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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关中，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狠。刚进腊月，一场北风刮了三天三夜，渭河谷地就冻得像一块生铁。涝池岸村外那条几乎要断流的小河，一夜之间结了厚厚的冰，冰面惨白，映着铅灰色的天光，没有一丝活气。地里的麦苗早就冻死了，黄恹恹地倒伏着，和冻得裂开大口子的黄土混在一起，分不清哪儿是苗，哪儿是土。田埂上偶尔能看到一两只饿得皮包骨头的野狗，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刨着冻土，也刨不出什么能吃的东西来。
天还没亮透，龙王庙的院子里就响起了“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沉闷的咳嗽声。石丑民蹲在院子角落，用一把缺口的老镰刀，一下一下，刮着墙根上冻得硬邦邦的榆树皮。榆树皮刮下来，得晒干，再磨成粉，掺进那点少得可怜的黑豆面或者麸皮里，蒸成团子，才能勉强下咽，才能顶饿。他刮得很慢，也很仔细，仿佛那不是粗糙苦涩的树皮，而是什么珍贵的吃食。刀刃刮过冻硬的树皮，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寂静寒冷的早晨，显得格外刺耳。
胡琴刘抱着他那把板胡，坐在殿门槛上，身上裹着一件四处漏风的旧棉袄，整个人缩成一团，像只风干的老猫。他怕冷，又咳得厉害，一咳起来就浑身发抖，喘不上气。此刻，他只是呆呆地望着石丑民机械的动作，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一点光。那把哑了的板胡斜靠在门框上，琴筒上的裂缝又大了些，像一个咧开的、无声的嘴。自从那次被马排长的手下推搡摔倒，这琴就一直没拉出过像样的调子，胡琴刘自己也知道，这琴大概是再也拉不响了，可他还是要抱着，仿佛抱着它，就还能触到一点早已远去的、属于过去好年月的东西。
“爹，刮这么点……够吗？”凤兰从灶房探出头来，手里端着个豁了口的瓦盆，盆底只有一层薄薄的灰白色面糊——那是昨晚大家都没舍得吃完，特意省下来的。她今年九岁了，个子蹿高了些，身上的蓝布棉袄更短了，露着手腕，袖口磨得发毛，补丁摞着补丁。小脸上没什么肉，眼睛显得格外大，里面也沉甸甸的，压着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愁苦。
石丑民停下动作，直起身，腰骨发出轻微的“嘎嘣”声。他看了一眼凤兰手里的瓦盆，喉结滚动了一下，没说话，只是更用力地刮了一下树皮，把那层暗褐色的老皮刮掉，露出下面带点青色的韧皮，这才是勉强能吃的地方。“刮一点是一点。省着点，今儿就喝这个糊糊，晚上看能不能再多找点野菜。”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和刘爷爷碗里多盛一点。”说着，瞥了一眼坐在门槛上、几乎快与门槛融为一体的胡琴刘。
灶房里传来桂兰压着嗓子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憋得难受。过了好一阵，她才端着两碗热汽寥寥的糊糊走出来，一碗递给石丑民，一碗给胡琴刘，声音沙哑：“丑民，你先喝点，暖暖身子。刘叔，你的。”
石丑民接过碗，里面是灰扑扑的面糊，飘着几根切得碎碎的干菜叶子，还有几片暗褐色的榆树皮碎屑，漂浮在面上，像一条条僵死的小虫。他没立刻喝，只是先用筷子搅了搅，让那点可怜的热气散发出来。碗很烫，但这点热度传递到他冰凉的掌心，几乎感觉不到。
胡琴刘颤巍巍地接过碗，双手捧着一小口一小口地抿，每喝一口，都要歇好一会儿，喘几口气。他的手指冻得发紫，关节肿大得吓人。喝了几口，他似乎有了点精神，抬头看着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喃喃道：“今年这冬天比哪年都冷啊。渭河都冻实了，我活了六十多年，没见过几回。”
“冷不怕，”石丑民喝了一口糊糊，粗糙的颗粒和树皮的涩味立刻糊住了嗓子，他强迫自己咽下去，才接着说，“就怕开春了，还没化冻。”
他没说出来的话是，更怕化冻了，还是没吃的。
孟科员去年临走前许诺的那点“演出补贴”口粮，头两个月还能断断续续送来一些，虽然掺着沙子，好歹是粮食。可越到后来，间隔就越长，分量也越少。到入了冬，干脆就没再送来。派人去镇公所问，那个年轻的王干事推了推眼镜，一脸的公事公办：“前线吃紧，军粮都供应不上，你们这点宣传队的口粮，只能往后排一排，再克服克服，等开春了看情况。”又说，“你们不是可以自己种点菜，挖点野菜嘛？自力更生，也是支援抗战嘛。”
自力更生？龙王庙后头那巴掌大的菜畦，去年夏天收过一茬萝卜后，就一直空着，没种子，没肥料，拿什么种？村外的野菜，早被附近的村民、难民挖得干干净净，连草根都快刨没了。
戏社里就剩这几口人。胡琴刘年纪大了，身子一天不如一天，咳嗽起来整夜整夜睡不着。桂兰的病也是时好时坏，药早就断了，只能硬扛着。凤兰和墩子正长身体，石虎也才四岁。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点东西，怎么够？
“丑民，”桂兰喝了口热糊糊，压了压咳嗽，低声说，“昨儿个李婆婆家，把她那小孙子，送人了。”
石丑民手一顿，碗里的糊糊晃了晃，洒出几滴在手背上，烫得他微微一缩。
桂兰的声音更低了，带着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说是送到东边一个没孩子的亲戚家去，还能活命。换回来半口袋麸子。”
院子里静得可怕，只剩下风声，呜咽着刮过屋檐的破瓦，发出“嗖嗖”的声响。刮树皮的“咯吱”声停了。胡琴刘端着碗的手停在半空，浑浊的眼睛望着院子里被冻得发白的地面，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只是更佝偻地缩了缩身子。
石丑民慢慢抬起头，望向院墙外面。墙头是黄土夯的，被风吹日晒得豁豁牙牙，露出里面掺杂的麦秸。墙外头，是关中的冬天，是看不到头的、冻硬了的土地，是那些和他一样，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他想起上个月去镇上送剧本的路上，看见的情景——荒废的村口，躺着几个裹着破席子的人，一动不动，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冻僵了。偶尔有穿着破袄、脸色青黄的人，拖家带口，一步一挪地往西走，听说西边秦岭里有野果，或许能活命。还有人，就那么直挺挺地倒在路边，眼睛还睁着，望着灰蒙蒙的天，手里紧紧攥着一把土。
