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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母亲一早打电话来，我愣了一会才接，这段时间看到手机里是老家的电话，她心上都会担心是不是爷爷有什么状况。“小夕啊，你爷爷想吃米粥，能不能给他吃点啊？”电话那头母亲语气焦灼，估计是她跟姑姑吃米粥，爷爷看到了，也很馋这一口，想吃。
在江苏，米粥是人们早晚吃饭的主食，从小吃到大，人们对米粥的感情是很深厚的。
“我问问医生啊，我感觉给他吃两小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他插着胃管，但两小勺量也不大，应该没事的。你先喂点给他吃，不然他要着急了，我问了医生就打电话给你啊！”
挂断母亲的电话，立马联系杨医生。
医生听她讲老爷子想吃东西，语气里很高兴，“好啊，病人想吃东西是个好事，你们可以喂他吃点，也可以试试把胃管拔了，他自己有吞咽能力吃东西更香，插着胃管会不舒服。”
“哦哦，好的。”
“现在老爷子有没有能摇着坐起来啊？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试着把床背摇高一点，让他靠着床背坐起来一会。喂东西给他吃的时候，床摇起来的高度起码要到三十度以上，这样防止呛食。”
“好的好的。”
“胃管很好拔的，把鼻子下面贴的胶布撕掉，轻轻一抽管子就抽出来了。另外，你们也要开始训练他自己排尿了，出院的时候医生有没有教你们怎么训练他排尿？有个夹子夹住的，夹住一两个小时再放开，帮助锻炼膀胱的肌肉。”
“医生，那什么时候可以把尿管拔了呢？”
“要等到排尿训练已经成熟，他自己可以做到隔段时间再排尿，而且，他能清晰地表达要小便的意思，能清楚地告诉你们，他要小便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拔了。”
“哦，那其实还是需要不少时间的了。”
“是的，这个急不来，慢慢来。有条件才试试，没有条件就按照现在的护理就行了。”
我听得出来医生对于爷爷的康复还是抱有信心的，可能每个医生都对病人的康复抱有很大的期待和意愿。杨医生跟很多媒体上描述的医生不太一样，短短时间的接触，她和妹妹包括家里人都充分地信任他、尊重他，这是建立在他对病人及家属耐心细致的对待分不开的，对此，我也深感感激。
我把医生的话转述给了母亲，下午，母亲和姑姑就给爷爷把胃管拔了。同时，她也庆幸自己坚持买了这张电动的护理床，基本病人需要调整的方向护理床都能够做到，而且可以按遥控器按钮，病床自己调整过去，这大大地减少了母亲和姑姑的工作量。
但是，爷爷病情康复的反复也是让她们没有预计到的。第三天下午，母亲又打电话来，说爷爷每天只吃很少的东西，不吃粥不喝汤，只是想喝牛奶，喝得也不多，一天没喝到一盒的量。
“你问问医生这该怎么办？上次他说情况好，我们把胃管拔了试试，现在胃管已经拔了，他自己不吃东西，营养跟不上，这怎么搞呢？”母亲把小度打开，打视频跟爷爷见了一面，爷爷的精神状态确实跟前两天相比差了不少。打电话的过程中，姑姑喂了爷爷一点牛奶，刚喂进去，他又咳了出来，表情痛苦。
喊丫头来见老爹，见到小丫头，爷爷喊着她的名字，精神头好了一点。
从生病以来，爷爷总是迷迷糊糊，就是看到两个人能清楚地喊出名字，一个是我自己，还有一个就是丫头。可能古灵精怪的小丫头让病痛中的爷爷能够暂时地忘记病痛，放开病痛跟小家伙对话，但每次对话也就是一两句，而后他又会陷入迷迷糊糊的状态中。
当年奶奶生病，也有这样的过程，在好转与恶化之前不停地反复，但可能因为奶奶生病时没到八十岁，而爷爷现在已经九十多岁，年龄和体质的差异，使得爷爷的病情波动跟奶奶相比要更频繁也更严重。护理与照顾的人心情也会跟着他的病情起伏而波动，这些我都清楚，但自己不在家，只能通过咨询医生再转告的办法，起点作用。
