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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秋。
那个孩子冰凉的小手，仿佛还残留在他掌心的触感里。
石丑民蹲在刚刚清理出的断壁残垣旁，望着地上那小小的、裹在破草席里的身体，久久没有起身。风吹过他沾满灰土的脸，带走汗水，留下盐渍般的刺痛。远处，那个失去孙子的老妇人，终于哭得没了力气，只剩下喉咙里发出的、如同破风箱般嘶哑的抽搐声。空气里那股焦糊与血腥混杂的气味，顽固地萦绕不去，钻进鼻孔，渗进衣服的纤维，浸透每一个毛孔。
他慢慢直起僵硬的腰，腰椎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吧”声。连续几个时辰在瓦砾堆里扒拉，搬抬那些沉重、浸透了血水的房梁和土坯，早已耗尽了他本就不多的体力。手掌和手臂被粗糙的木刺、锋利的瓦片划开了无数细小的口子，此刻才后知后觉地疼起来，火辣辣的。他低头看着自己那双满是泥垢、血污和裂口的手——这是一双唱戏的手，本该在油彩和胭脂粉黛间翻飞，捏出兰花指，甩出水袖。现在，它们粗糙得像两把挫刀，沾满了死亡的气息。
胡琴刘佝偻着身子，还在用自己几乎看不出本色的衣襟，蘸着浑浊的水，一点一点擦拭那个断了腿的老人的脸和手。老人的腿被一根檩子砸断了，露出白森森的骨茬，只是简单地用几根木棍和破布条固定着。他早已痛晕过去，又或者，是在这巨大的灾难面前，身体启动了某种保护机制。胡琴刘的动作很轻，很慢，好像生怕惊醒了他，又好像是在擦拭一件极其珍贵的、却已经碎裂的瓷器。那把早已喑哑的旧板胡，被他小心翼翼地放在身旁一块尚算平整的石头上，琴筒上的裂痕在昏暗的天光下，像一道丑陋的伤口。
凤兰和墩子瘫坐在稍远处的空地上，靠着半堵没倒的土墙，两个人的脸都灰扑扑的，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那片狼藉。他们帮着那个妇人，从倒塌的灶台里，扒出了最后一点残存的粮食——半袋染了灰、沾了血的面粉，还有一个缺了口的瓦罐。那妇人此刻正抱着瓦罐，眼神发直，嘴里喃喃自语着什么，听不清，却让人心头发紧。
石丑民看着他们，看着这一张张被烟尘、疲惫和巨大悲痛掩盖了面容的脸，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他能做什么？清理废墟，抬走尸体，安慰一两句苍白无力的话？这些，挡不住下一场轰炸，填不饱饥饿的肚子，更暖不热那些刚刚变得冰凉的身体。
就在这时，保长赵有福陪着那两个穿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踩着满地的碎砖烂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过来。年纪稍长、戴着眼镜的那个——赵有福叫他“李秘书”——目光扫过这片疮痍，眉头只是习惯性地微微蹙了一下，随即恢复了那种惯常的、带着疏离感的严肃。他对赵有福说了几句话，声音不大，但在这片死寂的废墟上，还是清晰地传了过来：“善后工作，安抚群众情绪，不能引起恐慌，伤亡人数尽快统计上报。”
赵有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脸上堆着惶恐和谄媚交织的表情。末了，李秘书的目光越过赵有福，投向了不远处那个在轰炸中奇迹般基本完好的、只是棚顶破了几个大洞的临时戏台。他那双隔着镜片、没什么温度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光。
他抬起手，指了指戏台，对赵有福说了句什么。
石丑民的心，毫无征兆地、猛地往下一沉。
果然，赵有福小跑着过来，脸上的表情混杂着为难和急于表现的急切：“石班主，石班主！李秘书有指示！”
石丑民没动，只是抬起眼，看向他。
赵有福喘了口气，压低声音，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口吻：“李秘书说了，百姓受了惊吓，伤亡惨重，情绪很不稳定。这种时候，需要安抚，需要鼓舞！要让大伙儿看到政府还在，军民团结一心，抗战到底的决心没变！你们宣传队，今晚就在这里，就在那个台子上，给乡亲们演一出！演那出《驱寇保乡》，或者新排的《血战到底》！要让大家看看，鬼子炸得垮我们的房子，炸不垮我们的精神！”