“易子而食”四个字，他没亲见，却像最冷的冰锥，日夜刺着他的心。他不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冬天，风声鹤唳，传言像瘟疫一样在绝望的人群里蔓延。以前在戏文里唱“饥民鬻子”、“饿殍遍野”，只觉得那是古人的惨事，离自己很远。可如今，那些词，那些戏文里的念白，一桩桩一件件，活生生地就在眼皮子底下上演。那些倒在路边的人，那些送走孩子的哭声，那些为了半袋麸子就卖掉骨肉的父母，比任何戏文，都更残酷，更真实。
一种更深沉、更彻骨的寒冷，从骨髓里渗出来，比这腊月的风更冷。石丑民不再感到愤怒，也不再感到恐惧，甚至连绝望都有些麻木了。他只是觉得，空。心里空荡荡的，像被这严冬冻住、又被挖空了五脏六腑。个人的这点挨饿受冻，这点委屈不甘，这点对戏文的执着和眷恋，和眼前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无边无际的苦难比起来，算得了什么？渺小得像一粒尘埃，风一吹，就散了。
他低下头，看着碗里那灰扑扑的糊糊。碗沿有个小小的缺口，他每次喝的时候，都会小心避开。这一刻，他却觉得那缺口无比清晰，像一个无声的嘲讽。他端起碗，把剩下的糊糊一口喝完，树皮渣子粗糙地刮过喉咙，带来一种真实的、可感知的痛楚。他需要这种感觉，需要用这种真实的、身体上的痛楚，来压制心里那片巨大的、空无一物的寒冷。
碗见了底，他放下碗，走到墙根，重新拿起了那把缺口的镰刀。“虎儿呢？”他问，声音平静得出奇。
桂兰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在问石虎，忙说：“还睡着呢，喊不醒，怕是……”后面的话没说出来，但石丑民明白。孩子是饿昏了。四岁的孩子，天天喝这清汤寡水，不饿昏才怪。
“让他睡吧，醒了再吃。”石丑民说着，又弯下腰，继续刮那硬邦邦的榆树皮。“墩子呢？”
“天没亮就去野地里了，看能不能再挖点野菜根，捡点柴火。”桂兰叹了口气，“这么冷的天，怕是……”
“总得有人去找。”石丑民打断她的话，手里的镰刀没有停。“总不能都坐着等死。”
他的动作很稳，不快，但一下是一下，像是在完成一件极其重要、也极其单调的仪式。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他脸上，手上，他仿佛感觉不到。他只是刮着，刮着，把那些苦涩的、连牲口都不一定愿意吃的树皮，一点点刮下来，积攒起来。这是他能为这个家，为这龙王庙里剩下的几口人，做的为数不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
活下去。这三个字，此刻变得无比具体，也无比沉重。它不是一句口号，不是戏文里悲壮的道白，而是一口能下咽的糠，是一把能燃烧的柴，是一件能蔽体的衣，是把昏睡的孩子叫醒后，能塞到他嘴里的哪怕一丁点有热量的东西。
那把老花梨椅子，此刻就静静地立在正殿的门廊下，背阴处结了薄薄一层霜花。他每天早上起来，都会习惯性地看上它一眼，像是确认一件重要的东西还在不在。现在，他甚至很少再去摩挲它。椅子的存在，更像一个沉默的符号，提醒着他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日子，有过什么样的师父，有过什么样的“戏”。那些东西，在眼前这片白茫茫、硬邦邦的冻土面前，在那些倒毙路边的尸骸面前，遥远得像是上辈子的事情。
真正的“戏”，真正的“艺术”，在这种时候，还有什么用？它能当饭吃吗？能救活那些饿昏过去的孩子吗？能让刮过来的风暖和一点吗？
可他也清楚，要是连这点“戏”都没了，那他们这些人，和路边那些冻僵的尸体，又有什么区别？戏社散了，戏台塌了，他们就真的什么都没了，连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一个可以让他们勉强聚集在一起的名分，都没了。就算苟延残喘地活着，也和行尸走肉没什么两样。
这份认知，像一把钝了的锉刀，在他心里来回地磨。一边是赤裸裸的、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生存的绝望，另一边是早已被切割得面目全非、却依然死命攥在手里的“戏”。它们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端，而是混杂在一起，黏稠得让他透不过气。他学会了不再去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该，什么是不该。他只记住了一条：活着，能让戏社这些人活着，能让这口气不断，就是唯一的“对”。为此，他可以去做任何事，接受任何规矩，唱任何他们让他唱的“戏”。
这就是他从去年那个冬天，一直到现在，慢慢学会的，活下去的法则。
中午的时候，墩子回来了。脸冻得发紫，嘴唇干裂，背着一小捆湿漉漉、冻得硬邦邦的枯树枝，怀里鼓鼓囊囊的，看样子有了点收获。他进门，先不说话，把柴火靠墙放下，才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个破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块冻得发黑的蔓菁根，还有一小捧看着像枯萎草叶、又像是某种植物块茎的东西，沾着泥。
“丑民哥，找遍了，就这点东西，”墩子说话时，牙关都在打颤，“那冻蔓菁，是在野地一个洼坑里刨出来的，可能是去年谁家没收干净，烂在地里了，还有点能吃的。这些草根我也不敢确定，但看有人挖过，就也跟着挖了点。”
石丑民看了看那几块又黑又小的蔓菁根，点了点头：“行，有点东西就好。虎儿醒了，让他吃点热乎的。”然后他拿起那几块冻蔓菁，掂了掂，“待会儿化了冻，洗洗，晚上跟树皮面一起煮了，大家分着吃点。”
他没有问墩子这一上午在野地里是怎么挨冻的，没有问他有没有遇见危险。问不问，都是一样的。问了，不过是徒增无力感。
刚把蔓菁根拿到灶房，院门外又响起了脚步声。还是那种硬邦邦的皮鞋声，只是比前两次更急，更多。石丑民心里一紧，放下东西，拍了拍手上的泥，走出灶房。
来的还是那个马排长，身后跟着两个兵，还有那个戴着眼镜的王干事。马排长脸色很不好看，灰扑扑的军装上沾着泥点，似乎是从什么地方匆匆赶来的。
“石班主！”马排长一进门，也不废话，径直走到石丑民面前，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这次不是油印的告示了，是一张匆匆写就、盖着红章的便条，“紧急任务！省里战地慰问团三天后经过咱们县，要去河防前线慰劳将士。上头点名要你们易俗社出个节目，必须演！就在县城东关外的大戏台，跟几个本地班子一起，搭个台子就演！要求就一个：鼓舞士气，振奋人心！”
石丑民接过那张便条，手有点僵，没拿稳，纸片飘飘忽忽地差点掉地上。他赶紧用手接住，低头看去，上面寥寥几行字，确实是紧急调令的格式，下面的公章红得刺眼。