打电话给杨医生，他说可以再把胃管插回去，人民医院有这样的服务，他发了一个电话号码给我，叫我有需要就联系这个王医生。
想着爷爷已经有一两天没有吃多少东西，中午午休的时候我就打通了王医生的电话。电话刚接通，听说话声音她就知道对方是自己回去的第一天遇到的那位女医生，当时她简洁清晰地跟她说了爷爷的情况，是个很利落的人。
我把大致的情况跟王医生说了一下，她立刻知道是哪位病人。哦，你们是不是那个老人家的孙女，两个人都在外面工作的，你是大孙女？是的，我就是。那老爹现在是谁在照顾？我告诉她家里的具体情况，哦，你们也不容易啊，都在外面工作，平时也不在家。这个老爹挺厉害的，九十多岁能醒过来现在还能出院居家护理，已经很不容易啦！
这次爷爷生病住院，真是深深感觉到家乡人之间的关心和温暖，医生和病人家属之间不再是冷冰冰的关系，他们都能清楚地记得每位病人的具体情况，能够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惦记着询问病患的家庭情况。年轻的时候，经历这些她可能并不会有太大的感触，但现在四五十岁的人，能够在这样的时候得到陌生人的关心，让我觉得是一种莫大的温暖与幸福。向王医生表达了感谢之后，我就简单叙述了找她的目的，想看看有没有办法去帮忙再给爷爷插胃管。
“哦，可以啊，我本来今天下午休息，如果需要的话，我下午三点钟可以过去，你告诉我地址，我自己过去。”
我表示可以给她打车，从她家楼下出发接过去，插完管之后再打车回她家。但这个建议被医生坚决地拒绝了，她说在上门服务费中已经包含了交通费用，没有再让病人一方另外支付费用的道理。我坚持了几次，王医生都拒绝了。之后，她问了到我家小区的公交车是几路，到哪里下车等等细节的问题。因为已经是中午，跟医生说完坐车细节后，我不好意思再耽误医生午休的时间，反复致谢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转头给母亲打电话，把跟医生联系了插管的事告诉了她。
“你想再给他把胃管插回去？我不赞成这样做。”母亲是个表达态度很干脆的人，直接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小夕，你爷爷插着管子，即使每天把营养液打进去，不饿了也保证了营养，但是这样插着管子的感受肯定不舒服，他要插着管子到什么时候呢？”姑姑说话比较慢，她慢条斯理地把想法说了出来。
“但现在医生说插管后打营养液进去，可以保证他的营养，有利于他的康复呐。”我说话的口气也没有那么理直气壮了。
“你是出于孙女的一片好心，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是你也从爷爷的角度想一想，他九十多岁了，这么大年纪，身体这么虚弱，再插个管子折腾他，我们看着也不忍心。你再想想，你决定怎么做，我们不会拒绝，但是插管这件事还是建议你再想想。”
母亲的话说得也很有道理，但从医生的角度杨医生说的话也对，到底该怎么做？
“我跟妹妹商量一下吧，看看她是什么意见？商量好了再说。”
“好啊，你们商量好了告诉我们。”
立马给妹妹去了个电话，跟她一样，妹妹听了目前的情况一时也拿不准主意。但是爷爷目前已经有两天没怎么吃东西，时间不等人，还是要尽快拿个主意，到底是插管还是不插管，这关乎到他后面的康复。
“或者我们问问爷爷自己，看看他愿不愿意再插胃管？”妹妹说。
是啊，我们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提出了意见，如果从爷爷的角度来看，他自己本人是否愿意插管呢？真正的病痛，承受者和感受者都是爷爷自己，他有权说出自己的感受，也有权对于针对自己的治疗方案发表他自己的态度。
