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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入学，颇费了一番周折。
来小学，是因为我父母的一个执念，我有个本家的小姑比我大七八个月，按照年龄她可以入学上一年级了，但我月份小，被年龄卡住了，只能留在幼儿园。那时，父母已经在北边的乡镇生活，他们觉得如果继续有小姑的陪伴，上学放学他们可以更放心。那两年，正是要规范义务教育的起始年代，小学的陈校长坚持我太小，未达到入学年龄，不能上小学。父亲做了个奇怪的决定，买来了小学的书本要求我自己在家自学，如果到时去小学面试，达到了标准说不定我有机会进去。
就这样，面试时我与王老师见了第一面，那一面我记得不太清，大致上要求我做了十以内的几道加减法，然后让我介绍自己的家人，写了自己的姓名。很简单，但我不知这个简单的决定对我个人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王老师说，当时有七八个跟我类似的小孩，都是医院、乡政府或其他事业单位的小孩，当我通过面试入学后，他们的父母如法炮制，让学校给他们开了一次次后门。他们，也成为了六年来相伴成长的同学，一同描绘了后面的精彩故事。当时，她跟我父亲约法三章，如果我在小学表现不佳，学习或者是纪律跟不上，她要坚决退货的，把我退回幼儿园去。
就这样，在家里停了一个星期的学校学习后，我就背着书包作为一个新的插班生，来到中心小学读书，在这里，我遇到一个重要的人，王老师，后来，在初中我遇到了她的爱人，于校长。
王老师是个小个子，一头黑色的短发，身材微胖。接我们这个班的时候，应该正是她三十来岁时间与精力比较强盛的时候。那时的小学，大部分的孩子包括家长都处于比较懵懂的时期，特殊的年代刚刚结束，教育和人才的重要性确实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人们的行动跟思想还没有完全同步，特别是农村。我们这个班的同学一直是加加减减，这个学期有新同学来了，上了一个月两个月，可能又有同学被家长带回去了。而一个班的同学，年龄状况也比较多元，大的小的，相差个三四岁也是很正常的。
回忆起来，王老师的教学举措与她在教育之路上的坚定选择，是我们这帮孩子命中的幸运。她是我们的班主任，任教语文，一年级时我们就严格地学习拼音，学习汉字，并在她的要求下字正腔圆地讲普通话。这些，对于乡下的孩子来讲，并不是容易的事。按照她的口头禅，我们就是一帮乡下生长出来的泥猴，泥猴要登大雅之堂，要把我们的皮刮几层才行。
那时没有砌在墙上的水泥黑板，还是木制的两个脚架着的黑板。上课时，她喜欢拿着教鞭，声音很洪亮地上课。我的个子矮小，一直坐在班级的前两排，我们的数学老师，被我学习的表象蒙蔽，坚定地判断我是个认真听课认真学习的孩子，所以坚定地把他的儿子安排得跟我坐在一起。
但其实，他们很快就略带失望地发现，我在听课时致命的缺点，就是爱走神，虽然人是端端正正坐在那里，但魂早已疏离自己的躯体晃出去神游了。所以，他们经常不得不停下自己的课堂，用着如洪钟的声音，狠狠提醒我，不，有时是我们这一桌。
王老师的发火比较动态，她平时的温婉一下子都不见了，把教鞭扔到前面的脚下，我想估计她还是控制了一下怒火的，不然那个教鞭应该是会扔到我们的头上。她的脸涨得通红，眼睛睁得老大，瞪着我们两个人，喘着粗气，等起码喘到几秒后，才咬着牙说：“我的眼光一直凿在你们身上，你们还不好点学习，对不对起的你们的家长？”
其实，我们在课堂上玩闹的动作很小，几乎无外是一起说了两句小话，或者把下课的小玩具捏在手里你拿一下我抢一下地玩，或者就是对中间三八线的执着，你怼着我的胳膊我挤着你的胳膊顽强守护自己线内的位置。就是这样，形成了老师不能容忍的错误。
但王老师发火，就只有一句话，她不会继续把我们揪出来，也不会把我们的行为公之于众，让我们接受全班同学目光和态度的谴责，让我们羞愧难当，让我们从心底里升起对自己错误行为的厌恶进而产生脱敏的效果，以后不再犯。她不会，就是把教鞭扔在地上，然后咬着牙齿狠狠地说一句。
当我和同桌两个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正襟危坐地认真听课时，她基本就会收拾情绪，继续自己声情并茂的讲课，就当一切都只是个插曲，一切都没发生过。
这也就导致我们这两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在下一次再下一次的课上，这样没有任何质量的玩闹，还会不知死活地继续。然后，在下一次再下一次的课上，我们要再一次地承受她义正词严的批评，然后认真地收敛起来。
