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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故事，从我家太爷爷，说到我爷爷，现在，要说到我的父亲韦敬了。
家族的长河，弯弯曲曲，子孙的命脉，相延相续。
后面，我还会说到我的妈妈，我，我的弟弟，等等。你们不关心的事，我却一辈子牵挂。但愿你也爱家，爱你的家族，爱那个你在此生甚至痛恨的家。因为，我告诉你，当你死后，孤苦的灵魂，在太空中无所依归事，伴随你的，还是那些人，那些事。
别的，都是飘絮。
我在我太爷爷（我们那里喊太太，男太太，女太太；为防止混淆，书面语作太爷爷，太奶奶）那里，求证了一些成仙成神的事，求证了我们那个地域十万阴兵是否真实的事，求证了侵华日军一支师团部队神秘消亡的事，甚至也求证了中华大地满地日本阴魂，是否送走的事，部分完成了国家交给我的神秘使命。因为许多疑点，无法确信，我不信，你也不信。都是我家太奶奶主导叙述的故事。
也是我的一部分重要叙述的完成。这里，做一个了断。
后面，我爷爷，我父亲的部分，可以说是信史了。
特别是我父亲的部分，都是根据他的日记整理，有些是得到他的授权，照抄的。
我父亲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以前我以为他是一个学者，甚至是一个学究，在我和我弟弟韦雄黄幼小的印象里，他总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存在，离我们很远，很了不起，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精通生活，通晓人事，在老家厮混过，连哪家粪桶拐里的秘密，都晓得得头头是道。他受过苦，他吃过亏，走的地方多，有阅历。一个只在故纸堆里做学问的人，是不会成为真正的学问家的。他来到人间，是调查人间一切的。他识别一切人，洞悉一切事。上天没有给他一个命名，他无所谓，他什么神也不是，他宁愿做一个彻底的人。这才是一个文化人应有的样子，我是后来才这样认为的，以前还以为他花里胡哨，不是一个稳重的文化人。后来知道，文化，一定要以人世为底座，否则你一生所建立的，就是空中楼阁。
我在他的日记里，学到了许多。
我爷爷最喜欢我父亲，说我们家，终于出了一个拿笔的。以前我们家出了一个拿枪的，就是何野。
韦敬是他和头发妻子绣花女生养的。绣花女是我家太奶奶最喜欢的一个女人，是我的亲奶奶，但我从没见过，一次也没见过。太奶奶说过她许多次，但她一次也没出现在我眼前过。我小时候在爷爷家，都是另一个奶奶陪伴我。她也喜欢我。
我没问过我父亲，他的亲娘长什么样，从来没问过，不敢问。
过去已经在案卷里发黄，新的生命又像田地边的蔷薇花一样开放和繁密成一大蓬。
一代一代的，都成人了，又有后代了。
只有我家太奶奶死不了，她自己说她十四岁就生养孩子，所以，她有的是时间来看后代们，来讲以前的故事。
她说，其实我们家族所有后代的命薄，都掌握在我家太爷爷手里，他才是一个真正能感应家里所有人的神人，你们应该好好祭他。
有时候，她也想念我家太爷爷，在帐子里对我说：
我十四就做了他的媳妇，我一辈子想得最多的就是他，他好他歹，我都想着他，一刻眼前没他，就空落落的。他年轻的时候也是顾家的，家里那几张嘴能一顿吃头牛，他天天在外面打尖，回家来就不吃，省给几个儿子吃。有时候就摘几个果子莲蓬吃。那年头，昌年汉卿河野三张嘴，把哪家不吃穷得了？他当道士，换来那点米，哪里够去？
每个人都关心自己那个时代的事，自己那一辈的人。
我知道，我父亲韦敬的命薄，掌握在我爷爷手上，至少一度如此。
