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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调到了县教育局办公室工作。妻也离开乡下的中学，进了县城的中学。
两个在乡下吃过很多苦，走了许多弯路的人，突然进了城，一下子成了这个比乡下好上百倍的，光亮的，耀眼的，处处生辉的，大地方的一员，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事。
可是我们骑着车子，离开这所学校，走向县城的时候，望着学校一排排的红砖房，望着我们住过的那间宿舍，望着宿舍前的菜园，望着我们坐在那儿，读书的小石桌，望着学校前的小路上，两排高大的白扬，竟然都捂着鼻子哭了。亲爱的代庄中学，给过我们无限的荣誉，让我们无限热爱和眷恋的学校啊，再见了，再见了。
进了城，我们却没有住的地方。
办公室主任刘海旺说：你们先在教育局大院后边，一间即将拆迁的房子里住吧。
这间房子，对着教育局机关大院南北的通路，门前是一棵高大的槐树。小鸟又跳到树上叫了。
那么长的一排房子，两边都没有人。我们的小屋安静又舒适。
妻说：刘主任对咱这么好，咱请刘主任和你们办公室的人吃个饭吧。
我说：行。
我就陪妻到街上买了菜，买了酒。妻一个人在旁边空空的一间屋里，包了饺子，做了一个个的菜。大家吃得好高兴。
第二天，女儿背着小书包，从学校回来，还没有进门，就呜呜地哭。
我抱起她，擦着她脸上的泪，问：好女儿，哭什么？
女儿说：爸爸，棉裤。
我说：棉裤，怎么了？
她说：尿湿了。
女儿就一条棉裤，尿湿了就没有换头，我非常着急。
这时候，妻也回来了。妻说：不用急，烤烤就行了。
妻把女儿尿湿的棉裤脱下来，把她的身子用被子围起来，让她坐在床上，把那只小猫抱到她的身边，捅开炉子。炉子里发出煤碴燃烧的啪啪声，炉火拔起弱弱的火苗，亮亮地闪着光。她双手捏着孩子的两只裤脚，倒提着，让热气充进裤子里。湿棉裤的热气，很快就升腾起来。女儿尿的“芳”味，冲进鼻子，弥漫了整个屋子。
女儿又哭着说：妈，老师叫我们写作文，我不会。
女儿刚上三年级，第一次写作文，当然不会写。
妻问：老师叫你写什么？
女儿说：老师说，写什么都行，随便写一段想说的话就行。
妻说：作文很好写，你把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就行。
女儿说：不知道写什么。
这时候，那只小猫在女儿的身边喵喵地叫了。
妻摸着小猫的身子，说：你喜欢这只小猫吗？
女儿说：喜欢。
妻问：你喜欢它什么？
女儿说：大眼睛、长胡子，亮的毛。
妻说：它睡觉的样子好不好？
女儿说：好。
妻问：是什么样子的？
女儿说：蜷着身子，嘴和鼻子藏在身子下打呼噜。
妻说：你见过小猫逮老鼠的样子吗？
女儿说：见过。
妻问：好玩吗？
女儿说：好玩。
妻说：怎么好玩？
女儿说：妈，那天，我看这只小猫，趴在一个洞前捉老鼠。它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像睡着了一样。趴了不到一天，一直到天黑，那只老鼠才出来。小猫一跳，伸出爪子，就摁住了它。老鼠吱呀呀地叫。小猫把它叼到大树下，逗它玩，松开它，让它跑。它刚跑出，小猫又扑上去，捉住它。再松开，再捉它。一直把那只老鼠玩得一动不动了，才把它吃进去。
妻说：你把这些写下来就行。
女儿就拿过笔，拿过本，在被子上放一个硬板，刷刷地写起来。很多字，她不会写，都是写拼音的。
写好了，她拿给我看。
我瞅了一眼，抱起女儿，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说：我女儿是天才，写得真好。
女儿的脸就乐开了花。
我不知道，后来老师是不是表扬了她。
如果女儿是我的学生，我会在班上，把她的人生第一篇作文，大声地充满激情地，念给全班同学听。
在这个小屋里，生活是温馨的，美好的。
可是住了一个多月，拆房的就到了。不等我们搬出来，他们就哗哗地揭瓦，那一张张的瓦揭下来，露出那层薄薄的土，还有一个个的洞。从这些洞里，不停地掉下许多尘土和柴草，掉了一床，掉了一地。
有个人在房顶上大声地叫着：屋里的人，不怕死吗？快出来！
我吓得要死，急忙跑出来，骑着车子去南关，租了两间土房。
这土房前，有一个大大的院子，院子放满了柴草。
冬天的风，吹过来，小屋子纸糊的窗子，哗啦哗啦地响。
走进屋子，没有多少光亮，屋顶、墙壁都挂满了灰尘，墙角旁被老鼠捣起的尘土，足有一尺厚。
妻说：你去房东家，要把笤帚，要个长棍子，要个绳子，再要个麻袋片。
笤帚拿来了，棍子拿来了，绳子拿来了，麻袋片拿来了。妻说：你把笤帚绑到棍子上。
我就把笤帚绑到棍子上。
妻说：你披上这个麻袋片，扫屋顶。