“三天后？”石丑民抬起头，喉咙发干，“马排长，我们……我们现在这情况，您也看见了，人都饿得快走不动道了，哪还有力气排新戏、赶台子？”
“新戏？”马排长眉头一皱，声音提高了八度，“谁让你们排新戏了？还是演你们报上来的那些，那个什么《驱寇保乡》，《渭水英魂》，不都改好了吗？照着演就行！服装道具自己解决，实在没有，找老百姓借，借不来就用你们平时穿的将就！”
“可是……”石丑民想解释，不是排新戏的问题，是大家饿着肚子，走几十里路去县城，再上台唱，怕是人还没到，就倒在半路了。
“没什么可是！”王干事推了推眼镜，语气生硬地插话，“这是政治任务！石班主，你要搞清楚，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要服从抗战大局！前线将士们在流血牺牲，让你们去唱个戏，鼓舞一下士气，有什么难的？再说了，演好了，慰劳团满意了，你们的口粮问题，说不定就能解决了！”
“王干事说得对，”马排长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但话里的意思依旧不容置疑，“石班主，你是老艺人，识大体，顾大局。这次是个机会，表现好了，让上头的长官看到你们的价值，不光口粮，说不定还能有些别的奖赏。我知道你们现在困难，可前线不比你们更难？你看看那些当兵的，哪个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他们比起来，你们这点困难，算个啥？”
石丑民攥紧了手里的纸，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算个啥？是啊，跟前线比，跟那些尸山血海里滚过来的人比，挨饿受冻，确实不算个啥。可他身后这几口人，胡琴刘那风一吹就倒的身子，桂兰那停不下来的咳嗽，凤兰和墩子单薄的肩膀，虎儿饿得发昏的小脸……这些，又算啥？
但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那纸叠好，揣进怀里，胸口那枚“祥”字玉坠硌了一下，冰凉一片。他抬起头，看着马排长，脸上依旧是那种近乎麻木的平静：“知道了，马排长，王干事。我们准备，一定去。”
马排长似乎对他的态度很满意，点了点头：“这就对了！具体时间地点，我明天再让人来通知你们。好好准备，可别在慰问团面前丢了咱们县的脸！”说完，他又打量了一下破败的龙王庙，补充道：“实在不行，县里可以批一点，嗯，批一点路上的干粮，不多，顶不了什么事，但总比没有强。你们自己再想办法克服克服。”
说罢，带着人转身走了。皮鞋踩在冻硬的土地上，发出“咔咔”的脆响，渐渐远去。
石丑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一尊冻僵了的雕像。手里的那张纸，轻飘飘的，却仿佛有千斤重。他知道，“一点干粮”意味着什么，那可能是一个人几天的活命粮。他更知道，这次演出，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去，必须演好。
胡琴刘慢慢地挪到他身边，看着他，嘶哑着嗓子问：“又要唱了？”
“嗯，”石丑民的声音很轻，像从冻土里挤出来的一样，“唱。”
“唱什么？”胡琴刘又问，语气里听不出是疑问，还是叹息。
“《驱寇保乡》，”石丑民说，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就唱这出吧。词儿都是改过的，熟。”
胡琴刘不说话了，只是低头看着自己那双冻得满是裂口、连琴弦都按不稳的手，半晌，才长长地、无声地叹了口气。
接下来的两天，龙王庙的气氛变得异样。不再有人抱怨，也不再有人叹气，甚至连咳嗽都尽量压低了声音。一种巨大的、无形的压力，像冻硬的冰壳，压在每个人的心头。他们知道，这可能是唯一一次换来那“一点干粮”的机会。为了那点可能活命的粮食，他们得把命都豁出去。
石丑民找出了那两套配发的灰布“演出服”，抖了抖上面的灰尘，让桂兰和凤兰想办法补补上面的破洞。他自己则开始重新整理那些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戏本，把《驱寇保乡》又翻了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默念那些拗口的、生硬的、连他自己念着都觉得别扭的新词。
“乡亲们！鬼子占我山河，屠我同胞，此仇不共戴天！我们……”
“拿起刀枪，保家卫国！决不让东洋鬼子的铁蹄，踏进我们的家园一步！”
这些词，他不是第一次念，也不是第一次唱。在县城的庙会上，在镇公所的院子里，甚至在某个保长的寿宴上，他都不知道唱过多少遍了。每一次唱，他都能感觉到自己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发不出那个“情真意切”的味儿。可台下那些被召集来的、面黄肌瘦的百姓，那些穿着军装、神色各异的士兵，还是会拍巴掌，会叫好，会有人红了眼眶。不是因为他们唱得多好，而是因为“鬼子”、“保家卫国”这些词，本身就带着血，带着恨，带着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痛楚和恐惧。他们唱的是戏，台下的人听的，却是自己的血泪。
这一次，在慰问团面前，在可能是更高级别的长官面前，他知道，他得更“卖力”，更“投入”。就算心里是一片冻土，脸上也得做出炭火一样的表情；就算喉咙发涩，声音里也得挤出十二分的热血与激昂。
排练的时候，他让胡琴刘试着拉拉调子。胡琴刘抱着他那把哑琴，手指僵硬地在弦上按了按，弓子拉出来，声音嘶哑，走调，像受伤的乌鸦在叫。老人试了几次，颓然地放下弓子，摇了摇头，剧烈地咳嗽起来。
“算了，刘叔，别勉强了。”石丑民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就清唱吧。咱们秦腔，讲究的就是个‘吼’，有嗓子，有气势，就行了。”
他这话说得平静，可胡琴刘浑浊的眼睛里，却有什么东西碎裂了。老人低下头，死死抱着那把琴，肩膀微微耸动着，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石丑民转过身，不再看他。他走到院子中央，清了清嗓子。那嗓子因为长期的饥饿和疲惫，早就沙哑了，带着破锣一样的杂音。可他还是站直了，挺起了胸膛——挺起那个因为常年忍饥挨饿而有些佝偻的胸膛，摆开了一个丑角亮相的架势。不是他擅长的那些诙谐逗趣的姿态，而是一个改编过的、带着几分“英雄气概”的丑角架势。
“乡亲们——”他开口，用的是秦腔里那种高亢、苍凉、能穿透黄土塬的调门。声音一出，他自己都吓了一跳，没想到这破锣嗓子，还能发出这么大的动静，震得院子里的枯草瑟瑟发抖。
凤兰和墩子停下了手里的活，看着他。桂兰也从灶房里走出来，扶着门框，捂着嘴，压抑着咳嗽。
