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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初的一天上午，经湖北长江天鹅洲故道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负责人介绍，我们接待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邀请的三位外国专家考察石首天鹅洲湿地麋鹿自然保护区。
我先陪同他们实地观看麋鹿，再邀请他们到接待室座谈，很想听取他们对天鹅洲麋鹿恢复野生的看法。
座谈会上，一位美籍自然保护专家首先发言。
他说：“我在这个季节，考察了英国乌邦寺，那里有五六百头麋鹿，肋骨明显，一看便是人工饲养的麋鹿。今天看到你们的麋鹿膘肥体壮，确信它们在这里自然过冬，恢复野生了。”
另外两位专家也表示同感，连说：“OK，OK，OK。”
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十分欣慰，正当我高兴之际，一位意大利兽医专家突然提问：“谁是这里的兽医？”
经翻译转述，我回答：“我们这里没有兽医。”
他追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兽医？”
我说：“我们这里不需要兽医。”
他认为我的观点否定兽医价值，非要我讲出理由不可。
没有想到，我们的这场对话，把我以理服人的思辨能力展露无遗。
我说：“你是兽医专家，我有人类医学知识。就医学原理而言，两者相通，我们也算同道中人。”
经翻译，他点头认可。
我又说：“在我看来，人类的一部兽医史，就是人类的一部畜养史。”
经翻译，他又点头认可。
我又说：“中国有句成语，叫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思是说，皮都没有了，毛将依附何处？”
经翻译，他又点头认可。
我先说后问：“我的意思是说，畜养这张皮都没有了，兽医这根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你是否同意这个辩证关系？”
经翻译，他又点头认可。
我又先说后问：“很明显，我们的使命是让麋鹿恢复野生，不是畜养麋鹿。你在现场亲眼见到了，对不对？”
经翻译，他又点头认可。
我又先说后问：“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配备兽医的必要。你说是不是？”
经翻译，他明白我的语言逻辑，但不服气，转而反问我。
他问：“你们的麋鹿病了怎么办？”
我答：“我先肯定，麋鹿生病，不可避免。”
经翻译，他满意地点头，关注我说下文。
我又答：“我又肯定，麋鹿病了，需要医生。”
经翻译，他满面喜色，以为我会自相矛盾。
我的话锋一转：“但是，我要告诉你，麋鹿病了，需要医生，但是，这个医生不是人类，而是麋鹿自己。”
经翻译，他满脸疑惑地发问；“你说麋鹿能给自己当医生？”
接下来，我便展开论述，不再一问一答。
我说：“我们中医讲，百草为药，在本质上相信人类食百草治百病，远古人类正是依靠这种本能，自己当了自己的医生。”
我等翻译后说：“同样道理，麋鹿在数百万年自然进化中，也有食百草治百病的本能。如果没有这种本能，麋鹿早就灭绝了。”
我等翻译后说：“所以，我认为野生麋鹿就是自己的医生。”
我等翻译后说：“只不过，它们的这种本能往往被人忽视或削弱，其中最典型的削弱方式就是野生动物圈养，既剥夺它们自由选择多样食物的权利，又削弱它们自治百病的能力。”
我等翻译后说：“我们真想帮助它们，最好的方式不是治病，而是保护它们在野生条件下的生态多样性，给它们提供食百草防百病的自然条件。”
考虑到他是兽医，未必重视生态保护理念，我不再展开理论，转而直击问题的要害，为这场交谈画龙点睛。
我问：“你有没有给野外生存的野生动物治病的经历？”
我请翻译特别强调：“野外生存的野生动物”不是“人类圈养的野生动物”。
经翻译解释，他干脆回答“No！”，我又乘胜追击。
我说：“问题很简单，野外的野生动物，生存在茫茫荒野，兽医根本无从接近，也就没有治疗它们的可能性。”
我等翻译后说：“我们的目标是，保护麋鹿重建自然种群，需要的不是治病的兽医，而是保护麋鹿重建自然种群的生态保护人。”
我等翻译后说：“当然，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依然需要兽医学知识参与，但不是应用兽医学知识当兽医，而是应用兽医学知识当好生态保护人，参与生态监测、健康预警等，从源头防止野生麋鹿的疾病发生。”
我等翻译后说：“我不否认兽医知识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只是我对兽医知识与兽医职业的定位各不相同。”
他听完我的论述，彻底明白我的理念，连说几个“OK，OK，OK！”
为了进一步消除误解，我又补充我的观点。
我说：“未来若有兽医专业学生来我们这里工作，我不会安排他们当兽医，而是安排他们监测麋鹿健康、评估生态安全、提出保护措施，防止疾病暴发，这就是我说的生态保护人。”
经翻译，他非常高兴，当场表示愿意与我合作研究野生动物自然防病课题，并提出与我合影留念。
只可惜，我们的来客登记簿被1998 年长江特大洪水冲毁了，再也无法记录这些专家的姓名。
时至今日，我依然坚信麋鹿自然保护工作必须顺应自然，保护生态，从生态保护的角度保障麋鹿健康。
但是，保护麋鹿健康必须分类施策。对圈养或半散养麋鹿，人类兽医必不可少。对恢复野生的麋鹿自然种群来说，最好的医生还是大自然本身，包括麋鹿的生物本能及其生态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