我又通过小度打了视频电话回去，手机的视频屏幕太小，爷爷看不清。这个小度是四五年前为了跟爷爷打视频电话用的，主要是好处是不需要爷爷按接听键，这边一打，那边就有视频显示出来，不打电话时，也可以当作监控摄像头用，从APP中可以随时看到家里的场景。但就像以前的几部通讯工具一样，刚安装好第三周，爷爷就把它的插座拔了，收到了盒子里，不再打开使用。但这次，小度派上了用场，屏幕大，给爷爷打电话能够看得清，声音也比较大而且清晰，爷爷耳朵不好，不需要使劲喊也能听到小度里的声音。
爷爷刚喝了点水正在闭眼休息，他的眉头一直是皱缩着的，睡觉也是显着一直不那么舒服的姿势。看着爷爷，我的眼泪忍不住又涌了出来，半个月前他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身体的脏器也都是从衰竭的边缘慢慢恢复过来，人极度虚弱。这样的挑战，对于五六十岁的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九十多岁的爷爷能够扛了下来，能够醒了过来，那需要多么强的意志力和精神上的努力？看着病床上的爷爷，以前那么好强的爷爷，身形瘦高精干的爷爷，现在一下子病倒，虚弱地嵌在病床上，变成了眼前这么瘦小的一个人。
爷爷的精神和注意力集中程度很差，一句话要慢慢地、多遍地说，我尽量简短地、用他能理解的方式，问了他插管的事。第一遍问，可能因为话还是说得很快，爷爷没有反应；我再一次放慢语速，细致地再放慢语速地补了几句解释，爷爷看着她，举起手摇了摇；第三遍，我每说一个句子就要爷爷点头回应一下，最终问他愿不愿意插管，他举起手，幅度更大地摇了四五次。
含着眼泪，我挂断了电话，我明白了爷爷的意思，他不愿意插管。
我再打电话告诉了妹妹，跟爷爷对话的情形，妹妹也没有其他意见。
那就这样决定吧，有时候，一个简单的决定却需要花出巨大的勇气和心力，这次，我们选择了尊重爷爷的意愿，如果有限的人生还能够选择，就让他自己选择这段时间生活的方式与方法吧。
我没有告诉杨医生她们的决定，估计医生也不会说什么，医生从救助病患的角度提出建议和策略，是否选择和接受也是要看病人和家属的意愿的，只要她们愿意承担此选择的各项结果，医生应该也是会保持尊重与理解的吧。
还是给王医生发了个信息，毕竟已经是中午一点半了，等人家午休结束再发可能人家已经把下午的事情做了安排，尽早发也可以让她恢复原先的计划与安排。
“王医生，不好意思，我们一家人商量了一下，还是暂时不插管。谢谢您的关心和帮助！以后如果有需要我再联系您。”
“好的，理解的。祝老人家早日康复！”
放下手机，一个人坐了很久，当生命的长度已经变得有限时，人是否可以有选择自己被治疗的方式策略的权利？当自己的家人在病痛中备受折磨之时，是应该按照医嘱选择最优的医疗设备来积极治疗，还是遵照病人的意愿，选择温和的方式帮助他度过痛苦艰难的康复时间？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相信所有人在面临这个选择时都会犹豫，都会难以作出坚定的抉择。但这次，我们选择了尊重爷爷的意愿，我望这次的选择会是正确的，会是对的。
8
风尘仆仆，经过一天的辗转，我回来了。
家里母亲已经备好了热气腾腾的火锅，我带了大盆菜回来，叔婶听说我们回来，晚上陪着母亲边说话边等我们。等我们到家，放下行李洗手吃饭时，他们又执意要走，挽留也只说已经吃过了晚饭。
爷爷的病床就安置在客厅飘窗旁边，这里阳光充足，是楼下最暖和的地方，比原先住的北屋好了很多。
放下行李，先去看他，正闭目养神，摸摸他的头，抬眼朝我笑笑，咧开嘴，像个孩子。
“小夕回来啦，你天天喊她呢，她回来了。”姑姑在旁边笑着说。
“好……好”爷爷也小声说。
吃完饭，收拾好碗筷，把客厅地拖干净，让母亲上楼睡觉，这两个月她和姑姑不分昼夜地照顾，我回来了让她也可以轻松一点。
