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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乡里小学，女老师多，但年轻的女老师不多，年轻又貌美的女老师更是凤毛麟角。
我们小学先后来了两个美丽的女老师，不过之后也都相继离开了中心小学，去了其他地方。
陈校长叫这两个美女老师，都不像他叫其他人一样叫什么老师，他叫她们姑娘，一个姓夏，叫夏姑娘，一个姓储，全名好似叫储卫萍，他不叫她储姑娘，而叫萍姑娘，可能这两个叫法更好听。那时的老师也没有严格的教什么科目的说法，这两个老师也都是语文、音乐、体育都教，本职都是语文老师。
夏姑娘是我们见到的女老师中最喜欢穿裙子的，特别是到了秋天，天气已经慢慢转凉，她还是穿着呢子的半身伞裙，衬着洁白的毛衣，她就像是个美丽的白天鹅，出现在我们这些乡下孩子们面前，简直是将我们带入了另一个美的世界中。有同学打听到，她是从南通师范毕业的，哦难怪，南通对于我们来讲是遥不可及的大城市，从那里上学毕业的人一定才会有这样的仙气飘飘。
女孩子们看着她，更好奇的就是她为什么有这样的裙子穿，和她为什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冷？很快就有家里条件好的，或者消息灵通的人告诉我们，其实她穿了像袜子的厚裤子，比我们穿的毛线裤还要暖和很多倍呢！她的小皮鞋里也有很厚的一层毛绒，不冷的一点都不冷。传递消息的人一脸得意，好似看到过夏姑娘到底是如何穿进去的那样笃定和骄傲。
哦！这些东西我们都没见过，更不谈能摸一摸，或者更狂妄地设想一下，自己能够买到了。于是，夏姑娘在我们的眼里，更是蒙上了一层神奇的光辉，她的整个人，都笼罩在这层神秘的光彩中，成了一个传奇。
后来，我们才知道她不仅引起了我们全校孩子们的关注，她也吸引了整个乡里人们的关注，据说给她说媒的人把陈校长的办公室门框都要踏破了。
三年级的时候，她就像一只高傲的白天鹅，真的飞回了自己的天鹅湖了，据说是她去了男友的城市，就是南通，去了那个大城市做老师。我们没有人核实过这件事，一是没有机会核实，二是像她这样的人就应该有这样美好而幸福的结果才行，才能让我们服气！
另一个萍姑娘，相对来说，没有她这么高昂高调，她的皮肤没有夏姑娘这么白，也不是像她一样留着乌黑油亮的长发，她是一头短发，总是穿着小西装，勾勒着苗条的身形，另有股说不出的美妙姿态。她来学校比夏姑娘迟一年，所以孩子们先入为主地捍卫着夏姑娘的地位，一直在明里暗里将她们进行着比较与打分，这些都是在隐秘中进行的，她们未必知情，在平淡的每个日升日落的日子里，一个学校的毛孩子们因为她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在孜孜不倦地收集着信息，在认认真真地搞排行榜，这还真有点像超女选拔的意思，不同的是，两个超女对自己的飘红一概不知，因为不刻意，我们的排行榜才趣味横生，越辣越有意思。
但实际上，在排行榜上，有两个小酒窝、脸庞圆润粉里带白的夏姑娘一直是占据优势的。不过，有个好处是，这两个姑娘日日常新的发型、打扮给我们这些乡里泥猴们做了活生生的时尚启蒙，让女娃们真切地从小就有机会学习什么是美，美的打扮、举止，和美的谈吐。
同时，学校的那些年轻男老师们也相对地对这份工作越辣越热情，凡是在与两位姑娘可能出现的时候和场合，他们都会使出全身解数，表现得尽量接近完美。其实，有两三个男老师的帅值还是不低的，但无奈竞争性的现实存在，还有男性本就无法与女性匹敌的美丽赋值，他们只能一直处于低位，一直只能尽力地表现自己，等待被青睐。
