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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绿萍吃肥了水，水又喂肥了萍。
这话是邵汉杰说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正蹲在船头，两只粗糙的手掌捧起一捧绿莹莹的萍种，像捧着一捧翡翠。那萍种在他掌心里颤巍巍的，每一片都肥厚得像婴儿的耳垂。他眯着眼睛看了半晌，忽然咧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今年这绿萍，长得好。这是多么好的肥料呀！尽快分给各个小队，叫他们大部分窖草泥塘，小部分由各小队找边角地放水再培育繁殖，减轻大队压力。”
林远舟站在田里，手里的木耙正轻轻耙拢着萍层。为各小队派来的木船装舱运走。
绿萍已经堆满了整个船舱，厚厚实实的，像一床床叠得高高的绿缎被子。他耙起一耙，萍根带起细细的水丝，在阳光下闪了一闪，发出轻微的哗啦声。这声音让他想起这一个多月来的辛苦操劳。邵汉杰说“你看，萍是有根的东西，根扎在水里，叶铺在水上，你给足水，施点肥，它就漫田铺开来，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对你报恩。”
现在他真的看到了“报恩”。两个月前从公社领回的那两筐萍种，繁殖到如今，每个小队都分到了两大木船。这在整个大队是振奋人心的，连公社来参观的科技员们都啧啧称奇。
“远舟，你这个萍管得好。”邵汉杰欣赏着，掏出烟袋锅子，磕了磕，塞进烟叶，划了根火柴点了，“大大超出我的预想，你小子功不可没。”
林远舟笑了笑，没接话。他知道这绿萍能长成这样，不光是管得好不好的问题。自从一个月前从县里开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来，他在公社知青点算是有了些名气。两个月前大队让他参加科技组，担任萍管员，专门负责绿萍繁殖技术的推广。他白天泡在水塘边，晚上翻着那本翻烂了的《稻田育萍技术手册》，找了支削尖了的铅笔头，在手册空白处密密麻麻记着水温、光照、施肥的记录。为了保证田里汪满水，他与刘建国们连续夜以继日地踏车续水。就这，沈晓荷还帮着车了大半天的水……
这些，日记本里也记着。那是他在扬州开会时，大会发的笔记本，红色塑料封皮，扉页上印着毛主席语录。他已经记了大半本，有技术数据，有学习心得，还有——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的——一些诗一样的句子。比如昨晚他就写了这样一句：“萍在水上，我在人间，我们都漂着。”
他把本子合上，没再往下想。
二
“林远舟！”
岸上传来喊声。林远舟抬头，看见大队通讯员小刘站在堤上，手里举着一张纸，跑得气喘吁吁：“县里来通知了！让你后天去报到，参加地区积极分子巡回报告团！”
邵汉杰听了，一拍大腿：“好事啊！远舟，你又要出去了！”
林远舟接过通知看了看，心里却平静得很。不是不高兴，而是这种高兴已经不能让他像从前那样热血沸腾了。一个月前那次大会，千余人坐在扬州地区会堂里，他代表兴化舜生公社的知青作讲用发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掌声像潮水一样涌来。那一瞬间他是激动的，甚至有些眩晕。但散会后回到招待所，他一个人坐在床边，忽然觉得空落落的。
他在日记本上写：“掌声会停，大会会散，会开完了，我还是我。我还是那个在芦荡边踏车提水育萍的林远舟。”
他把通知折好揣进口袋，对邵汉杰说：“邵大哥，这两天我得把萍管的事交接一下。我走了，队里的萍不能没人管。”
“你放心去。”邵汉杰说，“我盯着。”
当天下午，林远舟就开始着手交接。他把各个小队的萍管员召集起来，在萍田边开了个现场会。他说话不紧不慢，叙述育萍的技巧，讲解水量水温和施肥的要领。各小队的育萍员听得认真，不时点头。有个年轻的肓萍员说：“林远舟，你这套技术要是能写成材料，咱们以后就好办了。”
林远舟想了想，说行。回去就写。
三
他没想到，这“回去”两个字，让他撞见了一场羞辱。
事情是这样的——
沈晓荷今年二十了。一个来自大城市的姑娘，干起农活来，竟一点不比地道农村姑娘差。她锄头抡得圆，秧插得匀，挑担子能挑一百二十斤。队里的人都说，这丫头要不是那个出身，简直是十全十美。
她自己也这样想。也许正是因为那个出身，她才格外拼命。她比别人早到地头半个时辰，比别人晚收工半个时辰。她很少说话，低着头干活，干完就回家。她的衣服永远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哪怕补丁摞补丁的衣裳，穿在她身上也有一种说不出的齐整。
但出身这个东西，像烙铁烫在身上的印记，你洗不掉，遮不住。有时候她在地里弯腰插秧，直起腰来喘口气，会不自觉地看向东南方向——那是上海的方向。她想起小时候弄堂里的梧桐树，想起母亲身上的旗袍在风里轻轻摆动，想起父亲下班回来，公文包还没放下就先喊一声“晓荷”。那些记忆已经很淡了，淡得像隔了一层毛玻璃，但她知道它们还在，藏在某个地方，像一根刺，平时不觉得痛，偶尔碰到，就疼得钻心。