母亲和姑姑看护时的床紧挨着爷爷的病床，拿了两本书，笔记本电脑，手机，开始第一晚的看护。
姑姑跟母亲一起照顾时，我曾建议她们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在楼下照顾，或是半天半天轮换，这样可以在楼上都有个单独的安静休息的时间。母亲说姑姑她不敢一个人睡我家楼下，听到时我还有点诧异，都是一家人，为何害怕呢？
现在，坐在客厅里，看着身边的桌椅家具，窗上的金橙色窗帘，我好似明白了。客厅的一事一物都是跟我们的生活记忆相连，姑姑结婚时离家，对这个拆迁的新家并无一同生活的印象，当然陌生，进而产生隔阂，这就能够理解了。
当时从旧的农庄拆迁搬来新小区时，我恰好怀了儿子回来生产。考虑到产检在县城医院，住得近一些方便到时去医院，于是在县城租了一个极小的房子，跟母亲一起住。
爷爷奶奶借住在村支书家的蚕室，隔几天就带着家里的蔬菜来县城看我们。
还没生之前，顶着大肚子，跟爷爷母亲一起看了不少装修的器材。选了地面砖，由一个朋友的亲戚带着一起去的，朋友说他亲戚贴的砖细致精确，严丝合缝到很少能看到超过一毫米的缝隙。师傅带着我们走遍了县城的瓷砖店，教会了我们通过浇水吸渗的程度来判断地砖隔水防潮的程度。那时，我们也知道了一个操作，就是把地面砖切割雕线来做卫生间的墙面砖，因为地砖的防潮性比墙面砖更好。
客厅里放着三张方桌，都是一米长宽，配套的是分别三套每套四张条凳。这些桌凳都是用桑木打制而成，桑木是取自以前门前屋后种的桑树，当种下它们时就有了关于新家具的各种规划。三套桌椅在不同的年份打的，一张最旧的平时吃饭用，两张盖着桌布压着玻璃板，明显精细得舍不得用坏的，是后面打制的。乡下人的生活用具，每一个都有其独有的生命，都是被珍惜被善待的，受到如同家人般的呵护。
两张新桌椅平时不用，但逢年过节时，它们就被搬出来认真地擦洗一番，而后如果是七月半，则将桌子转个方向，根据原先拼接板材的方向，平时是横着摆，而到了需要烧香祭祖的时候，要把桌子竖着摆放。这些讲究我不大清楚，跟着爷爷的吩咐做就可以了。
客厅正对大门，北面墙上是一张极大的中堂，用玻璃框裱得方正而又有些庄严，上面画的是各界神仙菩萨，具体谁是谁我也搞不清。在中堂的前面，就是爷爷操持的香炉与烛台，一共三副，具体为什么是三副我也不甚清楚。中堂的右下角是灶老爷，每年在三十晚上都要送走，再迎新的。中堂的左下角，是我的父亲、我的祖母、我的曾祖父，从左至右，按照他们离世的时间顺序摆了遗像和牌位，照片里的他们微笑着，像生前一样，每个牌位前有一个酒杯，我们回来时会给他们上一下香，斟一杯酒，端上一碗好菜。
中堂的下面是跟客厅等长的香椅，这张淡绿色的香椅是九零年，盖上一栋三层的小楼上梁时，我外公打制送来的。浅绿的主色，镶了枣红色的边线，颇有点清新的味道。我曾经诧异为什么外公不按照乡下人的喜好打个纯深红色的香椅给我家送来?想了很久没有想明白，再看看他同时打给我的一张小书柜，也是浅绿色的。可能他就是喜欢这样轻松的颜色吧！那张小书柜现在放在三楼，放满了我大学前读的书，都用牛皮纸认真地包了封面，书脊上认真写了书名，落款是“听雨轩”。那时我的房间屋顶有块铁皮天窗留着到屋顶修缮进出，一到下雨下雪时，我的房间就响起雨雪奏鸣曲，所以我给自己的小屋取了这个名。
长长的香椅里一大半放的是烧香拜佛的器具材料，我的祖母爱烧香，一生以来最大最重要的事就是烧香拜佛保佑全家平安，客厅的屋顶西北角熏得有些泛黄。其他的器具是逢年过节时敬祖宗敬菩萨的用具，这是爷爷负责操持的，每次庄重的仪式开始，我们一家人大大小小就规规矩矩排着队在拜毡上跪下来磕头，这时甭管你是什么身份甭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一概不论，只论你是这家的儿孙，好好接续一个家族的发展，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每年的仪式比较多，但各式用具爷爷都用红纸仔细包好，分门别类归置放好，这两年他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很多东西散落在外面没有收拾。
