛里就有了泪意。她忍住了，没有哭。她从小就知道，在父亲面前不能哭。她越哭，父亲就越难受。
沈父抽了两口旱烟，烟雾呛得他咳了几声。他拿烟杆的手青筋暴起，指甲缝里全是黑泥。他咳完了，用手背擦了擦嘴，声音幽幽的：
“今天出什么事了？”
沈晓荷低着头，绞着手指。她不知道怎么开口，又觉得必须得找一个人说，一个真正为她着想的人。
“苏支书要给我介绍对象。”她终于说出来了，声音轻轻的，像是怕吓跑了这句话。
沈父的烟杆停在半空中。
“介绍谁？”
“他娘家侄子，周家驹，是个篾匠。二十六了，还没说上媳妇。”沈晓荷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爸，我不想嫁。”
沈父沉默了。煤油灯的火苗跳了跳，他的影子在墙壁上摇摇晃晃，像一株快要倒下去的枯树。
过了很久，沈父把烟杆在草铺沿上磕了磕，磕掉烟灰，又慢慢装上一锅新的。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燃，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孔里缓缓冒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缭绕。
“闺女，”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像从一口深井里打上来的水，“爹这辈子，就毁在这个成分上。”
沈晓荷的心揪了一下。
“爹当年在上海学做生意的时候，你爷爷就是个小业主。后来爹自己办了个纱厂，也不算大，就两万绽纱，300多工人。解放后说我是民族资产阶级，算人民的，爹就高高兴兴把厂子交给了国家。原想着好歹也是为国家做贡献了，没想到后来……”沈父停顿了一下，吸了口烟，烟雾呛得他咳嗽起来，咳得弯下了腰，脊背一耸一耸的。
沈晓荷赶紧给他拍背，拍到他凸出的肩胛骨，硌得手疼。
沈父咳完了，直起身子，眼眶里有了泪光。不知道是咳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没想到后来就变成狗了，变成牛鬼蛇神了，变成人民的敌人了。”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你妈跟你受了多少罪？人家孩子能上好学校，你不能上；人家孩子能入团，你不能入。现在人家知青能招工能上大学，你呢？你连个推荐都不敢想。”
沈晓荷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所以闺女，”沈父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轻，轻得像芦苇在风里摇动的声音，“你要为自己活。”
沈晓荷抬起泪眼，看着父亲。父亲的眼睛在煤油灯下亮了一下，像两颗蒙了尘的星星。
“那个篾匠，爹不知道他人品怎么样，但爹知道一件事——他是贫下中农出身。你嫁给他，你的成分就变了。你的孩子，成分就变了。你就不用再背着这个包袱过一辈子了。”
“可是——”沈晓荷想说“我不爱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在那个年代，在那种处境里，爱是一个多么奢侈的字眼。她想起沈父刚才说的那句话——“你要为自己活”，这句话从父亲嘴里说出来，有着她从未听过的分量。
父亲从来没有教过她自私。父亲教她的是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忍让，要替别人着想。可是此刻，在芦苇荡边的鸭棚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父亲教她的却是——为自己活。
她忽然明白，父亲说的“为自己活”，不是自私，是在这特殊的时代里，一个人的骨头被打断了还要挣扎着站起来的最后一点尊严。
可是她的心里还有另一个人。
她的眼前浮现出一张脸——清瘦的，忧郁的，眼睛里有诗的那张脸。林远舟。她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每念一遍，心就像被钝刀割了一下。
“爸，”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有一个人……林远舟，你见过的，就是那个会写诗的知青……”
沈父的眼皮跳了一下。他当然见过林远舟。那个瘦瘦高高的男知青，有时候会到芦荡边来，坐在远处看他放鸭，一看就是半天。有时候来了也不看他，就坐在那里看书，风吹起他的头发，露出一张苍白的侧脸。沈父不是不知道女儿的心思，他只是不说。
“那个小伙子，爹看得出来，是个好娃。”沈父的声音缓慢而沉重，“可是闺女，你们不合适。你成分不好，听说他现在也是磕磕碰碰、坎坎坷坷的，若两人绑在一起，在乡下扎不了根，回城又回不去，耗着耗着就耗到三十了。到时候你怎么办？他怎么办？”
沈晓荷的眼泪流得更凶了。
“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沈父的声音忽然哽咽了，老泪沿着脸上的沟壑纵横地流下来，“你妈跟着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在城里被人指着鼻子骂，到乡下被人戳脊梁骨。她的头发是一夜之间白了的，你记不记得？那年人家来抄家，把咱家翻了个底朝天，你妈抱着那尊祖传的观音像不撒手，被人家一脚踹倒在地上……她那头发，就是那一夜之间白的。”
沈晓荷记得。她记得母亲那一夜之间白了的头发，记得母亲跪在地上捡那些被打碎的瓷片时割破的手指，记得母亲在黑暗的房间里低声的哭泣。那年她十五岁。
