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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初夏的关中，本该是麦浪翻滚、布谷啼鸣的季节。涝池岸村外的坡地里，稀稀拉拉的麦子倒是抽出穗了，只是那麦穗又瘦又短，在风里摇摇晃晃的，像害了病的孩子。天没下几场透雨，塬上的黄土干得裂开了口子，裂缝深深浅浅的，像是大地被谁狠狠地抽了几鞭子。热风顺着渭河谷地刮过来，卷起土塬上的浮尘，黄漫漫的一片，往人的眼睛里、嘴巴里钻，又干又呛。
龙王庙门前的台阶上，石丑民坐在那块被磨得发亮的青石板上，怀里抱着胡三丑留下的那把老花梨木椅子。椅子腿儿有些歪了，他用几块破布条细细地缠着，缠一层，按一下，听那木头发出的声音，沉闷闷的，不像新木头那样脆。他的动作很慢，一个结一个结地打着，偶尔停下来，侧耳听听院墙外面传来的动静。
晌午刚过，天气燥热得厉害。庙里的门窗都敞开着，希望能透进来一点风，可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的，还带着呛人的土腥味。赵桂兰在灶房里择野菜，凤兰在井台边洗涮几件打了补丁的单衣，石虎和墩子蹲在墙角，正照着石丑民教的样子，蹲着马步，嘴里念着《二进宫》里徐彦昭的词儿。两个孩子都瘦，蹲得腿直打颤，额头上的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滚，砸在滚烫的土地上，瞬间就消失了，只留下一个深色的印子。
“国太……不必……泪涟涟……”石虎念得磕磕巴巴的，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
“气息稳，稳住了念，别慌。”石丑民没抬头，手里的布条绕过椅子腿，打了个死结，“念词跟唱戏一样，心里要有板，腔要正，气要沉。”
石虎咽了口唾沫，重新蹲稳了，深吸一口气：“国太不必泪涟涟，老臣有本——老臣有本……”
“奏君前。”墩子小声提醒道。
“哦，奏君前。”石虎赶紧接上。
石丑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他知道俩孩子都饿，早上只喝了一碗能照见人影的菜糊糊，蹲到现在，腿早就软了。可没办法，这点功夫，再不练就废了。戏可以少唱，嗓子可以歇着，可这基本的功夫，一天也不能落。这是他跟胡三丑学艺时就认下的死理，再苦，再难，不能丢了根。
他系好最后一个结，用袖子擦了擦椅子扶手。扶手上的漆早就掉光了，木头露出本来的颜色，深棕里透着暗红，像浸了油，被时间磨得温润光亮。手指摸上去，能感觉到木头细密的纹理，一条一条的，像是流水留下来的痕迹。这把椅子，师父生前常坐，冬天搭个破棉垫，夏天就是光板子，师父说这木头坐着凉快，透气。师父死了多少年了？五年？还是六年？石丑民有些恍惚，时间这东西，乱世里像是被搅浑了的泥水，分不清清浊了。
他正出神，院门外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不是村里人那种慢悠悠、拖拖拉拉的步子，是皮鞋踩在干土地上的声音，硬邦邦的，急冲冲的，还夹杂着什么东西敲击门板的声音。
石虎和墩子都停了念词，直起身子，警惕地望着门口。赵桂兰从灶房里探出头，手里还拿着几根野菜，脸上带着惊慌。凤兰也停了洗衣，水顺着湿衣服往下滴，在滚烫的地面上砸出几个浅浅的小坑。
石丑民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身，把老花梨椅子往墙边挪了挪，放好。椅子腿被布条固定住，不再摇晃了，稳稳地立在那里，像是个沉默的护卫。他理了理身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灰布褂子，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这才朝门口走去。
门被推开了，不是推开，更像是撞开的。先进来的是那个姓马的排长，穿着黄绿色的军装，腰里别着盒子炮，脚上的皮鞋沾满了土，眉毛拧成一个疙瘩，脸上一股子不耐烦。他身后跟着三个兵，都背着枪，刺刀在太阳底下泛着冷光。再后面，是村里的保长赵有福，佝偻着腰，脸上赔着笑，笑得比哭还难看。
“石班主！”马排长站在院子里，拿眼睛扫了一圈，最后落在石丑民脸上，声音粗嘎，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腔调，“上头有令，都召集起来，听训话！”
石丑民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没什么表情，只是微微躬了躬身子，说：“马排长，不知道是什么事？屋里坐，先喝碗水？”
“坐什么坐！”马排长摆摆手，从腰里掏出一卷纸，展开，是一张油印的告示，“听着，这是省政府和军管会联合下的《战时戏曲文艺团体暂行管理办法》，从今天起，全省所有的戏班子、曲艺班子、说书的、卖唱的，都归这个办法管！”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念那告示上的字。字是白话文，夹着些文言词，念得磕磕巴巴，可意思却清清楚楚地砸在了院子里每个人心上。大致意思是：为适应抗战形势，统一思想，规范管理，所有文艺团体必须向所在地政府登记造册，人员、剧目、演出场地均需报备核准；严禁演出宣扬封建迷信、淫秽色情、消极抗战、涣散人心的旧戏；所有演出剧本须送交审查，未经审查核准不得上演；演出内容须以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揭露日寇暴行、弘扬民族正气为主……
