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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子妈妈生下弟弟韦雄黄时，我父亲调到了瓶底区上，开始在干部堆里混了。
爷爷老了，而父亲正盛年。
那一年，哑巴跟人家斗挑担子，挑了三百斤重的湿稻种，一口气不歇肩，走了十二里路，比斗是赢了，可回家后就大口大口地吐血。
草儿伤心地哭着跑回家，跟奶奶说这事，没想到哑巴也跟后面跑来了，又在我家补吐了两口鲜血。
奶奶做主，请中医李印奎开方子抓了几帖药，要草儿回去熬给哑巴吃。那中医是我们瓶底有名的李印奎。
我那时已经渐渐开始懂事，经常被草儿借回家去当女儿养，当玩具玩。我在母山住，在瓶底住，在草儿家住，也被袖子阿姥抱回家。哑巴扛着我走。我坐在哑巴肩膀上，感到父亲般的温暖。袖子阿姥的丈夫，姥姑爷，是一个木匠，家里生活并不苦，但他要经常出去做事，袖子阿姥一个人在家，哄我。她生养了两个男孩子，都比我大，一个是门栓，一个叫门扣。
次年，我父亲韦敬又被抽调到县上去编地方志。
那个年头，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名牌大学生实在是少，他很容易就被抽调走。
他在故乡，系统研究过家乡的山川地理，特别是三公山的地洞，母山的裂纹，地下溶洞所形成的长达几十里的大地沟壑。他研究故乡的一切，万物。一个人对故乡的无知，是他所不能原谅的。一个不尊重故乡的人，也是他所瞧不起的。
他不是研究，是田野调查，一步一记录，记录得十分端详、仔细、清晰、可信。没有造伪，因为这不是学术，是兴趣。他探险，涉足洞中，带着七八个同学一起走，要把三公山和母山的沟壑走通，但没有走通，怕。走到了纠结处，看到了许多奇怪的不能描述的东西，不敢走了。那里好像有机关，又容易错，不是平面的，除了前后，还有上下。下不见底，下有水滴，上有溶洞，钟乳状的溶洞石头，被哑巴的火把照得奇异无比，人人惊得掉了下巴。那些溶洞，次年来，又一个模样，发生了变化。水滴石穿，石门关闭。
后来他们引来了地质人员、考古人员，都是北大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学的，再后来，发现了更大的秘密。场面被封锁，军方接管了。
十几年后，我在他的对故乡大地研究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毕竟他属于他那个时代，属于国家，不仅仅属于故乡，他有更多的事要做。我发现了故乡大地奇怪的卦象，对应着天体某一个神秘的叫不出名字的星座，这个突然的发现，所有故乡老甲鱼都吃惊，认同，我父亲也说有理。我还发现故乡巨大阴道的口子，在大龙塘，长江边的一个龙塘，千年没干过，百年没人摸到底。那是一个不枯竭的水源，和长江想通，和三公山、母山阴道想通。
故乡旅游局部门打着巨大的横幅，欢迎民俗学家韦江英回家乡作报告。我肯定拒绝，说不敢当，没有那个道行。我以即将在老家坐产的理由推辞了。我说，如果我的发现对故乡旅游资源的开发有用，尽管拿去不谢。
这个发现并不是天机，不过是一个偶合，一个不可解释的新天方夜谭。
千年来，大龙塘有过惊人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一说就是抗战早期，它是故乡十万阴兵升天地，从这里生发，从这里上天，从这里起始，绵延天边，直达东海。
还有，后来有仙人从这里飘摇升天，一个一个穿戴整齐，直飞东海，送日本鬼魂回东瀛。许多人目击过他们的来回，因为那个仪式一直进行了七七四十九天，仙人道人每天从这里进出。
因为我后来的丈夫，他是一个军人，他的老家，就在大龙塘边。我住那里时间不短，对那里的山川地貌熟悉后，对故乡万物有了整体认识。整体认识，全局观，让我发现了一些秘密。有时候，努力并不一定有发现，而全局观，是任何时候都要有的。我父亲这样勉励我，鼓励我。
我们父女两代都在做一桩无意义的事。
故乡阴道最深处在三公山，最浅处在母山，阴道口在大龙塘。父亲的探险，发现了大量的新四军游击队的遗留，发现了日方军人的器械，发现了太爷爷他们的道家器物，这是物证，说明军方、道家，都确实在阴道里做过大量的工作。这个阴道的里面，非常宽阔，宽阔得能入驻十万兵马，全幅神兵天将。
军方之所以封锁，是因为他们还发现了另外的秘密。
父亲绝不是一个玄学家，他对我说：韦江英，这个事，我不信，但需要证实我的错误，你可以继续努力，这是我家祖宗的事，太爷爷他们调集的我方十万阴兵，可能，打不过日方神道调集的十万阴兵。他们的老家，在大海上，阴兵更多，更猛。有一种说法，说三公山阴道里的日军师团的群体尸体，就是他们的阴兵。也就是说，他们的天上阴兵，能转化成真实的作战部队。这也就是说，到中国来作战的日军部队，有些并不是真的人，本身就是鬼。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天上的敌我双方阴兵阵仗，吓坏了一支来和何野游击队作战的日军师团，他们吓得躲起来了，躲到了阴道里，阴道闭合，他们迷路了，找不到出路，集体死亡。这里又有神秘事情发生。这是宫崎骏和太爷爷他们斗法的结果。他们既是朋友，也是敌人。他们是高人交手，我们不过是人间凡人，看个热闹。这像小说，不像历史。你可以虚构，也可以坐实。但一定要记写。
我们是这块大地上的儿女，我们不能不说这块大地上的秘密。
现在我继续说我父亲编方志的事。
城里的人多一点，故事也多一点。他在这里考上大学，这里的同学多。一个人的一生，实际上是一个一个的场。一个地方一地人事。你在那里待过几年，就对那个地方怀有感情。
我父亲的同学陶大同在那里当官，大柳庄（讨饭村）的柳解放，从我们老家瓶底发迹，当上了县革委会主任，并改名叫柳红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