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石子，砸在石丑民的心上。砸得他胸腔发闷，喉咙发紧。他下意识地看向那片废墟，看向那排盖着破席子或破门板的、无声无息的躯体，看向空气中尚未散尽的硝烟和血腥味，再看向不远处那张用破旧门板和条凳勉强搭起的、在风中呼啦啦飘着破席子的戏台。
在刚刚被炸死亲人的尸骨旁，在刚刚失去家园的断壁残垣前，在空气中还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时候，演戏？演一出慷慨激昂、同仇敌忾的“抗战戏”？
荒谬。一股冰冷的、混合着悲凉、愤怒和某种彻底麻木的荒谬感，从脚底直冲头顶，让他浑身发冷，却又从骨头缝里往外透着一股烧灼般的耻感。
他想说什么。他想说这里刚死了人，这里不是唱戏的地方；想说大家刚刚经历家破人亡，没心情看戏；想说这种时候演这种戏，是对死者、对生者双重的亵渎。
可他看到了赵有福那不容商量的眼神，看到了不远处李秘书那张面无表情、公事公办的脸，也看到了李秘书身后那个年轻人——大概是随从或者记录员——手里打开的小本子，和随时准备落下的笔。
他还看到了凤兰和墩子投来的、带着困惑和惊恐的目光，看到了胡琴刘停下擦拭的手，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是比他更深的、近乎死寂的疲惫和了然。
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选择。拒绝？意味着什么，他太清楚了。那点时有时无的、掺着沙子发霉的“官粮”配额，恐怕会彻底断掉。他们这几口人，刚刚熬过那个几乎要饿死的冬天，不能再……他不敢想下去。
他垂下眼帘，目光落在自己那双沾满血污和泥土的、还在微微发抖的手上。指甲缝里嵌满了黑红色的泥垢。他缓缓地、用力地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带来一阵尖锐的疼痛，才勉强压住喉咙里那股翻涌的、想要干呕的冲动。
“是。”他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得厉害，像砂纸摩擦着朽木，“我们准备。”
那个“好”字，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他只说了“准备”。
赵有福似乎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还想说什么，李秘书已经走了过来，接过了话头。他的目光在石丑民身上停留了片刻，像是在评估一件工具是否合用，然后开口道：“演好了，也是你们的功劳。我跟上头的孟科员说，给你们记上一功。下个月的口粮，或许能多发一点。”
他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在谈论今天天气不错。那语气里的施舍和交易意味，清晰得如同寒冬屋檐下挂着的冰凌。
石丑民没再看他，只是点了点头。再多一个字，他都怕自己会忍不住吐出来。
李秘书没再说什么，带着那个年轻随从，踩着瓦砾走了。赵有福冲石丑民使了个眼色，也匆匆跟了上去，大概是去安排别的事情了。
废墟旁，又恢复了之前的死寂。只有风刮过断壁残垣的呜咽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压抑不住的啜泣。
石丑民转过身，看见凤兰不知何时走到了他身边，正仰着小脸看着他。九岁的孩子，眼睛里本该有的天真烂漫早已被连年的饥馑和恐惧磨蚀殆尽，此刻那双大得有些失神的眼睛里，盛满了比她这个年纪沉重得多的东西——困惑，还有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连她自己或许都未曾理解的恐惧。
“爹，”凤兰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颤抖，“我们真的要在这儿唱戏吗？”
石丑民看着她，看着她脸上还没擦干净的泪痕和灰尘，看着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打着层层补丁的蓝布小袄。他想抬手摸摸女儿的头，手伸到一半，停在了半空——他的手太脏了，沾着血，沾着土，沾着死亡的味道。最终，他只是轻轻拍了拍凤兰瘦削的肩膀，布料下几乎能感觉到骨头的棱角。
“去把你娘和虎儿接过来。”他的声音依旧干涩，却多了一股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近乎残忍的平静，“晚上要演出。”