学校的老师，并不是都像这样温柔，我们见识过一个个的课堂故事，有些比较激烈，甚至可以说比较凶残，但那时，我们作为孩子基本没有表达自己的意识和勇气。
学校里女老师中，有一对姐妹，而且巧合的是，她们都教数学，她们姓李，我们都叫她们大李老师和小李老师。她们是姐妹，而且在性格上也有个重要的相同之处，脾气大。
我们上一年级时，小学的校舍还没有建好，借了隔壁村里的豆腐坊和村部、牛栏来上课。我们小年级段的在前面条件最好的豆腐坊里上课，豆腐坊的门口地上有一口老井。那时的井基本是最原始的，就是一口一米直径的井，上面盖一块圆形的水泥板或者石板，没有压水的水泵。如果前面的村民刚打过水，没盖上井盖，或者忘记盖上井盖，这口井就成了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
小孩似乎会对黑漆的地方或者不明的洞口有些天生的探索欲与好奇心，老师提醒了不能在水井的周围玩，下课后我们就不管不顾地越来越靠近水井，甚至男生会在打开的井沿上单脚行走，秀一秀自己的平衡力。老师看到会大力喝止，但也总有没有看到的时候，或者因为制止无效在某个时间放弃提醒的时候。
那天，一个叫小飞的男生，正在男生的怂恿下，一步跨到井沿上准备表现一下自己的奇技，一个身影从我们身边飞般冲过去，揪住他一把拖了下来。
“不走了不走了，放了我放了我。”小飞的惨叫声传来。
“还敢不敢了，啊？我看你皮痒！”是小李老师，她是小飞的姑姑。
“不敢了不敢了”小飞的求饶声和惨叫声沿着他们离开的方向往前走。
“我的耳朵耳朵”小飞屈起自己的上半身，耸起肩尽量让自己肩膀凑近耳朵的方向，好似这样就可以把耳朵承受的撕力能够减轻一点。他的脚也往上提，好似要把自己的身长缩短，这样，在耳朵这个唯一的受力点上，承受的力气就可以减轻一点。但无奈，全身的重力都在一个点上的话，怎么样都无法减轻力量，全身的受力都在脆弱的一个点上的话，这个点的崩溃是必然的，而且越挣扎就越疼。
就这样，当他惨叫着被放下时，他嘶吼着用手护住耳朵，跺脚狂跳，但没有任何人敢靠近他，即使他姑姑已经放开他离开了教室往办公室走了很远。
第二天，他的耳朵上包了厚厚的纱布，半边脸也肿了老高，一直包了快两个星期，拆开之后，我们看到那个撕裂的伤口，起码有一两公分。
后来，再也没有男生敢站到那个井沿上耍宝了，小飞更是不敢，而且他平时顽劣的习性好像一下子改了不少，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这是亲人之间的管教，有时也需要暴力和蛮横，道理才能通过教训进得了我们这些泥猴顽劣的内心。而另外一些时候，有些管教就没有这么深情，或者说这么可爱了。
那时，我们班上有几个女生，个子高，人很瘦，衣服裤子总是嫌短，吊在身上。她们的脸和手总是洗不干净的样子，有时手上手腕上还有这样那样的伤疤，不知是什么东西刮伤，她们也毫不在意，长着手脚坐在教室的后排，话很少，虽然个子高，在教室里的活动可以少到让人注意不到她们的存在。
而她们，也常是被批评的对象，被批评时候，总是垂眉顺眼的样子，表现出不表态不抵抗，看似无所谓的态度，可能因为这个不恰当的态度，又间接地加重了自己受到责罚的力度。
学校里的玩意总是按照某种神秘的规律在更换，有时候是折纸炮，用废纸折成四方的形状，把边沿折得卷翘起来，然后两方的纸炮互相甩到地面，谁能把对方的纸炮掀翻就赢了。有时候是做刀具，用家里的锯条磨尖磨利，再用木条或者铁条把它组装成一把小型的弩形的武器，在追狗或者攻击自己的仇敌时用一下，不过这样的劣性不算多基本是不会对人。有时候做乐器，用芦管做笛子，或者有动手力强大的男生做简易二胡，能拉出点声音虽然嘶哑难听。那时没有各种培训班课程，没有太多作业，一天的作业可能一页练习本就可以写完，大把的时间用来琢磨这些无用但有趣的，让人乐此不疲的东西，大人忙他们的，没时间管我们，我们自得其乐。
有段时间女生之间流行编织的小手艺，从大人的针线筐里偷点毛线，用短的毛竹针反复横织，胆子大的毛线够多的就织围巾、手套，线少的就过过瘾，织一种叫发带的东西，如果你对发带没有印象，搜一搜七八十年代港台流行歌曲，MY里穿着牛仔背带裤，上身穿宽松蝙蝠衫的女星，烫的短卷发披散在肩上，她头发上围的就是发带，也可能是一根丝带或者发箍，就是那个。
学校的流行玩意开始星星点点，慢慢就蔓延到几乎整个校园，所有的教室。但每个女生做这件事的方法不一样，成绩好些的做得隐蔽，动作小，不易察觉，而且不会明目张胆地来，也会控制时间和时机，不会沉溺其中而不自知。
那天，当一个高个子叫小红的女生被老师在课堂上当场揪出来的时候，好似我们对她没有什么同情，可能她上课时已经忘乎所以到忘记了老师存在的程度。
