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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的春末总带着点湿润的暖，女子学堂的窗棂上爬着青藤，新抽的嫩芽探进屋里，在泉儿的课本上投下细碎的影。她站在讲台上，穿着件藏青布衫，领口绣着朵小小的兰花——是小妈生前教她绣的，针脚不算精致，却藏着旧时光的软。台下的女孩子们捧着《逸周书》，书页翻得轻轻响，像春风拂过青石板路。
讲到“芒种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鶰始鸣”时，泉儿放下课本，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有个扎着双丫髻的小姑娘举起手，辫子梢的蓝头绳晃了晃：“先生，为什么滨江的铜元上要刻龙呀？龙的爪子尖尖的，看着好凶，不如刻朵石榴花好看，像咱们院后的那棵。”
教室里静了下来，女孩子们都抬着头，眼里满是好奇。泉儿从抽屉里取出那个紫檀木匣——木匣的边角已经有些磨损，青玉兰花的光泽也淡了些，却是她随身携带的宝贝。她轻轻掀开盖子，红绒布上躺着两枚龙纹铜元：一枚边缘磨得圆钝，铜色发暗，是当年老夫人在病榻上摩挲过的，上面还留着淡淡的指痕；另一枚纹路清晰，黄澄澄的像刚从机器里出来，是父亲最后送她的新样，龙爪下的“安”字还亮得很。
“因为龙是咱们的根。”泉儿拿起那枚旧铜元，对着窗外的阳光举起来，光从磨损的边缘漏进来，像撒了把时光的碎片，落在女孩子们的课桌上，“你们看这龙鳞，每一片都刻得扎实，像滨江人踩在青石板上的脚印，稳稳的；再看龙爪下的‘安’字，藏在祥云里，那是咱们滨江的魂——有根有魂，日子才能立得住，像铜元局的老槐树，风吹雨打都不倒。”
她坐在讲台边的木凳上，像当年老夫人坐在葡萄架下那样，慢慢讲起往事：讲曾老夫人的抓髻，铁丝架子撑着的不只是及肩的头发，还有战乱里对安稳日子的念想，丁婆梳得歪歪的“小帽子”，藏着曾祖父打趣时的疼；讲父亲在铜元局的日夜，机器轰鸣到深夜，他手里的放大镜磨得发亮，对着铜元花纹反复琢磨，连龙须的弧度都要改十几次，那是对技艺的较真，也是对滨江的盼；讲甘爷的木匣，紫檀木在灯下磨了又磨，回纹刻得一圈圈不断头，他说“好物件要配好心思”，其实是把对人的心意都缠进了木纹里；讲小妈改叫她“泉儿”那天的排骨，酱汁熬得浓油赤酱，她没说什么，只往泉儿碗里多夹了两块，那是不言语的疼惜，比糖还甜。
讲到铜元局院子里的石榴树时，窗外忽然传来“啾——”的一声，清亮得很。女孩子们都转头去看，泉儿也抬眼——是只伯劳鸟，落在教室外的梧桐树上，尾巴翘得高高的，叫起来时，阳光落在它的羽毛上，像撒了点碎金。那声音穿过窗棂，落在摊开的《逸周书》上，像句未完的注脚，等着后人接着写下去。
放学时，夕阳把学堂的影子拉得老长，斜斜铺在青石板路上，像段没讲完的故事。泉儿背着小竹篮往回走，竹篮把手处的伯劳鸟木雕已经包了浆，是常年摩挲的缘故。路过铜元局旧址时，她停住了脚——这里早已改成了博物馆，朱红的大门上挂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写着“滨江近代金融博物馆”。门口的石碑是新立的，刻着“清末民初重要金融遗址”，字是刚拓的，墨色鲜亮，却透着旧时光的沉，像铜元上磨不掉的纹路。
博物馆的玻璃展柜前围着群游客，个戴圆框眼镜的老先生正指着里面的龙纹铜元讲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进泉儿耳朵里：“各位请看这枚当十铜元，上面的龙纹是当年铜元局总技师郭楚凡先生设计的，龙身盘得紧实，龙爪抓着祥云，不是凶，是稳——藏着咱们滨江人的精气神，抓着祥云，也抓着日子的盼头。那时候啊，这铜元从滨江码头运出去，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人家一看这龙纹，就知道是滨江来的，结实，靠谱。”
泉儿站在人群外，没上前，只悄悄摸了摸兜里的木匣。紫檀木的温透过布兜传过来，里面的铜元棱角硌着掌心，像在轻轻提醒她：那些青史没记下的名字——曾老夫人曾纪芬，父亲郭楚凡，甘爷，小妈，还有铜元局里那些流汗的工匠李师傅、王师傅，甚至是送样币的小厮福子——都没刻在石碑上，却藏在这龙纹里，藏在紫檀木的回纹里，藏在滨江的风里、雨里，藏在伯劳鸟年复一年的鸣叫里。只要还有人记得，他们就永远不会褪色，像铜元上的龙纹，磨得越久，越有分量。
秋风忽然吹了过来，卷着几片梧桐叶落在脚边。泉儿弯腰捡起一片，叶子的纹路清晰得很，像铜元边缘的齿纹，一圈圈绕着叶柄，藏着岁月的印。她忽然想起那年芒种，在巡抚大院的葡萄架下，老夫人把她拉到膝头，枯瘦的手指拂过她汗湿的额发，说“鶰始鸣”时的样子。阳光落在老夫人腕上的银镯子上，“叮”地响了一声，轻得像滴雨落在青石板上，溅起的涟漪，这么多年了，还在她心里荡，一圈，又一圈，没停过。
泉儿转身往家走，竹篮上的伯劳鸟木雕在风里轻轻晃，撞出细碎的响。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混着卖糖人的吆喝——“麦芽糖嘞，甜掉牙的麦芽糖嘞！”——那声音软软的，像当年小妈喊她“秀姑”时的语气，像支永远唱不完的歌。歌里有铜元碰撞的叮当，有石榴熟透的甜香，有老夫人银镯子的轻响，也有女孩子们翻书的“沙沙”声，装着滨江的过去，也托着滨江的将来，慢慢走，慢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