今年春天，大队组建基干民兵排。大队有了基干民兵排是好事，发了枪，算是真正的武装力量。沈晓荷报了名，她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她是红卫兵出身——不对，她想了想，她连红卫兵都没资格参加，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出身不好但本人表现好”的那一类。她抱着侥幸心理报了名，又抱着侥幸心理等了一个多月。
名单下来了。全大队三十六个人，没有她。
她去问民兵营长，营长支支吾吾，说“要政审”。她又去问大队支书苏志泉。苏志泉叹了口气，说：“晓荷啊，不是我不帮你，这个基干民兵，是要配枪的。你的家庭出身……组织上不放心。”
她没再问。她知道“家庭出身”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她父亲是资本家，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这两个标签像两顶黑帽子，扣在她头上，这辈子都摘不掉。她回到知青点，坐在床边，把脸埋进膝盖里，没哭。她已经学会了不哭。
但这件事传出去了。传到公社秘书陈德明的耳朵里。
陈德明这个人，三十六岁瘦长脸，颧骨高，眼睛小，戴一副黑框眼镜。他念过中专，在公社机关里算是文化人，但文化人的斯文底下，藏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他说话慢条斯理，嘴角永远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好像什么都看透了，什么都无所谓，却又什么都计较。他对上恭敬，对下倨傲，对“出身好”的人热络，对“出身不好”的人冷漠。在他眼里，人分两种——有用的和没用的。出身好的就是有用的，出身不好的就是没用的，就这么简单。
这天下午，陈德明来苏颂大队检查工作。他照例先在队部喝了一碗茶，听了大队干部的汇报，然后在苏支书的陪同下到各生产队转了一圈。转到沈晓荷所在的生产队时，正赶上社员们收工。
沈晓荷扛着锄头从田里上来，裤腿卷到膝盖，小腿上沾着泥巴。她走到渠边准备洗脚，一抬头，看见陈德明站在田埂上，正盯着她看。
“你就是沈晓荷？”陈德明问。他显然是听说了基干民兵的事，特意来找她的。
沈晓荷站直了身子，点了点头。
“听说你想当基干民兵？”
沈晓荷咬住嘴唇，点了点头。
“你知道基干民兵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吗？”陈德明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是贫下中农的武装。你的家庭出身，你自己心里有数，怎么能进贫下中农的武装队伍？”
这话说得直接，说得刻薄。连旁边的苏支书脸色都变了变，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沈晓荷的脸白了，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的泥巴，不说话。
“我问你话呢。”陈德明提高了声音，“你哑巴了？”
沈晓荷抬起头。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的声音有些发抖，但还是稳住了：“我知道我出身不好，但我一直好好劳动，好好改造，我没有……”
“没有？”陈德明打断了她，“你好好改造？你好好改造就能改变你的阶级本质了？我跟你说，家庭出身是一个人抹不掉的烙印，就像那个——”他四下看了看，指着渠边一块烫了字的木桩，“就像那个烙印，烫上去就消不掉了。你表现再好，你血管里流的还是你父母的血液。这是阶级烙印，懂不懂？”
字字句句，像刀子一样。
沈晓荷不说话了。她的身子微微发抖，锄头从肩膀上滑下来，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她弯腰去捡，手抖得厉害，捡了两次才捡起来。
旁边已经围了不少人。社员们三三两两站住了，有人低头走开了，有人站着看，脸上的表情复杂的很——有人不忍，有人冷漠，有人幸灾乐祸。但没有人站出来说话。
陈德明显然很满意这种效果。他环顾四周，笑了：“看什么看？我说的不对吗？阶级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她这个出身，别说基干民兵，就是普通的民兵她也不符合条件。我告诉你——”他转向沈晓荷，“你要认清楚自己的位置，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要痴心妄想。”