马排长念一条，石丑民的心就往下沉一分。等念到“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招收学徒，不得擅自变更演出人员及场地，违者按扰乱战时文艺秩序论处，轻则罚款，重则取缔，其负责人交司法机关严惩不贷”时，石丑民的手心里已经攥了一把冷汗，凉津津的，粘腻腻的。
“听明白没有？”马排长卷起告示，在手心里拍了拍，发出“啪啪”的脆响，眼睛像钉子一样盯着石丑民，“你们易俗社，现在是登记在册的抗日宣传队，更要带头遵守！从今儿起，所有的本子，凡是还没上报的，三天之内，统统抄送一份，送到镇公所孟科员那里去审核！审核不过的，一律不准演！还有，以后逢五逢十去镇上演出，时间地点不能随意变更，演出完毕，要当场听取群众意见，做记录，也要上报！听清楚没有？”
石丑民喉咙发紧，干涩得像是要裂开。他张了张嘴，想说易俗社现在就剩下这几口人，戏本子都是老本子，这些年也没排过什么新戏，那些旧戏，有的唱了几十年，有的唱了几百年，哪里有什么“宣扬封建迷信、涣散人心”？可这些话，堵在喉咙口，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看见马排长腰里的盒子炮，看见那三个兵肩上的长枪，看见保长赵有福那张讨好又惶恐的脸。风还在刮，卷起院子里的尘土，打着旋儿往人脸上扑。
“听清楚了。”石丑民最终只是低下头，重复了一遍，“听清楚了，马排长。我们会按规矩办。”
“那就好！”马排长似乎对他的态度还算满意，声音缓和了一点，但依旧带着官腔，“石班主，你是明白人，现在这年月，什么事都得有个规矩。上头这也是为你们好，统一管理，也是为了更好地为抗战服务。你们唱好了戏，鼓舞了军民士气，那也是抗日有功。该给的口粮，该给的保护，上头不会短了你们的。”
石丑民点点头，没说话。他知道马排长说的“保护”是什么意思。上个月，村里来了几个逃兵溃勇，想抢龙王庙，正好碰上马排长带着人路过，二话没说就把人赶走了，还撂下话，说这里是县里挂号的戏班驻地，谁敢来闹事，就是破坏抗战。这话传出去，确实再没有地痞流氓敢来骚扰。可这“保护”，像是套在脖子上的锁链，看着是护着你，却也勒得你喘不过气。
“行了，话传到了，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马排长挥挥手，示意兵丁收起枪，“对了，三天后，孟科员要亲自过来，查验你们的本子，顺便‘观摩指导’一下你们的排练。你们抓紧准备准备，别到时候手忙脚乱，让人家挑出毛病来！”他又看了一眼缩在灶房门口的赵桂兰，还有站在井台边，手里还攥着湿衣服的凤兰，皱了皱眉，“你这儿现在还有多少人？都登记造册了没有？以后进出人员，都要报备，知道吗？”
“知道，知道。”石丑民应着，看着马排长一行人转身出了院门，皮鞋踩地的声音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村子里的土路上。
院子里安静下来，只有风声，还有远处树上知了的叫声，一声一声，聒噪得很。石虎和墩子还保持着蹲马步的姿势，却不敢再念词，都扭着头，茫然地看着石丑民。赵桂兰慢慢从灶房走出来，手里的野菜掉了几根在地上，她也忘了捡，只是走到石丑民身边，低声问：“丑民，这……这可咋办？咱们那些老本子，能让他们审吗？”
石丑民没立刻回答。他走到老花梨椅子边，慢慢地坐了下来。椅子被他刚才修过，很稳当，可他坐上去，却觉得身子发沉，像是压了一块巨石。那把椅子，以前师父胡三丑坐在这儿给他说戏，讲的是唱念做打的规矩，是喜怒哀乐的分寸，是戏台上做人的道理。可现在，坐在这儿，听到的却是另一套“规矩”，是另一套“分寸”，是乱世里活下去的道理，而这道理，跟戏台上的，跟师父教的，好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看不见的墙。
“审就审吧。”过了很久，石丑民才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咱们现在，还能有什么本子？都是师父传下来的那些老戏。《三娘教子》《二进宫》《柜中缘》《游西湖》《三滴血》《周仁回府》……还有几出新编的，像《驱寇保乡》《渭水英魂》，都是前几年社里大家一起攒的。该上报就上报，他们要删，要改，咱们照着来就是了。”
“可……”胡琴刘拄着一根木棍，颤巍巍地从偏房里走出来，他咳嗽了两声，脸憋得通红，“咳咳，那些戏，都是咱们几代人传下来的宝贝，哪能让他们……咳咳……说删就删，说改就改？”
石丑民抬起眼，看着胡琴刘。老人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厉害，像棵被风刮歪了的老树，只剩下那一把板胡还抱着，琴筒裂了缝，蟒皮也破了洞，拉不出调子，可他还是死死抱着，像是抱着命根子。石丑民心里一阵酸楚，他知道胡琴刘在想什么。那些戏文，那些唱腔，那些身段，是多少代艺人一点点琢磨、一点点传下来的，里头浸着他们的心血，他们的魂儿。可现在，这些魂儿，要被人拿到一张纸上，用红笔划来划去，这不行，那不对，要改得符合“抗战需要”。