凤兰身体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但她没再问，只是低下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嗯”了一下，然后转身，一步一挪地朝着龙王庙的方向走去。墩子也默默跟了上去。
胡琴刘慢慢地、艰难地站起身，怀里抱着他那把哑琴。老人走到石丑民身边，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深深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叹息里，包含了太多太多东西——愤怒？悲哀？认命？或许都有，又或许，什么都没有，只是肺腑里最后一丝气力被抽干后的空洞回响。
石丑民没有看他，也没有看那片废墟。他的目光越过胡琴刘佝偻的背，投向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太阳正缓缓西沉，将天边染上一层不祥的、铁锈般的暗红，像凝固的血。
深夜，龙王庙。
油灯如豆，勉强照亮着庙堂一角。桂兰靠在冰冷坚硬的土炕上，身上盖着那床补丁摞补丁、几乎没了分量的薄被。她的咳嗽似乎平息了一些，但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沉重的、拉风箱般的声音，蜡黄的脸上浮着不正常的潮红。石虎蜷在她身边，睡着了，小手还紧紧攥着母亲的一角衣襟，即使在睡梦中，小眉头也微微蹙着。
石丑民坐在那把老花梨木椅旁边的一只破凳子上，手里拿着一块粗布，一遍又一遍地、机械地擦拭着椅子的扶手和靠背。椅子是胡三丑师父留下的唯一念想，紫檀木的骨架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幽暗的光泽，木质温润，即便在这样的年月里，依旧透着一股沉静的气息。扶手处，因为师父生前常年拍板眼，已经磨出了光滑圆润的凹痕。此刻，这光滑的凹痕在他粗糙的手指下，却仿佛变得硌手。
他擦得很慢，很仔细，仿佛不是在擦拭一把椅子，而是在进行某种仪式，试图擦去什么看不见的污垢。下午在废墟旁发生的一切，像走马灯一样在他脑海里反复回放：那孩子冰冷的小手，老人断腿处刺目的骨茬，妇人绝望空洞的眼神，李秘书那毫无波澜、公事公办的命令，赵有福谄媚又带着威胁的语气，以及自己那句干涩的“是，我们准备”。
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声音，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心口。
他停下了擦拭的动作，将那块脏污的粗布丢在脚边。然后，他缓缓伸出手，不是去碰椅子，而是探入自己怀里最贴身的地方，摸索着，掏出了四枚用红线串着的、紧紧贴在一起的玉坠。
昏黄的灯光下，四枚小小的、温润的白色玉坠，静静地躺在他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掌心。正面是阳刻的篆字：“龙”、“凤”、“吉”、“祥”。他小心翼翼地翻过来，背面，是阴刻的、更深沉也更隐秘的两个字：“石家”。那是他当年拿着用柳玉凤留给他的玛瑙琴头换来的钱，在西安城最好的玉器铺子“御宝斋”里，亲手选料，看着老师傅一点点刻出来的。每一刀，都刻着他彼时对未来的期盼，对家人的守护。
人在玉在，走到哪儿都不能丢。爹当年的话，言犹在耳。
可现在呢？人还在吗？娘早就不在了，玉凤也走了，只剩下这枚冰冷的“凤”字玉，挂在女儿凤兰脖子上，贴着那瘦骨嶙峋的胸口。桂兰的“吉”字玉，此刻大概正压在她那被痨病折磨得微微起伏的胸膛上，冰凉凉地汲取着一点微弱的体温。虎儿的“龙”字玉，就挂在他细瘦的脖颈上，随着他微弱的呼吸一起一伏。而他自己，一直贴身戴着这枚“祥”字玉。
可“吉祥”在哪里？龙凤又在哪里？在这遍地烽火、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的世道里，这四个字，这四个寄托了爹娘全部祝愿的字，像个冰冷又残酷的笑话。
他把四枚玉坠紧紧攥在手心，坚硬的玉石硌得掌心生疼。他想从这冰冷中汲取一点力量，一点支撑他度过这个荒诞夜晚的力量。但他只觉得，那股寒意正顺着掌心，沿着手臂，一丝丝渗进骨髓里，冻得他几乎要发起抖来。
“丑民。”炕上传来桂兰虚弱的声音，伴随着几声压抑的咳嗽。
石丑民赶紧收起玉坠，塞回怀里，快步走到炕边，弯下腰：“怎么？又不舒服了？”
桂兰摇了摇头，在昏暗的光线下，她的脸色苍白得吓人，眼窝深陷。“我没事，就是睡不着。你……你们今晚，真要去东头唱？”
石丑民沉默了一下，点点头：“嗯。上头派的任务。”