“鬼子占我山河——屠我同胞——此仇不共戴天——”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吼出来，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冷风灌进他的喉咙，带着尘土和冰碴的味道，刮得他嗓子生疼。可他没有停，继续吼着，手也跟着比划着那些生硬的动作，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仿佛前面站着的不是空荡荡的破庙院子，而是黑压压的观众，是那些需要被“鼓舞”的将士。
“我们——拿起刀枪——保家卫国——”他举起右手，做了一个劈砍的动作，姿势有点僵硬，却带着一股蛮横的、不管不顾的力量。
“决不让——东洋鬼子的铁蹄——踏进我们的家园——一步——”
最后一个字吼出来，他用了全身的力气，只觉得胸口一阵翻涌，眼前发黑，差点没站稳。他强撑着，保持着那个举手的姿势，停在那里。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在呜呜地吹。
过了一会儿，桂兰才小声说：“歇……歇歇吧，喝口水。”
石丑民缓缓放下手，转过身，才发现自己后背都被冷汗湿透了，贴着冰冷的棉袄，一阵阵发寒。他走到水缸边，舀起一瓢凉水，咕咚咕咚灌下去大半瓢，才觉得那股从喉咙烧到心里的燥热稍微平息了一点。
“就这样吧，”他对还愣着的凤兰和墩子说，“后天就这么唱。词记牢了，调门……调门就跟着我来。没板胡，没梆子，也不要紧，就清唱。记着，声音要大，要有劲儿，要把那股子恨，那股子不甘，都给我唱出来！”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唱出“恨”和“不甘”。但他知道，只有唱出这些，那些坐在台下的人，不管是士兵，是长官，还是慰问团的什么人，才会觉得“像那么回事”，才会觉得他们这些唱戏的，是真的在“鼓舞士气”。
至于戏文里原本该有的那些起承转合，那些细腻的腔调变化，那些属于秦腔、属于艺术本身的美和韵味，早就像这寒冬里的最后一点热气，被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出发去县城的前一天晚上，石丑民把大家叫到一起。昏黄的油灯下，每个人的脸都显得格外消瘦，眼睛深陷。胡琴刘抱着他的哑琴，缩在角落里，不说话。桂兰在灯下缝补着石虎棉袄上的一个破洞，针线穿得很慢，因为手冻得不听使唤。凤兰和墩子坐在草铺上，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石虎依偎在桂兰身边，已经睡着了，小脸蜡黄。
“明天一早，天不亮就动身。”石丑民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有些干涩，“凤兰，墩子，你们俩跟着我去。刘叔年纪大了，天冷路滑，就别去了，在家好好歇着。桂兰……你也留下，看着虎儿，看着家。”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桂兰手里的针线活，又说：“那件灰衣裳，给墩子穿吧。我的还能将就。”
那件配发的灰布演出服，只有两套，一套给了他，一套给了石虎——因为石虎年纪小，个子小，衣服改改还能穿。可现在石虎不去了，桂兰便连夜把那件小的改给墩子穿。凤兰还是穿自己那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蓝布袄。
“丑民，”桂兰停了手里的活，抬起头看他，眼睛里有着深深的担忧，“你们路上要小心。县城里听说比咱们这儿还乱。”
“知道。”石丑民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块黑乎乎的、掺了树皮和麸皮蒸出来的菜团子，硬邦邦的，像石头。“这是我今天攒下来的，一共五个。明天路上，一人一个，顶顶饿。到了县城，要是……要是能发点干粮，咱们再省着点，带回来。”
五个团子，五口人。石丑民、凤兰、墩子、胡琴刘、石虎，一人一个。桂兰没有。
桂兰看了一眼那团子，嘴唇动了动，没说话，只是低下头，继续缝补。她知道，家里就这点东西了，男人要顶门立户，要上台唱戏，不能饿着；孩子不能饿着；老人不能饿着。她能扛，她是女人，是妻子，是母亲，是这个家里最应该扛住的人。
石丑民也没再多说。有些话，说出来都是多余的。他把团子重新包好，递给桂兰：“你收着。明天早上走的时候，再拿出来。”
夜深了。石丑民躺在冰冷的草铺上，睁着眼睛，看着头顶被烟熏黑的房梁。胸口贴着那枚“祥”字玉坠的地方，传来一丝微弱的、几乎感觉不到的暖意。他想起几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他揣着那块换来的玛瑙胡琴头，去县城御宝斋打那四枚玉坠。那时的他，心里揣着一点乱世里渺茫的念想，像揣着一团微弱的火。现在，那点念想还在，火却好像随时要熄灭了。
他侧过身，看了一眼睡在身边的石虎。小家伙睡得并不安稳，眉头微皱着，嘴唇时不时嚅动一下，像是在梦里找吃的。他伸出手，想摸摸孩子的脸，手指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手上都是冻裂的口子，怕扎着孩子。他只是把石虎伸到被子外面的小手，轻轻塞回被子里，又把被角掖了掖。
窗外，北风还在刮，呜呜咽咽，像无数个失去家园的游魂在哭嚎。
民国三十年（1941年）腊月十七，天还没亮，石丑民就带着凤兰和墩子，踏上了去县城的路。寒风像无数把细密的冰针，扎在脸上、手上，钻进衣服的每一个缝隙里。路旁的衰草枯树上，挂满了白霜，路面上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咔咔”作响。
石丑民走在前面，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灰布棉袄，肩上背着一个不大的包袱，里面装着他那件改了又改、勉强能看的灰布“演出服”，还有凤兰的一件旧夹袄，给墩子路上换着穿。凤兰跟在他身后，穿着一件单薄的蓝布袄，脸冻得通红，鼻尖也红红的，不断吸着气。墩子走在最后，那件改小的灰布衣裳套在他身上，还是显得空荡荡的，他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试图驱散一点寒气。
三个人，像三棵移动的、枯瘦的树，在无边无际的、被冻僵了的黄土塬上，一步一步往前挪。没人说话，说话费力气，热气从嘴里一出来，立刻就在嘴边凝成白雾。只是走，不停地走。
太阳出来了，惨白惨白的一个圆盘，挂在天边，没有温度，像个假的一样。阳光照在冻土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路过的几个村子，比涝池岸村还要荒凉，有些房子塌了半边，有些门口挂着白布——那是死了人的标志。偶尔能看到一两个村民，裹着破破烂烂的棉袄，蹲在墙角下晒太阳，眼神空洞地望着他们走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走了大概两个时辰，石丑民觉得肚子空得发慌，腿也开始打颤。他停下来，找了一个背风的土坎，示意凤兰和墩子坐下来歇歇。他从怀里掏出那个布包，打开，拿出三个硬邦邦的菜团子。先递给凤兰和墩子一人一个，自己也拿了一个。