“刘叔，”石丑民的声音放得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咱们现在是靠着人家的粮活着，靠着人家的地盘躲着。胳膊拧不过大腿，现在这时候，不是讲理的时候。他们让咱们唱，咱们还能唱，不让咱们唱，那真就连台子都没得上了。”
胡琴刘浑浊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水汽，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低下头，用枯瘦的手指，一遍遍摩挲着那把哑了的板胡。
“爹，”凤兰走过来，把手里的湿衣服拧了拧，搭在院里的绳子上，低声说，“那咱们现在怎么办？真要全部重抄一遍本子？三天来得及吗？”
石丑民站起身，走到正殿那块用木板搭起来的破桌子前。桌子上堆着一摞泛黄的、边角卷起的纸张，有的还沾着污渍，有的破了洞，用浆糊粘着。这都是易俗社这些年传下来的戏本，大部分是老本子，毛笔抄的，纸张脆得稍微用力就会碎。还有些是逃难的时候，大家凭着记忆，断断续续续下来的，字迹潦草，有的地方都糊了。
他拿起最上面一本，是《三滴血》，翻开来，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词，还画着一些简单的身段图解。他记得，这出戏，师父当年手把手教过他，说这出戏讲的是糊涂官凭滴血认亲，差点害得人家破人亡，最后真相大白，讽刺的是那些昏聩无能的官吏。当时师父说，这戏有警世之意，让人莫要轻信、莫要盲从。可现在……石丑民的手指划过那泛黄的字迹，“昏聩无能”？这四个字，会不会被说成是“影射当今”、“涣散人心”？
“凤兰，去把你哥和墩子叫进来。”石丑民放下本子，声音很沉，“咱们一起，把这些本子，都理一理，能誊抄的就誊抄，实在破得看不清的，咱们凭记忆补一补。还有，以前那些唱词里，有‘王侯将相’、‘天子’、‘圣上’之类的，都圈出来。可能……都要改。”
三天时间，要把几十本残破不全的老戏本整理出来，还要应对那个孟科员的“观摩指导”，简直是痴人说梦。可他们没得选。
接下来的两天，龙王庙里几乎昼夜不歇。石丑民和凤兰负责辨认字迹、圈出可能“犯忌讳”的词句；石虎识字不多，就帮着磨墨，把那些破了洞的纸一张张抚平；墩子力气大，去村外捡了些干燥的茅草和树枝，夜里点了，放在破瓦罐里，凑在桌边，当灯用。赵桂兰把家里仅剩的一点豆面做了糊糊，又去挖了些野菜，熬成稀汤，让大家好歹垫垫肚子。胡琴刘眼睛花了，看不了小字，就坐在一旁，抱着他的哑琴，偶尔喃喃念几句他记得的唱词，纠正一下凤兰或石虎记错的词。
夜晚，龙王庙里点不起油灯，只有那瓦罐里的茅草火，忽明忽暗地跳动着，把几个佝偻的身影投在斑驳的墙上，拉得很长，像皮影戏。墨是赊来的，纸是从保长家讨来的一些边角废纸，毛笔早就秃了，石丑民用刀子把笔锋削了又削，勉强能用。写一个字，就要蘸一次墨，小心翼翼，生怕写错了，又浪费一张纸。
“爹，”凤兰写着写着，忽然停下来，指着本子上一行字，“这句‘君王有道乐逍遥’，也要改吗？”
石丑民凑过去看了看，那是一出才子佳人的戏，里面有一句旦角的唱词。他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那行字旁边划了一道细线，说：“改成‘山河重整乐逍遥’吧。先这么记着，等孟科员看了再说。”
“这……这能行吗？”凤兰迟疑着，“意思都不一样了。”
“意思不重要了。”石丑民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对自己说，“重要的是，咱们交了本子，他们盖了章，咱们能唱，就行了。”
胡琴刘在角落里忽然哼了一声，苍老的嗓音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君王有道’改成‘山河重整’？那‘有道’二字，是说理政清明，改成‘重整’，意思就变了味了。这戏，还能叫原来的戏吗？”
没人接话。只有茅草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还有笔尖划过粗糙纸张的沙沙声。庙外的风，呜呜地吹着，像是叹息，又像是呜咽。
第三天一大早，孟科员果然来了。他没带兵，只带了一个拎着公文包的年轻随从。孟科员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腋下夹着个旧皮包，看起来比马排长斯文多了。可他一进门，那副眼镜后面透出的目光，却带着一种打量和审视的意味，像是要把这破庙里的每一寸地方，每一个人的骨头缝都看清楚。
石丑民早就等在院子里，见孟科员进来，连忙迎上去，想请他到正殿里坐。正殿的神像早就没了，只留下一个空空的土台，石丑民摆了两张破凳子，一张稍微稳当点的给了孟科员，一张自己坐。孟科员却没有坐，背着手，在院子里踱了几步，目光扫过缺了角的香炉，扫过墙角的蜘蛛网，扫过石虎和墩子脸上紧张的表情，最后落在石丑民脸上。
“石班主，本子都准备好了吗？”孟科员开口，声音不高，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官腔。
“都准备好了，孟科员。”石丑民指了指桌上那一摞重新誊抄过的、用麻线粗略装订起来的本子，“能找着的，能记起来的，都在这儿了。请您过目。”