“可是，那里……”桂兰的声音更低了，带着难以掩饰的惊恐和悲伤，“刚死了人，还有那么多伤着没缓过来的，这……这怎么开得了口，唱得下去啊！”
石丑民没有立刻回答。他俯身，拿起炕头一个破旧的瓦罐，倒出半碗早就凉透的开水，递给桂兰。桂兰摇摇头，她没力气坐起来。
他在炕沿坐下，将碗凑到她嘴边，小心翼翼地喂她喝了几口。水是冷的，滑过喉咙，带来一阵不适的凉意，桂兰又咳了起来，咳得撕心裂肺，整个瘦弱的身躯都蜷缩起来。
石丑民放下碗，给她抚着背，动作很轻，像对待一件易碎的瓷器。他能感觉到手掌下那单薄脊背上嶙峋的骨头，像冬天的树枝，脆弱得仿佛一用力就会折断。愧疚和无力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瞬间将他淹没。
他知道桂兰的身体为什么会这样。常年跟着他颠沛流离，担惊受怕；战乱年月，吃了上顿没下顿，营养跟不上；生下石虎后月子里就没养好，落下了病根；后来又为了这个家，操持一切，省吃俭用，把最后一口吃的都留给他和孩子。她就像一盏熬干了油的灯，眼看着一天比一天暗淡下去。
而他呢？他给了她什么？一个动荡不安的家，一个整日担惊受怕的日子，一份微薄的、朝不保夕的所谓“口粮”，还有，此时此刻，要去废墟旁表演一场荒诞“鼓舞”的命令。他甚至不能守在她身边，端一碗热汤，喂一剂有效的药。
“桂兰，”他开口，声音沙哑，喉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我对不住你。”
桂兰好不容易止住咳，喘着气，看着他。即使在这样昏暗的光线下，她的眼睛也像是蒙上了一层雾，但那目光却是柔软的，带着一种近乎悲悯的理解。
“别说这些。”她声音微弱，却异常清晰，“这世道，谁都难。你是男人，是班主，有你的难处，我知道。”
她伸出手，冰凉枯瘦的手指，轻轻握住了石丑民的手。“我……我只求你，平平安安的。唱就唱吧，上头发话了，不去不成。只是，小心些，别惹事，别顶撞。还有凤兰和墩子，也看顾好他们。”
她的手指没有力气，只是轻轻地搭着，却让石丑民觉得有千钧重。那是一种毫无怨言的托付，一种认命的宽容，比任何指责和抱怨都更让他心如刀绞。
“我知道。”他反手握住了她的手，掌心粗糙，却也想传递一点微不足道的暖意，“你放心。唱完了，就回来。下个月，也许能多领点粮，我去给你抓副好点的药。”
桂兰嘴角勉强扯动了一下，那算是一个笑容，却比哭还难看。“药不急。你、你们自己在外头，千万当心。听说北边的路，不太平。”
石丑民知道她说的是哪里。就在几天前，县里的王干事来过一次，除了催问上次演出的“心得体会”写得怎么样了，还隐晦地提了一句，说“上头”可能有“更重要的任务”，让他们“做好准备”。石丑民追问是什么任务，王干事却又语焉不详，只说“听通知”，眼神闪烁，似乎透着某种既兴奋又紧张的情绪。结合最近听到的一些零碎风声——说北边那个叫延安的地方，有些不一样，那里也有戏班子，唱的也是抗日的戏，但好像路子不同——石丑民心里隐约有了些不祥的预感。但他没对桂兰说，怕她更担心。
“没事，就是可能要去远一点的地方，时间会长一些。”他轻描淡写地说，试图让语气听起来轻松一些，“等回来了，兴许……兴许日子能好过点。”
这话说出来，连他自己都不信。日子能好过？怎么个好过法？不过是换一种方式，换一个地方，去唱那些言不由衷的戏，去扮演那个被需要的、鼓舞人心的“丑角”。但此刻，他只能用这样苍白的话，来安慰病重的妻子，也安慰自己那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桂兰不再说什么，只是紧紧地、短暂地回握了一下他的手，然后便无力地松开了。她闭上眼睛，像是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只有胸口那微弱的起伏，证明她还活着。
石丑民在炕边又坐了一会儿，看着妻子消瘦的侧脸，听着她微弱而不均匀的呼吸声。他胸口那枚“祥”字玉坠，贴着皮肉，传来一丝顽固的凉意。他缓缓站起身，走回那把老花梨木椅旁，却没有再坐下，只是伸出手，轻轻抚过冰凉光滑的椅背。
师父，如果您还在，您会怎么做？您会为了戏社这几口人的活路，去唱这场废墟旁的“鼓舞”吗？您会为了那可能多出来的一点口粮，把自己变成一具没有灵魂、只会执行命令的木偶吗？
椅子沉默着，只在油灯昏暗的光晕里，投下一片浓重而沉默的影子，像一个巨大而无言的问号，压在他的心头。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深秋，十月。
