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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有段时间，我跟一个男生，也就是小学那个因为在井沿玩耍被撕裂了耳朵的小飞同学，都会在放学路上被拦截，就在乡政府过去的那个桥头。下午放学时，会有一个中年的女医生，稳稳立在桥的正当中，张开双臂，对着我或者他，像张了一个无形的大网，等着这两条自己游来的大鱼，乖乖抓去打针。
其实骑上自行车出发的时候，我就预料到可能会碰到她，但是当真看到她的时候，还是有点触霉头的感觉。只好放慢脚下的速度，乖乖下车，束手就擒。我们俩不会同时到达桥头，如果我去了，他还没到，那就跟医生一起再等会；如果他已经到了，我还没去，他就趟着自行车在她身边转着圈，边转圈边百无聊赖地看着桥这边，有时她没注意到他的动静，他会趁空，再次溜之大吉。
这个医生跟我们的爸妈都很熟识，所以，主动承担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在这里堵住我们，押回去医院打针！我当时是因为用火柴头掏右边的耳朵，得了中耳炎，半边脸都肿得老高，每天脑袋晕乎乎的难受。但难受归难受，不等于我就愿意接受十几天打青霉素屁股针的后果。再加上两边的屁股因为针着实打多了，再打的时候推针都有点推不动，所以，我自作主张，逃针！
他好像那时也是因为下河游水，河水进了耳朵发炎，症状一样，都要打半个月的屁股针，不知是不是跟我的情况相似，他也选择了逃针！
那时我们的老师、医院的医生、商店的店员跟我们的老爸老妈都很熟，对于我们的处理上基本不需要知会家长，他们可以自行选择惩罚或处理的办法，不管什么办法，哪怕是暴揍一顿，只要处理完毕事后轻描淡写的交代一句就行，不交代也没问题。在我们逃针的第二天，医生还没反应过来，第三天，她就来这桥头堵我们来了。
第六天，我跟小飞商量好，采取迂回策略，两个人一起走，他车技更好，负责打掩护，保护我在一两米开外的地方快速飞车逃窜。我们在到这边桥头准备上桥的时候，就努力保持同步的方向与速度，只是相互之间隔了四五米的距离，我们在看到医生的同时迅速加速，我保持直线快速往前蹬车，他也尽量保持同样的速度，但方向明显是向医生靠近的。当他的车靠近，医生伸出手准备抓住他的车把的时候，他一个转弯，在她手还没够着的时候把车像一条溜滑的鱼一样，掉头拐了大圈往回骑。医生跟着后面追个四五米的时候，我在他们俩的背后，快速地逃离了现场。按照我们约定的，这个事要有个度，不能太过火，不然要是告诉我家长，由家长来制裁我们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约定，保持每天损失一个人，谁留下善后，谁就乖乖跟她回去打针。
当我飞快地逃离现场，骑到四五十开外，基本安全了的时候，我听到小飞好似又被揪住了耳朵的大喊声：轻轻轻，我打我打。
“还跑不跑了？啊？”
“不跑了不跑了，这不跟你开玩笑嘛！”
“还开玩笑，没大没小的，啊……”
估计这次耳朵还是被揪得不轻。
第七天，按照约定我们交换了角色，但我们都表示，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针没逃掉，耳朵再被揪掉了。万一还是被抓住，态度要好，不要挣扎，不要想着侥幸再跑。我们再次按照约定好的路线上桥，这次换我骑在靠近医院的左侧，小飞在右侧，上桥时我们互相对望互相鼓励，即使心提到了嗓子眼，还是用眼神相互鼓励，要镇定。当我们骑到了桥上最高点的时候，没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再往前骑，快到这边桥底了，还是没看到，真是奇怪了，难道今天她没来？
正当我们放松了心放慢了速度，左右晃荡着脑袋找人的时候，在桥底右边的桑树底下，卖西瓜的大爷旁边突然冲出来一个人。小飞吓得车龙头忽闪一下，差点连人带车都甩趴下，定睛一看，是个烫着卷发，皮肤白皙，身材微胖的中年阿姨，呀，还戴着眼镜！仔细一看，魂都要吓掉了，原来还是她！换了平时的衣服，没穿白大褂。
“把车在路边打好！两个兔崽子，跟我玩花样！皮给你削掉！”
卖瓜的大爷咧着豁了牙的嘴，“我说你做甚子，在这儿点半天不着声，抓这两个的啊！哈哈哈！”
我们乖乖就擒，跟着她去打了针，第八天，我们不约而同地，安静地在桥上骑车，没有任何花样，没有任何心思，步调一致地骑到医院的车棚，打好车，进去打针。
她姓仲，是乡里很有口碑的医生，我们叫她仲医生。她女儿跟我是同班同学，小学、初中都同班，初中毕业，我们一起考进中师，同届，不同班。
那件催打针的事件，从我们乖乖就范后，就没有再起任何风波，我爸妈没提，班里同学也没有说过，就像是在空中飞了一片小鸟的羽毛，风吹过，飞走了。
我很喜欢她。
王老师和于校长
