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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泉儿，头发已全白了，像巡抚大院葡萄架上落的初雪，用青布帕子松松挽着。她常坐在阿秀推的轮椅上，轮椅的木扶手被阿秀磨得发亮，是常年握着的温度。每次去铜元局博物馆，阿秀都会提前垫块厚棉垫，怕泉儿久坐着凉——就像当年泉儿教她读书时，总帮她把课本垫得高些，怕她弯腰伤了腰。
博物馆的玻璃展柜擦得透亮，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棂斜射进来，落在新添的展柜上，像给里面的物件镀了层暖膜。展柜里摆着泉儿捐的紫檀木匣，木匣的回纹依旧清晰，青玉兰花的光泽虽淡，却像藏着晨露的润；两枚龙纹铜元躺在红绒布上，旧的那枚边缘磨得圆润，铜色发暗，却泛着温润的包浆，像被岁月泡软的玉；新的那枚龙鳞依旧锐利，黄澄澄的像刚从熔炉里出来，龙爪下的“安”字还亮得能映出人影。旁边的小展格里，放着那半枚梅花银簪，银质氧化得发黑，却能看清花瓣的弧度，说明牌上的字是阿秀写的，笔锋软和，透着亲：“清末滨江铜元局相关遗物，曾为曾纪芬女士所有，见证近代滨江金融变迁与人文情怀。”
“先生，昨天有个穿背带裤的小孩，趴在展柜前看了好久，问我为什么这枚旧铜元的边是圆的，不像别的铜元那样有棱有角。”阿秀推着轮椅，停在展柜前，声音放得轻，怕惊扰了馆里的静，眼里却带着笑，眼角的纹路像老槐树的皮，深却暖，“我告诉他，因为这枚铜元被很多人握过呀——郭先生（泉儿父亲）的手，曾老夫人的手，还有您的手，几十年的日子把棱角都磨软了，磨成了日子该有的模样，就像奶奶的手，虽然皱了，却暖得很。”
泉儿点点头，枯瘦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节奏像当年甘爷编竹筐时竹条的噼啪声。那膝盖上还留着年轻时的旧伤——是民国十六年洪水时，为了护铜元摔的，现在阴雨天还会疼，却也藏着当年的劲。阳光落在展柜玻璃上，折射出铜元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个小小的“泉”字，笔画弯弯曲曲的，里面还藏着“秀姑”两个字的影子，是小妈当年在棉袄上绣的字体，软乎乎的。
恍惚间，她好像又看见父亲第一次叫她“泉儿”的模样——父亲穿着藏青纱袍，袍角沾着没干的墨渍，弯腰按她的头谢曾老夫人，鬓角的汗珠子滚进衣领；看见小妈在厨房烙葱油饼，围裙上沾着面粉，喊她“秀姑”时，往她碗里多夹的那块排骨，酱汁漫过碗沿，香得能勾出馋虫；看见老夫人坐在葡萄架下的竹椅上，银镯子“叮”地撞在扶手上，把“泉儿”两个字叫得软乎乎的，蜜枣的甜香混着西瓜气，漫在空气里。
这些声音，这些画面，原来都没消失。它们变成了铜元的重量，变成了银簪的温度，变成了木匣的纹路，压在掌心，沉得很——比当年那枚刚铸好的龙纹铜元更沉，比甘爷刻木匣的紫檀木更沉，因为里面裹着的，是无数个日子的暖，是无数个人的牵挂。
有天，博物馆举办“青少年探古”活动，一群孩子围着泉儿的轮椅，叽叽喳喳的像群小麻雀，眼睛亮得像刚从机器里铸好的铜元，闪着好奇的光。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辫子梢系着粉白的蝴蝶结，晃呀晃的，举起胖乎乎的手：“奶奶，奶奶，您的名字是谁给您取的呀？是不是像我的名字一样，是妈妈取的？我妈妈说，我出生时桃花开了，就叫我桃桃。”
泉儿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阳光，像盛着当年曾老夫人给她的蜜枣，甜得能润到心里。她抬手，轻轻摸了摸小姑娘的羊角辫，指尖的温度透过发丝传过去，软得像棉花：“我的名字，是一位很老很老的奶奶取的，她叫曾纪芬，住在以前的巡抚大院里，院子里有葡萄架，有石榴树。”她的声音轻得像羽毛，却能让每个孩子都听清，“她说我会像泉水一样，慢慢流，慢慢长，流过青石板路，流过铜元局的院子，也流过长长的岁月，不慌不忙的，却能把日子润得甜甜的。”
“那泉水会流到哪里去呢？”桃桃又问，歪着小脑袋，眼睛瞪得圆圆的，像当年泉儿盯着老夫人的珍珠坠子。
泉儿望向窗外——博物馆的院子里，那棵石榴树长得正盛，叶子绿得发亮，叶脉清晰得像铜元上的纹路，风一吹，叶子晃出细碎的影；远处的长江像条银色的带子，在阳光下闪着光，浪涛一卷一卷的，藏着无数个滨江的故事，有铜元的叮当，有伯劳的鸣叫，有老夫人的小曲。
“流到需要它的地方去。”泉儿的声音轻却坚定，指尖轻轻点了点膝盖上的棉垫，那里藏着她一辈子的念想，“流到每个记得滨江的人心里去，像铜元上的龙纹，刻得深，就忘不掉；像老夫人说的‘始鸣’，叫得响，就记得住。”
话音刚落，窗外忽然传来“啾——”的一声，清亮得像枚刚铸好的十文铜元，在滨江的上空荡开。是伯劳鸟，落在石榴树梢上，尾巴翘得高高的，叫得欢快。那声音像老夫人腕上的银镯子在应和，像父亲在铜元局里敲打的锤子声在呼应，像阿秀当年念“鶰始鸣”时的声音在回响，轻轻的，却能穿过岁月，落在每个人心里，把“泉儿”与“秀姑”的名字，把滨江的故事，一直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