老师把她从座位上揪出来，同时掏出来的是她抽屉里一堆的毛线，还有用来替代毛竹针的短树枝，毛线是被拆过很多遍的，虬曲得像一堆乱麻，有被虫蛀过断断连连的已经发黄的白色毛线。一点不漂亮不光鲜的一堆被翻出来，就像暗淡的垃圾一样，散落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去动，就像她像小鸟一样被揪出来的狼狈与尴尬。
钩钩钩，上课是干嘛来的，啊？钩这个东西有前途吗，啊？没一点出息的东西，你是钩了来干什么用的，是用来上吊的吗，啊？
她被揪着衣领从教室后面拖到前面，她的衣服很旧洗得很薄，一点不称体地应付着这个巨大的拉扯。我们被突然发生的冲突吓坏了，都像是被钉子钉在了座位上，大气也不敢出，没有人说话，因为我们的抽屉里，书包里都有跟被拽出来的东西类似的，花花绿绿的一团。她被揪住，就好像我们也被揪住了一样，精神高度紧张。
我认识她，她是我们村的，叫小红。
她家很穷，父母生下她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给了村里另外一个男人，生了儿子生活过得还不错。她的祖父母在如皋城里据说给人看门，平时家里就她一个人生活，有个伯伯伯母照看她，应该是照看得不怎么好，那个年代，自己一家人吃饱就算是不错的生活了，哪里有多余的精力来管一个外人呢。
瞬间，我们看到老师把她的辫子揪着，往教室的门框上撞，那上面有一个挂记录本的钉子，记录本是用来登记班级卫生和纪律的。钉子不是很长，但已经锈蚀得呈黑色，哐哐哐地砸上去应该会很疼，很快她的额头上就红了一片，有一点泛红的横线，没有血珠，应该是没有破皮。
哐哐哐，哐哐哐，激动的场景还在继续。
她一点没有哭，也可能被吓坏了，也有可能想着任由这个场景继续吧，她没有停止它的勇气和能力。哐哐声没有持续很久，可能那个老师也累了，或者感觉这样也不能解决办法，遂放开她，她也没有太多激动，面无表情地回到座位上，面无表情地把地上的一堆东西收到抽屉里，继续上课，当老师的声音响起，我们继续听课，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放学后，只有那几个高个子凑在她身边，小声地说几句，陪着她走出教室，这件事就平息了，校园很热闹，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发生，她的风波就像阳光中泛起的浮尘，很快消散。
那个学期结束，小红就退学了，没有再回来上学。村里乱七八糟的传言总是纷纷乱飞，等我上六年级，上初中时听说她去了如皋城里接替了她爷爷的工作，但是听说她也做一些很能来钱也不那么漂亮的活；等我上师范时，她妈妈说她回来过，嫁给了一个卖鞭炮的小老板，生了一个儿子，日子过得不错。我像她妈要了号码，有次回学校途中去了她家，家里有一栋三层的小楼一栋平房，平房是做鞭炮的仓库用，小楼很新挺敞亮。她的丈夫个子不高，人瘦，皮肤黑，善良而热情，儿子白胖大眼睛长得很像她。那天，我在她家吃了晚饭，她丈夫做了一桌家常菜，简单味美，吃完饭，她丈夫开摩托送我回学校，离师范也就十来公里，很近。离开的时候，我想她就像是开在乡野不引人注意的野花，身形小，色彩淡，但她不怨不艾，在边边角角过自己的日子，也挺好。
那天吃饭的时候，我问她还记得电影院里的事吗？她说不记得了，上学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印象不深。
我记得那是学校少有的一次组织看包场电影，名字叫《妈妈再爱我一次》，是个很悲情的电影，观影的体会很深刻。但对于我来讲，印象更深刻的是，我晕场了。以前的电影院可能为了保持良好的隔音和音响效果，有一个规范化运动场大的硕大的电影院，只在极高的四面墙上开了很小的几扇窗，电影刚开始播放，还随着电影的情节投入进去，没有觉得异常。但电影进行到一半时，就感觉自己似乎有点憋闷，那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继续跟着看，直到电影片尾曲响起，人们陆续起身离开，我站起身，才感觉到天旋地转。似乎有人狠狠掐住的我的喉咙，又用块大石头压住了我的胸口，让我一点气也喘不上来，腿一点力气都没有，好不容易跟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往外拖着走到室外，我赶紧走到一边，墙角的地方，抚住自己的胸口，想尽快地透过气来。
