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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春末夏初。
天猛地就燥了。春寒仿佛只在墙根儿湿了薄薄一层地皮，日头一毒，那点子潮气“滋”一声便散了，只留下满城浮灰，粘在檐瓦、窗棱、人的眉眼上。易俗社院子里那几棵槐树，叶子刚还嫩黄，如今便绿得发了蔫，厚墩墩地叠着，一丝风也透不过来。墙角那丛每年春天都疯长的狗尾巴草，今岁草籽结得又小又轻，蓬着一团乱絮，被午后毒辣的阳光一蒸，无精打采地垂着头。
刘敬斋那晚随手丢下的锦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先是烫在韩社长的腰上，如今更是烙进了整个易俗社的皮肉里。起初是安静的，可那疼是绵密的、往骨缝里钻的。东西就锁在账房那个上了年头的老樟木匣子里，和房契、税单、几张借据堆在一处。钥匙二十四小时贴身，压着韩社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绸马褂，沉甸甸的，硌得他寝食难安。
韩社长话更少了。他总是待在账房里，门虚掩着，只有旱烟那呛人的气味，一阵阵从门缝里漏出来，缭绕在午后死寂的廊下。偶尔他推开门，站在门口，浑浊的目光穿过院子，总要往西厢房那边定定地望上一会儿。柳玉凤依旧住在那里。她像什么都没发生，还是每日天色未亮便起身，院中便有清凌凌、脆生生、水一般流过的吊嗓声，一遍一遍，字正腔圆，不疾不徐。那声音比往日更清透，更圆润，像是要把肺腑里最后一丝郁气都涤荡干净，却又因此，透着一股子不寻常的劲儿，直往人心底里钻，搅得后台那些竖着耳朵听动静的人，脊背上沁出细密的汗。
石丑民胳膊上的枪伤好得慢。白日里练功、排戏、走场子，汗水将衣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结成一层硬邦邦的盐碱，摩擦着新生的嫩肉，像无数小针在细细密密地扎。他习惯了那疼，甚至有点依赖——那一点切肤的痛楚，能让他从更宏大、更憋闷的无力和恐慌里，偶尔分一点心神。夜里独处时，他才褪下那块补丁摞补丁的粗布，露出底下结了痂又撕裂、撕裂了又凝痂的伤口。他学着用赵桂兰留下的那点子灶下土法，从灶膛最深处掏一把冷透了的、最细的草木灰，拌上几滴放得没了香味的蓖麻油——舍不得多用香油，只薄薄涂一层。灰粉吸着渗出的血水，油又涩住了灰。这粗糙的敷料带来一种怪异的、近乎滚烫的凉意，压下了伤口边缘的红肿和灼痒。他看着伤口，就想起那个雪夜刀子似的风，想起柳玉凤车影消失的方向，想起赵桂兰袖口那一抹怎么也洗不掉的暗红。这伤，倒像一枚盖在他心头的戳，时时刻刻提醒他一些事情。
后台的日子，像被无形的、粘稠的胶水拖慢了，每一个动作都滞涩、发闷。流言起先只是窃窃，像墙根砖缝里蔓生的湿滑苔藓，顺着戏社的门缝往外爬。渐渐地，苔藓结了痂，变作了墙角积着的、泛着异味的污渍。王管家来得愈发准时，那红绸盖着的托盘，像带着某种灼人的诅咒。绸缎、果品、时新衣料，甚至有一次，还有一匣子外洋来的、甜腻得腻人的奶油饽饽。王管家不说话，永远是那张油滑而疏离的笑脸，眼神却在后台每一个人脸上，轻飘飘地刮过。东西摆在柳玉凤妆台旁的条案上，像一尊沉默的、巨大的神主牌，提醒着某种心照不宣的力量。