王老师是我小学的启蒙老师，于校长是她的爱人，是我初中时的校长。那时作为第一批农村中心小学开展素质教育的窗口学校，王老师把正规的拼音识字教学带给了我们，由此她也是海安县和南通市的“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
小学入学的经历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说过，有一些小波折小故事，但其实并不为难。当时班上大部分孩子还是来自村里，在懵懂中未必清楚认真读书的重要性，而一部分父母在单位上班的孩子，相对来说读书的积极性就会高很多。这样， 班级里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分层，但值得庆幸的是，在王老师的班级，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基础差一点的学生，她都一视同仁。
实际上，不管孩子们的父母是否重视，小学的老师们对于每个孩子都是重视的，而且都尽力在学科学习之余，保护了他们的特长，这是很难得的。
那时的老师们基本也是半工半农，很多老师的家里都有几亩地，老人们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也要帮忙种收，所以每位老师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但他们对于自己所教的书，对于每一节课都是认真对待，对于每一个孩子都是用心用情。现在老师上课都会使用课件，那时没有电脑，只有一支粉笔，极少数的学校有幻灯机。我记得王老师上课前会捧上一大堆的东西来教室，手里提着中号黑板，胳肢窝里夹着长长短短的小黑板，两个手里捧着的是书，是默写纸，叮叮当当走过来。教室里配备的黑板是木头做的，两三米长宽，两个脚立在地面，靠墙支撑放。
来到教室，她先把中号的黑板在讲台靠墙放好，那上面是今天上课要默写的字词。然后，按照顺序把大大小小的小黑板，条形的，一个搭一个的挂在大黑板的右上角，见过北方的蒜辫子吗？就是那样，小黑板的上下边沿有固定其他黑板的卡槽，那样一块块有序挂上去，那是我们上课时要学习的新字词。这些都整理好，把课本，和默写用的纸张放好，上课的准备才算完成。有时，上课要用到配备的幻灯片的时候，准备就更复杂，要把幻灯机提前打开，幻灯片试一下清晰度，确保可以清晰看见，才算是做完了准备工作。
大小的黑板上面的字都是提前写好的粉笔字，有些黑板上专门画了米字格的线，方便我们照着把字写规范写好看。下课时，我们拥上去看过那个米字格，不像是买的现成的，因为线条有粗有细，看着更像是老师拿着尺子用颜料或者油漆什么东西画上去的。
王老师写字一笔一划，每一个笔画都相当清晰有力，我记得她的字凑近看那一撇一捺都带了一个很有力的尖儿，如果那些带着尖儿的撇捺是孩子调皮时踢出去的脚，那一脚绝对是用着相当大的力度！在她的课堂上，因为我跟同桌说话或做小动作，经常会被她摔掉教鞭，咬着牙齿狠着脸批评。所以，看到这些字时，我也觉着她应该是咬着牙写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
她是一个不管我们当时的水平多么低，都坚持教会我们字正腔圆的一口标准普通话的老师。猴子一般冥顽不灵的我们，开始还为她的严格怄气，咋那么严格？不就是字音读不准嘛，不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嘛，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能够跟父母交流，能够把课文读出来背出来不就行了吗？
不行！她的要求永远是，读对，读准，读好！
从她身上“坚持”这个词得到了具象化，就是坚持高要求，一次达不到来第二次，第二次达不到继续第三次或更多次，这个更多次没有上限，直到你符合标准为止！
小的时候我们不清楚自己被这样的要求框束着，她的认真和耐心又让我们更不容易觉察到自己这个框束的不适，我们都是越来越信服她。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在工作中遇到各地的朋友同事，慢慢地才发现，我除了自己基本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之外，身上或多或少地刻上了一些她的痕迹。是的，这个痕迹不会被轻易抹去的，可能会在我的身上心上烙刻一辈子的。
一个人性格的底色有时候不容易发现，但当你通过了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慢慢地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最核心最真实的模样时。你突然明白过来，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淘洗，原来自己核心的性格，来自于某个人，或者某个人群的影响，真的是件奇特的事！