如果有一条鱼离开了水面，在干涸的岸边苟延残喘着等待一点水的浇灌，等着能够有个神力把它再次丢到水里，我想我那时的状态就像极了这条鱼。我狠狠张大嘴巴，用力地呼吸，用力地启动自己的呼吸机能。几分钟之后，心口好似撕开了一个空气流动的小小口子，我可以细小速度地呼吸和喘气了。但片刻之后，喉咙里酸水翻涌，一阵疯狂的呕吐抓住了我，一阵猛吐，五脏六腑都差不多全吐了出去。
老师正在整理队伍，要把我们带回去继续上课，快点，不要掉队啊，前后的同学看一下有没有谁没回来，人齐了我们就走啊。听声音离我只有几步远，但我在心理距离上像是跟他们隔了一个世界。
“小夕，你怎么了？”一只手在我的后背轻抚着，她弯着腰，探头看着埋头努力呕吐的我，是小红，这个平时在班级教室很透明的高个子女生。
她把自己的水壶拿来，旋开盖子给我喝了几口水，扶住我叫我尝试站起来，站起来后她大力地一下下抚顺我的胸口。她的关切的眼神一直看着我，虽然，她的这些动作应该是根据自己不多的生活经验随机选择的，但经过她一番操作之后，我神奇地好了很多，起码汹涌的呕吐停止了。
小红，小夕怎么了？老师看到了我们，扭头问。
老师，小夕她不舒服，能不能你们先走，我陪她一起慢点走。
好吧，你们在后面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她一手扶住我的背，另一只手拉着我的手，慢慢地往前走着，她的手不大，很瘦，但她的手很有力气，我又像回到了水中的鱼，恢复了脚力也回复了自如的呼吸，虽然胸口还是很闷有点难受，但基本上算是回到了人间。
她零零碎碎地跟我讲话，讲了很多，但没有什么思路，看上去她是在努力让我能够不去关注身体上的不适，虽有点笨拙，但是很真诚。
那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上学放学，经常喊着一起。课间玩耍，我也拉着她，她会很多我不知道的小技法，还有不少生活中的小技能，她都会悄悄告诉我。
那天，当她被老师揪着头发往墙上撞的时候，我的心里像有只小鼓激烈地敲啊敲，我的脚上像是按了个控制不住的弹簧，想要立刻弹起来冲上去，保护她。但我又被一股不知名的力气死死按住，我的口张大想要喊出声，但像是被什么控制住，一点发不出声音。她的头每往墙上撞一次，我的心里就被狠狠地撞击一次，可我无法做什么，无法说什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看着她在这样的境遇里沉下去沉下去，看着她像一张没有力气的纸片在风里飘舞，正面反面，不自控地舞着。
甚至，当她回到座位，直到放学，我也没去看她，没有找她说一句话。
老师曾经找我谈过话，意思是，不要跟不太适合的同学走得那么近，要注意自己课余时间的把握。奶奶也直接地跟我说过，上学放学不要跟那些小孩一起走，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面瞎晃。没办法，我是个听话的孩子，在他们的要求下，我必须听话，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必须追求一种叫做前途的东西，要舍弃一切与前途无关的东西，或者说是可能会阻碍我走向那个前途的东西。
那个假期之后，她就没来上学，奶奶说，她在如皋的爷爷退休了，门卫的活儿可以找个人去顶，就安排她去了。那时，对于一个六年级的孩子来说，觉得有个工作呆着也是不错的事，就像上学一样，有个地方安置，就是不错了的吧。小红，遂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后来，我上大学，之后工作，离开家乡，没有再联系她，只是回乡时经常问母亲是否知道她的情况。母亲说，她又生了个女儿，之后，男人得癌症走了，她丢下了孩子，离开了如皋，不知去了哪里，不知现在过得怎么样，她妈也不知道。
她终是像蒲公英一样，乘着风飞去了不知的地方。
我还记得那天在电影院，她弯着腰，看着我，问：“你怎么样？没事吧，我带你出去。”她拉着我一起往外走，阳光通过影院掩着的门照进来，照着她稀疏的头发，她围在亮黄色的光圈中，那么温暖，那么美好。
一条有龙的墙
到现在我还记得陈校长说，要砌一条有龙的院墙。
中心小学坐落在乡政府隔条河的西边，前后共五排瓦房，前三排是教室，第四排是办公室，最后一排是教师宿舍，以中间的中心路为界，前面四排呈中心对称的格局。从大铁门进去，教室的前面，还有一条人工河，中间架了一座小的水泥桥，在河岸上种满了垂杨柳、桃树、李树等春天煞是好看的树木。在当时的乡镇中学中，韩洋中心小学应该说可以算是一所漂亮的小学了。
那时，学校的整个校舍基本已经建完，六个年级都已经搬到了新教室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有一段时间，早上经常看到陈校长捧着早晨的粥碗，站在晨曦中，看着东边慢慢升上来的太阳，对我们这些从他的身边小跑去教室上课的毛头说：“我要砌一个墙，上面有龙的墙！”