柳玉凤成了后台唯一的、奇异的、隔绝的存在。她从不看那些东西一眼，像它们压根不存在。她上妆的时间，比以往长了许多。对着水汽氤氲的铜镜，用指尖剜出一点点银簪磨出的、带着凉意的膏子，细细地、一点点拍在脸颊、额头、脖颈。那是以前她不舍得用的好货。如今，像是要在这层细密的、散发着清冷香气的粉后，砌起一道看不见的墙。台前她还是那个光耀四座的凤姐，眼波流转，身段袅娜，一句“大官人”，一声“小娘子”，依旧能勾得台下落了魂儿。只是石丑民扮着蒋干，挨近了做那些油滑讨好的表情时，能从她近在咫尺的眼底，看到一片比镜子更深的冰湖，底下冻着的，是他不敢触碰的、荒凉的虚无。
这些流言和“礼物”，像夏天的蝇子，挥之不去。来的不再只有刘府的帖子，城南的绸缎庄李掌柜，城北的钱庄孙管事，甚至驻扎在南校场那位风传与刘敬斋不大对付的某团长，也遣人递来了帖子。有邀去府上“赏玩”、听“清音”的，有借着为老夫人贺寿、点名要柳老板“独掌花魁”的，更有些帖子，言辞直白、跋扈，不容置喙，仿佛是件稀罕的玩意儿，被人惦记上了，要拿去品鉴一番。
韩社长手里捏着那些烫金的、印着各种名号的纸片子，指关节捏得发白。推不掉，也绝不能去。他便成了个蹩脚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说客。先是说柳姑娘受了风，嗓子倒了；又说社里有新编的大戏，日日联排，一刻离不了人。到后来，借口快要编尽，连“家母微恙，需回乡侍奉汤药”这样的话也扯了出来。他说得干涩，笑得勉强，接过帖子时微微佝偻着背，像被人无声地抽去了脊梁骨。易俗社这块招牌，在长安城里立了几十年，如今倒像悬在了风口浪尖上的瓦片，稍有不慎，粉身碎骨也只是顷刻间的事。
石丑民把一切看在眼里。他不能做什么。台上，他和她依旧是天衣无缝的“夫妻”。唱到那句“娘子，我的酒呢？”时，他的手本该顺着她的袖口轻轻一搭，做出亲昵讨好的丑态，如今那手指悬在半空，指尖却微微发凉。台下，他便把自己埋进练功房里，汗水一道道滑下来，把眼睛蛰得生疼，他便闭了眼，凭着肌肉的记忆，一遍遍走他的台步，旋身，抖袖，亮靴底。仿佛那单调而繁重的重复，能把心口那团乱麻般的滞闷，一点一点磨成粉，随汗流走。偶尔累了，靠在冰冷的砖墙上喘气，他能听见院子里稀薄的蝉鸣，听见远处隐约的梆子声，听见钱三儿他们低低的、意味深长的笑声，唯独听不到西厢房那清亮的声音了。她变得很安静，像一幅被钉在框子里的旧画，美得凛然，却也孤绝。
后台的空气绷得更紧。师兄弟们偶尔瞥向柳玉凤的眼神，多了些别的东西。同情吗？有，但更多是种复杂的、兔死狐悲的惊悸，以及一种不易察觉的、在重压之下催生出的微妙期盼——盼着这根刺，快些被拔掉，无论以何种方式。钱三儿依旧唱着他的武生，腰腿功夫日臻化境，得意劲更甚，在柳玉凤经过时，他嗓门会刻意拔高那么一点点，带着某种近乎残忍的兴奋，对着旁人嚷嚷：“哎，我说兄弟，这人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料到……”话只开个头，剩下的，尽在那一声嗤笑和周围人心照不宣的沉默里。
转机，或者说，终局的第一个信号，来得猝不及防。
那天下午，日头毒辣，晒得人皮肤发烫。韩社长和胡三丑一前一后，穿过正午死寂的回廊，两人的脚步声都显得格外沉。他们停在柳玉凤练功的西厢房门前，没进去。门是虚掩的，能听见里面隐约的水袖甩动声。胡三丑抬起手，指节在那扇漆皮斑驳的门板上，轻轻叩了三下。
“笃，笃，笃。”声音不大，落在闷热的午后，却像三记沉闷的鼓点。
里面甩袖的声音停了。片刻，柳玉凤的声音传出来，隔着门板，有些瓮：“谁？”
“师父。”胡三丑干咳了一声，没等她应，便推开了门，却又没迈进去，只是身子侧了一侧，让出韩社长。两个人堵在门口，像两尊没找对位置的石狮子。
