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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四年，夏末秋初的八月底到九月初，关中平原的风里总算褪去了那股能把皮肉烤裂的火气，换上一种迟缓的、裹着土腥与腐烂草根气味的潮热。天还是那方被战火熏了八年的天，云还是那种懒洋洋堆在远处的、铅灰色的云，只是头顶上再没有那撕裂长空的、让人心脏骤停的尖啸——那自民国二十六年冬就开始悬挂在每个西安城百姓头顶，如今终于消失了的日头飞机的鬼影。可地面呢？从黄土塬到长安城，官道两旁的景象，像是被一头巨大无比的、饥饿了太久的怪兽啃噬过一遍又一遍。村落的断壁残垣已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青苔，如同疮疤上结的最外层、最不经碰的痂；曾经沃野千里的良田大片大片撂荒着，长满齐腰深的野蓟和狗尾巴草，风一过，枯茎败叶相撞，发出干瘪的、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低语着无数来不及收割就烂在土里的饥饿。偶尔能看见几缕稀薄的、倔强的炊烟从某处只剩半拉山墙的院落里挣扎着升起，很快就被无边无际的空旷吞没。回城的路，铺满了看不见的荆棘和看得见的沉默。
石丑民走在这条路上，脚下是混杂着碎石和尚未完全褪尽的黑红色印记的土路。那颜色，像是不知哪年哪月干涸了的血，又被无数慌乱的、疲惫的脚印反复踩踏，终于成了泥土的一部分。他背上背着一个小小的、补丁摞补丁的包袱，里面除了两身几乎辨不出颜色的换洗衣裳，就只有从土里抠出来的、还带着潮气的几块杂面窝窝头。左手边，是搀扶着气喘吁吁、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胡琴刘；右手边，女儿凤兰牵着弟弟石虎，脚步踉跄却努力跟上。墩子走在最前，拖拽着那把胡三丑传下来的老花梨木椅，用几股搓得粗糙的麻绳捆在椅腿和椅背上，拖行在坑洼路面上，椅脚与碎石摩擦，发出单调而执拗的“喀啦——喀啦——”声，划破这沉寂又似乎过于喧嚣——那是庆祝胜利的零星鞭炮，从遥远的长安城方向顺风断断续续飘来，隔着一重又一重的土梁沟壑，声音变得空洞而怪异，不像喜庆，倒像是什么东西破碎时最后的脆响。
他感到胸口有种沉闷的钝痛，不激烈，却无处不在。不是旧伤复发，也非饥寒所致。他知道那是什么。那痛来自左边心口往下一寸的位置，紧贴着那块贴肉系着的、已经摩挲得温润无比的“祥”字玉坠。赵桂兰咽气前干枯冰凉的手似乎还握着他的手，力气大得不像个垂死之人，浑浊的眼睛几乎要迸出来，死死钉在他脸上，嗓子里嗬嗬作响，拼尽全力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破碎的音节：“丑民……娃……三娃……易俗……寻……”最后一个字没说完，气就断了，可那双眼睛依旧睁着，望向破庙漏风的顶棚，仿佛能看到某种渺茫的希望。那眼神里的东西太沉了，像黄土塬上的塬，无边无际地压下来，沉甸甸地压在他心头这块玉坠上。他没敢阖上她的眼，只是伸手，从她渐渐失去温度的脖颈上，解下了那枚从她进门就戴着、几乎从未离身的“吉”字坠。玉是凉的，却似乎还残留着她最后一点微弱的气息。他没把它放进坟墓，而是紧紧攥在手心，直到自己的体温将它焐热。他想，这“吉”，桂兰是用不上了。留给凤兰吧？可凤兰有她生母柳玉凤的“凤”。那枚小小的、与“祥”本应是一对儿、本该属于另一个新生儿的……算了，不能想。
