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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夕，你姐走了啊，你看看你们有没有空回来。”我正坐在办公室里，认真为下午比赛课的录像做准备，妈从老家打来电话。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树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这是课文里对紫藤萝盛开场景的描绘。
“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虬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
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选择这篇课文作为赛课篇目，是因为文中阐释出的对挫折、对生命的豁然的态度，但是在备课时也是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难题，课文的文字简省，作家生活经历丰富，如何引导学生体验这文字背后的深厚感情，对于上课老师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所以，准备录像的那大半个月，我的脑子里一直反复盘算着文中的一段经典的话：“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
当听母亲在电话那头说，老家的大姐走了的时候，我的脑中那段话还在，与这个消息重叠在了一起，一瞬间，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大姐，走了，肝癌。
大姐患精神分裂已经很多年了，一直在吃安定，一种可以控制情绪发作的药，这个药对于肝脏的损害很大，终于，她还是死于此。
严格来说，大姐跟我，并没有血缘关系，她是伯伯家的大女儿。初次认识她，是母亲跟伯伯通过媒人介绍相亲并来往走动的时候，在伯伯家认识她的。我记得那次伯伯邀请我们去吃饭，是他的前妻去世三周年的丧仪，母亲带我和妹妹去了伯伯家。当时，伯伯家住在西场农机厂的宿舍里，不大的宿舍，也就分了两间屋，厨房是另外在屋前盖的。里屋是伯伯住，外屋的床是大姐和二妹住。房子是六七十年代盖的瓦房，窗户较小，走进去光线比较暗。
当时我和妹妹还是有点忐忑的，老妈跟伯伯来往这件事打破了家里三四年来的平静。有些关于生活的重大课题出现的时候，曾经的亲情、温情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可疑的，人会本能地被恐惧感攫住不能动弹。母亲跟伯伯来往久了，他们感情变深后，母亲她会不会来这家做女主人，会不会把我们姐妹俩丢了不要？这些疑问悬在我的头顶，几乎盘踞了我所有的思想空间，导致我进门后着实有挺长时间的拘谨与畏惧。
记得那天，大姐坐在里屋的床沿上，床比较高，她晃荡着两条腿看着我，眼睛很有神，盯着我看，立刻开口说话了：
“你是小夕？皮肤挺白啊，就是胖了一点点，不胖更好看，真像你妈！”我吓一跳，下意识往后缩了一下，我妹妹也重新把自己又藏在了我的身后。
老妈听到里屋说话，赶紧进来给双方介绍，也是打了个圆场。那天屋里还有不少人，都是伯伯的亲戚，他前妻是当年上海下放的知青，回城时没有回去，把回城名额让给了这个大女儿，也就是大姐。所以，一屋子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她母亲那边的人。一屋子人也有点带着打量和观察看着我们母女仨，那天的饭吃得比较忐忑，而又漫长。
回来后，母亲告诉我们，大姐在上海的一家集体办单位上班，也算是正式工，工作稳定。嫁给了一个盐城的小伙子，在部队给首长开车的，工资什么的也都不错。
你大姐不错的，人很爽快，热情，就是嘴巴有时候比较快，其实没什么的！母亲这样总结道，在母亲说话的那一瞬间，我脑中又闪现出她坐在床沿上，晃荡着腿跟我说话时的样子。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怕她。
暑假之后，我去徐州上大学，新的生活在我面前铺展开，要认真学习的内容很多，要适应的大学生活很丰富，我很快忘记了那些家长理短，跟母亲的信中也是比较客气地问问家里的事，关于伯伯的话题也心照不宣地避开。