客厅房顶的吊灯是我跟爷爷去选的，当时母亲讲家里烧香多不要买太多雕刻款式的，免得熏黄了难打理，就买了平面款，亮度够而且简洁大方。
再新的布置，再新的房子，住得久也就会旧了。这些年，我们在外面工作生活，回来的次数并不多，但这个家并无多少老态，各个布置、各处角落都还是原先的模样，虽有了岁月的痕迹，但并不沧桑。这主要归功于爷爷的打理照拂，腿脚便利的时候，他总是拿块抹布，拽个拖把，我们走脏了他就这里擦擦那里拖拖，嘴里嫌弃地嘟嘟哝哝。
母亲有时不喜欢，跟着他更大声地唠叨。我劝母亲，这栋小楼装修时都是他一块块板材，一颗颗螺丝钉看着装起来的，这个房子，相较于我们，爷爷投入了更多更深刻的感情，就像对待孩子，看着它一天天完成一点点完善，才成为现在住的这个样子，他肯定希望房子一直保持干净整洁，不想看到它被蹭上一点点污脏。
南边飘窗的窗下有一个废弃不用的冰柜，母亲当时开店放雪糕用的，后来店不开了拿回家来，时间久了已不制冷只当储物柜用。
那时，生活总是拮据，家里大大小小开销总要精打细算才够花，所以买回来的东西总要物尽其用，断没有随随便便丢弃的习惯。
母亲的小店最早是爷爷开的，农闲时卖点生活日杂贴补家用。后来父亲去了北边乡镇任职，文件通知说公职人员家里不得经商，爷爷把店盘给了姑爹，店址从我家搬到我家井台的对面。
姑爹后来无意义开店，到乡里租房开了个麻将馆，几年后小店拆了。
父亲去世后过了几年，母亲办了提前病退，带着上初中的妹妹回来读书，再把小店的经营执照换了。用家里朝着马路的蚕室北边的一间，开了一个小店。
那时蚕室有两间，母亲用了一间，养蚕就换到了小楼里。另外一间租给一家收购鸡蛋的朱老板，每天人挺多，母亲的店也常有人光顾。但几年下来，母亲说没挣什么钱，村里几个懒僚经常赊账，有个本家还来借钱，到最后也没来还清。
只要没有影响自家生计，也就算了，乡里乡亲的不会太认真。
那时，假期总是帮母亲看店，打个酱油买个盐，一小点东西不厌其烦地跑来跑去。最麻烦的是晚上关门，都是三十来公分宽的门板，一块块搬过来镶上去，每一块都不能卡住，顺序也不能颠倒，哐啷哐啷地从开始搬第一块板到把最后一块镶好锁上门，最快也要足足十分钟。还不谈如果没注意把门锁落在里面的话，还要把最后的那块板再掰个缝隙慢慢挪开，花掉的重复功夫。
那时没有哪家小店用铁门，可能一是因为铁门贵，二是乡下人觉着自家的小店不应该用这个，那是供销社这些公家的地盘用的物件，哪能小老百姓用呢？
现在想来，我家开过店，母亲做过正式职工，家里还有过租客，生活的思维倒是比较活泛的一家人呢！
反而到了我跟妹妹这代人，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好像按部就班从不折腾也没有太多胆量去折腾一样。
这些年，先是疫情而后是双减，妹妹的英语培训机构在风雨飘摇里熬了几年，因为是自己亲自教学态度认真专业过硬，她硬生生闯了过来。
现在，再次回到这个我们出发的地方，一个个旧物，一桩桩故事，真切而又清晰。我们似乎没有离开过，还是从这里出发之前的那一个孩童，天真稚拙。但好似一切又跟以前不同，经过了各自的风波与历练，再回到这里，都多了一些笃定与从容。
爷爷的鼾声在耳边响起，前一阵母亲说他病痛难忍，总是整夜睡不着，喊疼要翻身。今天他睡得倒挺安生，可能看到我们都回来了，心里也感到了与我们心中无异的踏实，所以才睡得这么沉吧！
母亲上楼前小声问我晚上会不会害怕，要是害怕她就留下来陪我，我劝她放心上楼休息。有什么害怕的呢？每一件家具，每一个物事都是浸透了回忆与温情的朋友，每一个角落都与我的记忆相连，为什么会害怕呢?