孟科员走过去，随手拿起最上面一本，是《驱寇保乡》。他翻了翻，眉头就皱了起来，指着其中一页，说：“这一句，‘贼寇凶残似虎狼’，太直白了。现在我们讲的是‘团结抗战’，要唤起同仇敌忾之心，也要注意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写，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改成‘东洋倭寇逞凶狂’，既点明了对象，又符合当前政策。”
石丑民心里一顿，嘴里应着：“是，孟科员说得对，我们改，马上就改。”
孟科员又翻了几页，指着另一处：“这里，‘父母高堂在，岂敢捐躯赴国殇’，情感是好的，但格调不够高昂。抗战救国，匹夫有责，怎么能顾虑小家而忘了大家？改成‘父母高堂盼，儿郎杀敌保家乡’，既保留了亲情，又突出了保家卫国的决心。”
“好，好，我们改。”石丑民连连点头。
“还有这个，”孟科员拿起另一本《渭水英魂》，翻到中间，“这个人物，是个旧式军官，满口‘忠君报国’。现在我们不兴这一套了，要讲‘民族大义’、‘共御外侮’。他的唱词，要全部修改，突出抗击外敌、保卫河山的主题，那些陈腐的忠君思想，要剔除干净。”
“是，是，我们一定仔细修改。”石丑民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
孟科员放下本子，摘下眼镜，用一块手帕擦了擦镜片，又重新戴上，看着石丑民，慢条斯理地说：“石班主，你要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期，文艺要为抗战服务，要起到鼓舞士气、教育民众的作用。你们易俗社是老牌子，在西安城也算是有名气的，现在虽然落难了，但还是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这些老戏，精华要保留，糟粕要剔除，要注入新的、符合时代精神的内容。这不是我们为难你们，这是为了大局着想。”
石丑民低着头，听着，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孟科员说的“大局”是什么，那是一种远比个人、远比一个戏班子、远比几出戏更大、更重的东西，压下来，谁也扛不住。他只能点头，只能应承，哪怕心里在滴血。
“今天我来，除了看本子，还有一件事。”孟科员重新在凳子上坐下，从随从手里接过公文包，拿出几张纸，“这是省里下来的文件，要求各地抗日宣传队，要定期组织学习，提高思想觉悟。以后每半个月，你们都要派代表，去镇上参加学习会，学习抗战形势，学习新的文艺政策。学习完了，要写心得体会，回来要向全体队员传达。”
他把那几张纸递给石丑民。石丑民接过，纸上印着密密麻麻的字，他认不全，但知道这是又一道箍在头上的紧箍咒。
“另外，”孟科员顿了顿，目光扫过站在一旁，低着头，搓着衣角的凤兰，还有怯生生站在赵桂兰身后的小桃红，“你们戏班，现在人手太少，不利于开展宣传工作。按照新的规定，抗日宣传队，至少要有十名以上的固定成员。你们现在……满打满算，也就六七个人吧？这不符合规定。”
石丑民心里一紧，连忙说：“孟科员，我们……我们就是这几个人了，老的走不动，小的拉不开弓，实在……实在没办法。”
“没办法就要想办法。”孟科员的语气冷了下来，“政府可以给你们支持，但你们也要积极响应号召。这样吧，给你们一个月时间，想办法吸收一些流散的艺人，或者招收一些愿意学戏的年轻人，把队伍充实起来。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
石丑民只觉得嘴里发苦。招人？现在这年月，年轻力壮的都去打仗了，或者逃难了，谁还愿意来学唱戏？就算有，他们拿什么养？就靠那点时不时发霉的口粮？
孟科员似乎看出了他的难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当然，困难是有的，政府也理解。所以呢，对你们这些登记在册的宣传队，县里也会给予一定的扶持。比如，演出用的布景、简单的乐器，可以向镇公所申请领取。再比如，遇到地痞流氓骚扰，或者有溃兵流匪滋扰，你们可以直接找镇公所，找驻军，他们会出面处理。这都是为了保护你们，让你们安心唱戏，为抗战出力。”
压迫与庇护，就这样赤裸裸地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罩在了龙王庙的上空。石丑民捏着那几张轻飘飘的纸，却觉得重如千钧。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们唱什么，怎么唱，给谁唱，甚至穿什么衣服唱，用什么调子唱，都不再是他们自己能决定的了。他们成了一台被上了发条的木偶，线攥在别人手里，一举一动，都得按着别人的意思来。
送走了孟科员，院子里恢复了死寂。石丑民站在那张破桌子前，看着那一摞被圈点得面目全非的戏本，久久没有说话。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照在他佝偻的背上，在地上投下一个长长的、沉重的影子。
胡琴刘抱着他的哑琴，坐在墙角的阴影里，喃喃地说：“这哪儿还是唱戏啊？这成了念经了。”
石丑民转过身，看着老人，看着他那双浑浊的、几乎没了光亮的眼睛，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他走到老花梨椅子旁，缓缓坐下。椅子冰凉，透过单薄的裤子，一直凉到骨头里。他伸出手，摩挲着椅子光滑的扶手，那上面有师父常年累月摩挲留下的痕迹，有岁月的包浆，也有师父的气息。师父当年教他戏，讲的是“情真意切”，讲的是“戏比天大”。可现在，戏不再是戏，成了工具，成了口号，成了别人手里的一杆枪。