“所以闺女，”沈父艰难地说，每一个字都像是从他身上撕下来的，“篾匠就篾匠吧。他老实，本分，不会打你骂你。你跟了他，日子苦是苦点，但不会像你妈那样……那样受人欺负。”
父女俩在鸭棚里坐了很久。煤油灯里的油烧干了，火苗跳了两跳，灭了。黑暗涌进来，裹住了他们。芦苇荡里有水鸟在叫，孤零零的几声，像是在寻找失散的伴侣。远处传来狗吠，隐隐约约的，很快就消散了。
沈晓荷在黑暗里坐了许久，然后站起身来，弯腰抱了抱父亲瘦削的肩膀。那肩膀的骨头硌着她的手臂，让她想起父亲赶鸭子时一瘸一拐的背影。
“爸，我走了。”
“路上小心。”沈父的声音从黑暗里传出来，嘶哑而苍老。
沈晓荷推开鸭棚的门走了出去。夜风扑面而来，冷得像刀子。天空没有星星，云层很厚，黑沉沉地压着大地。她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芦荡边的小路上，芦苇在风里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有人在哭。
七
第二天，苏志泉又找了她。
还是在那个院子里，还是那把竹椅，还是大前门的烟雾。不同的是，这一次苏志泉的话说得更直接了。
“沈医生，周家驹的事，你想好了没有？”
沈晓荷低着头，看着自己搁在膝盖上的手。那双手细长白皙，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是弹过钢琴的手。她想起小时候在上海学钢琴，老师夸她“这双手天生就是弹琴的”。后来不让弹了，琴被没收了，手还留着。这双手在乡下插了几年秧，割了几年麦，还没有完全变糙。
“苏支书，”她抬起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能再想想吗？”
苏志泉吸了口烟，缓缓地吐出来，烟雾遮住了他的表情。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对了，你那个同来的知青林远舟，今年公社不是要推荐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吗？县里给了我们公社一个名额，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
沈晓荷的心猛地提了起来，提到了嗓子眼。
“本来呢，”苏志泉弹了弹烟灰，语气随意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这个名额，远舟条件还是不错的。他文章写得好，公社简报上发过好几篇通讯稿，陈秘书也夸过他。”
陈秘书。陈德明。公社那个阴险的秘书。沈晓荷听到这个名字，心里就是一阵寒意。
“不过你也知道，”苏志泉话锋一转，声音压低了一些，“政审这一关不好过。远舟的父亲是右派，虽然摘了帽子，可档案里还记着呢。这要是在以往，推荐上大学是根本没有指望的。可是今年情况有些特殊，县里说也要适当考虑一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政策吧，它可左可右，关键看谁来办。”
沈晓荷的手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生疼。
“我是大队支书，推荐这块，我有发言权。”苏志泉又点了一支烟，“说实话，我是想把林远舟推上去的。这小伙子有才气，将来是个作家料。他在我们水乡也待了四年多，吃苦耐劳，表现不错。可是……”
他停顿了。
沈晓荷知道那个“可是”后面是什么。她等着，心跳得像擂鼓。
“有些事情吧，它不能两全。”苏志泉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你要是答应家驹的事，林远舟那边，我使使劲，能让他今年走。你要是不答应呢……”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了。
你不答应，林远舟今年上大学“还是没戏”。
沈晓荷浑身的血都凉了。
她看着苏志泉的脸，那张在烟雾里模糊不清的脸，忽然觉得那不是一张脸，而是一道墙，一道她用尽全身力气也翻不过去的墙。她想起父亲的话——“你要为自己活”。可是苏志泉的意思分明在说：你不能单为自己活。你要为他活。
为林远舟活。
让林远舟走，她留下来，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篾匠。从此桥归桥，路归路，她在这片水乡的泥土里扎下根来，他回城去，上大学，写小说，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人。
这不就是她一直想要的吗？让林远舟飞出去，飞出这片芦苇荡，飞到更远更高的地方去。她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也能飞。她的翅膀早就在“资本家”三个字的重压下折断了。
可是，真的要嫁给那个从未见过的篾匠吗？
她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她从未见过的男人的轮廓——模糊的，粗糙的，没有面孔的影子。她会和他过一辈子，在这水乡的泥土里生儿育女，到老了，就像那些裹着蓝布头巾的老婆婆一样，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牙齿掉了，眼睛花了，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而林远舟，会在另一个世界里，看书，写诗，拉京胡，和另一个女人结婚生子。