有龙的墙，那是个什么墙呢？有小毛头停下来，也顺着他眼睛所看的方向望过去，没有看到云，也没有看到龙，只看到刺眼的阳光。
龙诶，很厉害的，校长说要砌个有龙的墙，他就一定能砌出来，校长是最厉害的人啦。
大家嘻嘻哈哈讨论着往教室跑，书包在屁股后面拍打着，啪嗒啪嗒。很快，就把这个有龙的墙忘到了脑后。
清晨的读书声很快在各间教室里升起来，有时候不像是读书，像是在吼着，老师会比较迟进教室，有时进教室还端着早饭碗。早读的时候，课代表在稀稀拉拉收作业，作业也不多，可能就是一个练习本上写半页纸，语文数学一起写。英语课是没有的，那时还没有。
作业少也有个原因，一年级的时候家里还没有拉电灯，照明有两种灯，煤油灯和沼气灯。那时什么都上计划，或者是很贵，煤油灯要为晚上家里的一切活动照明，就显得极其珍贵。所以，基本上老师也比较体谅地布置一点作业，意思一下。实际上，那时候除了课本，基本没有什么学习资料，要用的试卷都是用钢板刻，然后油印得乌黑的卷子，油印也很金贵，这就直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足够轻松快乐的学习时光。
陈校长据说是我们北边的北边，翻身村人，长得黑瘦，光头，戴着黑色圆框的眼镜。他的眼睛很圆，总是瞪着又含有些笑意地看着我们。那时，我们的老师基本都是村里或乡里的人，有些还沾亲带些故，有时候放学跟小伙伴玩耍闹得晚一点正好碰上顺便来家的老师，家长客气地打个蛋茶或者泡个糖馓子招待，都是常有的事。所以，那时的老师既是老师，又是亲人，大家就都像在亲人们的眼光下，或者用王老师的话，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长大，自己有个几斤几两、资质是拙笨还是优秀，早就在他们的一本册子里点得清清楚楚。我们上学时，无需掩饰，也无需编谎，基本还是实事求是地上学，实事求是的意思是，想学的就学，认真听课写作业，不想学的，也就实事求是地顽皮，也不装不掩饰，明明确确地摆烂。
但我们看到陈校长的时候，打心里都有一种感觉，就冲着他微笑着站在校门口迎接我们，我们要做出起码自己最好的样子来，不能辜负这个伴着清晨阳光面对着我们的笑容。
那时的老师们，跟现在的老师有一个本质上的相同点，就是从内心里都是很单纯天真的人，他们愿意相信我们身上的称为优秀的东西，哪怕我们穿着的衣服简陋至极，哪怕我们的脸上总是像花猫一样泥污斑斑，他们还天真地相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就像这日日东升的太阳一般，总是在爬升，在走着辉煌的上坡路，即使我们并未像他们想象的一样，即使我们在他们眼前上演着斑斑劣迹的罪行，在根性深处，他们似乎认为我们的未来有一切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中，坏的差的恶劣的，都屏蔽在外。他们是一群天真而单纯的人，不知是否是特殊年代结束了，大家愿意相信教育恢复与复苏后的繁华景象，或是大家对教育这件事的热忱与热爱使得他们爱屋及乌，把这些热忱与爱放到了我们的身上，从这点来说，我们是极幸运的。
孩子，你们要为改变命运而读书，你们要走出农村，走向城市，你们要做改变你家族命运的那个人。一年级时，王老师就这样告诫我们，虽然我们都还听不懂。
导致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农村是差的，是我们要竭力去脱离的，要努力走出的。直到数年之后，去到更多的省份，去了一个个可谓的大城市，我才发现其实自己身在的农村，已经是全中国不算差甚至与全国大部分农村相比都算比较好的佼佼者。小时候我们那么拼命的要脱离的地方，其实已经以它丰实的物质资源、丰富的精神财富滋养出了我们强壮的身体与内心。
所以，当陈校长说，我要砌一条有龙的围墙时，我们都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希望有这样一个标识性的围墙，我们每天在它脚下走过，就可以有朝一日，像诗里说的大鹏一曰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真正地出息，飞出农村，成为村人乃至乡人的骄傲，做一番事业和成就。
我们都听得懂，哪怕那些他眼里的调皮鬼，都听得懂。