柳玉凤穿着练功的白麻布水衣，没上妆，脸上挂着细密的汗珠。她停下脚步，目光掠过胡三丑阴沉得能拧出水的脸，落在韩社长那极力镇定却仍透出狼狈的脸上，又很快移开，落在自己脚下那块被磨得光亮的地砖上。
韩社长没兜圈子。话到了嘴边，仿佛耗尽了全身力气，用一种近乎麻木的平稳说了出来，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清晰：“玉凤啊，今儿晌午，城西宝华班的吴班主，托熟人递了话来。”他顿了顿，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像是在艰难地吞咽什么硬物，“他说，他那边新排了一出《穆柯寨》，寨里的女寨主穆桂英，原定是班里新收的那个‘一枝秀’可、可巧，前几日排练，从梯子上摔下来，把腿摔折了，少说也得养三两个月。”
他又停顿了，目光像受惊的兔子，在柳玉凤平静无波的脸上飞快地掠过，又落在胡三丑铁青的侧脸上，仿佛从那里寻求一点点支持，或是承受力。可胡三丑只是咬着那早已熄了火的旱烟锅子，脸颊的肌肉绷得死紧，一言不发。
“这出戏，是给他们班台柱子杨小楼，杨老板预备的。眼看日子近了，角儿病不得，他们吴班主跟我是旧识，也知道咱们这儿如今不太平。”韩社长终于把那最艰难的一句，从牙缝里挤了出来，带着一种豁出去了的决绝，“他想、想请你过去，替唱些日子。工钱按着荣庆班的顶薪份子给，不亏待你。他说，他在那边班子里说一不二，断不容外人搅扰。只说是‘帮朋友一个忙’，避避风头，等……”
他住了口。后面的话，谁都清楚。等着刘敬斋那新鲜劲儿过去，或者等着风平浪息，或许，就真的只是“躲一躲”。
院子里的蝉，在这窒息的沉默里，忽然又叫了起来，声嘶力竭，仿佛要把人的耳膜震破。
柳玉凤一直低着头，看着水衣的下摆，那里已经被汗濡湿了一小块。汗渍慢慢地扩散着，像一个正在无声哀悼的句号。她就那么看着，看了很久，久到韩社长脸上那点强撑起来的血色，一点点褪尽了，只留下灰败的憔悴；久到胡三丑捏着烟杆的手，因为太过用力，连烟锅头都在微微颤抖。
终于，她抬起了头。脸上依旧没有波澜，甚至没有委屈。只有一种近乎认命般的、深深的疲惫，像被雨水浸泡了太久的土墙，透着一股灰败的颜色。她看着韩社长，又看了看胡三丑，那目光清澈，却清冷得如同此刻从西边斜射进来、穿过稀疏窗纸的光线。
“我去。”
只有两个字。平平淡淡的两个字。却像两块冰，砸在地上，也砸在门外廊下，那片浓得化不开的、属于石丑民的阴影里。
去。去哪里？荣庆班的名头，大家多少听过。班主吴全，是个精明的老江湖，手眼也算活络。去他那里，比起在易俗社这般赤裸地暴露在刘敬斋的目光之下，固然是一层隔断。可那隔断又能有多结实？不过是换一个池塘，暂时避开一条太过凶猛的鳄鱼罢了。而这“暂时”，谁也不知道是多久。一月？两月？还是遥遥无期？
胡三丑猛地抬起头，下颌的线条绷得刀削一般。他看着柳玉凤，那双平日里浑浊却严厉的眼睛里，第一次翻涌起剧烈的、浑浊的情绪——不甘、屈辱、愤怒，还有一丝连他自己也未曾察觉的、被更深重的无力感所侵蚀的懊恼。他想说什么，嘴唇嚅动了几下，最终只化作一声更深的抽噎，硬生生咽了回去，憋得喉头发出“咕”的一声闷响。
柳玉凤却已经收回了目光，落回到地面那个缓慢扩大的汗渍圆圈上。嘴角甚至往上扯了扯，一个疲惫得近乎虚脱的微笑：“我明白。我去了，对社里好。对师父，对各位师兄弟，也都好。戏，在哪里，都是唱。”