距离涝池岸村那场荒诞的废墟演出，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那晚的情景，像一场冰冷而怪异的梦魇，时不时就会在石丑民脑海中闪现——昏黄摇曳的油灯，台下那一张张麻木、悲伤、或空洞的脸，那面在夜风中猎猎作响的破旧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有自己那嘶哑、干涩、仿佛不属于自己的声音，在死寂的废墟上空孤独地回荡。台下，只有风，只有远处零落的狗吠，只有那个失去孙子的老妇人压抑的、破碎的抽泣。
那场演出，除了换来赵有福几句不痛不痒的“辛苦了”，和王干事许诺的、后来只兑现了一半的“额外口粮”，什么都没留下。哦，或许还留下了一纸盖着红章的“嘉奖令”，和易俗社抗日宣传队“英勇无畏，深入前线鼓舞士气”的所谓“事迹”，被写在油印的小报上，在县城几个机关单位流传了一下，然后便被新的、更“重要”的消息淹没了。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之前的轨道——饥饿，等待，接受一个又一个无法拒绝的“任务”，去唱那些越来越空洞、越来越模式化的“抗战戏”。只是，龙王庙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微妙，越来越紧绷。这种紧绷，不是来自于外部的轰炸或饥荒——这些早已成为常态——而是来自于内部，来自于曾经的同门师兄弟之间，那种悄然滋生的、冰冷而粘稠的东西。
源头，是周满仓。
自打从延安慰问演出回来——虽然石丑民他们这支“宣传队”并未被选中前往，但周满仓作为“思想积极、表现突出”的代表之一，跟随着老社长等人去了一趟——周满仓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具体哪里不一样，很难说清。他说话的语气没变，依旧是那样带着三分讨好、七分油滑；对人还是那样，见谁都笑眯眯的，尤其是对上面来的王干事之类的人物。但石丑民能感觉到，他那双总是眯缝着的眼睛里，多了些以前没有的东西——一种审视的、评估的、甚至带着点隐隐傲慢和算计的光芒。就像一只蛰伏已久的猫，终于嗅到了鼠洞的确切位置，正在不紧不慢地舔着爪子，准备扑击。
变化是从一些小事开始的。
先是演出任务的分派。以前，去什么地方，唱什么戏，大多由石丑民这个“班主”安排，或者上面直接指定。但现在，王干事再来布置任务时，周满仓往往会“适时”地插上一两句话。
“师兄，去李家庄那边，路远不说，听说还闹土匪，不太平。我看不如让凤兰丫头和墩子歇歇，我和张伙计他们几个先去探探路？”——这话听着像是关心，可石丑民知道，李家庄那边虽然偏，但上次保长暗示过，大户人家娶亲，私下里给的“打赏”可能会丰厚些。
“王干事，您看这新剧本《血战中条山》，我觉得石师兄唱那段‘怒斥敌酋’最合适，慷慨激昂！至于后面那段需要翻打的，我现在身子骨也还行，要不让我试试？”——翻打是武生的活，周满仓早年确实练过几天武生，但早就撂下了。他“试试”是假，想在王干事面前露脸、抢风头是真。
石丑民大多时候只是听着，不置可否。王干事似乎也乐得有人“积极”建言，往往会点点头，说“满仓同志考虑得很周到嘛”，或者“你这个想法不错”。久而久之，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周满仓的话似乎比石丑民这个班主还管用一些。
紧接着，是一些闲言碎语。
起初只是在庙里，在排练的间隙。周满仓会一边修理他那把许久不用的旧髯口，一边貌似随意地跟墩子，或者社里仅剩的另一个年轻学徒聊天。
“唉，这世道，光会闷头唱戏不行喽。得会看风向，得知道上头喜欢什么。你瞧，人家省城、重庆那边的大角儿，哪个不是‘进步’得快，跟得紧？这才能吃香喝辣，不受欺负。”
“石师兄这人，没得说，艺好，也肯下苦。就是有时候太守着老规矩，老戏文里那套东西，现在不时兴了。你看上次延安来的同志讲话，不是说了嘛，要‘推陈出新’，要为工农兵服务。咱们得跟上，不能总抱着老本本。”
“桂兰嫂子这病，唉，也是拖累人。石师兄里里外外操心，也难怪有时候社里的事，难免顾不过来。咱们做师弟的，能帮衬就多帮衬点，别让外人看了笑话。”
这些话，句句听着都在理，句句都像是为石丑民着想，为戏社着想。但仔细一品，味道就变了。“跟不上时兴”，“守着老规矩”，“家里拖累”，“顾不过来”……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评价，像细小的沙粒，一次一次，悄无声息地堆积起来，慢慢在石丑民周围垒起一道无形的墙。墙的一边，是“守旧”、“顾家”、“能力有限”的石丑民；墙的另一边，是“积极”、“进步”、“识大体”的周满仓。