“吃吧，垫垫肚子，还得赶路。”他说，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
凤兰和墩子接过团子，都没立刻吃，而是先看了看石丑民。石丑民拿起自己那个，用力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粗糙的糠皮和苦涩的树皮渣混在一起，几乎难以下咽，他嚼了很久，才勉强咽下去。凤兰和墩子这才跟着吃起来，都吃得很慢，很小口，仿佛在品尝什么难得的美味。
石丑民看着两个孩子，看着他们冻得发紫的手指，看着他们艰难吞咽时脖子上绷起的青筋，心里那股空落落的感觉又涌了上来。他把目光移开，望向远处。
远处是莽莽苍苍的黄土塬，一道道沟壑纵横，像大地的伤口，在惨白的阳光下，袒露着贫瘠和荒凉。天很高，很阔，却又似乎压得很低，沉甸甸地压在人的头顶上，压得人喘不过气。风从塬上刮过，卷起地上的尘土和雪沫，打着旋儿，发出尖利的呼啸。
这就是他的家乡，生他养他的地方。可现在，这片土地病了，像一具被掏空了内脏的巨人，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戏文里唱“山河壮丽”，唱“秦川八百里”，唱“人杰地灵”，可眼前这片山河，除了荒凉，还是荒凉，除了饥馑，还是饥馑。
他把最后一口菜团子塞进嘴里，用力嚼着，像是在嚼碎什么东西。然后他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吧，别歇了，越歇越冷。”
三人重新上路，脚步比之前更沉。
又走了一个多时辰，终于能远远望见县城的轮廓了。那是一座破败的、灰色的城，城墙有些地方已经坍塌，像豁了牙的老人。城门那里，排着长长的队伍，大多是挑着担子、背着包袱逃难的百姓，也有零星的士兵在巡逻，呵斥着，维持着混乱的秩序。
走近了，才看见城墙上新刷了一些标语，红漆写的，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但还能看清上面的字：“抗战到底！”“誓死不做亡国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标语下面，贴着一些新的告示，也有旧的，层层叠叠，被风吹雨打得残破不堪。
进城比预想的顺利。守城的士兵似乎也接到了什么命令，看到他们这副破落样子，又听说是去东关戏台演出的戏班子，只是草草检查了一下石丑民那张皱巴巴的“抗日宣传队”证件，就挥手放行了。其中一个年轻士兵还多看了凤兰两眼，低声对旁边的人嘀咕：“这戏班子咋还有女娃？瘦成这样，能唱戏？”
凤兰低着头，紧紧跟在石丑民身后，假装没听见。
县城里比乡下还要萧条。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关着门，开着的也是门可罗雀，货架上空空如也。偶尔有卖吃食的摊子，围着一大圈人，大多是穿着破棉袄的市民，眼巴巴地看着摊主手里那点黑乎乎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争抢着，叫嚷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合着尘土、霉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焦糊气。
东关外的戏台，原来是座旧庙前的戏台子，台子不大，上面的棚顶早就塌了一角，露出几根朽坏的木头椽子。此刻，台子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有穿着黄绿色军装的士兵，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抽烟，说话；有一些穿着稍微体面点的，看样子是县里的官员、乡绅；更多的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看热闹的百姓，一个个面黄肌瘦，衣服破烂，但眼睛里却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好奇和期待。戏台前临时扯起了几块白布，上面写着“热烈欢迎省战地慰问团莅临指导”、“军民联欢，鼓舞士气”、“抗战必胜”之类的标语，白布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石丑民三人找到管事的人报到，是一个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看起来像是县里文教科干事模样的人。那人看了他们的证件，皱了皱眉，显然对他们的形象不太满意，但也没多说什么，只是指了指戏台后面一个用破席子临时搭起来的棚子：“去那儿等着吧，轮到了会叫你们。记住，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别出岔子！”
棚子里已经挤了好几个戏班子的人，有的穿着还算齐整的戏服，有的也和他们一样，只是穿了件干净的褂子。大家互相打量了几眼，都没怎么说话，各自缩在角落里，抱着胳膊取暖。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劣质烟丝和汗臭味混合的气味。
石丑民找了个角落，让凤兰和墩子坐下，自己则靠着一根柱子站着，目光越过破席子的缝隙，望向外面嘈杂的人群，望向那个摇摇欲坠的戏台。这就是他们今晚要唱戏的地方。没有华美的行头，没有悠扬的伴奏，没有懂行的观众，甚至连一块完整的台板都没有——台板是用破门板和几根长条凳临时搭起来的，人走上去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塌陷。
这是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的深秋。离他们拿到那四枚刻着“龙”、“凤”、“吉”、“祥”以及背面暗藏“石家”二字的玉坠，已经过去整整一年零三个月。
玉坠还在，四个人都贴身戴着，像四枚沉默的印章，烙在胸口，提醒着他们彼此的连接。可这个世界，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更加荒芜、更加摇摇欲坠。
去年的《战时戏曲文艺团体暂行管理办法》像一道紧箍咒，箍得戏班子喘不过气。但到了今年，那点束缚都几乎成了奢侈——人们关注的，早已不是什么唱戏的规矩，而是明天、后天、大后天还能不能活着见到太阳。
