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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的春天，滨江的风里带着点资江的水汽——后来泉儿才知道，那水汽是跟着湖南来的信飘来的。送信的邮差敲开女子学堂的门时，她正带着学生们临摹《逸周书》的笺注，墨汁在宣纸上晕开，像极了信封边角的潮痕。信封是米白色的，纸面上印着细巧的暗纹，是湘乡特有的竹纹，字迹娟秀得像沾了江南的烟雨，每一笔都轻缓，却透着股沉甸甸的亲，仿佛写信人落笔时，总在想着“要把话慢慢说给泉儿听”。
拆信时，泉儿特意绕到了铜元局旧址的石榴树下。这棵树已长得比当年的老槐树还粗，盘曲的枝干像老夫人腕上那只磨亮的银镯，一圈圈缠着岁月的纹，春末的新叶绿得发亮，层层叠叠地遮着阳光，漏下来的光斑落在青砖上，像撒了把碎铜。博物馆的管理员老李曾跟她说：“郭先生，这树是当年郭楚凡先生亲手栽的那棵的后代，根须早顺着老井的水脉扎进了滨江的土里，跟咱们这儿的日子缠在一块儿了。”每年秋天，树上都结满红灯笼似的石榴，风一吹，果子碰着叶子，“沙沙”响，像在说当年铜元局里的事。
泉儿坐在树下的石凳上，指尖轻轻捻开信封的封口——纸有些脆，是放了年月的缘故。信是曾家的后人写的，叫曾念安，是老夫人的曾孙女，字里行间带着湖南口音的软：“整理曾纪芬祖母的遗物时，在樟木箱的最底层翻出个紫檀木盒，盒上刻着‘泉儿’二字，里面放着张泛黄的宣纸，写着‘赠泉儿小友’，纸里裹着半枚银簪……”
看到“银簪”两个字，泉儿的指尖顿了顿。她接着往下读，“簪头是朵梅花，断口处磨得极光滑，想来是祖母生前常摩挲的缘故。祖母的日记里写，这簪是她初到滨江时，母亲欧阳太夫人所赠，后来插在泉儿姑娘发间，说‘这孩子眼里有光，像极了年轻时的滨江，有股子韧劲儿’……”
信末还附了句话：“祖母说，滨江的铜元会走得很远，就像泉儿姑娘的名字，会在岁月里叮咚作响，清亮得很。”
泉儿从包里取出个小布包，慢慢打开——里面正是那半枚银簪。银质早已氧化发黑，像蒙了层时光的雾，却依旧能看出梅花簪头的精巧：五片花瓣的弧度都刚刚好，梅蕊处的小珍珠虽已失了光泽，却还嵌在银托里，没掉。她把银簪放在掌心，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慢慢竟也暖了起来，仿佛老夫人当年插在她发间时的体温，顺着银纹渗了出来，漫过那些被铜元、石榴、伯劳鸟记着的日子——芒种时的蜜枣香，病榻前的小曲，还有葡萄架下那句“始鸣”。
“郭先生，又来这儿坐啦？”管理员老李提着水壶过来浇花，壶嘴的水流细得像条小银蛇，落在石榴树的根部，“昨天有个从广东来的老先生，姓王，说他父亲当年是铜元局的工匠，叫王阿福，特意来寻龙纹铜元的拓片呢。老先生说，要带回去给孙子瞧瞧，让孩子知道，当年爷爷在滨江铸的铜元，是什么样的手艺。”
泉儿点点头，嘴角轻轻翘了翘。她从随身的布包里取出那个甘爷做的紫檀木匣，打开时，红绒布上的两枚龙纹铜元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旧的那枚方孔边缘已磨成圆弧，是她揣了十几年的缘故，龙鳞的纹路却依旧清晰；新的那枚是父亲最后送她的，龙爪下的“安”字还亮得很，像刚铸出来似的。她小心地把半枚银簪放进匣子里，放在两枚铜元中间——红绒布上，银的暗、铜的亮、木的温缠在一起，像段说不尽的往事：开头是芒种时葡萄架下的风，中间是铜元局的机器轰鸣，结尾是此刻落在石榴叶上的春阳。
“李师傅，帮我拓两张铜元的拓片吧。”泉儿指尖轻轻碰了碰银簪的断口，那里的光滑，是老夫人无数个日夜摩挲出来的，“一张寄去湖南给曾念安姑娘，一张留给那位广东来的王老先生。”
老李应着，取来宣纸和墨。拓片干的时候，泉儿在背面题字。写给湖南的那张，她蘸了淡墨，写“鶰始鸣”三个字——笔锋轻缓，像老夫人当年说话的语气，藏着“始鸣”的期许；写给广东的那张，她用了浓墨，写“龙未眠”——笔画沉实，像父亲在铜元局里敲打的锤子声，藏着龙纹铜元的精气神。
笔尖划过宣纸时，泉儿仿佛听见老夫人的银镯子在响，“叮”的一声，轻得像石榴叶上的露珠滴落；又仿佛听见父亲站在铜元局的机器旁，声音带着股较真的劲：“这龙纹要刻得深些，才经得住岁月磨。”风从石榴树的枝叶间吹过，带着新叶的清香，也带着远方的水汽——是湖南的资江，是广东的珠江，也是滨江的长江，它们绕着这些旧物，绕着这些名字，绕着“泉儿”与“秀姑”的念想，在岁月里慢慢流，从未停过。
泉儿把拓片叠好，放进信封。阳光穿过石榴叶，落在木匣上，青玉兰花的影子投在地上，小小的，却很亮。她知道，这半枚银簪、两张拓片，还有匣子里的铜元，都是岁月的信笺，写着滨江的过去，也等着被未来的人拆开，一读再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