墩子起初听了，只是闷闷地低头干活，或者含含糊糊地应一声。但次数多了，尤其当周满仓偶尔偷偷塞给他半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黑面馍馍，或者一小撮盐粒的时候，这个年轻孤儿眼里，也会流露出短暂的茫然和动摇。石虎还小，听不懂这些弯弯绕绕，但凤兰不一样。她已经十二岁了，经历过战乱，挨过饿，见过死人，比同龄的孩子敏感得多。她看周满仓的眼神里，渐渐带上了警惕，甚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她会悄悄跟石丑民说：“爹，满仓叔今天又说您排戏太严，不懂得‘灵活变通’。”或者说：“他私下里跟墩子哥说，您年纪大了，该享享清福了。”
石丑民通常只是“嗯”一声，不多说什么，继续打磨他的唱腔，或者擦拭他那把很少有机会再用的旧梆子。他能说什么呢？去跟周满仓争执？去跟王干事告状？且不说周满仓那些话只是私下里说说，并无实据，就算有，又能怎样？在这个“一切为了抗战”、“统一思想”的年月里，个人恩怨、内部矛盾都是“破坏团结”的大忌。更何况，周满仓迎合的，正是“上面”喜欢的调调。自己若去争，只会将本就风雨飘摇的戏社推向分裂，让桂兰他们连这点勉强糊口的“口粮”都断掉。
他只能忍。像一块被河水冲刷的石头，任由那些细碎的沙粒打磨、侵蚀。他唯一的武器，就是沉默，和比以往更用心地做好上面交代的每一件事，唱好每一场被要求的戏。他知道，只有戏社还在，只有这几口人还能聚在一起，还有那口气在，就还有希望——尽管那希望渺茫得像寒夜里的星光。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入冬前的一次“思想汇报会”上。
那是一个阴冷的下午，风刮得呼呼响，庙里四处漏风，冷得像冰窖。王干事带着一个更年轻的“文化教员”来了，说是要“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除了石丑民、胡琴刘、凤兰、墩子和周满仓，还有附近村子临时凑起来的几个“进步青年”，总共十来个人，挤在龙王庙那间还算宽敞些的偏殿里。
所谓的“汇报”，其实就是听那个年轻教员念报纸，或者宣讲一些“抗战形势”、“文艺方针”之类的东西。教员讲得口干舌燥，下面的人听得昏昏欲睡——不是不关心国事，是饿得、冻得没精神。
例行公事的“汇报”结束后，王干事清了清嗓子，说：“行，演得好，任务完成得不错。”王干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将那张盖着红戳的“演出证明”小心翼翼对折起来，放进桌上的文件袋里。屋子里很冷，说话时哈出的白气，在昏暗的油灯下弥散。他顿了顿，拿起桌上一个鼓囊囊的布口袋，掂了掂，推到石丑民面前。“这是这次去河防前线慰问演出的额外补助，省里特批的。孟科员交代了，说你们情况特殊，又是去前线，又是演新戏，不容易。”袋子里是半袋杂合面，还夹杂着一些黑色的、不知道是什么的颗粒，比他们日常领的“官粮”看着要细一些，也没有明显的霉味。
石丑民伸出双手接过，手指碰到粗糙的麻袋布，能感觉到里面粮食实实在在的分量。他的心沉了一下，然后又空空地悬着，不知道该说什么。说“谢长官”？似乎太卑躬屈膝，那袋粮食像是一种施舍，堵在喉咙里。说“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又显得虚伪，毕竟他们确实需要，为了这点粮食，他们在台上说了那些自己都不信的话，演了那些浮夸的“仇恨”和“激昂”。最终，他只是低着头，喉咙里含糊地“嗯”了一声。
凤兰站在父亲身后半步，也低着头，看着自己脚尖上磨破的洞。她听懂了王干事话里那些熟悉的、空洞的词语：“宣传鼓动”、“配合大局”、“政治意义”。这些词像一层又一层冰冷坚硬的壳，把他们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痛苦、真实的屈辱，包裹得严严实实，变成了某种可以用“完成”和“记功”来衡量的“任务”。她又想起那天在台上，面对着台下那些悲伤麻木的面孔，扯着嗓子唱那些台词时，嗓子里火辣辣的疼，和心里那种被人掏空了又塞进一团棉絮的感觉。那不仅仅是屈辱，更像是一种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彻底怀疑。他们在做什么？是在“表演”痛苦，还是用“表演”来掩盖甚至抵消真实的痛苦？