那时好似建小学的校舍，资金也未必容易，等这条带着龙的围墙砌好，已是半年之后，我们看着它一点点地呈现，就知道它位于教室和操场之间，围墙的顶部做成了像波浪一般蜿蜒的形状。等到墙面都砌好之后，有两个技术娴熟的工人，用了水泥在围墙的顶端，塑出了两条似龙非龙，蜿蜒的形态，很难说像不像龙，但那样可能更有象征性和意蕴，如果哪个学校一进去，有一条隔墙，上面生龙活虎地伏着两条龙，你一定会吓一跳觉得有点唐突！我们觉得这样很好，我们每个上学的孩子都知道那是两条龙，但外人又未必能够完全看出，是不是很厉害？
不过后来，我们揣摩，这两条似龙非龙的形态，可能也因为工人做不出来更像的，谁知道呢？
总之，院墙完工之后，我们每次从那下面经过去操场做操，大家都很雀跃，正通过的时候一个个小伙伴都一改前面的嘻里哈拉的样子，正肩收腹、昂首挺胸，那姿势那神态，好似自己心里就蜷伏着一条了不得的幼龙，正等着有朝一日成长到具备了条件时，腾空而起。
小学的高光时刻
现在有个时髦的说法：高光时刻，在人的一生中有那么几个时间，你被推到了自己所处境遇、所在领域的最高点，你感受到了成功、尊严、快乐，这种境遇造就了某段时间中情绪感受的巅峰，这就是高光时刻。
如果说小学时段中，属于我的高光时刻，有三个：
拥有小鸟玩具的时刻。那时父亲应该是刚去南通党校学习培训，有一次农忙放假回来，他从黑色的手提包里拿了一个小东西给我。父亲沉着声说：“小夕，送你个玩具。”他没有说礼物，直接说是玩具，不要奇怪，我们平时的对话就是这般，严肃而淡定。我知道是礼物，内心很激动，但表面装作很平静的样子，蹭到他面前，双手接过黄色的一团，很快地闪后，跑掉了。
“这丫头！跑什么！”奶奶在身后嗔笑。
跑到门外，院子外，他们看不到的地方，我悄悄地把手打开，看着眼前明亮的小东西。玩具由两部分组成，前端是个柠檬黄色的小鸟，小鸟制作得精细，头部肚子眼睛翅膀都栩栩如生，小鸟的尾巴后面有个推杆。这个推杆设计有点像打针的针筒推杆，食指与中指两个手指的关节夹住，大拇指把杆往前推。这时，就可以看到小鸟张开黄色的翅膀扇动着，开开合合，煞是精彩。在现在，这个玩具的精细程度应该已经远远落在电子玩具之后，但在当时，小伙伴们还在用地上捡来的石子玩“捉狗”，用家里男人们抽烟的烟纸壳叠了三角形的“甩炮”来赌输赢的时候，这样的玩具不能不说占据了天花板地位了。
从自己的手心里看到这个精致的小鸟的时候，似乎是暗淡的生活里突然闪过了一束阳光，我的眼里心里一下子被这抹亮色塞满了。
一只明黄色的可以自动破壳的小鸟，这在当时石头、泥巴、木棍做的土玩具中可谓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开始的时候，很多同学和朋友想借这个小鸟去玩，我太珍视和舍不得了，于是让他们抓阄按照顺序每个人玩五分钟，玩了一轮之后我就带回去放个三五天，让小鸟休息一下，之后再从家里带出来。
借着这个小鸟的红火程度，我也在班里大火特火了一把，直到那个小飞，他的大姑姑小姑姑都在我们学校的调皮男生从他姑姑那里讨了一个彩色的铅笔盒之后，同学们对我的小鸟的迷恋才转移了对象，移情别恋了。
第二个高光时刻，得了讲故事比赛全县二等奖。
讲故事比赛我是跟同班的另一个男生一起参加的，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写过他。在西场片的预赛中，他得了特等奖，我得了一等奖，我自认为他的故事讲得比我更好而且他的外在形象跟他所讲的故事《猴儿吃西瓜》中猴儿的那个调皮顽劣的形象更切合。不过，他在片里得了特等奖，但到县城去比赛的前一周突然得了痧子不能外出参加比赛，只有我一个人作为学校和乡里的代表参加了这个比赛。
王老师是在我们韩洋中心小学第一个认真推广普通话教学的老师，在一年级开始我们就在她认真而严苛的要求下学讲普通话，可能这也是我们能够在高手众多的这个比赛中轻松出线的原因。
具体比赛的过程记得不是太清楚了，当时我上二年级，比赛分为两项内容，一项是朗诵一篇指定的散文，第二项是讲自备的故事。第二项我不怕，为了这个比赛，我准备的故事已经在班级、学校、西场片讲了不下于五次，已经讲到足够字正腔圆声情并茂，这一项的比拼我是不太担心的，对于参加这个人数比片内更多，场面更大的比赛倒也没有太多紧张，可能那是二年级的我还没有学会紧张。
在朗诵指定散文的时候，有个字难住了我——“凝望”。我在二年级学过“疑问”中的“疑”字，但“凝”是三年级学习的字，从保稳的角度，我仍然按照已学过的字模拟着读了个“yi(第二声）”，这个字音读错使得我错失了第一名，只拿到了县里的讲故事比赛第二名。得知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看着王老师失望的眼神，感觉自己真正愧对了她的悉心教育和指导，无地自容。