她的眼泪又涌了上来。但这一次，她忍住了。她不能在苏志泉面前哭。她的眼泪不配在他面前流。
“苏支书，”她睁开眼睛，眼眶红红的，但声音是平静的，“你让周家驹来见见面吧。”
苏志泉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了下去。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得逞的快意，也有不易察觉的惋惜。他点了点头，声音却变得干涩起来：
“好，好。我让家驹明天就来。”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腿，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沈晓荷。沈晓荷还坐在那里，背挺得笔直，像一根插在田里的秧苗，青翠而倔强。苏志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大队部。
他走进办公室，关上门，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呆坐了很久。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卑鄙，但又觉得自己没有别的办法。他想起老婆周桂兰的脸色，想起她说的那句“你要是做出什么丢人的事，我周桂兰不活了，你也别想活了”。他打了个寒噤。
这事，他没错。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沈晓荷嫁给自己的内侄，是好事。周家驹有了媳妇，沈晓荷有了依靠，林远舟有望上大学，这是三全其美的事。至于沈晓荷心里怎么想，林远舟心里怎么想，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事办成了，什么麻烦都没有了。
他抽完第三支烟，把烟头摁灭在搪瓷缸子里，长长地吁了口气。
“就这么定了。”他对自己说。
八
那天夜里，林远舟没有回知青点。
他是在晚饭后得知那个消息的。消息是李梅带回来的——李梅从学校回来，在路上碰见了沈晓荷，沈晓荷红着眼眶对她说了一句“我要嫁人了”。
李梅跑回知青点，气喘吁吁地对林远舟说了。林远舟正在洗脚，听完这句话，脚盆翻在地上，水淌了一地。他没有擦脚，赤着脚踩在泥地上，冰凉的地面刺得他打了个哆嗦，但他没有感觉。
“嫁给谁？”他问。
“苏志泉的娘家侄子，周家驹，一个篾匠。”李梅的眼眶也红了，“说是苏志泉做的媒，今天来相的亲。那人长得倒是高高大大的，就是不怎么说话，提了一篮子鸡蛋来的，坐在那里搓手，搓了一下午。”
林远舟沉默了很久。他的脸上看不出表情，那张苍白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就像一张纸。
然后他站了起来，穿上鞋，往外走。
“远舟！天黑了！你去哪里？”刘建国在身后喊，腰疼得他喊不出来，声音断断续续的。
林远舟没有回答。他走出了知青点的院子，走进了夜色里。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天低低地压着，像一块黑色的铁板。风很大，吹得芦苇哗哗地响，像千军万马在奔跑。林远舟沿着河堤一直走，走到那片最大的芦苇荡边上，坐了下来。
他记得这里。沈晓荷刚当赤脚医生的时候，有一次到这里来给一个放鸭的老人看病，他“恰好”也在这里看书。他们坐在同一块石头上，隔了半米的距离，谁也没有靠近谁。芦苇在风里摇晃，有鹭鸶从芦丛里飞起来，白色的翅膀划过夕阳，像一道光。她忽然说了一句：“这里真安静，安静得像一首诗。”
他记得她的侧脸，被夕阳镀上了一层金色，睫毛长长的，嘴唇微微向上弯着，像一弯新月。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他在石头上坐了整整一夜。风越吹越冷，芦荡里的水鸟被惊动了，扑棱棱飞起来又落下去。他的手插在裤兜里，手指摸到一件东西——那是他几天前写的诗，还没来得及给她。诗写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字迹潦草，涂改了很多遍，到最后还是不满意。
诗的最后几句是：
“你是水乡最温柔的那片芦花，
风来时低眉，风去时沉默。
我想把你写进我的诗里，
却怕我的诗，
配不上你的名字。”
他掏出那张纸，看了很久。风把纸吹得哗啦啦地响，像一只垂死挣扎的蝴蝶。他把纸慢慢叠起来，叠成一个很小很小的方块，放进贴身的衣袋里，贴着心脏的位置。
然后他拿起常不离身的京胡。
他调了调弦，拉起了一支曲子。是《二泉映月》，阿炳的名曲。那如泣如诉的旋律从琴筒里流淌出来，在空旷的芦荡上飘散开去。风把琴声吹得断断续续的，时远时近，像是芦荡本身在哭泣。
他拉了一遍，又拉了一遍。手指在琴弦上飞快地跳动，颤抖的弓在琴筒上发出凄厉的颤音。他拉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用力，仿佛要把全部的悲伤、全部的愤怒、全部的不甘都倾注到那把琴上。
忽然，“嘣”的一声。
琴弦断了。
断了的琴弦弹回来，抽在他的手指上，一道血痕立刻渗了出来。他没有感觉到疼。他低着头，看着手里那把断了弦的京胡，看着手指上慢慢渗出的血珠子。
夜风吹过来，芦苇在他周围摇晃着，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叹息。
远处，芦荡深处，有一只水鸟在孤零零地叫。
叫了一整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