我就披上麻袋片，举起绑到棍子上的笤帚，扫屋顶。
妻说：你看你，毛手毛脚的，也扫不干净呀。还是我来吧。
妻就拽下我头上的麻袋片，接过我手里的笤帚，自己扫。笤帚一挥，屋顶上，一层层密密麻麻的蜘蛛网，扑下来，盖住她的头，遮住她的脸，趴满她的身。一摊摊黑黑的灰尘，带着一个个尾巴的小炸弹，飞落下来，在她的头上炸开。
屋顶打扫干净了，地面打扫干净了。
墙和房顶还是黑的，妻说：你去机关拿报纸，咱再贴一层报纸吧。
我就到机关，拿来一堆报纸。
她打了一锅浆糊。
我说：我贴吧。
她说：你贴不平，还是我来吧。
她就自己贴。
下边的贴好了，中间的要踩着凳子贴。
我给她扶着凳子。
这个凳子有点松松垮垮的，站上去，老打晃，还吱吱地响。
她从凳子上掉下来了。
她说：你扶稳一点。
我就扶稳一点，
再高一点，她要蹬着我的肩膀贴。
我的身子，站不稳，一晃，她就啊啊地叫。
我攥着她的脚，扶着她的腰，挺住笔直的身子，不敢再晃。
四面的墙，上面的顶，她都贴了一遍。
两个人都出了透透的一身汗。
可是我们还没有床，便找我们村在县统计局上班的赵景城帮忙，才订了一张木板床。
这个时候，木板生意只有县里的木器厂一家。景城帮我买成这张床，为了让我们多省几个钱，找了好几个人，说了很多好话。
他走了一个门，又一个门，进屋点头，出门微笑，买了人家的东西，好像欠下人家多大的人情似的。
可惜我们再没有钱买一张书桌。只能委曲我可爱的女儿，在那个床边上写作业。
我们在房东家，找来一个小木凳，女儿的小屁股，坐在小凳上，身子趴在床边上，打开书和本，一笔一划，写起来。
可能是凳子太矮，床太高，女儿太小吧，写作业时，她的嘴巴贴在了床沿上。
女儿很乖，不说一句不舒服、不合适的话，更不提任何要求。
屋里很冷，屋门关不严，刺骨的北风吹进来。
屋里很黑，没有电灯。
在那个煤油灯下，女儿直个劲地打哆嗦，
可是她还是坐在那儿，默默地写，时而埋头思索，时而咬咬那支短短的铅笔，时而摇摆一下头上的小辫子，时而张开嘴，吹吹冻得有点红肿的小手。
在这个四面透风的小土屋里，住了不到二十天，我们实在受不了。
在局里上班，我给县志编办室的孟庆安校长，提起了这事。
他说：你去镇中学住吧，那里还有一间我自己盖的小伙房。我觉得应该能凑和。有时间，你去看看。
我说：你说行，应该就行吧，那就去那里吧，咱们不是外人，但我也别白住，就说租金多少吧。
他说：什么租金呀，咱弟兄俩人，原来在一块编教育志这么长时间了，还提什么钱呀。
我说：情是情，得给钱呀。
他说：我又不会再去学校上班了，你不去，那间破伙房，不也就那么放着吗。不过小屋的南边没有门，是开着的，用砖堵起来，太黑了，也找不到那么多的砖。你借个门，安上就行。
我说：哪里去找门呀？
他说：局机关不是正在拆房吗？有很多的旧门，都放在机关大院的库房里。找个尺寸合适的，选一个就可以。
我说：对，这个办法好。
第二天，我就找到我们局机关的张会计借了一个门。
我就扛着这个门去了镇中学。
对门的李自然老师，从学校的院子里，接来一桶桶的水，双手提过来，从学校房后边，推来一车车的土，又从房后的场院里，抓来一些麦秸，抓过锨，卡擦卡擦地和泥。
泥和好了，他拿起瓦刀：喊道：除泥！
我把泥除到屋里。他一个砖一个砖地垒好门框，安上门。
屋子太小了，十几平的小屋，放上一张床，还有一点点活动的地方。
小屋也太矮了。进门要低头，站在屋里的地下，头刚顶不到房顶，可是站到床上，就得弯腰撅屁股了。
屋里没有炉子。
李自然老师说：咱俩垒炉子。
垒好炉子，她从自己的小伙房里，抱来一堆小劈柴，点炉子。
炉子点着了，他就向我笑，露出满嘴的金牙。
我说：谢谢李老师。
他又漏出一口的金牙，说：谢什么谢，我又不是帮的你，我是帮的赵老师，她是这么好的人。
我说：你帮的赵老师，就是帮的我。我和她是一个人啊。
他就大笑起来，说：噢，你们是一个人，哈哈，一个人。要是天下的夫妻，都能成为一个人，就好了。
这一切准备好，我们就付清了房租，找到一辆小拉车，从原来租的房子里，拉着我们的全部家档，搬到这个温馨又简陋的小屋子。
现在，我还能想起，我和妻一起拉着那个小拉车，在街上走的样子。我在头里拉着小车，她在后面推着小车。那时候，她年轻，小风吹着她的头发，吹着她的衣服，也吹着她那张，圆圆的，粉红的，叫我喜爱的脸。我们拉着小拉车，在县城里，从街北，走向街南，穿过县委县政府前的大街，一直向东，奔向城关镇中学。我们的身影，在大街上，那么显眼。妻脸上的笑，竟然是那么生动，那么鲜活，那么叫我心动。
家档搬过来，李自然老师又帮我们安置床铺，帮我们扫地，整理房间。
后来，李自然老师却过早地得病去世了。
他的妻，那个爱说爱笑，在计生委工作的王学峰也很快去世了。
留下两个可怜的孩子。
所以，后来，我常想到自己的这个小屋，常想到李自然老师。想到他，就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