沈晓荷站在原地，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芦苇。
四
正在这时，林远舟从塘边回来了。
他手里还拿着木耙，身上溅着水渍，裤脚湿了半截。他是回来拿笔记本的，走到打谷场边，远远看见田埂上围了一圈人，还有人在指指点点。他本来没在意，但走了几步，听见人群里传来一个声音：“阶级烙印，烫上去就消不掉了。”他的心猛地一紧。
他加快脚步走过去，拨开人群，看见了沈晓荷。
她站在那里，脸色白得像纸，锄头杵在地上，手紧紧攥着锄柄，指节泛白。她没有哭，但比哭更让人心疼——那种拼尽全力忍住不哭的样子，那种要把所有委屈都吞进肚子里的倔强，让林远舟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
而陈德明站在她面前，正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继续说着：“所以你要认命。别想着出头，别想着表现，你就老老实实种你的地，改造你的思想，这就是你的命。”
“陈秘书。”林远舟开口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田埂上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他。
陈德明也转过了头，认出了他：“哦，是林远舟啊。你不是去县里开会了吗？回来了？”
“回来了。”林远舟走近了几步，把木耙靠在渠边，“陈秘书，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你说。”
“阶级烙印这个提法，毛主席说过吗？”
陈德明一愣。他没料到林远舟会这么问，更没料到林远舟的脸上带着一种认真的、甚至可以说不卑不亢的神情。他皱了皱眉：“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林远舟一字一句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是中央的政策。可陈秘书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什么‘烫上去就消不掉’，什么‘认命’，这跟毛主席的教导好像不太一样。”
田埂上更安静了。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陈德明的脸色变了。他的嘴角那丝笑意消失了，眼睛眯起来，盯着林远舟看了几秒钟。然后他又笑了，这次的笑有些冷：“林远舟，你倒是会背语录。但你要搞清楚，重在表现，不是抹掉成分。成分是客观存在的，这是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怎么，你觉得我说的不对？你觉得她这个出身，应该配枪？应该进基干民兵？”
“我没说应该让她进基干民兵。”林远舟不慌不忙，“我只是说，那种叫人认命的话，不是一个党员干部应该说的。我们的政策是改造，是教育，是给出路，不是叫人认命。如果连出路都不给，那还改造什么？”
这几句话说得很重，但说得有理有据。陈德明一时噎住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知道林远舟在县里挂了号，是积极分子代表，开过大会，做过典型发言，在这片地面上算是有影响的人物。真要争辩起来，传到县里，对他陈德明未必有利。
但他也不甘心就这么被一个小知青顶回去。
“林远舟，你这是在教训我？”他的声音冷了下来。
“不敢。”林远舟说，“我只是觉得，沈晓荷同志劳动表现一直很好，队里的人都有目共睹。就算不能进基干民兵，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羞辱她。这是我们党的政策吗？是毛主席提倡的工作作风吗？”
两个人对视着。空气像绷紧的弦。
苏志泉赶紧上来打圆场：“哎呀，都少说两句，陈秘书是来检查工作的，远舟你也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他走到陈德明和林远舟中间，先是笑着给陈德明递了根烟：“陈秘书，消消气，消消气。远舟年轻，说话冲，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陈德明接过烟，脸色稍霁，但还是哼了一声：“苏支书，你们大队的知青，觉悟倒是挺高啊。”
“觉悟高是好事嘛。”苏志泉打着哈哈，“年轻人嘛，有热情，有正义感，这说明我们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搞得好嘛。不过远舟啊——”他转过头，看了林远舟一眼，那眼神里有警告，也有劝诫，“你也别太冲动了。陈秘书是代表公社来检查工作的，他的话有他的道理。有些事情，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
然后他走向沈晓荷。
