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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的春天（1998年春），“玉莲服装加工厂”搬出了旧仓库，在城郊一个新兴的私营工业区租下了一个小院落。前面是整洁的车间，后面是两间虽然简朴但温馨明亮的住房。院里，冯莲种了几盆常见的花草，在春风里怯生生地开着。
车间里，机器声规律而有力。女工多了几位，张姐成了小组长。刘玉林正和南平介绍来的一个跑供销的伙计，商量着拓宽面料采购渠道。冯莲的办公桌（真正的桌子）上，摊开着新的设计图和几本从图书馆借来的服装杂志。她左手无名指上的银戒，已被磨出温润的光泽。
砣港那边，刘延寿判了四年，正在服刑。刘玉林父母的身体硬朗了些，家里重新装了电话，常和儿子儿媳通话。刘建贺的调研报告引起了上级重视，他更加忙碌。刘剑贺的“科学种田”成了镇里的典型，开始有外地人来参观学习。刘兵在部队提了干，寄回了穿着军装、英气勃勃的照片。
洪州商业银行的信贷部办公室里，刘文山主任在一次关于“扶持小微私营企业”的内部会议上，不经意地提了一句：“我有个同乡，两口子搞服装加工，白手起家，挺踏实，技术也不错，就是规模小点……”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当“玉莲服装厂”需要进一步发展资金时，这张“同乡”的名片，会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至于疤脸老七，后来听说在邻省因斗殴被抓，数罪并罚，也进去了。西郊那片，很快有了新的“人物”，但“玉莲服装厂”和他们，再无交集。
生活，就像冯莲手中那根细细的针，“缝缝连连”牵着绵绵不绝的线，在岁月的布料上，一针一线，沉默而坚定地，绣出独属于他们的、朴素而坚韧的图案。经纬交错，有暗淡的底色，也有悄然亮起的纹路。而最重要的，是执针的手，始终紧握，不曾松开。
对于砣港人，刘延寿的倒台，在砣港激起的波澜久久未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先站出来坚决要求严惩、并积极配合取证的，竟是他的堂叔、村小学教师刘焰。刘老师戴着厚厚的眼镜，在村委会对干部说得激动：“我是他叔，更是老师，教学生要正直。他干的那些事，桩桩件件，尤其是为抢水把刘家婶子眼睛打伤那回，哪里还有点人味？必须依法处理，以正风气！”
更让人动容的是砣港那些外姓人家。平素他们人少势微，有时免不了受些窝囊气。但这次，在指证刘延寿的事情上，他们异常团结坚定。杂姓里的长辈对后生说：“这时候还分什么刘姓外姓？他是砣港的祸害！对付祸害，就得一条心！”
连村里最有名的“倔头”刘老倔，也蹒跚着来到村委会。他早年因脾气倔吃过亏，有最抵手的亲戚到他家作客，他让老婆下了鸡蛋面，客人客套推让，他竟当着人面把碗倒在地上——还有一回，他下地做农活，草帽随手入在玉米地了，找了好几次没找到，有一次无意中竟找到，他气不打一处几把把草帽扯得稀巴烂；更有甚的是，朋友还钱给他，他讲交情说，我又没催你，你急什么，不用急着还，朋友知他性子直说，现在有钱就还上，他一把夺来把钱撕成了两半——从此得了“老倔”名号。
这次他却对干部说：“捡石头清田埂，是大家的事。以前有人把碎石倒别人田头，缺德。我老了，倒不动了，但理儿我懂。整治刘延寿，是为咱砣港除害，也是为以后田里（喻指村子）干净。我作证。”
几年后，发展的浪潮终究席卷了砣港。因区位优势，整个片区被规划为开发区。推土机轰鸣着开进来，老屋、祠堂、晒谷场连同那些恩怨纠葛，都被推平。村民们统一迁入了不远处新建的、整洁的“砣港新村”，家家住上了带卫生间的小楼，通了自来水、有线电视。曾经的稻田上立起了工厂和物流园。
过年时，不再需要排队卖粮，也很少有人再提“门第”、“壮劳力”，年轻人谈论的是工资、社保和孩子的学区。刘玉林和冯莲的“玉莲服装厂”，早已搬进了开发区的标准厂房，生意稳定。刘建贺在地区政策研究室干得风生水起。刘兵在部队提了干。刘剑贺的科学种田成了镇里的典型……
砣港，作为一个地理名称和传统村落的生活方式，渐渐隐入历史。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着旧日的记忆、伤痕与温情，终于和无数中国乡村一样，跌跌撞撞却又不可逆转地，融入了新时代的洪流，开始书写关于“社区”与“市民”的新故事。那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绝望与希望、卑劣与高尚、束缚与突破，都化为了深埋在新时代地基之下，无人知晓却真实存在过的、沉重的“经纬”。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