关中平原的1941年，不是金黄的，是枯黄的。
干旱从春天就开始了。去年冬天没下几场雪，开春后，整个渭河平原像被烧过一样，灰扑扑的。太阳一出来就是毒辣的，烤得地皮开裂，裂缝能伸进孩子的拳头。麦子刚抽穗，就被晒得打了蔫，瘪瘪地挂在茎秆上，风一吹，稀稀拉拉地响，像死人的骨骼在摩擦。
涝池岸村外的涝池，从前是波光粼粼的一汪水，夏天孩子们在里面扑腾，冬天结了冰还能在上面滑。可现在，池底龟裂得像蜘蛛网，裂开的泥块翻卷着，露出了下面黑褐色的淤泥，散发着一股腐臭的气味。仅剩的一点点浑浊的泥汤，得用桶吊下去，半天才能舀上来半桶，里面还混着虫子和杂草。
龙王庙的粮食，从去年冬天开始就见了底。那点发霉的“官粮”配额，隔三差五才来一次，来了也是少得可怜，每次不过十几斤杂合面，还掺着大量的麸皮和说不清的杂质。这点粮食，要养活庙里这六口人——石丑民、桂兰、凤兰、石虎、胡琴刘、还有跟着他们逃难出来的孤儿墩子——简直杯水车薪。
石丑民带头省。每天两顿饭，变成了每天一顿。一顿饭，也从稠的糊糊，变成了清的能照见人影的汤。汤里除了少得可怜的杂合面，就是一捧捧挖来的野菜。荠菜老了，挖婆婆丁；婆婆丁没了，挖马齿苋；马齿苋都找不到了，就去剥榆树皮，捣碎了混在汤里煮。榆树皮黏糊糊的，吃下去刮嗓子，拉不出来，肚子胀得像鼓。
可就算是这样的东西，也要先紧着胡琴刘和孩子们。
胡琴刘年纪大了，经不起饿，石丑民每顿都把自己那份里的面疙瘩挑出来，悄悄拨到胡琴刘的碗里。胡琴刘总是推辞，石丑民不说话，只是沉默地把筷子塞进老人手里，转身去喝自己那碗清澈见底、只有几片野菜叶的汤。
凤兰和石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石虎四岁了，比去年蹿高了半个头，胳膊腿瘦得像芦柴棒，脸上一点肉都没有，只有一双大眼睛，因为瘦，显得格外大，黑洞洞地看着你，看得人心疼。凤兰九岁了，像个小大人，抢着干活，挖野菜、洗衣服、帮桂兰烧火，从不喊累，也不喊饿。可石丑民看得到，孩子晚上睡觉时，经常捂着肚子翻来覆去，那是饿得胃疼。
桂兰的身体更差了。长期的劳累和营养不良，让她本就有旧疾的身体雪上加霜。咳嗽得越来越厉害，咳起来没完没了，常常要捂着胸口喘半天才能缓过来。脸色蜡黄，眼窝深陷，颧骨高高地凸起来。石丑民知道，这不仅是饿的，还是愁的，是怕的。怕这没着没落的日子，怕这越锁越紧的世道，更怕这一家人，真有一天像那些难民一样，散了，再也聚不拢。
他把最后一点细粮，通常是杂合面里相对好一些的部分，留给桂兰。说是给她补身子，其实桂兰哪里舍得吃，总要偷偷留一点，要么给凤兰，要么给石虎，要么攒下来，等着万一有点好点的野菜，掺在一起，给大家熬一碗稍微稠一点的汤。
墩子十二岁了，半大的小子，正是能吃的时候。他懂事，知道自己是白吃白喝，干活格外卖力。每天天不亮就去更远的坡上、沟里找野菜，有时候能找到些别人不要的老根、野果，也能添补一点。但更多的时候是空手而归，只能默默地蹲在灶台边，帮着续柴火，眼睛盯着锅里翻滚的、几乎没有颜色的汤水，喉咙悄悄滚动。
米粒。石丑民常常想起米粒。白花花、亮晶晶的大米，煮出来的饭，散发着香甜的热气。那是多么遥远、多么奢侈的记忆。他最后一次闻到米饭的香味，好像还是在西安城里，易俗社景气的那些年。那时虽不富裕，但隔三差五，总能吃上一顿饱饭，逢年过节，还能沾点油荤。可现在，别说米粒，就是杂合面里的麸皮，都显得那么金贵。
他身上那件打了无数补丁的灰布褂子，如今空空荡荡地挂着。腰带已经勒到了最里面的扣眼，还是松松垮垮。站起来的时候，眼前经常会一阵发黑，要扶着墙，或者靠着那把他修补过无数次的老花梨椅子，才能站稳。那把椅子如今不光是他精神上的慰藉，也成了他身体实实在在的支撑。
饥饿是一种缓慢的、全方位的吞噬。它不止吞噬你的力气，吞噬你的血肉，更可怕的是，它在一点一点吞噬你的希望，吞噬你对未来的念想。每天清晨睁开眼，第一个念头就是：今天去哪里弄吃的？今天这顿饭，拿什么下锅？当最基本的生存都变得如此艰难时，什么戏文，什么唱腔，什么秦腔的传承，什么艺人的风骨，都变得轻飘飘的，像隔着一层雾，那么不真实。
只有在深夜，万籁俱寂，大家都因为疲惫和饥饿沉沉睡去的时候，石丑民才会悄悄爬起来，就着窗外透进来的、惨淡的月光，或者干脆就在黑暗里，摸着黑，将怀中那枚刻着“祥”字的玉坠掏出来，紧紧攥在手心。
玉是冰凉的，握久了，才会沾染上一点点体温。那上面刻着的云纹和“石家”暗记，已经被他摩挲得光滑无比。他把玉贴在额头上，闭上眼睛，在心里一遍遍默念：龙凤吉祥，龙凤吉祥。
这仿佛成了一种仪式，一种祷告。不是为了求神佛保佑——这年头，神佛大概也自顾不暇。只是为了提醒自己，他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这口即将耗尽的气。他肩上扛着的，是桂兰的“吉”，是凤兰的“凤”，是石虎的“龙”。他们四个人的“祥”，是连在一起的。他不能倒下，不能散了这口气。只要这口气还在，只要这玉还在，只要人还在，日子就还得往下过，戏——哪怕是最面目全非的戏——也还得往下唱。
饥饿只是苦难的一重。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头顶时不时掠过的、带着死神的轰鸣。
日本人的飞机来得越来越频繁了。起初只是偶尔的侦察机，像苍蝇一样在远远的天边嗡嗡，不久就会消失。后来，轰炸机也来了。开始是在靠近前线的城镇投弹，消息传来，不过是报纸上的一行字，或者路人口中的几句谈资。但很快，那黑色的、带着尖啸的死神，就逼近了西安，逼近了他们所在的这个小小县城和周边的村庄。
第一次听到轰炸声，是在一个炎热的午后。那时候麦子刚收完——虽然收成少得可怜——村里人都蹲在地里，捡拾那些掉在地上的、干瘪的麦穗。突然，天边传来一阵低沉的、持续不断的轰鸣，像夏天的闷雷，但更沉重，更持续。
所有人都抬起头，茫然地望向天空。天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明晃晃的太阳，和几朵懒洋洋的白云。但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像一头愤怒的巨兽在喘息。
然后，他们看见了。不是一架，是好几架，排着队，从东边的天际线飞来。银白色的机身，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它们飞得不快，姿态甚至有些悠闲，但那种无形的、笼罩一切的压迫感，却让地上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僵住了身体。
石丑民第一个反应过来，一把丢下手里刚捡的几根麦穗，嘶声大喊：“趴下！都趴下！找地方躲起来！”
人们如梦初醒，四散奔逃，哭喊着寻找能藏身的地方。麦田里光秃秃的，哪里有地方躲？只有田埂、浅沟。石丑民扑向离他最近的石虎和凤兰，把两个孩子死死压在身下，自己也匍匐在麦茬地里，脸贴着滚烫、坚硬的土地。