大概是刚改革开放的某一年的某一天，我记事了，我爷爷要我父亲跟他一道到瓶底区委会他的房间去一趟，爷爷那一年已经显得很衰老了，蒙受了几次发病的摧残后，他走路的步子都有点拖了，他老了，精神恍惚一阵，清醒一阵。
在前去瓶底的路上，我爷爷说：韦敬，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一瞧见它，你的小魂就会一动。
我父亲尾随着爷爷，和爷爷保持着十多米的距离。
我父亲那一年正准备回到北方去工作，我一会子跑到他们前，一会子跑到他们后。路上所有的人遇到我，都要叫我一声小丫头怪，而我会毫不客气地给所有人一个白眼，或者一个扁嘴。
我从不喊他们，但瓶底所有人遇到我都要惹我一下。
我父亲在路上跟一些熟人招呼，寒暄。
爷爷一个人在十米远的前头等。爷爷一只手臂放在我的肩膀上，我是他的拐杖。我感到很亲热，他也能感到天伦之乐。他那手臂上还有我熟悉的牙印，那是他有一次发病时自己咬的。
路上走了很久，耽搁了很多时间，到达了瓶底区政府，他们又在大院里和很多熟人说话，都是关于我父亲要调走的事。
我父亲韦敬本来在三公山林业社工作，后来又调到县里，现在，要远走北方了。
许多人问我开心不开心，我说开心。
他们说我没良心，我说是的，我的良心被狗吃了。
好久之后，才进了我爷爷的办公室。
办公室样子还是没大变，爷爷把房间的门打开，我们进去。我们都进去后，爷爷把门关上。爷爷把房间的抽屉都打开，将很多纸页搬出来，堆在地上，一页一页地找。
他卖关子，我嘴快，问他找什么，他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晓得他要给我们看什么东西。
我只好去抱住我父亲的腿，站着，看一束阳光从开口窗子上倾斜着照射进来，看纸页翻动时造成了一些气流，激出许多细小的尘屑，在阳光里扑腾。
如果没有阳光，这些尘屑会隐身在空气中，看不见的。
爷爷在找他要找的东西。我父亲站在旁边，连椅子也没有坐。椅子上堆放了许多东西，地上也摊放着很多什物。爷爷将房间里的三只箱子全部打开。一些旧衣物搁到了床上。很快，房间就成了杂乱的储藏室。
我被许多东西吸引了。我的几个口袋里塞满了回形针、便笺、木头夹子、新毛笔，许多都是爷爷不要的。爷爷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但他不肯罢休。
我说，爷爷，你到底要找什么，你告诉我，我给你找。
爷爷说：哈哈，小丫头怪，你哪里找得到？我这里的东西，有些还是解放前留下的。你不懂，你还小。那些解决不好的公文，只要放到柜子里去，那些难办的棘手的事，只要把它收起来，然后，过上三四年，大家把它忘了，就好了。……哈哈。……你看，这是一个马虎帽子，还是新的，它是……1952年的东西。而这一个，是顶鸭舌帽，是……1961年的。曾经，我非常喜欢帽子。……这是一顶四块瓦帽子。这一个是塑料瓶子。以往我崇拜过塑料，把它当宝。……哎，这里这个旧手表，我想不起来了，它不是我的东西，可怎么到了我的柜子里？这些都是公章，废弃的公章，我有意保留的，新中国建立后，很多单位名称不停地换，公章不停地改，我舍不得丢这些旧的，制度也不允许丢，就保留下来了。来，小丫头怪，这几个送给你玩。长大以后，你要是能把一个单位的公章干到手，你就有不小的本事了，晓得吗？
我伸手要拿无孔笛来吹，可是爷爷却没有给我。
他递给我父亲韦敬。
我父亲把它吹响了。
我听到那呜呜呜呜的声音，很悲苦，曲调很怪，只有四个音，回环反复，没头没尾。
他像正常人那样横拿笛子，却是从一头吹，像是吹萧，没有指法，却吹得很熟练。
爷爷首肯，说：对，像这样吹，就能吹响。
那无孔笛不是竹子做的，两头有两个小窍，两端箍着铜，笛身已经发黑。我吹一下，没响。
爷爷笑了一下，一句一句地说：吹响了，命就通了。……吹这东西，一个人一种声音。其实，它不是笛子。
