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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安的工作室总飘着股淡淡的松节油味，混着老铜器特有的锈香，像把时光腌在了空气里。百叶窗斜斜滤进阳光，在木工作台上投下长条的光斑，光斑里浮着细小的铜屑，像撒了把碎金。工作台中央，放着个磨得发亮的紫檀木匣——是石榴传给她的，匣盖边缘的回纹被几代人的手摩挲得圆润，青玉兰花的光泽虽淡，却依旧透着温润的旧气。
匣子里躺着三枚铜元：最旧的那枚龙纹十文，边缘早已磨成圆弧，铜色发暗，却泛着层细腻的包浆，是小安每天都要摩挲的——指尖划过龙鳞时，能清晰摸到当年工匠敲打留下的细痕，像触到了父亲郭楚凡的锤子，老夫人曾纪芬的掌心；另一枚龙纹二十文，纹路依旧清晰，是泉儿晚年珍藏的新样，龙爪下的“安”字还亮得能映出人影；最特别的是第三枚，是枚残破的五文铜元，边缘缺了块，铜锈厚得几乎遮住纹路，小安用细针一点点挑了三个月，才让“光绪元宝”的字样重见天日，针尖磨秃了三根，指腹也磨出了浅茧。
“这枚五文，当年许是哪个挑夫揣在兜里，跟着铜元局的货船跑过长江呢。”小安常对着铜元喃喃，像在跟旧时光对话，“现在好了，你也有‘家’了。”
这天下午，快递员敲开工作室的门，递来个印着“曾国藩故居纪念馆”字样的牛皮纸盒。盒子边角有点磨损，贴满了快递标签，像绕了大半个中国才找到这里。小安拆开时，指尖有点发颤——她认得盒上的印章，是当年曾家后人寄给泉儿的那批物件上的同款。
盒子里躺着封信，还有个小小的锦袋。信纸上的字迹娟秀，写着：“近日整理曾纪芬女士梳妆台遗物，在抽屉夹层发现此锦袋，内有半枚梅花银簪，锦袋底层刻‘滨江泉儿’四字。推测为当年簪体断裂后，曾女士特意留存的另一半，盼有朝一日能合璧。今寄往滨江铜元局博物馆，望不负先人念想。”
小安屏住呼吸，打开锦袋——半枚银簪躺在里面，银质氧化发黑，却能看清梅花簪头的另一半轮廓，断口处的磨损痕迹，竟与家里那半枚严丝合缝，像被时光拆开的拼图，终于找到了彼此。她赶紧从抽屉里取出泉儿留下的那半枚，轻轻放在一起——断口处的弧度完美咬合，残破的梅花簪头瞬间完整，花瓣的纹路连在一起，连氧化的色泽都像是顺着断口自然过渡，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友，终于紧紧相拥。
指尖抚过合璧的银簪，小安忽然懂了老夫人当年为何要留下这半枚——不是遗憾，是期待。她知道有些牵挂会被岁月分开，会被距离拉长，却总会像铜元的纹路、银簪的断口，循着彼此的印记，在某个春天找到对方。就像滨江的铜元，无论流到广东、湖南，还是海外，龙纹里的“安”，铜屑里的暖，都带着家乡的印记，总有一天会顺着血脉流回来。
周末，小安带着合璧的银簪回到滨江。博物馆特意为它设了新展柜，玻璃罩里铺着与当年甘爷木匣同款的红绒布，银簪静静躺在中央，旁边并排放着那三枚铜元。展柜的说明牌上，文字被打磨得温润：“1905年，曾纪芬女士赠郭泉（泉儿）梅花银簪，后簪体断裂，分藏两地；2023年，两半银簪于滨江合璧，见证跨越百年的情谊与滨江记忆。”文字旁贴着两张照片：左边是泉儿年轻时的黑白照，她站在铜元局的石榴树下，手里握着枚龙纹铜元，笑容清亮；右边是小安修复银簪的工作照，暖黄色的工作灯下，她正用细针调整银簪的角度，眼神专注得像在呵护易碎的时光。
那天傍晚，小安坐在泉儿树下，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铜元局博物馆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幅展开的旧画卷，卷着铜元的叮当，银簪的冷光，还有伯劳鸟的鸣叫。手机忽然响了，屏幕上跳出女儿的笑脸——小家伙刚满三岁，扎着跟小安小时候一样的羊角辫，正举着个画着龙纹的气球。
“妈妈！”女儿的声音奶声奶气，透过听筒传过来，混着远处的鸟叫，“奶奶说滨江有‘安’，是银簪上的‘安’吗？是不是跟我的名字一样呀？”
小安笑着点头，指尖轻轻碰了碰树干上的纹路——那是当年石榴说的，藏着泉儿温度的纹路。“是呀，”她的声音软得像晚风，“‘安’是银簪上的字，是铜元里的念想；‘泉’是曾曾祖母的名字，是爷爷浇树的井水；‘鸣’是伯劳鸟的叫声，是春天的第一片叶子。这些加起来，就是咱们滨江的根，是永远都不会丢的印记。”
风穿过泉儿树的枝叶，沙沙地响，把伯劳鸟的叫声送得很远，像时光的回声。树下的泥土里，银簪的影子与铜元的影子在夕阳下交叠，渐渐融在一起，凝成了枚小小的、发亮的印记——不是刻在石头上的冷硬文字，是藏在土里的诗，是长在树上的叶，是留在人心里的暖，年年春天都会发芽，带着“泉儿”与“秀姑”的名字，带着龙纹与银簪的故事，在滨江的岁月里，永远鲜活，永不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