每当思绪不受控制地滑向那个在杜旺财妻子怀里消失的、猫崽儿般细微的哭声，每当想象中那对皮影艺人夫妇抱着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却连着石家血脉的婴孩，在某个未知的、没有轰炸也未必丰足的村落里讨生活，一股比饥饿和逃难时更深刻的寒意就会顺着脊椎爬上来，冻住他的四肢百骸。他甚至不敢去细想杜家夫妇的名字、面容，怕一想，那仅存的一点关于“或许还活着”的臆测也会崩塌。他知道，桂兰临终的执念，那份剜心刺骨的疼，已经像根毒刺，深深扎进了他自己的骨髓里。这不是皮肉伤，疼过一阵敷上草药就能好；这是把一根浸了黄连、沾了骨粉的钢针，插进了灵魂最柔软的地方，动一下，牵连着五脏六腑都跟着抽搐。胜利的烟花，能让死去的人活过来吗？能让离散的骨肉重逢吗？能让这钢针自己消失吗？
胡琴刘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佝偻的身子几乎要弯到地上，像一张随时会崩断的弓。石丑民手上加力，稳稳地架住他枯瘦的臂膀。这位师伯，一手胡琴曾能拉得飞沙走石，能勾出人心底最深处的悲欢，琴弦上的功夫，连师父胡三丑都赞叹过“有魂儿”。可现在，那把旧琴被胡琴刘死死抱在怀里，蒙皮裂开了一道大口子，琴弦松松垮垮地耷拉着，早已成了一把哑琴。逃难路上，胡琴刘不止一次抱着它无声落泪，浑浊的泪水滴在裂开的蟒皮上，洇开一个个深色的圆点。琴哑了，人也快哑了。八年颠沛，肺里的病根已经坐得牢牢的，一口痰咳上来都带着不祥的铁锈味。有时候，胡琴刘会喃喃自语，声音含混不清，断断续续。起初石丑民还凑近了听，想分辨他说些什么，后来就不再听了。无非是些当年和师父胡三丑对戏的场景，哪一句腔该怎么托，哪一个板眼该怎么打，还有韩仁甫社长当年在后台训话时中气十足的嗓音……都是些再也回不来的东西。
可就是这些回不来的，构成了他们这些人活着的根基。
回望来路，除了满目疮痍，似乎什么也没留下。那段在破庙里惶惶不可终日、守着病妻和饿得皮包骨的幼子的日子，像一场漫长而沉重的噩梦，却又无比真实，真实到能闻到赵桂兰咯出的血那股甜腥的铁锈味，能摸到幼子石三娃细瘦小腿上冰凉松弛的皮肤。梦醒了，人却回不去了，身心都被这场梦魇的爪子刮得血肉模糊，留下层层叠叠看不见的暗痂，一遇阴天，一有风吹草动，就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着疼。
“爹，”凤兰的声音细细的，带着长途跋涉后的疲惫，却又有一股子远超年龄的、过早凝固的沉静。她腾出一只手，扶了扶肩膀上快要滑落的包袱带子，那包袱里除了衣物，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柳玉凤留下的那支雕花银簪，用一方最干净的旧布层层包裹，贴身藏着。“前面……就是西门了吧？”
石丑民抬眼望去。残破的西安城墙，像一头疲惫而沉默的巨兽，蜷伏在地平线上。城楼在几次轰炸中被削去了飞檐斗拱，只剩光秃秃的砖石骨架，突兀地刺向灰蒙蒙的天空。墙面上布满了弹孔和炮火燎过的焦黑痕迹，有些巨大的豁口只用简陋的木料和黄土勉强填塞着，像贴在巨兽伤口上的一块块粗劣膏药。胜利的标语红得刺眼，白纸黑字地贴在那些豁口旁、断墙上，写着些“光复”“胜利”“建国”之类的词句，被风吹得哗啦作响，纸角卷起、撕裂。城门口没有往日军警林立、盘查森严的景象，连正经的城门守卫也见不到几个，只有一些衣衫褴褛的乡勇抱着破旧的步枪，有气无力地倚着墙根晒太阳，或是懒洋洋地检查着偶尔进出的、挑着担子的货郎。空气里有股混合着硝烟余烬、尘土、腐烂物和某种莫名的、或许是香烛、或许是劣质鞭炮燃烧后的复杂气味，谈不上好闻，却带着一股久违的、属于活人聚集地的“人气”。
回来了。从民国二十六年的那个冬天，被迫离开，到今天重新站在这座城门前，中间隔着八年零六个月。八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能跑能跳的孩童，足够他这样的壮年步入心力交瘁的中年，也足够耗尽一位像桂兰那样温顺忍耐的女人最后一丝生机。