沈晓荷还站在原地，锄头杵着地，一动不动。她的脸色依然苍白，但嘴唇抿得紧紧的，那种倔强的样子，让苏志泉心里一酸。
“晓荷啊。”他的声音低了下来，几乎只有两个人能听见，“陈秘书说的话是不好听，但你也要理解组织上的难处。你的出身摆在这里，有些事情，你确实要谨慎一点，低调一点。我说句实话，你要是想改变大家对你的看法，光靠埋头干活还不够，还要在思想上、表现上……”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
“总之，你要表现好一点。让人家看到，你是在真心实意地改造自己，是在努力向组织靠拢。这样一来，将来有什么好事，队里也好替你说话，对吧？”
沈晓荷抬起头，看着苏志泉。她的眼睛很大，里面含着泪，但没有掉下来。她看着苏志泉，看了几秒钟，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
苏志泉松了口气，转身对陈德明说：“陈秘书，您看，晓荷这丫头也表态了，她以后会好好表现的。今天这事就算了吧，您检查工作也累了，我陪您回大队部喝茶，晚上我让食堂杀只鸡，好好招待您。”
陈德明哼了一声，掸了掸袖口上的灰，终于给了这个台阶：“行吧，今天看在苏支书的面子上，不追究了。但沈晓荷，你自己要记住今天的话，好好表现，别让我下次来还看见你这样子。”
他转身走了。苏志泉跟上去，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林远舟一眼，意味深长。
人群渐渐散了。
五
田埂上只剩下林远舟和沈晓荷。
夕阳正在落下去，把芦荡染成一片橙红色。远处的芦苇在晚风里沙沙作响，像在低语。几只水鸟从水面掠过，翅膀扇起细碎的水花。
沈晓荷终于松开了锄柄。她的手在发抖，整个人像一根绷得太久的弦，突然松懈下来，摇摇欲坠。她弯腰把锄头扛上肩膀，准备走。
“晓荷。”林远舟叫住她。
沈晓荷停住了，但没有回头。
“你没事吧？”
“没事。”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风吹散。
林远舟想说什么，但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他想安慰她，想说那些“阶级烙印”的说法是错的，想说她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想说她不是一个人。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苍白无力。他看着她单薄的背影，穿着打补丁的蓝色卡其布衣服，锄头扛在肩上，细瘦的胳膊在夕阳下显得格外脆弱。他想起自己那年从上海回兴化在大客轮上第一次看见她的样子——她低着头哭，哭得很伤心。引起他的注意，引起他同情和垂怜。那时候她刚十八岁，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扎着两条辫子，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他，像一只受惊遭到委屈的小鹿。
两年过去了。她现在二十岁，像一个大人了。但那种怯生生的眼神，从来没有消失过。
“晓荷，”他又叫了一声。
这一次，她回过头来了。
夕阳正好照在她的脸上，把她的轮廓镀上一层暖色。她的眼眶红红的，眼角还挂着没干的泪痕，但她没有哭，她的眼睛里有种东西让林远舟心头一震——那是一种奇异的平静，像风暴过后的湖面，虽然还有涟漪，但已经不再翻涌。二十岁的姑娘，眼睛里有了八十岁才有的那种平静。
“远舟哥。”她轻声说，“谢谢你帮我说话。但你别管了，这是我的命。”
“这不是你的命。”林远舟脱口而出。
沈晓荷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妈说过，人这辈子，有些事情是躲不掉的。我认了。”
她转过身，扛着锄头走了。
六
林远舟站在田埂上，看着她走进芦荡的小路。晚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几缕发丝在夕阳里飘着，她抬手拢了拢，继续走。芦花在她身边摇曳，白的，像雪，像霜，像她苍白的手。
她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踩在棉花上。但她没有回头。
林远舟忽然想起自己的父亲。
父亲在被打成右派之前，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他教过林远舟很多诗，其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父亲在批斗会上被挂牌子，被剃阴阳头，被逼着在全校师生面前检讨，但回到家里，他从来不哭不闹不抱怨，只是翻出那本翻烂了的《唐诗三百首》，默默读到深夜。林远舟那时候不懂，问他：“爸，你不难过吗？”
父亲说：“难过。但你不能被难过打倒了。”