那时，听母亲说，她和于校长都忙着学校的工作，他们的儿子生下来没多久，就是由王老师的妹妹帮忙照顾的。确实，他们就住在韩洋中学的宿舍里，印象中没有看到过他们的孩子进出学校的情景。听母亲讲时，我只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跟其他父母的选择都很不相同。后来，再想起这个，我想他们可能是当时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吧，我们无权置疑，也不知他们对错过与孩子幼时的陪伴是否会有遗憾。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去做其他设想，毕竟我们是他们取舍中的受益者，我们做怎样的评判都是有失公允的。
在王老师的教导下，我在小学的表现尚可，二年级参加县里的普通话比赛，因为朗读时遇到了三年级才学的“凝”字，我读成了“疑”，所以痛失第一名，拿了个二等奖。颁奖时，因为主席台太高，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要从侧边的台阶走，以为要直接爬上去试了两次没成功后，站在台前愣神，有位评委老师把我一把抱着送了上去，那次我除了奖状，还得了一支带笔帽的橘红色钢笔，在同学里炫耀了好一阵子。
三年级参加乡里的歌唱比赛，拿了第二名；参加县里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把简便运算的一道大题，忽略了后面的备注“无法使用简便运算方法则直接运算”，没看到，就空了几道题，再次与一等奖擦肩而过。
你这个丫头啊，总是在节骨眼上缺个心眼，粗心，你以后啊，要吃亏的。蒋老师摇着头说，在我身上，他寄托了一等奖的希望，可我让他的希望落空了。
那时的老师，风格都跟王老师近似，但不是为了分数，他们经常讲，要我们好好学习将来离开农村，到更好的地方去。他们下班后，有些要经过我家旁边的村路，会来歇个脚，喝口茶，或者就在田埂上，跟地里的爷爷聊一会。那时没有家访这个概念，也没有电话，但老师们的家访随时可行，处处可见。
到了升上初中，家长们对我们学习的关注多了起来，连最调皮的孩子的家长都开始叮嘱起来。因为，整个乡同一年入学的学生，也就是3个班，每班50人不到，摊到各个村，学生就更少了。都是知根知底的，哪家孩子的学习好哪家差，其实一直是人们农忙之余会念叨的事。哪家孩子耍性太重要规束规束，哪家家长管束得太过残戾，村里的叔伯们老人们会自己上门跟对方的家长去说去沟通。孩子是一村人的孩子，出息是一村人的出息，光荣也是一村人乃至一乡人的光荣。
于校长写得一手好粉笔字，笔走龙蛇，他的板书是全校最整洁最美观最潇洒的。他教我们初三政治，他总是紧抓住一点点的零碎时间来讲题，一点时间都不放过。班主任戏称他为我们班级上课最勤奋的老师，他笑笑，是的我接受你的表扬。那时的校长和老师之间关系十分亲密融洽，都住在教师宿舍，二层的小楼，哪家做了好的饭菜会互相喊着一起吃两口。
后来初三中考前的冬天，我父亲去世，德友叔把我带到学校，吃住都在学校。那一周的时间过得很漫长，但我感觉到旁边的老师都默默地关注，却一点不打扰我。班主任的大女儿小慧陪着我，吃饭睡觉她都和我呆在一起，平时话很多的她，那一周话也很少，只是我去到哪里她都会默默地跟着。他们用了安静与沉默，给我构成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我在这个空间里疗愈自己。我知道自己被关注着，我是安全的，我做什么都是被允许的，这在当时的我来说，给了我巨大的支撑和力量。
那时，于校长没有找我谈过话，之后在确认填报志愿之前，有一次在校道上见到我，问我是不是报师范，确定我是这样报后，他笑笑点头，背着手走开了。后来，听爷爷讲，才知道他一直关注着我，见我一切正常，认为不必再来打扰我，只是叮嘱其他老师和同学继续关注我的动向。
这些都是我从初中毕业，上了中师，后来又上大学，才慢慢知道出的。
当时我是那么懵懂，对于人情世故那么稀里糊涂的伢儿。在这么多的呵护与帮助下，磕磕绊绊地成长，成为了现在的我。毕业后我常回学校看他们，他们都要留我吃饭，加两个菜。吃饭时，只是询问我在外工作生活怎么样，家里的老人身体怎么样，就像我是他们的一个孩子，只是去远方出游了一趟。
