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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阴了。
要下雨。
梅挚对着一方砚台。
砚台是劣质的青石，磨得久了，中间洼下去，像个浅浅的碗底。碗底里的墨，已经快干了。稠得像一滩化不开的愁绪。
他拿起那支笔。
笔杆有了裂纹，用细麻绳缠着，握在手里，硌得慌。笔头的狼毫也秃了，分了叉，像个没睡醒的老头。
他把笔头探进砚台里，小心翼翼地蘸了蘸。
墨汁挂在笔尖，一滴，将落未落。
他没舍得下笔。
这点墨，是娘熬了两个通宵，纺了三两麻线换回来的。写一个字，就少一个字。写一篇文章，娘就得再熬几个晚上。
他本想写点什么。
写写窗外的竹子，雨前的风。或者写写远山的颜色，水田里浮着的天光。先生说，文章要“言之有物”，也要“言之有序”。他想练练笔，练练序。
可笔悬在纸上半寸，落不下去。
脑子里没有竹子，也没有远山。
只有孙老汉那张被逼债逼得没了血色的脸。还有王员外家门口那对新刷了桐油的石狮子，油光锃亮，咧着嘴，象是在嘲笑。
手腕一沉。
笔落了下去。
纸是粗糙的草纸，纤维一根根地炸着。墨汁洇开，像一滴血掉进水里。
一行字。
不是风，也不是月。
“朱门酒肉官家道，白骨生民野草心。”
写完，他自己盯着那十四个字，象是不认识一样。屋子里很静，只有他自己的心跳声。
咚。
咚。
咚。
这哪里是诗。
是催命符。
第二天，天亮得早。
娘在屋里收拾东西，一眼就看到了桌上那张纸。
她不识字，但看得出那不是寻常的功课。字迹潦草，带着一股气。
她把纸拿起来，走到门口，借着清晨那点微光。
梅挚刚从井边打水回来，看见这一幕，水桶“哐当”一声落在地上，水溅了他一裤腿。
他手心全是汗。
他怕娘把纸撕了，更怕娘骂他。在他看来，这比被先生拿戒尺打手板要可怕得多。
娘看了很久。
久到院里的麻雀都叫了好几轮。
梅挚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裤腿上的水迹，慢慢干了，留下一圈浅白色的印子。
风停了。
纺车也停了。
娘终于把那张纸，仔仔细细地叠好，象是在叠一件新做的衣裳。
她走过来，把纸塞回梅挚手里。
“字是好字。”
“道理，也是好道理。”
她的声音很平，听不出喜怒。
“收好。莫让外人看见。”
说完，她转身回到屋里，重新坐到纺车前。
“吱呀——吱呀——”
那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响，也都要急。
村里的私塾，已经散了。
老先生年纪大了，不再教书，只在家里侍弄几盆兰草。他是这村里唯一能和梅挚聊上几句经史的人。
梅挚把那张纸递过去。
老先生扶了扶老花镜，凑得很近，嘴里念念有词。
他读得很慢，象是在嘴里嚼着一颗干硬的豆子。
读完。
手一抖，老花镜差点从鼻梁上滑下来。
他抬起头，看着梅挚。那眼神，很复杂。有几分欣赏，但更多的是恐惧。
“娃儿，你这才华，比你爹当年，还要硬上几分哦。”
他长长叹了口气。
“可惜，这世道，容不下太硬的笔杆子。”
他把纸稿推了回来。
“这是好诗。也是能杀人的刀。收起来，就当没写过。”
梅挚点点头，把纸小心地收进怀里。
他不知道，老先生爱才心切。
当天晚上，老先生就着油灯，偷偷把那两句诗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封进一封信里。他想寄给城里一位做过小官的故交，让他看看，这乡里是不是出了个能光宗耀祖的苗子。
夜。
雨很大。
梅挚回到家，把那张写着诗的纸，郑重地夹进了一本最厚的《春秋》里。书页泛黄，带着一股霉味。他觉得，这样就安全了。
与此同时。
王员外家。灯火通明。
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丁，正哈着腰，在他耳边嘀咕。
“……那梅家的小子，写酸诗……骂老爷您……”
王员外端着盖碗茶，撇了撇浮沫。
“一个穷酸秀才，会写两句歪诗，能翻起什么浪？”
他没在意。
他不知道，那家丁为了邀功，把“朱门酒肉”说成了“意图不轨”，把“白骨生民”说成了“煽动泥腿子”。
他更不知道，就在他家院墙外，一个穿着皂隶服色的小吏，正缩在墙角避雨。他是县衙派来盯梢王员外的。墙里的话，他听了个七七八八。
“梅家小子……煽动……意图不轨……”
小吏的眼睛亮了。
雨水顺着他的斗笠往下淌。
他觉得，这不再是一件小事。
这是一件天大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