最后半句，她说得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说服自己。可那句话落在石丑民耳朵里，却像一记闷棍，砸得他五脏六腑都移了位。戏，在哪里都是唱？不，那是她全部的骄傲、才华，是她与这浊世唯一的、干干净净的连接。如今却变成了一个理由，一重借口，一个可以被轻易“出让”的地方。这份认知让他胸口一阵血气翻涌，喉咙里尝到了铁锈般的甜腥味。
消息没走漏，却像长了腿，悄无声息地传遍了整个易俗社。没有人公开谈论，也没有人表现出大起大落的情绪。只是在柳玉凤收拾东西那几天，所有人的动作都变得格外轻，话语也格外少。大家有意无意地避开她，也避开那个话题，就像那屋子里突然住进了一个患了重病、即将离去的人。唯一的变化，是投向她的眼神，那里面掺杂的复杂意味更加浓郁——惋惜、同情、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侥幸，还有那种心照不宣的告别。后台她那张空了的妆台，偶尔有人擦过，但那光亮的、孤零零的台面，却更像一块刺眼的伤疤，无声地提示着即将到来的失去。
钱三儿不再拿话挤兑，只是那上扬的嘴角，暴露了他心底那份隐秘的、不便宣之于口的快意。他像是卸下了某种负担，步子都轻快了些，仿佛那个压在他们头顶的无形重物，已经被一个更小、更柔韧的靶子，吸引了过去。
最平静的，反而是柳玉凤自己。
她收拾行装时，石丑民曾远远地望见过一次。那是一个午后，阳光很好，从敞开的门里斜斜地射进去，照着她单薄的背影。她没有多少东西，几件洗得发白的家常衣裳，几本被翻得卷了边角的、手抄的工尺谱，一个装针线的竹匣子，里面有几色丝线和一些磨得光滑的顶针。最后，她拿起那支银簪。没有多少花样，簪头是一朵简单的、磨得已经有些圆润的银丝海棠。她拿到门口光亮处，对着太阳仔细地看。阳光穿过簪身，落下细细一道、摇曳的光斑，在她光洁的、未施脂粉的手背上跳跃。她看了很久，用指腹极慢地摩挲着每一道熟悉的纹路，仿佛要用指尖的温度，将这件最贴身、也最寻常的饰物，连同她在这里整整七年、二千五百多个日夜的记忆，一并牢牢拓印下来。
然后，她转过身，对着那面水渍斑驳的铜镜，慢慢地、仔细地，将那支簪子，斜斜地插入发髻。她没有立即转身，就那么静静地、长久地，望着镜子里那个有些模糊的、没有油彩和贴片遮掩的自己。阳光在她身后勾出一道黯淡的金边，也将她整个人，浸泡在一种静默的、近乎凝固的悲伤里。那一刻的她，不像是即将要去一个“暂时避难”的地方，倒像是一种最后的、对自己的告别，对那个纯粹地、只为唱戏而活着的柳玉凤，无声的道别。
石丑民躲在廊柱的阴影里，喉结滚动，掌心被自己掐出几个深红的月牙印。他想走过去，哪怕只问一句“东西都拾掇好了？”或是“那边要是缺什么，捎个信儿回来。”可他不能。那双无形的眼睛无处不在。他不愿再给这潭浑浊不堪的水，增添任何一点新的涟漪，哪怕是善意的。
荣庆班派来的车，是个半旧的双轮骡车，车篷上打了好几块颜色不一的补丁，拉车的骡子老得厉害，拴在巷口的石墩旁，低垂着头，一下一下地嚼着地上干枯的草茎。来接人的是个年过半百的车把式，姓李，脸被太阳晒得黧黑，蹲在车辕下，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锅子在鞋底磕出的火星子，在初起的晨雾里明灭不定。
没有多少人送行。天色刚蒙蒙亮，院子里还浮着一层薄薄的、带着凉意的雾气。韩社长站在门口，将一个鼓囊囊的青布包袱塞给柳玉凤：“拿着，玉凤。里头的钱……是社里凑的。不多，路上应急，到了那边，万莫亏待了自己。”他的声音哑得厉害，目光不敢与柳玉凤对视，只死死盯着她脚下那块青石板的缝隙。