夏姑娘离开学校之后的第二年，萍姑娘被县里电视台选中，做了一名新闻播报员，也就是所说的新闻主播。
我们的那些年轻男教师们，彻底地断了念想。在那个年代，超越现有工作环境与阶层的婚姻，基本没有人去尝试。慢慢的，也没有人再提这两位曾经在此以美丽与气质影响了人们生活的姑娘，因为，又有不少新的人新的事吸引着人们的关注，把日子往前一天天推进。
那个猴儿
我们在初中时，于校长掀起了一场运动，叫抓猴子。那时，乡里的初中都在争着评先创优，都在以中考录取中专和师范的比例作为自己的教育教学业绩来你拼我抢，当时还没有多少考高中的概念，因为上了高中不等于能顺利地上大学，而考上中专或者师范，三年后基本转为国家户口，有稳定的工作。所以，那时我们以考上中专或师范作为阶段性的努力目标，大家都在铆劲往前奔，不是说农村生活不好，而是老一辈和父母们认为，有出息就应该离开农村，离开这汗珠子摔八瓣的生活，能够每天吃上白米饭，能够坐在洁净的办公室里开展优秀一点的生活。
为了心无旁骛地学习，学校发起了抓猴子运动，主要是揪出班级里、身边不好好学习的那些害群之马。“猴子”这个词就成了一个生动具体的对象，一个被大众群体鄙弃的对象群体。
那时抓了多少猴子我不记得了，就像现在学校德育处的处分，不过就是这个处分相对多一些定性的成分。
我说的猴儿，跟这个猴子不是一回事，是跟小学时的一次讲故事比赛有关。
王老师从一年级时就严抓我们的拼音和普通话，在二年级开始有意识把我们送出去锻炼，参加各级各类的比赛，讲故事比赛就是这其中的一项。
她先在班级发起了海选，每个同学都有机会讲一小段故事，从你的表现力和普通话标准两个方面打分PK。在班级海选中，我和一个叫冬生的男生胜出了，老师说我的优秀处在于咬字清晰标准，而他的优秀处在于讲故事时的表现力出色。他是学讲了一个广播里听来的说书片段，具体的内容我记不太清了，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排练冲刺的阶段。
冬生，是小学的红人，他的红，得益于围绕着他的故事，他太淘了，大概平均每一个月就会由他的爷爷黑着脸来学校把他提走，回家教育。
印象最深的教育有两次，当然他的小打小闹是比较多的，但老师基本上还是本着各自相安的态度，能够在校内解决的就基本选择包容。所以，一二年级，他爷爷来得多一点，后面有挺长一段时间没见到他来学校。他爷爷也颇有特色，在乡里集市的旁边修摩托车自行车，最早应该是修自行车，拖拉机也偶尔修。不知是不是操持的工具上机油较多，他爷爷总是给人一身“黑”的感觉，手是黑的，脸上是黑的，衣服上是黑的，当然，每次来表情也是黑的。
有一次，大概是三年级，他爷爷来时形势比较严峻，他的脑袋磕了很大的口子，直往下流血，他边擦着眼泪和着血水，把脸搞得红一块白一块的走了。听班上的包打听说，学校准备建校舍的红砖堆在操场上，不知为什么他对这些红砖有了兴趣，领着一帮不知所谓的男生开始占山为王，以砖堆为据点，展开了类似水帘洞般的吆五喝六的生活。这种状态引起了小一个年级的另一个肥硕男生的注意，他也是该年级的一霸，听说老爸在乡里开什么厂，家里也是比较雄厚。这天，这个蓄谋已久的小肥带着班级里的几个小兄弟，等着这帮家伙都到了砖山上，就跑到了砖山下，围住了他们，来了一次扎扎实实的火拼。
当然，再恶劣也都还是孩子，也就是嘴里夹枪带棒之后，就顺手抄起了砖块来点更有用的。这样的举动在小屁孩眼里，有一个，很快就有跟风的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不过，事态也不会发展到太无可挽回，肯定会有怕事闹大的男生撒腿跑到办公室找老师解围的，那天也是如此，老师赶来的时候，这个猴王和那个肥霸都挂彩了。