“还有一件事。”王干事的声音将凤兰的思绪拉了回来。他打开另一本簿子，翻到一页，手指在上面划过。“最近，省里和战区长官部联名发了新的文告，鉴于当前战局和后方动员的需要，要求各宣传队、文艺团体，不仅要搞好演出，更要注意挖掘和宣传‘典型事迹’。特别是像你们这种，能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演出，并且……呃，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比如你们下乡‘义演’那事，就很值得总结，树立榜样嘛。”
石丑民抬起头，眼神里终于不再是完全的麻木，而是闪过一丝警觉和困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下乡“义演”？他想起那些在荒村野店，对着同样饥寒交迫的乡亲，低声下气唱着口号，只为讨一口糊口粮的日子。那段记忆，混杂着汗臭、尘土、野菜的涩味，以及接过那几个干瘪土豆时脸上火辣辣的感觉，实在算不上什么“创造性”，更像是一种毫无尊严的乞食。难道这些，也成了“典型事迹”？
“王干事，”石丑民的声音干涩，“您是说我们下乡那事儿？”
“对，就是这个意思！”王干事合上簿子，脸上露出一丝算计的、仿佛发现了什么宝藏似的微笑。“上头的意思是，要把你们这种‘深入群众、宣传抗战、虽苦犹甘’的精神提炼出来，写成报告，搞不好还能登报，搞巡回宣讲！石班主，这可是大好的机会！咱们这个宣传队，名声要打出去，以后……往后的日子，兴许就好过多了。”
“登报？宣讲？”胡琴刘忍不住在旁边咳了一声，声音嘶哑地插了句嘴，“那都是咋编排的？咱不就是……就是……”
“就是混口饭吃。”石丑民接过话头，声音平静无波，替胡琴刘说完了下半句。他知道这话不好听，但却是事实。
王干事的笑容僵了一下，旋即又恢复如常，摆摆手，用一种推心置腹又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哎呀，老石，话不能这么说。‘混口饭吃’那也是为抗战大局作贡献嘛！现在情况特殊，政府一时有困难，你们能‘自立更生’，‘深入乡村’，这就是觉悟，就是贡献！关键是，这精神要提炼好，事迹要整理好。上面来人问，你知道怎么说吗？”
石丑民看着他，没有回答。他知道王干事需要什么样的“事迹”，需要什么样的“说法”。那些话，他在台子上念过无数遍了，几乎能倒背如流。但他就是不愿意，在这一刻，在这个刚领了“额外补助”的时刻，亲口把它们说出来。它们像一堆砌起来的干柴，看着像那么回事，底下却是空的，一碰就要散架。
见他不说话，王干事也不恼，自顾自地说下去：“总之，这个事儿，你们心里要有数。近期可能会有上头的专员下来视察，也可能有报馆的记者来采访。你们要配合好，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嗯，要注意影响。多说说困难，多说说决心，多说说在群众中的热烈反响。至于一些具体的细节，比如日子过得多难，挨了多少饿，乡民给的是土豆还是菜团子，这些都是细枝末节，不必过分强调。重点是‘精神’，是‘鼓舞’，明白吗？”
他说一句，石丑民点一下头。凤兰也学着父亲的样子，轻轻点头。只有胡琴刘，低着头，只看见他花白的头发微微颤动。
王干事交代完毕，似乎也完成了任务，脸色和缓了一些，站起身，掸了掸衣服上看不见的灰尘。“那行，今天就先到这儿。补助你们收好，省着点吃。新任务……估计过阵子也会有，你们随时准备着。记住，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切工作为抗战。”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像想起什么似的，对石丑民说：“对了，孟科员让我给你们捎句话。他说，‘石丑民同志是懂戏的，也是懂大局的’。这评价，不低啊。好自为之。”
“懂戏的，懂大局的……”石丑民默默咀嚼着这八个字，直到王干事的身影消失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后面，他还在出神。懂戏？他或许曾经懂，懂那三尺戏台上的悲欢离合，懂那秦腔曲调里的九曲回肠。可现在，他懂的，大概是怎样把戏台上的玩意儿，按上面要求的样子捏圆搓扁，怎样在锣鼓家伙的缝隙里，塞进那些硬邦邦的口号。懂大局？他更懂了，懂饿肚子比唱戏更要紧，懂一枚公章能决定一家人的生死，懂那些慷慨激昂背后，是比废墟更冰冷的现实。
送走王干事，三个人回到龙王庙的院子里，天色已经擦黑。那袋子新领的杂合面就放在正殿破旧的供桌上，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一个沉默的、巨大的诱惑，也像一个同样巨大的嘲讽。