在这里，陪着爷爷，陪着他在这充满回忆的地方一起呆着，是件幸福的事。
9
今天老彭一家的叔伯兄弟从连云港过来看爷爷，中午到已经预定的饭店吃饭，从家到社区小饭店路不远，一行人陆陆续续走过去。
跟姑姑姑父一起走，迎面走来一位老人，远看很眼熟，逐步走近才发现他是蒋老师。这几年没见，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人也矮小了许多。可能也因为是冬天，他带着帽子穿着灰白色的大衣外套更是显得苍老。
从路的对面叫了他一声，赶紧走过马路跟他聊了一会。我知道他爱人因为糖尿病到上海就医，疫情期间就医困难延误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安排了手术，手术中又引发病菌感染心脏衰竭呼吸困难，在手术台上立马停止手术，无法继续手术治疗，只能辗转回到海安重症病房住了一段时间，最终将感染的一条腿截肢才保住性命。
蒋老师一直陪在爱人的身边照顾，早些年，他照顾自己痴呆的大儿子走也是花了不少的时间。照顾病重的亲人真的好似是将人的身和心放在锅上煎烤的一件事，人的精气神也在这样的照顾与陪伴中慢慢消耗，老态就必然地外显出来。
他家二小还在上海，要第二天才带着妻儿回来过年。因为要赶着去应酬客人，跟他聊了几句就分别了，我也告诉他你卧病在床的情况，他没说什么。你们是忘年交的一对老兄弟，他也没说什么，只问了病痛厉不厉害，他是真的心疼你。
我还记得那些年，你没有主意的时候就会到他的办公室坐坐，他早就从中心小学调到了成人教育中心学校，看似比在小学时轻松了很多。你们老哥俩坐在一起聊聊家事，说说孩子，当然，你说的是我这个孙女，他说的是自己的儿子，隔着一辈却又像是兄弟，这样一对奇妙的兄弟。当时我从中师毕业去了徐州读大学，你操心的是我将来在哪工作。他操心的是自己的二小，因为当年初中毕业报考了中专，毕业工作后很快下岗，又找了份移动公司的工作，但干了几年坚持辞职要去北京考国际计算机认证。不错的工作丢了自己花钱去考证，家里还有个傻哥哥给老两口照顾，怎么看都觉得前途迷茫。你跟他哥俩可能在无数次聊天中，都为着我们的任性懵懂，都为着我们的不能够体恤家中的辛苦伤透了心，也操碎了心。
那时，他把单位发的雪花膏啊香皂啊交给你带回来给我，单位发的福利他自己舍不得用，就叫你带回来。对方的孙辈也像是自己的孩子，这样不分你我的情谊常让我感觉尴尬，因为我家那时什么都没有，除了生活的拮据就是一家人小心翼翼往前奔的努力和不肯放松的紧张，受了这样的厚待我们怕无以回报。
上大学时，经常收到你的信，告诉我家里的稻麦收成，告诉我家里的大小事务。那些信字迹工整有力，写在成人教育中心校的红头信纸上，应该都是你口授，蒋老师帮你手写，再由你带到乡里邮局去寄的。
从徐州毕业那年，按照中师保送时的约定本应继续回中师教书，但零零年中师已开始转为大专院校，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丝毫后台的人工作很难敲定下来。多年之后，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当年我少做了一步最关键的工作，没有花心思打点人情。一是当年我太懵懂，不清楚这些事情的关键点，二是我当年即使有心，估计家里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好在那时，中师保送的学生可以享受在市区工作的条件和资格。于是，我跟你商量商量，既然如皋没有机会，那就去南通试试，说不准能找到学校工作。
那时，不知你们哥俩是怎么聊的，可能因为蒋二小其时正好在南通工作，所以你们商量好由蒋老师陪我去南通找学校，他比你更熟悉南通，可能更能帮上忙。
于是，在五月份我从学校请了假，跟着蒋老师两个人一起直奔南通，找工作。当时我可能被爷爷奶奶保护得太好，又因为常年跟老人家一起生活，好似缺失了很多生活和闯荡的历练和经验，就那样傻傻地跟着他，两个人一边看着地图找学校，一边拿着打印好的简历一家家去谈。
通中很干脆地拒绝了我们，又去了师范附中，办公室主任虽比通中客气一些，但措辞上可以看出婉拒的调儿，第三家，南通三中表现了较大的热情和信任，去投完简历试教后，立马跟我谈签合同的各项问题。
当时不清楚南通各间学校的位置和排名，只觉得有学校愿意给我工作就是件值得感谢的事，所以得知可以签合同后，其他学校都没有再去看，毕业去向基本就敲定了。
我还记得跟着蒋老师两个人在夕阳下到汽车站坐大巴车回海安的情景，他夹着自己十几年来没换过的黑色皮包，穿着深蓝色的工作夹克，带着一顶同色的布帽子。
坐在大巴车上，他一直很少说话，可能也为两三天来的奔波而唏嘘。到海安后，他带我到车站旁边的小店吃了一碗馄饨，吊紧心思两三天来都没有放松的我，看到馄饨才突然感到腹中空空如也，狼吞虎咽地把自己碗里的馄饨吃完才发现他碗里的一点没动。
