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挚传连载

当我们叩问历史，于浩如烟海的卷帙中搜寻，我们所求为何？是帝王将相的赫赫武功，是文人骚客的传世诗篇，抑或是王朝兴替的宏大叙事？诚然，此皆为史之骨血。然则，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真正风骨，往往并非凝结于最耀目的峰顶，而是蕴藏在那些默默支撑起广厦的基石与栋梁之中。他们是史书列传里寥寥数语的清介之臣，是民间口碑中世代传颂的良善之官。他们是历史的“常数”，亦是文明的“脊梁”。

梅挚（公元9941059年），字公仪，便是这样一位值得我们从故纸堆中请出，拂去尘埃，重塑其血肉的人物。

他的名字，在群星璀璨的北宋仁宗朝，或许不如范仲淹、欧阳修那般如雷贯耳，亦不如苏氏父子那般引领文坛风骚。他更像一株生长于蜀中沃土的劲竹，质朴、坚韧，其一生的风节，并非在朝堂中枢的华美辞章里，而是在广西昭州的瘴疠之地，在黄河岸边的抗洪大堤上，在监察御史弹劾权贵的奏疏里，一笔一划，刻写而成。他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印记，莫过于那篇振聋发聩的《五瘴说》。寥寥数百言，将官场中“租赋、刑狱、饮食、货财、帷薄”五种积弊描摹得淋漓尽致，如五柄锋利的柳叶刀，精准地刺向一个温热的腐朽时代最幽暗的病灶。

欲写梅挚，必先懂其时代。仁宗一朝，是北宋文治的顶峰，亦是积弊的渊薮。这是一个看似矛盾的时代：朝堂之上，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文正公，有文采风流的欧阳永叔；市井之间，有《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富庶繁华，有活字印刷术带来的文化昌明。然而，在这片“花团锦簇”之下，是土地兼并的暗流，是“三冗”问题的顽疾，是百姓在苛捐杂税下日益沉重的喘息，是官僚体系因循苟且、盘根错节的惰性。宋仁宗本人，是一位宽厚仁慈的君主，他的“仁”，成就了士大夫阶层空前的言论空间与政治理想，却也因其优柔寡断，纵容了外戚权贵的骄横与吏治的败坏。

正是在这样一个“盛世危局”之中，梅挚的出现，才显得尤为珍贵。他并非生于钟鸣鼎食之家，不过蜀中新繁一介耕读子弟。少年丧父，家道中落，是母亲的坚韧与教诲，燃薪夜读的刻苦，才使其三十三岁得以进士及第，踏入仕途。这份源自底层的生命体验，使他终其一生，都未曾割舍与黎民百姓血脉相连的情感。当他身为苏州通判，面对饥荒，敢于上书缓征；当他远戍昭州，面对蛮瘴，首先想到的是革除官场之“瘴”。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却从不空谈心性，他的“经世致用”，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民情，是用心血体察出来的疾苦。

为梅挚作传，是一项艰难而迷人的工作。《宋史》为其立传，仅二百余字，惜墨如金。其生平事迹，散落于同时代人的文集、笔记、地方志乃至金石碑刻的缝隙之间。这便要求笔者，既要有史家的严谨与考据之功，于蛛丝马迹中钩沉索隐，力求“无一字无来处”；又需有文心与情怀，以合理的想象，去填补历史的留白，去“复活”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有困惑挣扎的个体。传记，非年谱之铺陈，亦非史论之枯谈。笔者所愿，是引领读者走进梅挚的世界——感受他童年时蜀地的田园风光，体会他科举路上的寂寞与坚守，目睹他在官场浊流中的清醒与抗争，聆听他在面对君王时的拳拳之心与铮铮铁骨。

我们将看到，他并非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圣人。他亦有常人的情感，有面对强权的审慎，有身处逆境的孤独。他弹劾张尧佐，面对的是当时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其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治理黄河，面对的是吞噬万千生灵的天灾，其背后是积重难返的河工弊政。他每一次的选择，每一次的抗争，都并非逞一时之快，而是深思熟虑后，一个读书人对内心道德律令的忠诚践行。

因此，《梅挚传》意欲探讨的，是一个更为永恒的命题：在一个规则被潜规则侵蚀、理想被现实不断磨损的体系中，一个正直的个体，其“清醒”与“坚守”的价值究竟何在？他的抗争，或许未能彻底扭转一个王朝的颓势，却如同一束不灭的微光，照亮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精神所能企及的高度，为后世无数在暗夜中独行的理想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可堪仰望的坐标。

故此，笔者不揣冒昧，愿以拙笔，追摹前贤。此书所记，非唯梅挚一人之生平，亦是描绘仁宗一朝的社会长卷；此书所写，非唯北宋官场之风云，亦是探寻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心路历程。

诚邀诸君，翻开此卷。让我们一同走进一千年前那个既辉煌又沉重的时代，去认识这位名叫梅挚的蜀人，走进一个灵魂的跋涉，触摸一个时代的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