那杆枪指着谁？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得活下去，他得让这几口人活下去，他得让易俗社这个名号，哪怕只剩下一个空壳，也得活下去。活着，才能有戏唱。哪怕唱的，已经不是师父教给他的那些戏了。
“凤兰，虎儿，”他开口，声音干涩，却异常清晰，“把孟科员画了红圈的地方，都重新抄一遍。他说怎么改，就怎么改。一个字，都不要错。”
凤兰和石虎抬起头，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不解，还有一丝隐藏的委屈。他们想不明白，那些背了千百遍的词，那些刻在骨头里的调，怎么一夜之间，就都成了“错的”，需要被划掉，被涂改，被换上一些陌生的、拗口的、冷冰冰的词句。
石丑民没有解释，只是重复了一遍：“照他说的改。一个字，都不要错。”
他知道，从今往后，他们唱的每一句词，做的每一个身段，甚至脸上的每一个表情，都可能被拿来审视，被拿来评判。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一个字都不能错，一个调都不能偏。这不是唱戏，这是在刀尖上跳舞，是在悬崖边上走钢丝。
那天夜里，石丑民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又回到了西安城易俗社的戏台子后面，师父胡三丑正给他勾脸，一笔一笔，画的是《三滴血》里的晋信书。师父的手很稳，笔尖蘸着油彩，在他脸上勾勒出夸张的丑角脸谱，一边画，一边哼着戏里的调子：“晋信书，糊涂虫，滴血认亲害人精。”
画完了脸，师父拍拍他的肩膀，说：“上台去，记住了，丑角不丑，丑角是镜子，照的是世人的荒唐。”
他走上台，锣鼓家伙响起来，台下坐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他张口要唱，却发现嗓子发不出声音。他急了，拼命地张嘴，可就是没声音。台下的观众开始起哄，有人扔东西上来，砸在他身上。他低头一看，砸上来的不是瓜果，而是一张张纸，纸上用红笔划满了圈圈叉叉，正是孟科员今天圈出来的那些唱词。
他猛地惊醒，浑身都是冷汗。窗外，天还没亮，一片漆黑。他喘着气，心口怦怦直跳。黑暗中，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胸口，那里贴身戴着一枚温润的玉坠，刻着一个“祥”字。冰凉坚硬的触感，让他狂跳的心稍微平复了一些。
龙凤吉祥。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四个字。桂兰的“吉”，凤兰的“凤”，虎儿的“龙”，他自己的“祥”。一家四口，四个玉坠，是他在这乱世里，唯一能抓住的一点实实在在的念想。他不知道这念想能不能保平安，能不能让一家人不散，可他别无选择。
他坐起身，摸索着点着了那盏只剩下一点豆油的油灯。昏黄的光晕勉强照亮了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他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粗布包，打开，里面是那本残破的《渭水英魂》手抄本。这本子是他从西安带出来的，上面还有孙绍亭先生亲笔修改的痕迹。他把本子凑到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手指拂过那些熟悉的字迹，仿佛还能感受到孙先生当年写这些字时，那种想要用戏文唤醒人心的急切。
看着看着，他的目光落在了其中一页，那是孙先生新加的一段唱词，原本是要用在最后一幕，英雄殉国前的独白。词写得悲壮慷慨：“魂魄归兮渭水滨，忠魂不灭励后人。山河破碎心犹在，留取丹心照古今。”
他盯着这几行字，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拿起那支秃了头的毛笔，蘸了点水，在“忠魂不灭励后人”旁边，轻轻地写下了孟科员要求改成的词：“英魂不灭励后人”。只是改了一个字，把“忠”改成了“英”。孙先生写的“忠”，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孟科员要的“英”，是英勇，是英雄，是符合当下宣传需要的“英”。一字之差，味道全变了。
石丑民盯着那个被改掉的“忠”字，墨迹未干，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滴凝固的泪。他慢慢将笔放下，吹熄了油灯。黑暗中，他摸索着将玉坠紧紧攥在手心，那冰凉的玉石，似乎也沾染上了他掌心的温度。
他知道，从明天起，他不能再是那个只想着把戏唱好的石丑民了。他得学会揣摩那些官老爷们的心思，得学会在他们的规矩里找缝隙，得学会把那些憋在心里的话，套上他们喜欢的壳子，小心翼翼地唱出来。他得把自己磨成一把没有棱角的、温顺的刀，一把既能让他们觉得有用、又不至于太快被磨秃的刀。
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只是为了活下去，为了让身边这几口人活下去，为了让师父传下来的这点东西，别断在自己手里。