那个肥霸的爸爸也来了，找到老师，说孩子打伤了咋处理啊，老师说那把冬生的家长找来吧，商量一下该怎么处理。冬生爷爷来了，两个头上流着血的小子先去医务室包一包，然后两方家长见面，商量解决办法，一看，基本都认识，还经常有点交集。嗐，有啥好商量的，看来两小子谁都没占上风也谁都没吃亏，各自领回去该看医生的看医生，该棍棒伺候的就继续棍棒伺候呗。
那是他最狼狈的一次见家长。
我们以为这之后他起码要好好消停消停，但三个月之后，他的又一次故事，不，可以说事故，把他再次推上了校园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次的事故主要是源于他的盲目，太无知无畏，整活的对象没选好，选了退休的派出所所长的孙子。
那天是去看学校组织的包场电影，好似是一场警匪片，他可能太久没有干点不一样的事，越看到后面心里和手里就蠢蠢欲动。最终，电影还没看完的时候，有两个警察走进电影院把他带走了。我那时坐在电影院的另一侧，没有具体看到事情的经过，等到电影散场，我们才发现班主任没在，是另一个老师把我们带回了学校。
那天他爷爷没来学校，因为他被警察直接带去了派出所，估计他爷爷是在那里找的他。孩子的嘴和心，应该是具有小鸟的属性，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可以第一时间把消息传递出来，当然，不同的嘴巴传递出来的信息会有略微的差距，但要是把所有的讯息收集整合起来，基本就离事情的真相不远了。
那天的过程是这样的，当他那个心里的捣蛋鬼开始蠢蠢欲动时，他摸到口袋里有一支钢笔，那时老师要我们带着把电影的精彩信息记下来，回去些观后感用的。我不知道他这样捣蛋成瘾的孩子，是不是做事的时候应激性的情况较多，会收到当时场景，与自己收到讯息的影响。那天正看的警匪片应该是在某个方面给他提供了好的灵感，他从口袋里摸出了钢笔，拿带着笔帽的那一端顶住他正前方那个男孩子的后脑勺，压低声音说：“快，叫我爸爸，不然我开枪打死你！”其实这句话如果放在同年级，或者更高一点年级的孩子，是可以判断出来真假的。要命的是，那天坐在我们前面一排的是一年级的孩子，他用笔指着对方的时候，心里美滋滋地等着看看对方的反应。但一分钟之后，对方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了他一个反应，晕了，整个人从座位上滑塌了下去。旁边的同学刚才就察觉到不对，看到有人晕倒立刻告诉了老师。至于为什么警察来了我就不太清楚了，他歪打正着地碰着了退休所长的孙子，而且歪打正着地，那孩子有先天的心脏病，他那拿笔一指触发了他的病发。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估计到派出所之后等着他的经历也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但因为时间拉得太长，就远离了我们关心的视线，没人再去议论和补充了。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毛孩子。顽强地跟自己心里的某个坏家伙，斗争的人。
当然，这个电影院的故事是在讲故事比赛之后，但一度影响了老师继续给他排练的决心。他参赛的准备故事是《猴儿吃西瓜》，他的声音清脆，有种男生童声的清亮音质，再加上他的灵活聪明的大眼睛，腮边两个小酒窝在关键时候能够帮助他把故事的精彩送到听者的眼中耳里，他讲得很精彩。
那时，我的故事跟他的故事不相上下，老师曾经犹豫很久，到底送哪个节目到片里参加选拔赛。最终，无法决定后，王老师向片里申请两个节目都参加，再择优参加县里的比赛。