胡三丑站在廊檐底下，佝偻着背，远远地望着，手里那根没点火的烟杆，像根秤杆，直挺挺地攥着。他没说话，只把脸埋在屋檐投下的阴影里，看不清表情，唯有下颌的线条，在微微发抖。
柳玉凤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月白夏布衫，手里提着她那个半旧的、装满水衣和小物件的藤箱，那只放了细软和小包袱。她抬起头，目光在晨光中缓缓扫过。扫过易俗社那块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雨、被墨色浸透的“移风易俗”匾额，扫过院子里那棵见证了无数悲欢离合、树皮皴裂的老槐树，扫过门口两个石鼓，还有石鼓旁那丛开败了、只剩几朵残花的月季。
最后，她的目光，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牵引着，还是掠过了人群的边缘，掠过了那块最深的阴影。那里，石丑民靠着冰冷的廊柱，把自己藏在渐明的晨光和渐散的雾气背后。他的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根拉满的弓弦，随时会崩断。他的目光，隔着不近不远的距离，与她轻轻一碰。
很短，快得像错觉。仿佛一道细微的、几乎看不见的电光，划破了弥漫的晨雾。
然后，那眼神便挪开了。
石丑民却在那一瞬间，看清了她眼底的东西。那里面没有怨恨，没有泪水，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荒凉的寂静。仿佛是暴风雪平息后的旷野，什么都被掩埋了，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干净得可怕。可在那冰层之下，似乎又有那么一丝微弱的、不甘的火星，被厚重的冰层压着，绝望地、却也顽固地，不肯熄灭。
柳玉凤什么也没说，对着韩社长，对着廊下的胡三丑，也对着晨雾中那几个早起的、沉默的师兄弟们，微微弯了弯腰，做了个简单的礼。
“社长，师父，各位师兄弟，”她的声音不大，却在这清晨异常寂静的空气里，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带着一种强行撑起的平静，“我走了。”
她没有再说“保重”，也没有说“等我回来”。只是轻轻地、轻轻地，放下了藤箱，俯身，钻进了那辆半旧的车厢里。帘子在她身后落下，厚实的青布，隔断了晨光，也隔断了所有探寻的目光。
车把式站起身，拍拍膝盖上的土，沉默地跨上车辕。鞭子凌空一甩，没落在骡子身上，只发出一声清脆的破空声。
“驾！”
骡车发出沉闷的“吱呀”声，轮子开始转动，碾过巷子里被晨露打湿的青石板路，一下，又一下，不疾不徐，像一位老者在空寂的巷子里，缓慢地、沉重地咳着嗽。车子慢慢地朝着巷口，朝着那片尚未被太阳完全照亮、泛着鱼肚白的天空尽头，移动过去。
韩社长往前踉跄了半步，像是要追上去再说点什么，却又硬生生顿住了，嘴唇翕动着，最终只化作一声长长的、几乎听不见的叹息。
胡三丑终于动了。他转过身，谁也不看，径直朝堂屋走去。他的脊背佝偻得厉害，仿佛在一瞬间，就被那辆远去的骡车，抽走了最后一点力气。他的身影消失在昏暗的门洞里，脚步声沉重而缓慢。