大学时候，假期去看他们，见到他们的儿媳妇，瘦高，皮肤很白净，听他们说她大学毕业后工作上经历了波折，回到韩洋的工厂上班，当了好几年三班倒的女工。我去的时候，她在复习冲刺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吃饭间谈到她怀孕生孩子的事。王老师说你要是怀了孩子我来帮你带，我自己的儿子小时候没带，带带孙子是应该的。于校长笑着说，不急不急，先考试考完再说，那时的他们褪去了当年在我们面前的风格，温和了很多。
再后来，听说他们的儿媳妇顺利考上了研究生，脱产去北京学习了几年，原本毕业时是要去无锡，跟在大学任职的老公团聚。但突然听说，她老公负责主抓的校办企业出了什么问题，自己跑去了深圳的某个地方。那时，她的儿子，于校长王老师的孙子也已出生，几度辗转，她回了海安县中，做了一名高中教师。
生活不能遂人愿，也许是一个常态。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彼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在南通的一间普通高中教书，生活的枝叶才发了零星的嫩芽。再过了几年，我从江苏去了深圳，找工作、结婚、生儿子，回去家乡也很少去看他们。到一零年暑假回家，在一个下午我去看望他们。
那时，于校长在医院住院，刚接受口腔癌第三次手术，在术后康复。去时，王老师坐在他的床边，看到她的第一眼我竟有点恍惚，在我的印象中一直身材微胖的她，变得那么瘦削矮小！看到我，她立刻站起来，走过来两手抓住我的手，她的手是那么干瘦，那么苍老！
“小夕，是你啊？哎呦，你怎么来的？”她的声音也老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么洪亮有力。
于校长原是半躺的病床上休息的，看到我们来，立刻要王老师扶他坐了起来，他的声音喑哑了不少，没有以前那么洪亮。还没等我和母亲开口询问他的病情，他就开始询问我的情况，虽然说话时中间会稍微休息一下，但他还是把我在广州的工作，老公的情况，房子车子，还有我的妹妹，家里爷爷奶奶的情况都认真地问了一遍。而后，他放心地坐回床上，好啊，好啊，陷入了一阵沉思。
一时没有人说话，王老师一直拉着我妈的手感叹，好啊好啊现在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啦，两个丫头都大了，都脱开手了。还好还好，像两个多日不见的老姐妹细话家常。
“哎，小夕，你不要担心哦！你看看我！”刚坐下来歇了一会的于校长又从床边站起了身，动作比刚才起身还要快，吓得王老师赶紧从这边过去，看他似乎确实矍铄，又停住了脚步，只是胳膊还往前伸着，以备所需。
“小夕，你看看我啊，我虽然老了，现在七十多岁了，虽然我得病了，在你们看来是大病重病，但你看看我！”他拍拍自己的胸脯，“你看看我，不是恢复得好好的嘛！我看我恢复得比那些年轻人都还要好，是不是啊？”
“是啊是啊，你恢复得好，你比年轻人都厉害，你比所有人都厉害呢！”王老师走过去，哄孩子一样把他轻轻扶到床边，想让他坐下。
“婉华，我昨天是不是已经会挪步了，我今天要试着走几步，今天小夕在这，我要走给你们看看，我肯定能自己走，你信不信？”
他又站起来。
“哎呀，你！”王老师瘦小的身子拦也拦不住，看他的样子是一定要走，就侧开身，小步走过去扶住他。
他开始用手扶着床架，一步步尝试着往门口走，开始的第一步第二步还没有完全站稳，快离开床架往外走时，扶着的手用了一点力气，多停顿了片刻。他的手再松开的时候，借着力气，几步就走到了病房门口，又走到了门外，不易察觉地把手摁在墙上支撑了一会。王老师和老妈的目光一直紧盯着这边，都提着一口气。他第二次脱开手，往前一直走了五六步，又扶着墙歇了一会，继续往走廊尽头，往有窗户的那边走去。
她们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唉，小夕啊，你看你于校长一直是这样子的个人，一辈子不服输，嗐……”王老师摇摇头说。
“是啊，这样也好呢，你看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母亲接话。
我不知道想说什么，但又似乎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这样的场景，两位老人与多少年前相比，苍老了也衰弱了很多。在我们面前，于校长用他的毅力与意志力向我们展示自己对于打败疾病、恢复健康的信心，这些举动让我像是又看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高大的于校长，但他又有点像是变成了一个孩子，用自己努力之后的进步，在等着我们的肯定与鼓励。不，确切地说，与其说在等着我们的肯定和鼓励，倒不如说是等着命运这个无形的力量的，肯定与鼓励。
是的，他要强了一辈子。再要强的人，也有老的时候。
就像他和王老师，一个是口腔癌做了第三次手术的病人，一个是照顾他的瘦小的老伴。
