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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挚踏进三元茶馆的第一天，感觉自己像是被扔进了一锅滚开的杂碎汤。
空气是浑的。廉价茶叶的涩味、汗酸味、脚底泥土的腥气，还有隔壁肉铺飘来的、若有若无的血腥，全被头顶那几扇不开的木窗闷在了一处，搅成一团，糊在脸上。他爹梅震的命令简单到近乎无理：“去，坐着，听。听足一个月，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
梅挚在最角落的位置寻了张桌子。桌面试油腻的，像涂了一层陈年包浆。他坐下，腰杆挺得笔直，仿佛圣人牌位前听讲的弟子。伙计端来一碗茶，水是滚烫的，茶叶在浑黄的汤色里上下翻滚，如同他此刻的心情。
他想格物，想致知。圣人书上说，万事万物皆有其理。可他竖起耳朵，听了整整一个时辰，只格出了一地鸡毛。
东头桌的张屠户在抱怨自家婆娘卷走了他半个月的屠宰钱，唾沫星子喷得比他砍肉的刀还快。西边那桌的几个老农，为一个“盐引”的价格争得面红耳赤，那神情，仿佛不是在谈论盐，而是在分割一块看不见的田地。还有个货郎，正唾沫横飞地吹嘘，县衙里的马快头是他拐了十八道弯的远房表亲，连带着他卖的针头线脑，似乎都沾染上了官府的威严。
梅挚试图用《大学》里的道理去归纳，去分析。张屠户的家事，是“齐家”之反面教材；老农的争论，关乎“国计民生”之细枝末节；货郎的吹嘘，则暴露了“官民”之间那层说不清道不明的依附关系。他脑子里条条框框，清晰得很。可这些道理，就像一把精致的梳子，想去梳理一团被猪油浸过的乱麻，根本无从下手。
他曾经以为天下最难懂的是《尚书》，现在才发现，比《尚书》更难懂的，是三元茶馆里那帮老茶客的闲聊。
茶碗里的水从滚烫放到温凉，又被伙计续上开水，再次滚烫。梅挚一口没喝。他的耳朵像一张网，捞上来的却是满网的泥沙。他爹究竟要他听什么？听那头走失的牛，还是那房漏雨的屋？
日头从东窗移到西窗，茶馆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唯一不变的，是那股子浑浊的热闹劲儿。梅挚觉得自己像个误入的异乡人，坐在一座信息的孤岛上，只能被动接收着那些毫无章法、粗鄙不堪的声浪。他感到一种智识上的羞辱。
半个月后，梅挚成了茶馆里一件会喘气的摆设。
他不再挺直腰杆，而是学会了将手肘支在桌上，用一种近乎慵懒的姿态，将自己融进那片嘈杂的背景里。他面前的茶碗，也终于有了被饮用的痕迹。他甚至能从一个茶客清嗓子的声音里，分辨出他接下来要说的是家长里短，还是又要抱怨官府的新税条。
这孩子，进化了。
他的目光不再迷茫地四处扫射，而是变得像一枚精准的绣花针，在纷乱的谈话中，准确地挑出那些他开始觉得“有用”的线头。
“……那‘青苗钱’，说是好心，可放下来的钱还没捂热，衙门里那帮人就盯着你秋后的粮食了。利滚利，比驴打滚还快！”一个干瘦老者把茶碗重重一墩，满脸的褶子都在发苦。
“嘘！小声点！我跟你们说，想少交点税，得找对人。户房的李书吏，就好那一口‘雨前毛尖’，你懂的。”一个穿着绸衫的胖商人挤眉弄眼，声音压得像蚊子叫。
“屁用！李书吏算个球！上头还有主簿，主簿上头还有县丞！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上次那桩田产官司，光是给‘门子’的‘辛苦钱’，就花了三贯！”
梅挚的指尖在粗糙的碗沿上无声地划过。他脑中那张混乱的图景，开始自动归类、分区。
一类，关于“钱”。赋税、徭役、盐引、物价、生意经。这是所有话题的根，几乎每一句抱怨、每一次争吵，都离不开这个字。
一类，关于“法”。官司、纠纷、差役的威风、牢狱的黑暗。这是悬在所有人头顶的刀，平时看不见，一旦落下，谁都躲不掉。
一类，关于“权”。谁是县太爷的连襟，谁和主簿是同乡，谁能一句话让城门的兵痞点头哈腰。这是一张看不见的网，比县衙的告示贴得更广，也更有用。
他发现，茶馆里的人几乎不谈“仁义道德”，他们只谈三件事：怎么搞钱，怎么保命，怎么看别人笑话。而这三件事，恰恰是圣贤书里从不屑于细说的。那些被茶客们当作“常识”的东西，比如打官司要先给“门子”塞钱，对梅挚来说，却不啻于一个个惊雷。这个“常识”像一记重拳，狠狠打在他所学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信条上，打得他头晕目眩。
一个未来的政治家，正在用最笨的方法，绘制他人生中第一张“社会权力结构图”。
一个月期满，梅挚回到家中。梅震正在院里侍弄他那几盆兰草，头也不抬地问：“听出什么了？”
梅挚没有像往常那样引经据典，说什么“民生多艰，吏治不清”。他只是在父亲身边的小凳上坐下，给他续了杯茶，平静地讲了一个故事。
“茶馆里有个叫赵老四的，是个瓦匠。上个月，他跟邻居为了屋檐滴水的事吵起来了。邻居说他家的屋檐多伸出来三寸，雨水全滴他家墙角，把墙基都泡松了。赵老四不认，说自家屋檐是按老规矩造的。”
梅震停下手中的活，侧耳听着。
“两人先是吵，后来动了手。邻居的儿子在县衙当差，就去报了官。差役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先把赵老四锁了，说他‘聚众滋事’。赵老四的老婆到处求人，给差役塞了五百文钱，才把人放出来。事情还没完，官司打到公堂上，县丞老爷让他们自己请人丈量。请人不要钱？量完了，又说要调阅地契，看当年划界。调阅不要钱？来来回回折腾了小半个月，赵老四那点积蓄全填进去了，花了快二两银子，最后县丞判，让他把屋檐锯掉三寸。赵老四不服，还想再告，被他老婆死死拉住了。”
梅挚讲完，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那茶水的苦涩，他现在已经品出了一丝回甘。
梅震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所以，我那两文钱……”
“爹，”梅挚打断了他，目光清澈而平静，平静得让梅震有些陌生，“你那两文钱，买的不是白菜，也不是邻里和睦。”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像是把这一个月听来的所有嘈杂，都淬炼成了这几句话。
“你买的，是‘不上公堂’的权利，是‘不被差役盘剥’的资格，是‘不让小事变大事’的安宁。这份安宁，在书上是‘天下太平’四个字。但在新繁县，它就值两文钱。”
梅震手里的剪刀，“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他看着自己的儿子，眼神里先是震惊，然后是茫然，最后，是一种混杂着欣慰与心疼的复杂光芒。他以为自己给儿子出了道题，没想到，儿子却交回来一篇他自己都未曾想透的文章。
那一刻，梅挚的童年志向，终于有了清晰的轮廓。它不再是空洞的“为国为民”，而是具体到——要让天下的安宁，不止值两文钱。要让天下的道理，能比两文钱更有用。
这个志向，听起来朴素，却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沉重，也更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