半个月之后，彩排地得胸有成竹的我们被送到片里参加比赛。当他讲故事的时候，我坐在台下，看着他的表演。那天，他穿着白衬衫和花格子的背带裤，穿着黑色的小皮鞋，系着格子领结，脸上擦了粉，打了浅浅的腮红，在聚光灯下，他像是变身成了城里来的小男孩，斯文优雅，活泼大方。他眉飞色舞地讲着猴子偷西瓜的精彩细节，好似自己就化身为那只聪明机灵的小猴子，带着听众走进故事的精彩中。
比赛结果，我是特等奖，他是一等奖，我代表片区准备进入县里的决赛，我们都很高兴地坐车回学校，他仍在比赛的兴奋中，眉飞色舞，好看的衣服也映衬着他的快乐，多么漂亮的画面。
后来，六年级我们都认真准备毕业考试，为升入乡里的初中做准备。一个从学校走出去的女老师来了学校，她是个颇有才艺的人，长得漂亮苗条，离开学校后在市里部队文工团任职。她回到学校，说是想来选拔一些文艺人才，跟她去文工团接受锻炼。当时，就看上了在讲故事比赛中表现突出的冬生，女老师见面之后很喜欢他，简单地收拾行装就把他带走了。
这件事，又像飞来的一只新奇的画眉鸟，在学校里转了几圈，最终随着时间传淡了，也就消失了，大家似乎都忘了他，叫冬生的讲故事的男生。
等到下一次见到他，是在我们都初二的时候，他从文工团回来了，听同学说，是他没有通过文工团招工考试，被刷下来了。我没有去找他核实，但看他整天还是像小学时候一样，眉开眼笑，神气活现的，就感觉他应该没什么，即使被刷下来也不是件多么沮丧的事情，起码他并不那么难过。
初二初三时候，他稳重踏实不少了，有时候见到他回爷爷的修车铺帮忙，汗水浸湿了后背的衣服，笑着在车铺里出来进去。爷孙俩忙乎地也挺默契，他爷爷的脸虽然还是有黑色油迹，但脸上是带笑的，话音中也是爽朗而带笑的。
初三中考，他没有考上中专，考了一个技校。三年毕业后，在单位工作了几年，跟着我们那批同学一起，考中专进单位的部分下了岗。好像后来一直闲散着找活做，零零碎碎做了不少种类的工作，后来，娶了乡里广播站的老婆，老婆对他要求比较严，日子严谨认真地往前过。
有次同学聚会见到他，大致样子还没有变，圆脸，大眼睛，两个酒窝，说笑起来眉飞色舞，好似生活在他面前展现的是无限精彩。聚会到中途，他提前离开了，同学说他老婆管教很严，要求他在外聚会不能超过十点回家。
他离开后，大家继续聚会，并未因为他的离开散失点什么。
他走后，我脑中一直回想起那一个画面，那是讲故事比赛的那天，我坐在台下看到的他：穿着白衬衫和花格子的背带裤，穿着黑色的小皮鞋，系着格子领结，脸上擦了粉，打了浅浅的腮红，在聚光灯下，他像是变身成了城里来的小男孩，斯文优雅，活泼大方。他眉飞色舞地讲着猴子偷西瓜的精彩细节，好似自己就化身为那只聪明机灵的小猴子，走向那片碧绿的西瓜地……
打 针
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班级的同学，集体打预防针的场景？
那时没有社区医院，预防针都是医生穿着白大褂背着医疗箱到学校的教室来打。人多了之后，人们之间的情绪是会互相干扰的，我的同桌就是这个被影响的人。每次他打预防针都是一场激烈的斗争，甚至在得知要打预防针的那几天，他都处于一种魔怔中。眼里，脑中，心里，就只有一件事，要打预防针了。
他是数学老师的儿子，他告诉我们他有个哥哥，比他大三四岁，是个傻子，是出生之后就傻还是疾病导致的痴傻他没告诉我们。在学校里，与老师相关的事是个禁忌，除非他们自己告诉我们，一般我们都会按捺住好奇心，不去打听。
虽然他有个傻哥哥让我们同情，但我们很快发现他根本不值得我们同情，每周总有那么两天，他中午一早就被他爸爸喊走，一边喊手里还捧着一碗红烧肉，用柴火灶大火焖煮的红烧肉，浇了酱油醋细心熬煮的，不用靠近，老远就能闻得着香味。他爸爸，我们的数学老师，就那么站在阳光下，捧着碗红彤彤的肉喊他吃肉，我们那时咽进去口水的同时想，哼，过得这么好，经常有肉吃，有个傻哥哥又怎样？