“没事，小夕，我就估计你这个字可能会读错，没关系的，你才二年级，这个词要到三年级才学，不怪你，下次再冲刺。”她严肃地说，嘴角含着一点与以往不同的微笑。
颁奖时，县里教育局的领导给我们获奖的同学颁发奖品与奖状，那时我的个子很矮小，也没有看到左边走上去表彰舞台的台阶，以为是从中间直接跨上去舞台。
舞台的高度已经到了我的脖子，站在台前双手攀着舞台的边沿没法爬上去，正手足并用地试了两下都没法爬上去。一双厚实的大手夹着我的胳膊把我抱起来放到舞台上，一抬头，是准备颁发奖品给我的领导，他含着满满的笑意，我慌忙看向台下，王老师也咧着嘴笑哈哈地看着我，前面几排的人都笑哈哈地看着我。嗨，够糗的了！
那次的奖品是一支钢笔，笔壳上印着豹纹一般的色彩和花纹，这个钢笔我很珍视地使用，不肯借给任何人，他们只能把这个承载着荣誉的宝物借过去欣赏，但绝不可能允许他们拧开笔盖书写一个字。不过，最珍视的东西往往会不知下落，这个笔也是如此，半年之后就不见了踪影。
敲锣打鼓送回家
小学毕业时被敲锣打鼓送回家，是我那时最大最闪亮的高光时刻，身处其中时的激动与喜悦，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那种自豪与快乐无与伦比，后来回想，我想是当时的小学、全乡、全村的人们合力办了这一个盛大的仪式，对于积极成长中的孩子，给予了最大的尊重与褒奖，就像一幕盛大的剧，全乡人，全村人，用了六年时间来筹划，来准备，在小学毕业的时候，给予我们。对此，我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
每年的六月份，在一个月之前，爷爷就会在吃饭时说，过一个月，谁谁家的小孩这次要敲锣打鼓送回来了。他说是向往的表情，和奶奶咪咪笑的样子引得我好奇无比，这可是小学六年最好的学生才有的哦。有校长、老师带着，有锣鼓敲着，扛着红旗把他送回家来呢，啧啧，多荣耀的事！我家小夕也争取将来被敲锣打鼓送回来，奶奶的神补刀把我小学毕业时的光景做了一个畅想，也顺便被爷爷定为了我的目标。
说实话，在小学时，成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爷爷奶奶没有对我的学习做过任何具体的指导，似乎他们也没有检查过一次我的作业我的课本。但细致想来，好似我小学时的学习，爷爷都了如指掌。
虽然我基本会上课尽量认真听课，回家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但态度上的起伏还是有的，那时下了课玩的各种有趣的玩意，课后在书包里悄悄藏的画书，还有藏着掖着的针头线脑，我也还是有的，悄悄抄的流行歌曲的小本子也有。实际上，我真怀疑，老师们也知道我有这些小秘密，看破不说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而已。
那时的考试很少，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但课堂的默写那些还是有的。大概隔两三个月，就是一个循环的周期，可能我这个顽劣性不改的丫头，狂妄的尾巴藏不住了。基本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接受爷爷的审讯。
放学时，他站在厨房的门口，凛利的目光一直盯着我趟着自行车进到院子，把车拿进屋，打好。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能在我身上剜出肉来的目光下，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时奶奶也一般奇特地消失了身影。我主动走到爷爷面前，如果他的手里恰好还拿着一根桑条，那完了，今天一定是要暴风骤雨了。
来，你过来！你给我好好想想这段时间你怎么样？
……
不用我说，你自己想想，学习怎么样？
……
我不去你学校都晓得，从你每次回家来的样子，就晓得，狂得没得命，我就晓得你不好了。你狂得没得魂，啊，我晓得。你自己说，你这段时间的学习怎么样？
……
你就是有根狐狸尾子，我不找你，你就翘起来。啊？
……
你是一考好点就骄傲，啊？你们班上聪明的伢儿多呢，你以为就你一个，啊？皮痒呢，你！我晓得你，不修理修理你，你就翘尾子，你就要退步。果然啊！魂掉下来了嘞！
……
哭哭哭，哭有甚的用，哭能把成绩哭上去。啊？
他每吼一句，桑条就用力地在桌面上抽一次，啪啪啪！那桑条劈里啪啦响在耳朵里，打在心上。心早就皱缩起来，又被桑条打得七零八落，还得赶紧紧凑起来被训斥，简直像是把颗小心脏扔进了正在翻滚的粥锅里，七上八下，起起伏伏，滚烫难耐，痛苦万分。