石丑民依旧靠着廊柱，晨光落在他脸上，也驱不散那股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他看着那辆骡车越来越小，越去越远，终于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最后，消失在巷口那片灰白色的晨光里，连那单调的、催命似的吱呀声，也彻底被巷子外面苏醒过来的、模糊的市声吞没了。
巷子空了。
只有车轮碾过青石板留下的、两道浅浅的水痕，在晨曦中泛着微弱的光。
风从巷口吹进来，带着清晨特有的凉意和远处依稀可辨的烟火气。风送走了人，却没吹来想象中那如释重负的轻松。恰恰相反，一股更庞大的、无声无息的重量，仿佛随着那辆骡车的离去，沉甸甸地压了下来，压得易俗社门前这方小小的天地，更加地透不过气来。
空气像是凝固了，每一个人的呼吸都变得粘滞而困难。他们用一种近乎麻木的表情，目送着那辆骡车消失在视线尽头，再默默地、悄无声息地转身，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牵引着，回到各自的位置，回到那不得不继续、却又截然不同的日常里去。
胡三丑走得很慢，他的身影在清晨黯淡的光线里，拉得很长，佝偻得像一座不堪重负的石像。他经过石丑民身旁时，脚步有了极其短暂的停顿。他甚至没有看石丑民一眼，只是那压抑的、带着粗重喘息的声音，像是从胸腔深处硬生生挤出来的，又低又哑，像是被砂纸磨过：
“好好唱你的戏。”
停了停，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又补充了一句，声音更低了，几乎淹没在喉间：
“把功夫，练到骨头里去。”
烟杆被他死死攥着，指节捏得发白。说完，他没有片刻停留，拖着沉重的脚步，消失在了后堂的阴影里。
那两句话，像两块滚烫的烙铁，烫在了石丑民的耳膜上，也烫进了他的心底深处。他把那句“把功夫练到骨头里去”，嚼了一遍又一遍。是告诫？是期望？还是在这山雨欲来、大厦将倾的时刻，师父能给予的、唯一还能抓得住的东西？戏。除了戏，他还有什么？
他慢慢地、慢慢地，站直了身体。晨光照着他年轻却已显出几分沉郁的侧脸，照着他紧抿的嘴唇，和那双因为彻夜难眠而布满红丝、却又深不见底的眼睛。他转身，没有看那些渐渐散去、步履凝滞的同门，也没有看空荡荡的巷口，而是朝着练功房，那个冰冷、空旷、带着尘土和汗水味道的地方，一步一步，踏着浸透了露水的青石板路，坚定地走了过去。
脚步声在清晨微凉的空气里，异常清晰，也异常沉重。
巷口的雾气散了，长安城的白日重新笼罩下来，灰尘，暑气，人声，车马声，一切如常。
易俗社门口的《卖酒》牌子，悄悄地被换了下来，换上了一出新排的《打金枝》。依旧是石丑民的名字，只是旁边那并肩而列的、属于凤姐的名字，不见了。牌子显得那么空，那么大的一块空白，突兀而刺眼地晾在那里，像一块新生的、等待愈合却又迟迟无法结痂的伤疤。
钱三儿的得意几乎是写在脸上的。他扮起郭暧，念白响亮，身段漂亮，插科打诨，抖包袱的时机精准无比，把个骄纵的驸马爷演得活灵活现。台下笑声不断，叫好声也高。可石丑民扮着沉稳的老臣郭子仪，在那个需要他接话、递眼神、捧包袱的关口，却总觉得自己使出的劲儿，像打在了一团软塌塌、吸着水的旧棉絮上。他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洪亮，身段稳重，可台下那些因钱三儿而起的、闹哄哄的笑声和掌声，却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模糊的毛玻璃，朦朦胧胧，透不进来。那出戏原本的韵味，那股子将相争锋、父女斗气的鲜活劲儿，因为少了那个能与他针锋相对、又能丝丝入扣的对手，变得松散、浮夸，像一盘散沙，纵然捏合，也失了魂。
