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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子等我父亲等得很苦。
作为准儿媳，她经常来我家了，做些洗浆缝补活，韦敬一般都不在家。
家里都是女人们操持。枝子对我奶奶说：妈，你说我像茄子，现在，茄子老了，我们这里，女子十六七就做新娘子，我如今嫩葫芦变成老葫芦瓢了，老得掐不动了！
枝子的大大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我爷爷，要把女儿嫁到他家，我爷爷病了他还对他很恭敬。爷爷发病住在他家里时，在洲上闲逛，枝子大大从没把他当不正经人看过，总是规规矩矩地在旁边侍坐。
爷爷在洲上说话斩钉截铁，枝子大唯唯诺诺。爷爷病中的语言很荒唐，枝子的妈妈听了，总是笑。爷爷说：你们洲上这么好，粮食满囤鱼满仓，毛主席他老人家肯定会来的，我回去写信给他，请他老人家来你家待一段，过一个夏天再回去。枝子大大说：是是是。爷爷又在饭桌上说：你们洲上什么都不好，就是这黄鳝好，黄鳝味道好，好吃！不光好吃，你们这洲上的黄鳝长得也好看，真比上一次县里文工队中间的那个小汤果子长得还好玩！……你们不晓得，就是由于小汤果子她长得好玩，包书记在房间里亲自接见了她。
我外公是老洲第一批垦荒者，也是一个小干部。外婆是家庭妇女。
我父亲回三公山工作后，枝子终于等到和我父亲韦敬结婚。
她成了我妈妈。
按照我们那里的习俗，家里太奶奶在，小辈们结婚、生孩子都要到祖屋里，所以父亲母亲的婚房，韦家大村庄安排了。家里孙子结婚，太奶奶当然高兴，她是老祖宗。事实上，婚房瓶底也有，三公山也有，我父亲是三处跑。枝子妈回娘家是跑洲上，她跑四处。十多里路，顶多几十里，走走就到了。
我出世后，睁开眼，认得了他们，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母亲。
我父亲韦敬长得特别像我爷爷，他跟人说话时，喉结也坚定地朝人滚动，高高地在人的头顶上面。我们家族的特征的太明显了。我父亲自己也觉得他长得像我爷爷，别人说过一句话，说一个地方决不该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可他们，就是一样。
我妈妈枝子习惯和我奶奶在家过生活，怕出门。我父亲回家里，她倒是觉得别扭。她对奶奶说：还是韦敬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开心一点。
我父亲回来，他们无非就做那么一点例行的事，是家家夫妻都做的，其它也就没什么可说的。
那几年，我父亲和我爷爷两个男人往家里一坐，家里马上就冷清起来。家里弥漫着一种紫色的迷雾。那时，家里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喉结在滚。这是由政治气候决定的。那个年头他们生活在那个大气压下，不能好好地做个自然人。他们人身上的自然本性，让位给政治属性。
他们两个也都不愿意说话，都没有声音。他们对坐着咽唾沫子。我父亲的喉结在滚，爷爷的喉结在滚。
草儿和哑巴常来走动，他俩住的离我们这里只隔三五里的田埂路。
哑巴来了就干事。一个人在院子里搭院墙，在墙边用脚踩泥巴，把泥巴踩熟，和进稻草芯，洒水，把倒掉的墙补好。他一个人闷声闷气地干。一来，就四处找事情做。他肯吃苦，干事舍得花力气。
过两天，哑巴又来，看他搭的墙干了没有，用手推推，看稳不稳。哑巴的劲很大，他推不倒的墙，就是结实的墙。哑巴是个板聋，听不见，说不出，一干事就快活，干完了事更快活，脸上表情非常幸福，身上的蛮力得到了发泄。
他并不在意人家夸他，永远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他。
草儿也没把理解他当作终身事业，只是和他在一块过日子。
三个女人就在瓶底的家里，自自在在地讲些小话。
奶奶在这个家里待的时间算长了，一岁年纪一岁人，吃苦受罪，现在也是熬成婆婆的人了。
枝子妈坐月子生第一个丫头，也就是我的时候，按乡里的风俗，头上包块手巾，不见风，不下水，断盐，天天坐在床上。草儿服侍她，奶奶也放下架子做事，服侍她。
我在哭，她就大大咧咧地拍几下。她不喜欢我，因为我是一个女伢子。
草儿叫我小丫头怪。我是在祖屋生下来的，太奶奶眯着小眼睛看着我出世的，草儿就说，鬼婆的孙女，一定是一个怪。她这样说，其实是喜欢我。用手点我鼻子，点我眼睛。摸我，疼我。
草儿和奶奶把枝子经管、服侍得非常好。
作为报偿，妈妈就讲些洲上的古丁给她们听，让她们笑。妈妈讲的笑话，连哑巴都能懂，有时哑巴看到了，也笑。他们都爱听我母亲讲的笑话。
她讲的东西，能把人肚子笑疼。我妈妈是个搞笑的泼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