窗外的风，还在刮。初夏的风，本该是暖的，可刮进这破庙里，却带着一股渗入骨髓的寒意。石丑民躺在草铺上，睁着眼，看着头顶那片被烟火熏黑的屋梁。屋梁上结了蛛网，一只蜘蛛正在慢吞吞地爬着，织着它的网，一圈，又一圈。
他忽然想起师父胡三丑临终前对他说的话。那时候师父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只是抓着他的手，嘴唇翕动着，吐出几个模糊的音节。他凑近了听，才听清师父说的是：“戏……要唱下去……人……要活着……”
当时他不明白，为什么师父要把“戏”和“人”分开说。现在，他好像有点懂了。戏要唱下去，这是艺人的根，是魂。人要活着，这是乱世里最朴素、也最艰难的祈求。这两件事，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却是背道而驰的。而现在，他必须在这背道而驰的路上，找到一个微妙的、几乎不存在的平衡点。
他不能硬抗，硬抗的结果，可能就是像李老生那样，被埋在瓦砾下，无声无息。他也不能盲从，完全丢掉自己的魂，那活着，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他只能妥协，只能周旋，只能在夹缝里，找到那么一点点呼吸的空间，一点点把戏唱下去的可能。
这种清醒的、无奈的、近乎麻木的认知，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地割着他心里仅存的那点热气。他知道，从今往后，他脸上的油彩会更厚，他嘴里的唱词会更小心，他的一举一动，都得像戏台上的提线木偶，线不在自己手里。他要把那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石丑民，一层一层包裹起来，藏在最深处。露在外面的，只能是一个听话的、顺从的、没有棱角的“石班主”。
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迷迷糊糊睡去。梦里，他又看到了那把老花梨椅子，孤零零地立在空荡荡的戏台中央。台下没有人，只有风吹过空旷的剧场，发出呜呜的声响。他想走过去，想坐在那把椅子上，可无论他怎么走，那椅子始终离他那么远，那么远。
第二天，石丑民起得很早。他让凤兰把孟科员圈出来需要修改的本子都找出来，自己则找来了几张稍微完整一点的纸，开始誊抄。他抄得很慢，很认真，一笔一划，力求工整。那些被改掉的词，他抄上去的时候，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又一下，可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胡琴刘坐在院子里的太阳底下，抱着他那把哑琴，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并不存在的琴弦。琴筒上那道裂缝，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他嘴里哼着一些不成调的曲子，断断续续的，像是叹息，又像是哭泣。
石虎和墩子继续蹲马步，念词。石丑民没有再去纠正他们的腔调，只是在他们念完之后，淡淡地说：“词要记牢，调要准。至于意思，先别管那么多了，记牢就行。”
日子一天天过去，像涝池岸村外那条几近干涸的小河，缓慢地，却又一刻不停地流淌着。孟科员后来又来了两次，一次是检查他们修改后的剧本，对一些地方又提出了新的“建议”；一次是带来了镇上给“抗日宣传队”配发的两套灰布衣服，说是“演出服”，料子粗糙，样式统一，穿上像个兵，又像个囚犯。
石丑民和石虎各领了一套。穿上身，又宽又大，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袖口卷了好几道才露出手。石丑民对着那面缺了角的破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人，穿着不伦不类的灰布衣服，脸上是常年奔波劳累留下的沟壑，眼睛里是深不见底的疲惫和疏离。他几乎认不出自己了。
“爹，这衣服真难看。”石虎小声嘀咕了一句，扯了扯不合身的衣襟。
“穿着吧。”石丑民说，“好歹是件新衣服。”
他想起以前在西安城，易俗社的戏服，那是何等的光鲜亮丽。绣着金线的蟒袍，缀着珠翠的凤冠，水袖一甩，能甩出万千风流。可现在，那些戏服，有的在逃难路上丢了，有的被炸弹烧了，剩下的几件，也早就破旧不堪，压在箱底，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天日。
也许，再也见不到了。
他不再去想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他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应付那些层出不穷的“规定”和“检查”上。他学会了在演出前，先把台词本送给孟科员或者他派来的人“预览”；学会了在唱那些被修改过的词句时，脸上做出激昂的表情，哪怕心里一片冰冷；学会了在演出结束后，恭恭敬敬地请那些来看戏的军官、“视察员”提“宝贵意见”，然后把那些不痛不痒的意见一一记下来，写成“演出心得”交上去。