吃完一两块，他会飞奔回来，对着我们好奇瞪大的眼睛说，我外公送来的，来看我的！那个傲气，我们恨不得把他的嘴巴掰开，替他把那块还没嚼完咽下去的肉咽到自己的嘴里，肠胃里。
就是这样吃着每周两次红烧肉的人，怕打预防针，怕极了的怕。你见过夜晚，或者在突然变得幽暗的环境里怕鬼的女生吗，见过那女生好像突然身上着火了，手脚乱舞那咋呼巴拉的狂叫狂喊的样子吗？他就是那样。
那天，我们都坐或站在自己的椅子上，站着的人是为了方便看看前面打针的进度，然后给周围的小伙伴通报。那时打针比较有秩序，就像现在学生做操一样，按行按列排好队，一个挨一个等着挨针。打一个走一个，队伍有序地往前挪。
有胆大的男生老早就把袖子捋好，昂着头挺着胸脯，边往前走边说怕什么怕，有什么好怕的，就跟被蚂蚁咬了一点，还没那个疼呢。有胆小的女生，揪住前面同学的衣袖，紧紧靠在人家身后，用别人身材的掩护，在视线的夹缝里看着前面打针的画面。头部和脖子跟着打针的程序与节奏，一会紧缩一会松弛，嘴里嘶啦嘶啦地说，哎呀，好吓人，眼睛紧闭好像那针头已经扎到了自己的胳膊上。
这时，我感觉到旁边的他像一个被紧压到底的弹簧，一下子从座位上弹出来，不但弹了出来，一会就蹦上了凳子，然后是桌面。一眨眼的功夫，他就上了课桌，不知要干嘛。后面见到他举动的同学赶紧喊他，可是他好像没听到，径直往窗口位置的课桌跨去，有那么一刻，他就像个英勇的战士一样，跨过了一个又一个课桌，在众人的惊呼里，飞跃过最后一张桌子，跳上了窗台，然后跳了出去。
就像一只猫，在众人的咋呼下，旁若无人的，越过窗台，逃走了，就在几秒钟之间。
班主任老师看到了，立刻从教室门冲了出去，绕到窗户那边想要截住他，可惜已经迟了，一个白色的身影以飞一般的速度冲进了教师宿舍区，然后冲进数学老师的宿舍，哐，门从里面锁上了，声音很大很重。
同学，数学老师，班主任一呼隆地到门口去劝，但那房门坚守不开，不管外面的人如何威逼利诱，一直固若金汤。医生把预防针都打完，他还没开门，然后，医生摇摇头走了，他还是没出来。不知后来是怎么处理的，那时我们都没有拒绝打针的勇气，还是蛮看重他是个英雄的，到小学毕业，我们都没有问过他那一针到底有没有补上。不过，拒绝打针的代表性意义，远远超越了预防针本身。
除了打针之外，到了初中，他又有个绝对算得上是特色的特点，就是不会写作文。他的典型的理科脑不清楚作文要怎么写，尽管语文老师对着他苦口婆心地教啊教，对于他来讲，还是打不开那个叫“窍”的东西，努力了若干次的语文老师只能以放弃告终，但给他买了几本杂志，甩给他，喏，你每天读两篇，有好的作文和段落，背一背啊，我也没办法，谁让你是我的学生呢，我的学生语文就不能太差。
中考的时候，他的语文卷成了几个乡镇里的名卷，因为他的作文连题目带内容不超过60字，以提纲的形式写的。格式是“题目：XXX，时间：X月X日，地点：XXX，事件的起因：XXX，经过：XXXX,结果：XXX。”语文老师说的时候，说，我笑得都气不起来了，你说你啊，怎么能写出这么个作文呢，他看了看老师，憨厚地笑了笑。
对，他叫蒋二小，即使语文的作文拉了后腿，但在中考时还是顺利地考上了中专。毕业之后，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后来又跳槽去了一家移动公司，负责业务。再后来的几年，他把南京的工作辞掉了，回了海安，蒋老师问他是什么打算，他回答没有什么打算，只是埋头看书，很厚的一堆堆书。老师问他问得多了，两三个月后，他就带着一包书离开了海安，经过了几个月他才告诉他爸，他去了北京考某个国际计算机技能证书。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人在北京，老爸再着急也不能飞到北京把他揪回来，每次考试报名与考务费就要一万多，再加上住宿吃穿，每次都要耗费不少钱。老爸问他，他都说有钱，估计是前面工作的几年就在绸缪和计划此事，已经把盘缠准备好了。