那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巨大的阴影掠过，轰鸣声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心都快要从腔子里跳出来。紧接着，远处传来了沉闷的爆炸声，“轰！轰！轰！”一声接一声，连成一片。大地在颤抖，空气在震荡，硝烟的味道，隔着老远，也顺着风飘了过来，刺鼻而辛辣。
飞机飞远了，过了很久，人们才敢抬起头，抖掉身上的尘土，茫然地望着东边天际升起的几柱浓黑的烟。
那次轰炸的目标是县城外的火车站和一个临时兵站，离涝池岸村还有十几里地。但死亡的阴影，已经实实在在地笼罩了下来。
从那以后，空袭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是白天，有时候是深夜。凄厉的防空警报声常常划破夜空，惊醒一个个饥饿的梦。龙王庙连个像样的地窖都没有，只能躲在最里面的角落，用几床破被褥蒙着头，听着外面遥远的、或近或远的爆炸声，祈祷着那要命的东西不要落到自己头顶。
石丑民在墙上画了一道又一道浅浅的刻痕。每经历一次空袭，无论远近，他就在墙上划一道。短短几个月，那面土墙上已经密密麻麻，像一张狰狞的网。
比轰炸更直接、更骇人的，是源源不断从东边涌来的难民。
起初是三三两两，后来是成群结队，再后来，几乎成了望不到头的、缓慢移动的灰色人流。他们大多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眼神空洞，像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挑着担子的，推着独轮车的，背着大包袱的，怀里抱着嗷嗷待哺婴儿的，搀扶着走不动路的老人，男人沉默，女人哭泣，孩子吵闹，汇成一股绝望的、充满腐朽气味的洪流，沿着大路小路，向西，向西，再向西，仿佛秦岭的山那边，才是唯一能活命的地方。
他们涌进村子，讨水喝，讨吃的。龙王庙也没能幸免。经常有面黄肌瘦的难民，拄着棍子，敲响那扇破败的庙门，用微弱的声音乞求：“行行好，给口水喝吧，孩子快不行了。”
桂兰心软，哪怕锅里只有清汤寡水，也会舀出一碗。凤兰会把自己偷偷省下来的、只有指甲盖大小的一块野菜饼子，塞给饿得直哭的小孩子。石虎会呆呆地看着那些比他大不了多少，却已经瘦得皮包骨、眼睛直勾勾盯着食物的孩子。
石丑民看着这一切，喉咙发紧，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着。他能给的太少，太少了。他自己也饿，他的孩子也饿，他的妻子还在病中。
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形容枯槁的中年男人，背着一个同样瘦骨嶙峋的孩子。男人在庙门口犹豫了很久，才红着眼睛，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石丑民：“老乡……我……我没本事，养不活了，您行行好，给口吃的，把这娃领了去吧，是男娃，能干活。”
石丑民看着他背上那奄奄一息的孩子，又看看旁边凤兰和石虎惊恐的眼睛，心像被钝刀子割着。他颤抖着手，从怀里掏出最后半块硬得像石头的杂合面饼——那是留着应急的——掰了一半递给那男人，声音嘶哑：“老哥……对不住……我……我也有一家子……”
男人扑通一声跪下了，咚咚咚磕着头，额头上沾满了灰土。石丑民扶他不起，只能别过脸去。那男人最后还是走了，背着孩子，摇摇晃晃地汇入了难民的人流，很快就看不见了。
晚上，石丑民坐在老花梨椅子上，一动不动。他想起白天那个男人绝望的眼神，想起那个孩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样子，又想起自己怀里那四枚温润的玉坠。他紧紧攥着“祥”字玉，用力之大，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那冰凉坚硬的触感，此刻带来的不是安慰，而是一种锥心刺骨的疼。
真正的血，是在秋末的一次轰炸中见到的。
那是一个下午，天空阴沉沉的，看样子要下雨。龙王庙里，凤兰正在缝补石虎又短了一截的裤脚——孩子的个子在长，哪怕饿着。桂兰在灶房咳嗽着，想找点能烧的柴火。石丑民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被反复修改过无数次的《驱寇保乡》新剧本——县里下了命令，各宣传队要加紧排练新剧目，准备组织大规模巡回“慰军劳民”演出。
突然，远处传来了熟悉的、让人心悸的轰鸣。
这次的飞机来得快，声音也更响。几乎就在警报声拉响的同时，几架银灰色的飞机已经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像秃鹫一样俯冲下来。目标似乎是村东头那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堆放着一些杂物的货场——据说那里有军需物资。
“快！进庙！趴下！”石丑民扔掉剧本，几乎是吼叫着冲向灶房，一把拉起桂兰，又朝屋里喊：“凤兰！虎儿！墩子！刘先生！快！”
一家人连滚带爬地缩到正殿最里面的墙角，用那几床破被子蒙住头。胡琴刘紧紧抱着他的哑琴，尽管它早已拉不出声音。
爆炸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近，都响。地面剧烈地摇晃，震得房梁上的灰尘簌簌往下落，糊了人一脸。瓦片被震得哗啦作响，有一片甚至掉了下来，砸在离他们不远的地上，摔得粉碎。刺鼻的硝烟味混合着尘土味，呛得人咳嗽不止，眼泪直流。
巨大的轰鸣声中，夹杂着尖锐的破空声、房屋倒塌的闷响，还有若有若无的、凄厉的惨叫声。
轰炸持续了大概一盏茶的功夫，却像过了一辈子那么长。当最后一声爆炸的余音消散，外面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以及远处传来的、微弱的哭喊和呻吟时，石丑民才敢掀开蒙在头上的破被。
屋里一片狼藉。供奉龙王的土台子塌了一半，香炉滚到一边，香灰撒得到处都是。门窗的纸糊被震得粉碎，冷风飕飕地灌进来。
“都没事吧？”石丑民的声音干涩得厉害。
桂兰脸色煞白，捂着胸口，咳得说不出话，只是摇头。凤兰和石虎小脸吓得发青，紧紧抱在一起。墩子抱着头，还在发抖。胡琴刘倒是镇定些，只是抱着琴的手，指节捏得发白。
“我出去看看。”石丑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悸动，起身往外走。他知道，这个时候，躲着不是办法。得知道外面怎么样了，得看看有没有人能帮上忙。
他刚走到庙门口，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原本还算齐整的村子，此刻已经面目全非。离庙不远处的几间土坯房被炸塌了，断壁残垣还在冒着黑烟。一棵老槐树被拦腰炸断，树干扭曲地倒在地上，断口处露出惨白的木质。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尘土味，还有一种甜腥腥的、令人作呕的味道。