后来父亲平反了，摘了帽子，回到学校重新教书。林远舟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父亲变了，变得沉默寡言，不再教他读诗，不再给他讲李白杜甫，只是每天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像一个机器一样运转着。那种沉默比哭更让人害怕。
他隐隐觉得，沈晓荷也在变成那样。
他回到知青点，天已经黑了。点上煤油灯，从枕头底下摸出日记本，翻开，提起笔。他想写点什么，关于今天的事，关于陈德明的冷酷，关于苏志泉的“调解”，关于沈晓荷的背影。但笔尖戳在纸上，半天没写下一个字。
最后他写了一行字：“阶级烙印——这哪里是烙印？这是刀子。”
写完这句话，他把日记本合上，躺下来，瞪着黑乎乎的房梁发呆。窗外有蛙声，有虫鸣，有夜鸟的啼叫。芦荡的夜晚从不安静，但今夜他觉得格外空旷，格外寂寥。
他翻了个身，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口琴。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之一，跟了他六年了。他把口琴贴到嘴边，轻轻吹了一个音，又停住了。夜深了，不能扰民。
他放下口琴，闭上眼睛。
沈晓荷的脸浮现在黑暗中。苍白，倔强，含着泪但没有哭。二十岁的脸，八十岁的平静。
他忽然很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那样。
这个念头让他一夜没睡好。
七
第二天一早，林远舟带着《青春之歌》去见沈晓荷。
沈晓荷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盆水，搓衣板上搁着一件打着层层补丁的蓝布褂子。她搓得很用力，瘦削的肩背随着动作起伏。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看见是林远舟，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在围裙上擦干手。
“林远舟，你怎么来了？”林远舟递过书，说，“给你看看，里面林道静也曾委屈哩。”
沈晓荷接过，腼腆一笑。她给他倒了碗水，是那种粗瓷碗，碗口缺了个小口子。水是凉的，带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林远舟喝了一口，把碗放在
“晓荷，昨天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他终于开了口。
沈晓荷在他对面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说：“远舟，你不用劝我。我早就想通了。我小时候在上海，家里有保姆，有洋房，出门有车。我爸爸是资本家，我妈妈是地主家的小姐。这些东西，不是我选的，但我生下来就带着了。就像那个陈秘书说的，烙印，烫上去就消不掉。既然消不掉，我就不消了。我就带着它活着，它嫌累赘我不嫌，它嫌难看我不嫌。它长在我身上，就是我的一部分。”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安慰自己，倒像是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
林远舟听着，心里一阵阵发紧。他想说“不应该是这样的”，想说什么“时代会变的”，想说什么“总有一天这些都不重要了”。但这些话太虚了，太远了，远到连他自己都不太相信。他只能沉默。
“不过远舟哥，”沈晓荷抬起头，看着他，那双大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点亮光，像是水底深处透出来的光，“我还是谢谢你。昨天你站出来帮我说话，我没想到。你是第一个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帮我说好话的人。”
“我说的不是好话，是实话。”林远舟说。
沈晓荷笑了一下，那种笑让林远舟想起春天芦荡里刚冒出来的芦芽，嫩嫩的，怯怯的，在寒风里摇摇晃晃，却拼命往上长。
“不管是什么，我记着了。”她说。
八
林远舟从沈晓荷住处出来，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碰见了苏志泉。
苏志泉靠在树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看见林远舟过来，弹了弹烟灰，开口就笑：“远舟啊，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林远舟没接话。
苏志泉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叹了口气：“远舟，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说实话，昨天那场面，我也看不过去。陈德明那个人，嘴巴毒，心也狠，但他是公社秘书，我们得罪不起。”