开始，蒋老师等他考完回来时都会含蓄或者直接地怼他，人家男生都结婚生娃了，你为什么还在外面晃荡，不找个工作好好踏实过日子，你小子意欲何为？他总是沉默，埋头继续看书，不解释，用沉默对抗。一生的教育生涯都是以严格著称的蒋老师，对着自己的儿子毫无章法，只能任由他学习，考试，等到三四年后，证书考到了，他的心也还没有完全放下来。
你接下来准备干什么？去找工作啊。在哪里找？回来海安工作算了，能照顾到家里，我跟你妈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回来海安干什么，我学那么多年，就是为了回来的？一句话怼过来，二小拿了包出去了。
再到年底，二小回来的时候，告诉蒋老师，自己在上海找到了工作，三万一个月，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即使在深圳这都不算低的工资了。蒋老师的心里放下来，踏实了下来，再过了四五年，二小回来说自己结婚了，女方是安徽人，公务员，在上海已经买了房子。后来，直接电话叫老爸把行李收拾收拾，老婆临盆了，生了个胖小子，老头去到上海，看到儿子买了大面积的房子，媳妇脾气温和为人很好。
蒋老师悬了多年的心，才彻底地放松了下来。后来，他知道，二小在保险公司时，把家里所有人，包括哥哥的保险，都买好了。到上海后，家里一应开销，二小都出一大半，蒋老师有工资，二小说你留着自己花。每次回来，给哥哥买烟，都是中华，好烟，他哥哥都给他惯坏了，蒋老师每次跟别人讲时，语气里都是满满的自豪。
你看，我家二小的发展像不像他那时写的中考作文，开始不会，怎么写都写不会像其他人一样，但他总是记得关键的几条，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他就抓着这关键的几条，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别人都在走年龄下应该走的路，他硬是自己闯出来了一条自己的路，虽然对照那作文里不多的信息，不能算他不合格，不能算他错误，最后，他走出了一条对的路，你说是不是啊？
他是跟我爷爷说的，又有点像自言自语，大家都搬到拆迁小区后，他，跟我爷爷，经常就我们两个当时的同桌，聊一聊，聊聊我们的生活，聊聊他们的生活。
好在他选这条路啊，好在这么选。爷爷回答他，你二小要扛着比别人大的负担，他要走的路会比别人长，会比别人辛苦，你心疼也没办法啊，要他自己走呢，你也代替不了。
我有一次回去，在超市外的路口遇到蒋老师，可能是带孙子回来过暑假的。他告诉我说大儿子已经走了，没什么病，无疾而终，五十多岁走的，二小直到哥哥走，都还是买各种好烟好吃的好衣服给他，都把他惯坏了，走了好走了好，他这一世没有受苦，他的命算是真好的啦。
是啊，有时候傻人有傻福啊，投在这个家，我们没有亏待他。
告别的时候，我看着已经佝偻着肩背走远的蒋老师，想起那时的画面，他站在中午的阳光下，喊儿子赶快去趁热吃一口肉，看着儿子从教室飞奔过来，脑门上冒着热气，就像碗里升上来的热腾腾的香气。儿子吃了两口赶回去上课，他站在阳光里，看着，那一个画面，好像时光就此停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