而缺魂的不只是戏。后台，那方曾经属于柳玉凤的妆台，如今真的空了出来。开始还有人无意中将卸下的水衣、摘下的头面随手搁在上头，旁边总会有人，默不作声地、轻手轻脚地将其拿起，放到别处去。渐渐地，那儿便真正成了一个洁净的、无人触碰的禁区。桌子上落着一层薄薄的灰尘，在午后斜射进来的阳光里，看得分明。偶尔有人走过，目光总会在那桌面上一掠而过，又飞快地移开，仿佛多看一眼，都会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灼伤。
更大的变化，是那些潮水般涌来，又被韩社长勉强挡在门外的帖子、邀约、所谓的“仰慕”和“关照”，竟也随着柳玉凤的离去，一夜之间，消退了大半。像一场旷日持久的、黏腻的、无法摆脱的梅雨，终于在某个清晨骤然放晴。笼罩在易俗社上空的阴云，看似被那辆远去的骡车带走，露出一角看似久违的青天。空气不再那么黏稠得令人窒息，那些揣测的、同情的、好奇的、不怀好意的目光，也似乎暂时移开了焦点。
社里隐隐地透出一股松快的气息。不再像先前那般人人噤声，连走路都要屏住呼吸。晚饭时，也能听到几声勉强撑起的、干涩的笑语。师兄弟们开始重新琢磨新戏，商量着把《盗宗卷》或《劈山救母》好好排一排，恢复恢复社里的元气，也打一打外界那些有色的眼光。韩社长脸上的阴霾，仿佛也散开了一点点。他开始盘算着下个月的账目，琢磨着是不是该置办几件新行头，或是修葺一下后头快散了架的几处门窗。
这种平静，来得突兀，却又如此顺理成章。像一块投入油锅的石子，起初激起冲天的油花和嗞嗞的爆响，待石子沉了底，油面便又重新恢复了那近乎静止的、腻滑的平静。没有人在意那石子是否还在锅底滚烫，是否会再次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大家似乎都默认了，用一个最柔软的存在，去安抚那头最凶猛的野兽，是一种无奈却有效的选择。
唯有石丑民，感受不到这种“平静”所带来的丝毫松快。
非但没有，那份沉甸甸的重量，反而更加清晰地、寸寸碾过他的骨骼，侵染他的血肉。他知道，有些事情，远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那阴云并未真正散去，它只是转移了方位，在别处，在那个他不知道、也无力触及的地方，酝酿着更大的风暴。那重量，也并未离开易俗社，它只是换了一种形态，变成一种更狡猾、更隐秘、更让人无从着力的东西——人心深处那看不见的，名为“愧疚”、“回避”和“侥幸”的东西。
柳玉凤的离开，像一场无声的献祭，换取了一种虚假的、脆弱的安宁。而他是那场献祭的无言见证者，也是这虚假安宁的，为数不多的、清醒的“共犯”之一。
他把这份无处安放的重压，和那份被师门期望、也被自己强加的“唯有更强才能保护”的执念，全部倾泻在了那一方练功房里。清晨，当第一缕天光尚未撕破夜幕，他已经在那里。老花梨椅沉重地立在窗下，纹丝不动，像个沉默的观察者，看着他一遍遍踢腿、旋身、抖水袖、翻跟斗。汗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不在意；疲惫像铅块灌入四肢，他不停歇。他反复地、苛刻地、几乎是自我折磨地练着那些枯燥的身段，抠着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唱腔。他要精进，他要纯熟，他要让自己的名字，也能像一把坚固的、不惧风雨的匕首，深深地楔入这个看客们只识名头、不识苦修的梨园世界。他要站得足够高，高到足以俯视那些阴影。