胡琴刘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抱着他那把哑琴，望着远处的天空，半晌才幽幽地说：“‘懂戏的，懂大局的’，嘿嘿，这话说的。往后，怕是要更‘懂’才行了。”他咳嗽了几声，笑声像是从破了的风箱里挤出来的，带着铁锈和尘土的腥气。
桂兰从灶房里探出头，脸上带着点难得的活气，问：“回来了？王干事说啥了？这袋子面……”她的目光也落在那个布袋子上。
“没啥，”石丑民简短地说，“就是问问演出的事。面是省里特批的……慰问补助。”他刻意省略了“省里”这个词带来的、令人不安的重量，还有“树立典型”、“登报宣讲”那些话。“先收起来吧。”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把粮食锁进柜子。他站在供桌前，看着那个鼓囊囊的口袋，伸出手，轻轻摸了摸那粗糙的布料。隔着麻布，能感到下面粮食坚硬又温顺的触感。就是这些东西，这些实实在在、能填饱肚子、能让人有力气熬过明天的东西，换走了他们刚刚在台上仅存的那一点点，属于“戏”的、难以言说的东西。
风兰默默地把口袋提起来，掂了掂，比想象中要沉。她把它拿进灶房，和仅存的那点麸皮、树皮粉放在一起。一袋子新面，几捧旧粮，这便是这个寒冬里，一家人活下去的全部指望。她洗了手，开始张罗晚饭——依旧是黑乎乎的糊糊，不过今天舍得放了一小把杂合面进去，比平时能稠一些。她舀水，烧火，动作熟练得像一个早已被生活训练好的老兵，只是那双眼睛里，属于孩童的懵懂早已褪去，换上了一种过早到来的、沉默的坚忍。
吃饭的时候，气氛比往常稍微活泛了一点点。或许是因为有了这半袋新粮，又或许是因为王干事没有带来更坏的消息。桂兰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着，努力不让自己咳出来。石虎依然贪吃，喝完了自己碗里那一点，眼巴巴地看着锅里。墩子把碗底刮得干干净净，连粘在碗壁上的一点糊糊都用手指头抹了吃下去。
石丑民喝得很慢。加了新面，糊糊的口感稍微滑腻了一些，树皮的涩味也淡了些，但那股子霉味和土腥气，依旧顽固地附着在味蕾上。他一口一口地喝着，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白天在戏台上看到的那些面孔，那些茫然的、悲伤的、绝望的、偶尔闪过一丝讽刺和冷漠的面孔。他们，和此刻围坐在破庙里喝糊糊的一家人，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都是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挣扎，都是在时代的巨轮下碾作尘泥。他们看的不是戏，他们看的是自己正在经受的、不知何时是尽头的苦难，只是这苦难被披上了一件滑稽而怪诞的、名为“宣传”的外衣。
“爹，”凤兰忽然低声开口，“下次如果再去演，能不能别让我唱那些词了？”她停了一下，似乎鼓了很大的勇气，“我觉得……我唱不出来。脑子里想的，和嘴上唱的，不一样。”
石丑民拿着筷子的手顿住了。他抬起头，看着女儿。昏黄的油灯光下，凤兰的脸瘦削苍白，眼睛却亮得惊人，里面有一种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近乎悲凉的了悟。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头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能说什么呢？说“你还小，不懂，为了吃饭，什么都能唱”？还是说“那些词唱久了，自己就信了”？他想起自己今晚在台上的样子，喉咙里那股子像吞沙子一样的干涩感又涌了上来。他连骗自己的话都说不出来。
最终，他只是移开目光，看着碗里浑浊的汤水，声音很低，低得几乎要被旁边石虎喝汤的呼噜声盖过去：“不唱不行。”顿了顿，他又补充了一句，语气没有起伏，“记住了就行，不必太入戏。”
这便算是一种默认，一种无奈的指导。唱，但是不必让那些口号钻进心里去。把唱戏，变成一种纯粹的、只动嘴巴不动心的技术活儿。就像刮树皮，就像挑野菜，就像忍受寒冷和饥饿一样，只是另一项为了活下去而必须完成的、机械的劳作。
凤兰没有再说话，低下头，默默地用筷子搅着自己碗里所剩无几的糊糊。她听懂了父亲的潜台词。那是一种更深的无力感，一种对“戏”本身的放弃。“不必太入戏”——当戏本身已经不再是戏，而成为一种变相的刑罚或者交易时，入不入戏，又有什么区别呢？或许，正是彻底地与自己的内心剥离，才是唯一的自保之道。可她今年才十岁，过早地学会这种剥离，究竟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