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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梅，当我到了广州，再到印着“友谊商店”四个大字的商场去，那种惊讶与震撼真的一瞬间就抓住了我的心。我今年已过不惑之年，要说这短短的一生中有哪几个代表性的瞬间让我记忆犹新的话，那天，在友谊商店前的那一个下午，于我来讲是最具有颠覆意义的。以前在书上看到“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城市”我只是当作一个标杆性的词语来看，从没有具体地想象过那是个什么样子。但在那个下午，我在商场里看到的，经历的，告诉我，发达与现代化的最终落点之一，就是要让老百姓用上好东西。
我们的生活中，那时能够骑上个摩托车，能够有个电视机、收录机，就可以算是过得不错了的。我还记得三四年前，我托人从上海买回来一台落地的收录机，我缓缓打开收录机的旋钮，美丽动听的音乐从收录机的音箱里渗出，缓缓流淌时，你惊讶无比，竟然有这么动人的音乐声。那时，你趁去常熟批发衣服的时候买了一块黑色粉色相间的织锦花布，周末回小院时，你给收录机用缝纫机踩了个漂亮的罩子，多余的布给小夕做了件春秋背心。在你的心目中，这样的好东西是值得珍惜的，它们代表了美好的生活，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态度与格调。
红梅，你知道吗？在友谊商店里售卖的，都是像落地收录机那样的好东西，有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录音录像机，另外，有各种生活用品和衣服，还有满柜台的西服洋装，各种漂亮的套装，和香水、化妆品，各种规格，各种功能，应有尽有。在友谊商店里，大部分是外国人在购物，他们手上拿着外汇卷，他们进进出出谈笑风生，就像我们去大公市场买东西一样稀松平常。而广州人或者中国人在里面逛，买东西需要有外汇券。外汇券那时还是抢手货，韩青听说有师兄在炒外汇券，但因为自己手头确实经济紧张，他就打消了抢购外汇券带我们买点什么的念头。
红梅，在那里，我心里就有个想法。我们要给老百姓创造富裕的生活，富裕是什么，就是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用上好的东西，别人能够拥有的，老百姓们也能够买得起用得起。在物资享有上，他们与大城市的人，与老外，无差别拥有。这就是富裕，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让老百姓过上这样的生活。虽然我们知道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但大方向对，再怎么辛苦，经受多少挑战，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都是不怕的。我们跟韩青也分享了这个想法，他也非常认同，他说跟大学的同学在聊到这些话题时，大家的想法也都是一致的。这说明，我们想的是对的，接下来就是尽力去做，去实现的事。
第三天，韩青请了两天的假，专门带我们去了一趟深圳。如果说，去广州的经历已经为拓宽我们的视野打下了一个基础，那去深圳的两天对我们来说更是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
广州是南方的花城，也是一个历史深厚的老城，在广州的街道走着你可以看到在那片土地上发生过的历史。而跟广州相比，深圳就可以说是鲜花簇拥的新城。我们从深南大道一路往南，深南大道贯穿了深圳整个城市的主要建筑和景观，53 层的国贸大厦高耸入云，给了我们极其震撼的气势；国贸大厦楼下和周边是外贸、金融机构聚集区，有深圳发展银行筹备点、特区证券公司等。深南中路座落着
电子大厦，它是深圳第一栋高层工业楼宇，周边是上步电子工业区，聚集很多大小的电子企业。深圳华强电子工业公司（上步工业区内）于1979 年在此组建，是电子制造龙头，生产收音机、电子元器件，带动一批配套小厂。
在深南大道上，我们还经过了铁路高架桥，全长860 米。我们看到了人工的伟大，能够利用浇筑工程将铁路抬升。我们在深南大道上，六车道全线贯通，高架桥下火车驶过，那是一种很独特的感受，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为新中国的发展与强大所折服。
当经过深圳市政府前，我看到宽敞高大的市政府大楼和楼前的孺子牛雕塑（1984 年立），立刻热泪盈眶。这头由青铜铸造的耕牛，牛头深深抵向地面，脊背弓起，四腿用力后蹬，全身肌肉线条紧绷、充满爆发力，竭尽全力向前拖拽；牛身后连着一堆粗壮、扭曲的腐朽老树根。我在一瞬间懂得这个雕塑的寓意，这个雕塑的整体没有华丽装饰，风格雄浑朴实，传递着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迎面困难，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精神，既有拓荒的干劲，又有革新的深意。
深圳与广州气候接近，深南大道种满了棕榈、榕树，热带的树木蓊蓊郁郁，
到处都是蓬勃生长的气息，让身处人不知不觉中感受着它的热烈与生机，想要投身这火热的生活中去做点什么，去创造点什么。
在深圳有几家企业以前跟大公镇有过一些联系，我们手上也带了盖章的单位介绍信，所以没有费多少周折，就跟几家企业接洽上了。我们当时考虑的是，既然去南方，就不要浪费了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大公的龙头企业是农机厂和毛毯厂，我们就奔着这方面的对口企业和工厂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搞的。