见我抬头，他用勺子把自己碗里的馄饨一大半都拨到了我的碗里：“小夕，我不饿，你帮我吃了吧！”
他两三口把自己碗里的吃完，就坐在桌子对面看着我吃，那表情神态，就像一个老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吃着香喷喷的食物，那样一种慈爱和疼惜。
“小夕，我们去南通找工作的经过不用那么详细地跟你爷爷讲哈，免得他跟着担心。”吃完，他轻声说，我懂，默默点点头。
正式去南通工作后，蒋二小请我吃了一顿肯德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肯德基。一人买了一份最简单的套餐，汉堡加薯条，而后一起买了一大瓶可乐。可乐没喝完，蒋二小又抱了回去。第二年他就离职去了北京考计算机证，开始奔赴漫漫长征路，再后面一年，我离开三中去了深圳一家民办学校教书。
有时候从深圳回家，也会去蒋老师的办公室坐坐，听听他谈二小的坚持与奔波，三年认证考完他去了上海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月薪三万，那时在深圳我的工资也就一万出头。
走时他还是把单位发的洗发水牙膏要我带回去，我是个不善于推脱的人，又把东西都背回家拿给你和奶奶用。
后来，在深圳谈恋爱安家，逐步在外乡的土地上扎根生长，假期回来，也是在连云港与海安之间两地奔波，有很长时间没有去蒋老师那里坐坐。
后来，整个韩洋乡的村庄都拆迁，统一安置到了现在住的小区，原先一个住丰源一个住蒋庄压根家不算近的两家人，又一起搬到了同一个小区。
你们哥俩走动得比以前更频繁，蒋老师上班前都会从门口经过，下车跟你聊两句再去上班。下班后，再从门前经过，打下自行车脚撑，跟你一起抽两支烟，聊聊天，然后他再回家。
你们聊的，应该还是远方的孩子，还有近处的家事。
蒋二小在上海结婚安了家，媳妇是公务员安徽人，很快又生了儿子，虎头虎脑白白胖胖，照片上看着可爱极了。蒋老师还是挎着他的黑色皮包，走进我家，屁股刚沾着长凳，就把包里的相册拿给我们看，指着孙子的照片介绍给我们，笑声爽朗而自豪。
是啊，总算熬出来了，他的傻哥哥也有福气啦，吃的穿的都是二小来，抽的都是中华呐，待遇比我好多了。
多年来悬着的担心以如此美好的结果来回应，阿弥陀佛，总算苦尽甘来，日子一步步越来越好过了。
你们老哥俩，原本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小学数学老师，仅因为他教了我，并且我跟他的儿子小学六年坐同桌，你们就做了半辈子的兄弟。
你们这一生，不能说过得都是甜的，甚至说，你们的心上都压着无人可以诉说的苦 。他为了自己痴傻的大儿子一辈子可能无依无靠，你为了这个在我父亲去世后风雨飘摇的家，操碎了心受够了委屈，但你们又都是不愿意言说的硬汉子，于是，在无数个陪伴闲聊的时候，你们一起借着烟丝，把心里的愁烦吐一吐，说一说，可能那苦也就能咂摸着继续咽下去了。
日子往前奔，最大的苦不是承受着的辛劳与疲累，最大的苦是看不到希望来自哪里，一片无望与迷茫。
幸亏，你们担着肩上的重担，领着我们，都走过来了，也走出来了。
我是一个嘴拙的人，我甚至都没有认真向他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可能一个人在面对最大的善良与爱时反而会羞涩与怯懦，我在你的兄弟，在蒋老师面前从没有郑重地表达过感谢与感激。
我想，可能在他的心里，我的位置也无异于一个异姓的女儿；而在我心目中，他也无异于一个老父亲，在我的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有些情谊，真是很难说出口，很难表达清晰的。
我很庆幸，在我稚拙的成长的岁月，有你们合力的撑持与托举，才有了我如今的生活。
有些感激，轻悄无声，却又植入心髓。
10
今天请彭那边的亲友吃饭，坐定启菜时，我向连云港来的人介绍这边的亲戚，首先介绍的就是坐在我身边的伯伯，这是我老爸，我大声说。
我看到彭的弟弟眼里闪过一丝诧异，彭应了一声，对，这是我家的老大。
不，不是老大，是老爸，我纠正了他的话。
他秒懂了我的意思，连云港的叔伯弟兄们立马都站起来给伯伯敬酒，酒席上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和谐。
其实，早在爷爷生病住院时，我已经把对伯伯的称呼改了。那天，伯伯需要拿一个东西给我，母亲跟他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到医院门口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