哭声是从村东头传来的，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石丑民定了定神，抬脚朝那边走去。
越走，那景象越惨。倒塌的房屋边，有人徒手在瓦砾堆里扒拉着，哭喊着亲人的名字。路上躺着人，有的还在呻吟，有的已经一动不动，身下一滩暗红色的液体，正慢慢地浸润着黄土。一个孩子坐在路边，半边脸都是血，眼神空洞，不哭也不闹。一个老太太跪在一具被白布盖着的身体旁，拍着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哭。
血。到处都是血。凝固的，新鲜的，喷溅在土墙上的，流淌在路面沟渠里的。那股甜腥的味道越发浓烈，钻进鼻孔，直冲脑门，让人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石丑民看见村里几个男人抬着一副门板做的临时担架，匆匆往村子另一边跑。门板上躺着一个人，看不清面目，只看到一只软绵绵垂下来的手，和顺着门板边缘滴滴答答往下淌的血。
他的腿有些发软，扶住了旁边一堵还没完全倒塌的土墙。手掌按在墙上，湿漉漉、粘腻腻的。他低头一看，墙上溅着一片暗红色的斑点，已经有些发黑。那是血。
“石……石班主……”一个颤抖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是村里的王老汉，他头上缠着破布，渗出点点血迹，脸上、身上都是灰土，眼神惊恐未定，“你……你们没事吧？”
“没事。”石丑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抖，“庙里塌了点东西，人没事。这……这是……”
“炸了东头货场，还有……还有老赵家，就在货场边上……”王老汉的声音带着哭腔，“一家五口……都没跑出来……刚才抬过去那个，是老赵家的大儿子，挖出来的时候还有口气……现在……现在怕是也不行了……”
正说着，远处又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是女人的声音，尖利而绝望，穿透了沉闷的空气，像一把刀子，狠狠扎在每个人的心上。
石丑民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他想起刚才在家里，听到的爆炸声，感受到的震动。原来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那炸弹若是偏上几十丈，此刻倒在血泊里的，可能就是桂兰，可能是凤兰，可能是石虎，可能是这庙里的任何一个人。
他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胸口。隔着薄薄的、打着补丁的衣衫，那枚“祥”字玉坠硬硬地硌在那里。它还在。它没能阻挡炸弹，没能带来平安。但它还在，冰凉地贴着他的皮肉，证明着他还活着，他的家人暂时还活着。
可他一点也感觉不到“吉祥”。只有无边无际的寒冷，和一种深深的、浸入骨髓的无力感。人在这世道面前，太渺小了，太脆弱了。就像狂风中的一片枯叶，战火里的一粒尘埃。死亡不再是遥远的概念，它就悬在头顶，随时可能砸下来。所谓“辟邪保平安”的祈愿，在这真实的、血淋淋的暴力面前，显得那么苍白，那么可笑。
就在这时，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和喧哗声由远及近。只见保长赵有福带着几个背着枪的保安队员，还有两个穿灰色中山装、看起来像是县里干部模样的人，急匆匆走了过来。他们面色严峻，不断催促着旁边哭嚎的人们：“别哭了！赶紧收拾！能动弹的都去帮忙！抬伤员！清理道路！这是命令！”
赵有福看见了石丑民，愣了一下，随即小跑过来，脸上带着一种混杂着惶恐和强作镇定的表情：“石……石班主！正好，你在这儿！快，带上你们的人，过来帮忙！”
石丑民看着他：“帮什么忙？”
“还能是什么？救人！清理！安抚百姓！”赵有福指了指还在冒烟和哭喊的废墟，“上头说了，这次敌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和损失，要全力救灾！你们宣传队也是政府的人，得出力！快去！叫上能动的都来！”
石丑民明白了。这是命令，不是商量。他看着那些在血泊和瓦砾中挣扎的乡亲，看着王老汉头上渗血的布条，看着远处那具被白布覆盖的、小小的人形……他没有理由拒绝，也不能拒绝。
他点了点头，哑着嗓子说：“好，我这就回去叫人。”
龙王庙里，惊魂甫定的几人听说要去帮忙，都沉默了。
桂兰咳得更厉害，几乎喘不上气。凤兰和石虎小脸煞白，眼神里还残留着恐惧。胡琴刘抱着他的琴，身体微微发抖。墩子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得去。”石丑民只说了两个字。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也没有说什么大道理。他知道，不去不行。不去，保长会找麻烦，马排长会找麻烦，孟科员会找麻烦。更主要的是，他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那些血，那些哭声，那些绝望的眼神，就在眼前。他虽然只是个唱戏的，虽然自己也朝不保夕，但看到那些景象，他做不到像没事人一样躲在庙里。
他让桂兰留下照顾石虎——孩子太小，不能去那种地方。然后带着凤兰、墩子，又看了一眼胡琴刘。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把那把早已喑哑、琴筒裂了缝的板胡小心地放在墙角，轻轻搁在尘土里。动作缓慢，仿佛那不是一块破木头，是一具与活物别无二致的骸骨。他没再看琴，也没再看身后这座漏风的破庙，只说：
“我也去，我老了，力气活干不动，帮着递递东西，看看东西总成。”
风从院墙的豁口钻进，裹着土与雪沫，刮过他空荡荡的衣袖。四人前后依次，跟着石丑民，走出龙王庙。
没有人再开口。他们脚下的黄土硬得像一块整铁，每走一步，都像是铁锤砸在砧板上——不是锻打，是碾磨，要把这四条摇摇晃晃的命，一寸寸碾进这块土地的缝隙里，连一丝回声都没有。身后，庙门上贴的那张褪了色的破春联被风撕开一角，依稀能看见两个字：平安。
平安。
石丑民在心底默念了一遍，没回头。
他走在最前头，像一截被砍去枝梢、浑身只剩下木质的枯桩，向着不远处那片正飘荡着淡淡青烟的废墟里，缓慢，而笔直地挪去。他怀里那柄早已断了三根弦的破三弦上，似乎又有余音颤了颤，又悄无声息地隐没进冻土的深处。那里，是另一个即将被钉在名为“职责”的刀尖上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