走访了几家工厂之后，我大概对我们大公的乡镇企业发展的症结有了个大致的认识。与深圳的企业相比，80—90 年代江苏沿江一带的农村乡镇工业，是以集体所有制、政府主导、政企合一为特征，在生产经营、要素保障、制度建设、社会职能的几大方面，都存在短时间难以解决的难题。作为乡镇企业的行政管理者，我面临的挑战是，要尽快解决体制冲突、要素短缺、粗放经营、产权模糊、市场与政策双重挤压的几个困难，打破发展瓶颈。
把深圳的乡镇企业跟海安做一个比较，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把计划经济捆住企业的绳子一条条解开，让企业真正能自己做主、自己赚钱、自己发展。
首先，是给企业经营自主权松绑，不再由政府下达生产计划，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给谁，由市场决定，不是政府批文。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企业能根据供需自主定价，不再被 规定的“死价格” 卡死利润。另外，可以“自主购销”、“自主进出口”，企业更早拥有外贸权，能直接跟海外做生意，不用绕开层层审批，企业自己说了算。
第二点是，产权与所有制松绑，谁办企业谁说了算。深圳允许民营、外资、合资大量存在，当内地还在争论 “能不能办私企”的时候，深圳已经鼓励办企业。对于办企业有利的技术人员来说，可以凭技术入股，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能靠技术当股东，直接催生一批科技企业。另外，不搞 “一刀切” 公有制，允许多种所有制公平竞争，谁有效率谁活下来。
第三点是，用工与分配松绑，人能流动、钱能多拿。可以合理地打破铁饭碗、铁工资，实行劳动合同制，能干就留、不行就换，企业不用养闲人。企业可以自己定职工工资，不搞统一工资，企业多赚钱就能多发钱，效率直接和收入挂钩。对于优秀职工难招的问题，深圳最早放开劳动力流动，企业想招谁就招谁，不用被编制、户口卡死。
第四点是，财税与融资松绑，钱更活、负担更轻。特区执行低税率。企业所得税15%，远低于内地 33%，直接减轻负担。另外，减免进口设备、原材料关税，办厂成本大幅下降。再其次，深圳率先开发股票市场、直接融资，企业不靠政府拨款，能上市融资、自己找钱。
第五点是，土地与投资松绑，能建厂、能扩张。土地使用权可以拍卖、企业可以有偿使用，能拿地、能抵押、能融资，解决 “想建厂没地”。政府简化审批，少盖章、少跑腿。深圳推行小政府、大服务，审批少、效率高，企业能快速落地。
第六点是，管理机制松绑，政企分开。政府不直接插手企业日常经营，厂长、经理真正拥有人、财、物、产、供、销大权，企业自负盈亏，干好干坏不一样。
从人力、财力、税收、管理权上都给了企业充分的自主权，这样企业才能够拥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带来快速的发展与利益增长。
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些什么呢？有些政策在深圳执行起来是容易的，特区特办，他们的政策落地速度比我们快得多。海安的企业发展也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全盘搬来。那我们能从深圳的企业飞速发展中学一些什么呢？我认真思考，并且跟老李彻夜深聊，我们觉得要在人、权、物上想办法，现有的体制是很难改变的，我们就要在这几方面想办法，把企业盘活。
人，分两部分，一是留住和招回优秀技术和管理人员。厂里的死工资大家一起拿，有些思想活络的、能干的年轻人看到去外地发展的好处，如果没有好的待遇留住他们，很快他们就跟着其他富起来的亲戚朋友去外地发展了，这部分的人要珍惜、要留住。另外，我们要想办法挖人，到其他地方的大企业挖人，到企业发展得好的地方、到大学挖人，当然以我们海安大公镇的信服力，很难有人愿意来，要从我们本地人入手，那些在外地厂里做事的技术人员，要想尽颁发吸纳回来。我们镇的龙头企业有两个，农机厂和毛毯厂，从产品种类来说我们并没有优势，这两种厂，苏北的乡镇镇镇都有，我们凭什么做到高利益，就是要产品升级、产量升级，从这一点上来看，拥有优秀的人才才能做到。
还有一部分很关键的人，是供销员。原材料和销售，都要有人出去跑，要思想活络，不怕苦、不怕跑，不讲条件的人员。死等在家里，等分配的原材料，只能等来被困的结局。农业机械和毛毯，大家都做，大家的原材料也都差不多，产出的利润相当，我们凭什么来比别人创造更大的收益？要有大的营销市场，产品好了升级了，要卖得出去，更多的地方需要和喜欢买我们的产品。这就需要物资流动起来，原材料不能等审批，要主动出去跑，采购进来。生产完成，也不能等，要靠销售员打开的市场，及时销售出去。这一条畅通的链条，需要全盘布局，要培养一批“金牌销售员”，冲在第一线。
这样，人和物都解决了，最后是解决“权”的问题。我们要在尽可能的范畴内，给企业自主发展权。这一条实行起来最难，但也并非没有一点可为的空间，只要我们的心多为企业着想，办法总会有的，只要我们的态度放在正确的位置，企业经营者能够理解我们的初心，也就会奔着同一个目标一起往前奔。
这个目标就是，不等不靠，动起来跑起来学起来，自己发展自己！
我当时跟老李商量了一个目标，让农机厂实现集团化，不管多难，都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做，实际上，以现在的速度我们很快能实现这一点。
红梅，人定胜天，有时我们不敢这么想，但我们坚信人定胜事，只要勇于去找办法，想出路，大家齐心合力，办法总能找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