一时间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好像明白了，在多年以前，跟现在眼前的情境相比，其实没有太多区别，在精神上，他们夫妻俩一直走在我们的前面，一直是我们精神成长的哺育者与引领者。不论生活如何变化，信念与坚持是他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若干年前，他们把这些潜移默化地教给了我们。而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在各自打拼的城市往前走着，同时，他们也在用着同样的力量，来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比如疾病，比如衰老……
在这个角度来讲，他们，还是我的老师和校长，而我，还是当年的那个稚嫩的孩子。面对他们，我只有听取他们的教导的份，而没有任何的，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的身份和资格。
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最重要的东西教给了我们，带着这些，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地，走好脚下应走的路。
爱摔跤的人
小的时候，我经常摔跤，或摔在水塘边，或被门槛绊倒，或是直接摔在正走着的路上。小的时候，是步行，等到三四年级骑车的时候，会连人带车被路上的土石喀拉绊倒，摔个仰八叉。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有一次一个雀仙到乡下转悠，到这家卜个卦到那家说两句，奶奶就拉住他，说了我总摔跤的事。雀仙坐下来，答应帮我好好算一卦，如果有问题的话，再帮忙解释一下。
那时的雀仙穿着长长的罩袍，跟乡下其他人的服装不一样，后来在画书上看到这样的衣服，才知道这叫长袍，是身份的象征。雀仙的肩头上确实立着一只小麻雀，以趾高气昂的气质标示自己跟普通的鸟雀不同。
在很小的时候奶奶也请过雀仙帮我算命，那时雀仙说我这辈子命很好，总遇贵人，奶奶因此除了该给的钱之外，多给雀仙舀一小袋大米带走了。这个结论虽然事后没有经过认真严谨地验证，但奶奶对此深信不疑，这也间接导致了她日后逐渐沉迷于烧香拜佛，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虔诚礼佛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安于这个世界的方法，我的奶奶应该是用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方法令自己心安，同时也用她的这种方式间接地保佑一家人平安。
渺小无力的个体，面对无情的命运时，她还能选择什么样耕好的方式来度过一生呢？
雀仙先在奶奶早就准备好的桌椅前坐下来，慢条斯理地拿出翻得有点发黄发旧的缺牌，雀牌在桌上一字摊开后，雀仙提起自己干瘦的手，轻轻搭在肩膀上，那只麻雀就主动地欢快地跳到了他的手上。
小麻雀在雀牌上踮着脚尖左走走右跳跳，晃悠着脑袋侧着眼在雀牌间挑挑拣拣，几分钟的功夫，它用嘴巴叼出来了三张牌。雀仙在旁边神情安静地等着，等雀儿叼完牌再次飞回他的指尖立好。他竖起胳膊理理甩下来的长袖，把那三张牌拿到手里，沉吟思忖片刻：
“嗯……我晓得了……你家这个伢儿不简单哦，聪明着呢……她投胎的时候，小鬼跟她要过路钱，她跟人家说手里没钱，等她投完胎她爹妈有钱，到时候再还……哎呀！嘶……”
奶奶吓得赶紧拜托雀仙帮我想想解决的办法，雀仙想了一会，给了几张符告诉几时几刻在哪里点化，交代了几番，又叮嘱奶奶一定让我少碰水，少去河边海边等等。气氛神秘，听得我似懂非懂。
不知雀仙说的真假，那天除了应给的钱之外，奶奶又舀了一小袋大米给他带走了，那时家里的大米也没有前面那么金贵了，还是给得起的。
那之后不知是自己经过了这一番神秘仪式之后变得醒目了，还是自己的平衡力得到了提升，也就真的比较少摔跤了。
那一次，敬香还愿时奶奶嘴里不住地念叨：“菩萨啊，我就相信您是保佑我，保佑我一家的。谢谢啦啊，您还要继续保佑我一家下去，我会全心全力地烧香给您，不会有任何二心。”
后来，确乎没有怎么摔跤了，最厉害的是在初中的操场跑道上飙车，骑自行车冲到最快的时候在拐弯处狠狠摔了一跤，膝盖的皮擦破了足有巴掌大一块，长了个把月才长好。那时记得我是已经收到中师的录取通知书，回去学校把这个消息告诉于校长和老师的，不知为什么我要顽性颇重地搞这么一出来结束我的初中生涯，有时候我自己也有些搞不懂自己匪夷所思的想法和做法。
那之后，基本再没有摔过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