他开始留意来看戏的各色人等。不只是那些满身铜臭、眼神浑浊的老爷，也开始打量那些衣衫简朴、却眼含精光、听得入迷的老戏迷。有时散场，他会刻意留下来，帮着清理残局，或者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剧场里，面对着那幽暗的、巨大的、似乎有着吞噬一切寂寞力量的台口，细细地回想刚才自己的每一个亮相，每一声唱。渐渐地，有那常在台下、默默无闻的老主顾，开始认得他这个“演丑角挺有味道”的石老板。他们会在他整理行头时，过来客气地递上一句“辛苦了，石老板今儿这出《斩单童》摔得好”，或是“您这身段，比前两个月更有准头了”。
这些陌生的、带着些许赞许的攀谈，起初让石丑民感到一种近乎生理性的警惕和不适。但慢慢地，在那无处可依的日子里，这点来自“戏”本身的认可，成了支撑他不至于陷入更深黑暗的唯一浮木。他小心翼翼地回应着，话语不多，态度恭敬却不卑微，问的问题也总在戏的节骨眼上，显出一股子不是装出来、而是发自肺腑的喜爱和琢磨劲儿。
他开始有了一种微妙的自觉。他要做一根钉，一根必须牢牢钉在这梨园地界上的钉子，而不是一片可以轻易被风吹走的落叶。他的沉默，他的刻苦，他那不加掩饰的野心——保护自己、保护师门、甚至希冀着终有一日，能够庇护那些被黑暗觊觎之人的野心，像一股阴燃的地火，在他年轻的身体里，无声地奔涌，寻找着喷薄的缝隙。
而那把被他视若珍宝、随身携带、时刻用以提醒自己来处与目的的羊骨哨，也仿佛感应到了主人的心境。夜深人静，练功的汗水已经干透，疲惫像潮水般褪去，只剩下无边的空寂时，他有时会拿出它。不再吹奏那些悲凉高亢的调子，只是握在掌心，感受那温润的、坚硬的、来自遥远故土的触感。指腹划过那小小的哨孔边缘，那是母亲留下、教他“吹给天听”的救命信物，也是他流落街头时未曾动用的、与命运的交换之物。如今，它静静地躺在他手中，像一块无声的誓言。那冰凉的骨质，却仿佛带着一丝微弱的、属于血液的温度，直直地，烫进他心底那块最荒凉、最坚硬的土壤里，让他生出一点近乎残酷的决心。
只是这决心之外，总伴着更深的不安。
那份不安来自那些被他努力压抑、却又总在不经意间冒头的念头：她在荣庆班，过得究竟如何？吴班主为人如何？荣庆班台前幕后，风言风语又是什么光景？刘敬斋……当真会就此罢手吗？一个更陌生的环境，对一个只身前往、失了易俗社庇护的女子，究竟是真正的避难所，还是另一处布满陷阱的泥沼？
他不敢深想，也不能去打听。每一次思绪滑向那边，都会被他自己硬生生拽回来，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词，每一个可能与戏、与那看不见却又至关重要的“立名”大业相关的攀谈机会上。仿佛只要足够专注，足够用力，就能把那份对远方的、未知命运的忧虑，以及那份因妥协而产生的、蚀骨的屈辱感，全部挤压、碾碎，深深掩埋起来。
就这样，他在练功房无休止的摔打与汗水里，在台前台后那些虚虚实实、各怀心思的赞誉与关注里，度过了一段混杂着痛苦、屈辱、希望与未知焦虑的日子。
窗外的树叶，由深绿转为墨绿，又泛起了一层焦黄。长安城的夏，像个脾气暴躁的壮汉，用尽力气，烧干了最后一丝水分，然后带着满身的疲惫，开始慢慢收敛它的气焰。
就在这时，易俗社的气氛，开始有了些不易察觉的、微妙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