他甚至开始主动“配合”。当孟科员提出，要在戏里加入一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的口号式对白时，他没有反对，而是默默地和凤兰一起，绞尽脑汁，把这些生硬的口号，尽量自然地塞进原本的剧情里。当马排长暗示，希望他们能编一出“歌颂国军英勇抗战”的新戏时，他也点头应承下来，拉着胡琴刘，凭着记忆里的一些老戏套路，拼凑出一个简单的情节，讲的是国军一个连队如何死守阵地，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的故事。戏排得粗糙，情节也老套，可马排长看了预演，却很高兴，拍着石丑民的肩膀说：“石班主，有进步！觉悟提高了！这样好，这样唱，才能鼓舞士气！”
石丑民低着头，连连称是。等马排长走了，他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看着西边残阳如血，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挖走了一大块。他知道，他正在一点点地，把自己变成自己曾经最看不起的那种人——那种为了口饭吃，什么都能唱，什么都敢演，没有骨头，没有魂儿的戏子。
可他没办法。他知道，只有这样，易俗社这面破旗才能勉强立着，这几口人才能勉强活着。乱世里，活着，本身就是一场最艰难、最卑微的胜利。
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拿出那把老花梨椅子，静静地坐一会儿。不点灯，就坐在黑暗里，手指一遍遍摩挲着光滑的扶手，仿佛能从这冰凉的木头里，汲取到一丝早已远去的温暖。师父的身影，戏台上的锣鼓声，西安城里的灯火，柳玉凤的一颦一笑……这些碎片一样的记忆，便在这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无声地流淌、聚散。恍惚间，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阳光刺眼的午后，抱着沉甸甸的紫檀木盒子，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回龙王庙——那是玉器斋老掌柜硬塞给他的盒子，说配得起石老板这份对家人的心意。
盒子里的四枚玉坠，温润地卧在天鹅绒上，像四颗沉静的心。每一枚玉坠正面阴刻着字，背面都隐着细凹的“石家”二字古篆，刀工精巧，不凑近了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这是老掌柜特意照着石丑民的要求改了最后一刀：乱世多离散，就把根刻在玉上，真到了走散那天，凭着这暗印，石家的骨血总能认回来。
他将它们一一取出，放在那张缺了角、布满灰尘和墨渍的破木桌上。窗外漏进些许初夏的天光，落在羊脂白玉上，泛起柔和内敛的光泽。龙、凤、吉、祥四个古老篆字，被浅浅磨了金粉在凹痕里，在昏暗里几乎看不真切，却又那么分明地烙在玉上，也仿佛要烙进他骨血里去。
他先是叫来了石虎。这孩子生于1937年，算到今年1940年，刚满三岁，脸颊还带着婴儿肥，却已经学会了在大人说话时乖乖坐着不闹——乱世里的孩子，都懂事得太早。“虎儿，过来。”石丑民压着声音招招手，小小的石虎攥着半块啃剩的糠饼，踮着脚蹭到桌前，圆溜溜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桌上暖光里的白玉，小手不自觉攥紧了爹的衣角。石丑民拿起那枚刻着“龙”字的玉坠，云纹盘绕着字边，笔触遒劲，讨的就是“龙腾虎跃”的吉利，正好配儿子的名字石虎。他翻过玉坠，对着天光晃了晃，背面那细凹的“石家”二字若隐若现，那是刻进骨头里的印记，谁也抹不去。
石丑民小心翼翼地绕开儿子细软发暖的脖颈，把系好朱红绒绳的玉坠轻轻贴在他小小的心口。那冰凉的一小块激得石虎缩了缩脖子，咯咯笑出了声，胖乎乎的小手立刻学着大人的样子，按在了衣襟外面。石丑民摸了摸他柔软的发顶，声音郑重得不像对着一个三岁孩童：“记牢爹说的话，人在玉在，走到哪儿都不能丢，知道吗？”石虎眨着圆眼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小巴掌还是紧紧按在那里，不肯松开。
接着是凤兰。凤兰生于1932年，今年刚满八岁，眉眼清秀，已经会帮着桂兰烧火缝补，把这个破庙家收拾得整整齐齐。石丑民拿起那枚刻着“凤”字的玉坠，旁边绕着精巧的缠枝牡丹纹，正好对应着女儿的名字，原本该是城里洋行柜台上摆着、卖给闺阁小姑娘戴的讨喜饰物，如今却成了乱世里保命相认的信物。他拉过女儿的小手，亲手将玉坠塞进她贴身小袄的领口里，冰凉的玉贴在温热的皮肤上，凤兰轻轻“呀”了一声，却咬着唇没再出声。石丑民帮她仔细扣好衣扣，指尖触到女儿细弱的肩胛骨，心头像被针轻轻扎了一下，低声叮嘱：“这玉贴身戴着，洗澡睡觉都不能摘，背面那两个小字记在心里，真要是跟爹娘走散了，就凭着这两个字找姓石的人家。记住，人在玉在，绝不能丢了它。”凤兰攥紧了小拳头，用力点头，鼻尖红得发亮，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憋着没掉下来——她已经是大姑娘了，不能再让爹操心。