爷爷又拿起了一双铁鞋，说：这双铁鞋是何野穿到江南去的，丢了，后来，他找回来了。
那是一双沉重的东西，可能也只有我们韦家有，鞋头很大，能踢死狗，但岁月太长了，有些地方已经脱离。我拿不动它，它在我面前，像两条船。
这是我们家族两件宝贝。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它们的价值，我父亲可能也嗤之以鼻。
……韦敬，你的命薄就在这里，我却找不到，……你马上要走了，今天叫你过来，我是要告诉你这些，还有，你亲妈，绣花女，她后来不在拦河坝了，后来，她漂泊到湖北去了，她一个女人家……我也不晓得她生死，家里太奶奶晓得。一个人，走再远，要认母亲。没有妈妈，就找不到命运。
我父亲没有说话，听爷爷说。
爷爷坐到床上，头往后一仰，想了一会，好像天空会有助于他想起某些事情似的。接着，他又下地来翻捡，可还是找不到他要找的东西。
我说：爷爷，你说要找什么，我来给你翻。看着那么多凌乱的东西，我很兴奋。
爷爷说，哎，我老了，头脑里面整天空空洞洞的。有时，刚刚想好做什么，一转身就忘了。
我能看到他脸上的失落和寂寞。
一个人不管多么强悍和精明，时间都会把他抬到昏沉之处。
爷爷又用他的垂老之手把他房间里的一只大立柜打开，那里面全是一些文本案卷。
爷爷忽然高兴地叫了起来，说：这一下不会错了，大概就在这里！
翻箱倒柜，又找了大半天，还是没找到要找的东西。
为了尊重爷爷，我父亲并不伸手帮他整理东西。那些东西都是他的，是他一生经历的见证。那些纸页，许多已经发黄。他只是等着。
爷爷蹲在地上，想，似乎忘记了我们还坐在他的房间里。
爷爷站起来，从往事中回头，徐徐地说：我想找那份你当初从河北回来、那边给你开的一份公函，是要监督你劳动的，我抽换了那份东西，把它留在我这里了。……现在你平反了，也没有政治问题了，我想找到它，把它拿出来！可是，你看，我找不到它了。韦敬，你可晓得，你那年大学毕业就出了事，我比哪个都怕啊。
我父亲淡然地说：找到找不到，无所谓了。
爷爷听了有点不高兴，说：一张纸，就是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许多人就是被一张纸断送的。
爷爷还在找着，翻着，他很古怪，很坚持。
后来，爷爷找到了一把枪，一把驳壳枪。起先我们不知道那是一把枪，当爷爷打开一个布团，又从油纸里横着拿出一个上了锈的金属家伙时，我们才知道那是一把枪。
爷爷喃喃地说：这是一把枪。
爷爷的口气似乎在说那是一把常见的锄头。只有当他说那是一把枪时，它才是一把枪。爷爷又说：现在，它是一个没用的东西了，跟一块石头一样没用。
我立即跑过去。枪身上满是褐色枪锈，虽然被爷爷用油纸揩了几下，但还是有红锈。
我父亲冷静地说：要上交的，不能私藏枪支。
爷爷不以为然地辩白说：这哪里是枪？是两斤废铁！扳机都抠不动了。这把枪还是当年你家三爹爹何野逃到江南去之前，埋在老家棠梨树底下的，不是棠梨树，就是皂角树，我记不清了。最后我得到了，一直拿它来壮胆。刚解放我工作的那些年头，多亏有它。家里有这么一个东西镇着，胆子就大些。
我父亲说：我还要到县里去一趟，给我带去，把它交公。
爷爷把它包了，给我父亲。
随后，爷爷将房间的门锁上，与我们一先一后，出了办公室。那时已经接近傍晚，西边有一轮大日。我们从瓶底区政府后面地主老万家那里走过，沿着抗旱沟走回家去，那条路僻静。
老万家的屋还在，包书记家的老屋也还在那。
我们三代，三个人，并排走到一起。
发派我父亲韦敬回老家的那张公文，并没有找到，但现在天有变了，什么事也没有了，不光没有了，我父亲还做了官，要调回北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