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我在南通找到工作，周末在家与南通市区之间往返奔波。爷爷奶奶跟母亲之间的矛盾，似乎因为我顺利找到了工作，第一年过年时我给爷爷奶奶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给他们三个人每人买了一件波司登的羽绒服，家里那压抑的尴尬的气氛被轻轻地撕开了一点小小的口子。家里开始有说有笑起来，也开始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就一件小事聊聊说说，谈谈自己的想法。我姨姐说，是因为我工作了有了固定的收入这个家开始有了一些盼头，我觉得姨姐说的有点道理，但也有点夸大其词。日子很平淡地往前过，就像那小楼背后的河面，水波平静，厚重的浮萍盖着，只有偶尔到访的水鸟，激起一点点涟漪。
有一天，母亲告诉我大姐离婚了。母亲说大姐和姐夫性格都太要强了，总是为家里的琐事吵架，吵了很多年也就厌了，终于离了。你姐夫把大房子卖了，重新买了两套小点的房子，一套给了你姐，也还算马马虎虎吧。姐夫长得什么样，我印象不深，好像嘴角有颗痣。
我不太清楚离婚对于一个女人的概念，只当作是一件平常的琐事，她是否离婚远没有母亲跟伯伯之间的关系发展得如何更能牵动我们的关注。又过了一段时间，老妈说大姐得了抑郁症。抑郁症？这是个什么病？看名字，抑郁，应该是心情不好吧。为什么心情不好会成为疾病，不就是离婚了，怎么又过不去这个坎呢？带她出去走走，散散心可能恐怕就好点吧？那段时间，母亲经常在家里唠叨这个话题，唠叨来唠叨去，也还是无解，以那时人们对于这个病的认识，哪里能给出她有效的帮助呢？
再过了两年，我去了深圳，关注的家里事情的时间和精力更少了。直到零七年，老公调去广州上班，我正怀着六个月的身孕，民办学校不愿意承担我休产假期间的工资，貌似客气地几番劝退下，我从学校离职，回家待产，才有机会接触她，患了抑郁症的大姐。
那时，准确地说，她已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回来之前，母亲告诉我她病得不轻，已经靠吃精神抑制类的药来维持正常，我还挺担心，我顶着个大肚子，过段时间就要生了，要怎么跟她相处呢？
回家后第一次去看望伯伯，她给我们开门，很高兴地说，我姨来啦，小夕也来啦！那个表情像极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我看着她，原本就瘦削的她变得更瘦了，肩膀薄得像纸片一样。但瘦归瘦，她走路做事身板好像很硬，站起来坐下去都是笔直的，紧张着的。
以前，她见到我们会很好奇地问这问那，我的工作啦男朋友啦工资啦，什么都问，有些话从她嘴里说出来还很大胆。这次见到我们，她的话很少，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有时伯伯喊她说话，她才从自己神游的世界被拽回来一样。
“你要生啦，哦……好哦好哦……你要做妈妈了……”她用手摸着我的肚子，手很轻，浮在衣服的表面。伯伯和妈妈都紧张地站在她两边，生怕她下重手。
她是不能饿的，每次饭菜还没有做好桌子没有摆好的时候，她就要端一个小碗自己开始吃，由她吧，吃那些药苦呢，伯伯和妈这样说，她心里也苦呢，伯伯补充一句。
吃完了饭，她会睡一会，睡的时间挺长，起床后有点精神，但是会在客厅不大的空间里走来走去，走的时候嘴里念念有词，不知在说些什么，声音很轻，好似在与什么人争执。她的声音近似呢喃，只有在大叫，或者摆手挥舞起来跟什么东西争执的时候，她的声音会大一点，但也不是大到嘶喊的程度。
她不像个病人，倒真是，像个孩子。
“你大姐这辈子，苦呢！”母亲在电话那头说。
是啊，大姐短短的一生，是好强的、骄傲的，但是因为婚姻，她的双翼被风雨打湿了，折断了，无法再次托举她飞入生活的正轨。这是要怪这失败的婚姻，还是怪太过骄傲的她不肯收敛起自己的翅膀，压低高度，落到生活的低处滑翔呢？
我们都不是她，不能够分析和辨别在她的处境中她应该怎么做是对，又怎么做是错。我们只能够看着她的生命之花一点点枯萎，她的生命之火一点点熄灭。活着并不太难，可怎么活着的轻却把她这么要强的人给压死，没了任何一点生的勇气和机会了呢？
“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文章里都这么说，可是大姐的生命之河终是，无可奈何地，枯涸了。
我真心地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她能够解去身上的束缚，释去心里的重压，好好地，活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