轮到赵桂兰时，石丑民的动作带着一种近乎笨拙的轻柔。他将那枚刻着“吉”字的玉坠放在妻子粗糙的、布满薄茧的手心里，讨的就是“平安大吉”的彩头。桂兰跟着他从西安城里一路颠沛到这乡下破庙，风里来雨里去，这个家全靠着她撑着，她才是石家真正的定海神针，才配得上这个“吉”字。赵桂兰慢慢翻过玉坠，指尖抚过背面那个细凹的“石家”二字，粗糙的拇指蹭了好几遍，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砸在温润的玉面上，滚出小小的湿痕。“你说咱们好好的，做这个做什么？平白无故的。”她声音发颤，喉咙里的老咳嗽隐隐要翻上来，却还是捂着嘴忍着，怕吓着孩子。石丑民握住她的手，不让她再动，声音斩钉截铁：“备着总比不备好，你是石家的主心骨，戴着它，咱们一家才是真的吉。”说罢，亲手将玉坠给她贴身戴好，系了个死结实的绳结，稳稳贴在心口的位置——那里跳着的，是石家所有人的根。
最后，轮到他自己那枚刻着“祥”字的玉坠。小巧的蝙蝠纹样绕着字边，翻过来，背面细凹的“石家”二字同样清晰工整。石丑民解开最里面的衣襟，将那枚玉坠贴身戴好。玉石的凉意瞬间激得他一颤，随即慢慢被体温焐透，那凉意便似乎不那么刺骨了，反而变成了一种坚硬的、可以依靠的存在。它沉甸甸地贴在心口，随着他的心跳，一下，又一下，仿佛在应和，在确认：石家的人都在，石家的印记都在，他就得撑下去。
做完这一切，屋子里一片静默。胡琴刘抱着他的哑琴坐在角落的阴影里，苍老的眼睛看着这一幕，混浊的眼底似乎有什么东西闪了闪，最终归于一片更深的沉寂。他知道，这不是什么讨彩头的玩物，这是乱世里，一个男人、一家之主，对自己立下的誓言，也是他对无常命运发出的最卑微也最固执的抵抗。那暗刻的“石家”二字，就是这一家人割不断的骨血牵连，哪怕天各一方，哪怕骨肉分离，只要玉在，这份牵连就断不了。
石丑民的目光缓缓扫过妻子儿女按着胸口的手：八岁的凤兰腰背挺得笔直，三岁的石虎还攥着爹的衣角，每一个人都牢牢按着那点温热的玉，安静得让人心疼。他喉咙发紧，想说点什么，诸如“别怕”，诸如“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可这些话都太轻了，太虚了，轻得抵不过窗外呜咽的风声，虚得盖不住未来可能出现的、比枪炮更可怕的离散。
最终，他只是重新坐回那把老花梨椅子旁，粗糙的手掌再次覆盖上光滑的扶手。这一次，摩挲的指尖能清晰地感知到木头上细密的纹理，那是岁月和无数双手留下的痕迹，像一条条隐秘的路径，通向那些已经远去的安稳日子。他的目光投向虚空，仿佛能穿透破庙的土墙，看到那些被军政官员圈改得面目全非的戏本，看到马排长那张永远公事公办的脸，看到孟科员眼镜片后审视探究的目光，看到村外那片需要他们弯腰去收割的、贫瘠的麦田，看到那些穿着灰布军装、神情麻木的“观众”。
他将自己彻底缩进这副名为“石丑民”的躯壳里，更深，更沉。外界的喧嚣、命令、规训，都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皮囊传来，他能听见，能看见，也能做出正确的反应——谦卑、顺从、麻木。但那个真正的石丑民，那个会为一句好戏喝彩，会为一段好腔热泪盈眶，会为秦腔的一字一句争得面红耳赤的石丑民，正在一点点沉入冰冷的心湖之底。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精密，也更克制的“石班主”，是为了守住这一家四口、守住最后一方戏台存在的“工具”。
但此刻，夜深人静，无人看见。他端坐着，像一尊沉默的、守护着最后珍宝的塑像。四口人的胸口，四枚贴着体温的玉，每一枚背面都藏着石家的印记，随着心跳，在同一个无声的节奏里，微弱却坚定地搏动着。它们像四颗种子，被小心翼翼地埋进1940年关中的冻土，不知道能否发芽，不知道何时发芽，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在破土前就被乱世的车轮碾碎。可它们还是被埋下了，带着一个男人以全部身家和仅存的念想为赌注，押上的对“团圆”与“平安”的全部祈求。
这就够了。
石丑民缓缓闭上眼，将所有翻腾的、尖锐的、不甘的思绪，连同那些碎片般的温暖记忆，一同压入心底最深的黑暗。他需要休息，哪怕只是片刻。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村东头的麦子还等着去割，孟科员的检查还等着去应付，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新戏还等着去排。
为了贴在心口的这点温凉，为了那暗刻在玉上的石家骨血，为了那一点渺茫却不肯熄灭的“龙凤吉祥”，他得把自己磨得更光滑，更顺从，更像一块沉默的、却能扛住一切重压的石头。
夜深了。风从破窗灌进来，吹得案头的油灯火苗猛地一晃，又挣扎着稳住。那点昏黄的光，只够照亮老花梨椅子的一角，和椅子上那个佝偻的、仿佛与椅子融为一体的身影。他像一座孤岛，被无边的夜色和时代的浪潮紧紧包围。而胸口那枚小小的“祥”字玉坠，是他与这座孤岛之间，最后的、也是最坚韧的缆绳。
他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尖锐的疼痛让他更加清醒，也更加笃定。
然后，他保持着那个端坐的姿势，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沉入了短暂而无梦的睡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