等我哭哭啼啼，他的桑条在激动的面容下快要抽到我身上时，奶奶总会在我背后出现。她爷爷，不要打了，把伢儿吓着，你看吓成什么样了。我小夕这么乖，肯定会听话的，是不是啊？小夕，快点跟爷爷说自己要好好学习，快点认错。
奶奶的声音很小，但像一双极温柔的手，抚过了我的心，也抚过了激动的爷爷。
“哐当”桑条被扔在桌角，爷爷拿起水烟斗，咕嘟咕嘟坐在门边的板凳上抽水烟了。
历劫结束，我做自己的事去，那之后的下一次考试，我一定会把落下的名字全补上去，甚至会再往前走一点点。
你看，她就是夹着个狐狸尾子，要经常拽出来，杀杀她，才有出息。爷爷跟奶奶嚷着说，奶奶没答他，可能觉得他说得对。
就在这样数次的历劫下，我的成绩动态性地持续在全班也就是全年级前三名内，爷爷认为我完全具有这个潜力，能够在小学毕业时享受敲锣打鼓的待遇，也是件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上五年级，快升六年级的那个暑假前，亲眼观看了一场。那时桥北的小伟，一个从小聪明的男伢，他比我高一个年级。那天上午，凡是关注这件事的人们已经打听到学校送他回来的时间，在此之前已站在靠近路边的位置等着了。远远的，在一二十分钟之前，就听到一阵喧闹声传来，声音时隐时现，因为距离远，不那么真切。十分钟后，视线中看到熙熙攘攘一队人来到北边大路的转弯口，才能够看清这支队伍。他们往前行进的过程中，逐渐看清队伍的组成，最前面的是名鼓手，敲着挂在胸前的大鼓，鼓很大，估计得有胳膊合围那么大，咚咚咚；之后是六个唢呐手，鼓着腮帮子吹奏，都是学校平时教的曲调昂扬的歌，虽不那么整齐，但气势很强；再跟着是两个敲钹手，巨大的钹几乎遮住了他们的上半身，擦擦擦。很是热闹的一队后，就是他了，他的身上斜戴着又长又宽的红色绸带，上面是几个黄色的大字“全好毕业生”，他时而高昂着头，用眼神掠过围观的人们，像是在人群里找熟悉的小伙伴的面孔，时而嘴角含笑地低着头，好似对自己此刻的荣耀有点不适应，有点腼腆。在他的身旁，是陈校长，和他的老师们。他们一律穿着正式的衣服、长裤，不时看着路边的村民，朝他们挥挥手。
这个队伍在石子路上缓缓走了二十分钟，才到他的家。他的父母早就在家里准备好茶水，等着队伍的到来。待进得他家，陈校长还会郑重地颁发给他一张“优秀毕业生”的奖状，那时他的家里，叔伯姨婶的亲戚邻居站了满满一屋，在赞叹声啧啧声中，校长和老师们喝点茶水，吃点糕点，也就低调地告辞了，握着孩子父母激动地紧握的手，他们说，孩子自己有出息，大有前途继续努力。在一应人们的目送下，一队人继续步行回学校，再送下一个优秀的学生。
参与其中的人们，无不是沐浴在一种对学识、对知识的尊崇中，看着这一队表情谦逊持重的校长、老师们，人们的眼中无不是满满的尊重，与敬爱。
说实话，对于这一刻，我是很向往的，所以，我一直给自己订了一个目标，六年每个学期拿到三好学生，十二个学期，一个都不能缺；同时，成绩要稳定保持在班级前五名。这是能够享受该待遇的起码标准，而且缺一不可。第二个条件我基本可以满足，第一点，真的像是一个紧箍咒，让我把自己的狐狸尾巴经常夹紧又加紧，像爷爷说的，时常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哪里做得不够到位，是不是什么我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会让我错失某一次的三好学生，也最终错失这个我极其想得到的荣耀。我把每学期的奖状请爷爷打糨糊，按序贴在厨房的墙上，经常看着，等待着一个个学期结束，把那个预备贴奖状的位置填上。
事实证明，即使我是个顽劣的猴子，即使我不自知地拥有着一条劣性难改的狐狸尾巴，但通过自我反省与桑条下的督促，我确实可以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能够达成自己目标的，优秀的人。
最终那天，我是怎样在鼓号队的吹吹打打下，在校长和老师的簇拥下，回到小院，回到爷爷奶奶面前的，我真是没有什么确定的印象了。只记得当时自己很害羞，眼睛压根不敢看路边的人，即使有小伙伴在前面后面喊我，我都不敢转头看他们。回到家里怎么从陈校长手里接下来奖状，然后又双手交给爷爷的，我一点不记得了，完全像是被罩在一层云雾中，只凭着本能在做着固定程序中的动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恍如梦中，可能会比较准确。
但那一天，我知道，达成了自己目标的感觉，还挺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