“我没得罪他。”林远舟说，“我只是说了几句公道话。”
“公道话？”苏志泉笑了一下，那笑里有苦涩，也有无奈，“远舟，你还年轻。在这个地方，公道不公道，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晓荷那个出身摆在那里，你就是说破大天，她也拿不到那杆枪。你帮她说话，不但帮不了她，反而会让她更难堪。你信不信？”
林远舟沉默了。他知道苏志泉说的可能是对的。
“我不是说你不该帮她。”苏志泉又说，“我是说，帮人要讲方法。你这样冲上去硬顶，顶得了一时，顶不了一世。陈德明记仇，他会记住你们俩。到时候他在公社给你们穿小鞋，你怎么办？晓荷怎么办？”
林远舟抬起头，看着苏志泉。这个四十岁的庄稼汉，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是支书，是苏颂大队的主宰。但此刻他的语气里，没有官腔，没有说教，只有一种过来人对后辈的担忧和劝诫。这让林远舟觉得，苏志泉这个人，也许不是他原先想的那样简单。
“那志泉叔，”林远舟问，“你说该怎么办？”
苏志泉深深吸了口烟，把烟头弹出去，落在地上的水洼里，嗤的一声灭了。他看着那个渐渐消散的烟圈，慢慢地说：“晓荷要想过得好一点，就得忍。忍到大家忘了她那个出身，忍到她用表现证明自己是个好人。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可能三年五年，可能十年八年。但她没有别的路。”
“这不公平。”林远舟说。
“公平？”苏志泉苦笑了一声，“远舟，你跟我说公平？我爷爷给地主扛活，活活累死在田里，公平吗？我爹逃荒要饭，饿死在路上，公平吗？我从小就没吃过一顿饱饭，直到土改分了田，才算是活出个人样。你说公平？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公平。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下来，“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变得公平一点点，一点点就够了。晓荷的事，我会帮她想办法。你以后别这样冲动了，听我的，好不好？”′
林远舟看着苏志泉的眼睛，看了很久。那双眼睛里有疲惫，有沧桑，有一种说不清的深沉。他忽然觉得，苏志泉这个人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不是纯粹的好人，也不是纯粹的坏人。他像这片芦荡，有时候风和日丽，有时候风雨交加，但你永远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林远舟说。
苏志泉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让林远舟记了很多年的话：
“远舟，你是读过书的人，将来是要干大事的。但你要记住，这世上最难的事，不是轰轰烈烈地跟人干仗，而是低头弯腰地活着。”
九
苏志泉走后，林远舟一个人坐在大槐树下，坐了很久。夏天的风吹过芦荡，带来水草的气息，带来远处鸭群嘎嘎的叫声，带来打谷场上石磙碾过麦穗的碌碌声。一切都是夏天的样子，热闹，蓬勃，生机勃勃。但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凉。
他拿出日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写下了几句话：
“今天又去见了晓荷。她比昨天平静了，平静得让人害怕。她说烙印消不掉，就不消了，带着它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苏支书说，最难的不是跟人干仗，而是低头弯腰地活着。也许他说得对。但低头弯腰地活着，还是活着吗？”
写完这段话，他合上本子，站起来，往绿萍育养池走去。
绿萍还在等他。
那天晚上，林远舟在煤油灯下拉了一段京胡。是《夜深沉》，京剧中常用的曲牌，曲调苍凉，如泣如诉。他不知道沈晓荷能不能听到，但他希望她能听到。他想告诉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某个角落里，为她的委屈而难过，为她的这一天而牵挂着什么。
胡琴声在芦荡上空飘荡，被风吹散，散落在水面，散落在苇丛，散落在夜空中。月亮升起来，又大又圆，照着一望无际的芦苇，照着静静的池塘，照着村庄里低矮的草房。
沈晓荷确实听到了。她坐在灶台边，手里捧着林远舟带来的那本书，听着远远传来的琴声。她没有哭，只是把书翻开了，找着一段，看下去。
琴声停了。夜更深了。
芦荡在月光下沙沙作响，像在低语，又像在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