他们随着稀稀拉拉回城的人流，缓缓穿过破败的城门洞。洞壁高处，昔日精美的浮雕被炮弹掀掉了一大块，露出里面发黑的红砖。脚下是破碎的砖石和来不及清理、被无数人踩得乌黑的泥泞。城里比城外略有些人气，但同样是废墟连着废墟，断壁残垣上搭起简陋的窝棚，衣衫褴褛的人们在瓦砾间翻找着什么，或许是能用的木料，或许是被遗漏的、能换一口吃食的物件。也有胆子大的，在临街豁了口的房屋前重新支起了摊子，卖些土布、针线、粗盐，偶尔有卖煮熟的山药蛋或杂粮饼子的，热气从破损的锅盖边缘飘出来，带着一点暖意，却也掺着灰尘。偶尔有零星的、参差不齐的锣鼓声响，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里传出，敲打的人似乎也并不齐整，时断时续，不成调子，只是为了表达一种“活着回来了”的、近乎虚脱的兴奋。
这兴奋与石丑民无关。他看着这些景象，心里的感觉很奇怪。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没有重归故里的亲切，甚至连悲恸都似乎暂时冻结了，只剩下一片广漠的、近乎麻木的平静。这片平静底下，是更深、更无法触碰的虚无。他像是走在自己的影子里，城里的喧嚣，孩童奔跑嬉闹时学飞机俯冲“呜呜”叫的声音，女人从废墟里扒拉出一口尚且完好的铁锅时发出的短促欢呼，远处隐约传来的、庆祝胜利的敲打脸盆锅盖的嘈杂……所有这些声音都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透明的墙传过来，他能听见，却无法真切地感知。他想起逃亡前，西安城里虽然也有恐慌，但街巷是热闹的，商贩的叫卖声是鲜活的，戏社的后台永远弥漫着脂粉、汗水、热茶和刚出锅面食混合的气味，台上的锣鼓一响，台下便是黑压压的人头和山呼海啸的喝彩。那些，都被那场持续了八年的、不分昼夜的噩梦碾碎了。现在这喧闹，只是在一堆废墟之上暂时搭建起来的、摇摇欲坠的、脆弱不堪的幻象。
他下意识地，再次伸手按了按胸口。那里，硬硬的玉坠贴着皮肤，像一块始终无法焐热的石头。四枚玉坠，“龙、凤、吉、祥”，是石家老辈传下来的，据说是他爷爷那辈从一个行商的回回手里淘换来的和田籽料，请匠人磨成一般大小的四枚，背面都阴刻着同一个古朴的石家篆字徽记，寓意“龙凤呈祥，家宅永固”。爹临死前，死死攥着他的小手，指甲几乎掐进他肉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娃，记着，人在玉在，走到哪儿都不能丢！”那时候他太小，不懂这话里的分量，只觉得那几块玉冰凉凉、滑溜溜，挺好玩。后来他懂了，却也失去了把它们完完整全聚在一起的可能。“龙”在虎子脖子上，“凤”在凤兰颈间，“吉”随着桂兰入土为安，贴身陪着她的，只剩那支她从不离身的旧银簪。“祥”在他这里，而那个本该佩着它与“龙”“凤”一起长大的三娃，连同那枚作为信物的小玉坠，现在何方？生耶？死耶？他不知道。每次夜半惊醒，摸到胸口这枚孤零零的“祥”，那感觉就像摸到了一块从自己身上被生生剜掉的肉留下的疤，空落落，却又时时作痛。人在玉在，人若不在呢？玉在何处，魂又在何处？爹没告诉他。
墩子拖着花梨木椅，走过一片被炸塌了半边、露出里面椽梁的茶馆。茶馆主人是个独臂的老头，石丑民看着眼熟，像是城隍庙附近开小茶馆的张掌柜，爱听戏，以前每逢易俗社大戏，总要早早订下头几排的位置。老头正费力地用剩下的一只手，将一块写着“茶”字的木牌挂到残存的半截门框上，那块木牌也是旧的，边缘焦黑，字迹模糊。他看到石丑民一行，尤其是石丑民身边须发皆白、形销骨立的胡琴刘，浑浊的老眼定定地看了片刻，忽然嘶哑着嗓子喊道：“石……石老板？是石老板么？”不等石丑民回答，老头就激动起来，独臂挥舞着，“哎呀！可回来了！还当你们……”他话没说完，眼圈先红了，踉跄几步想走过来，却差点被地上散落的瓦砾绊倒。
石丑民停住脚步，搀着胡琴刘，对那老头微微点了点头。他没问茶馆如何，也没问张掌柜的胳膊。不必问。那些废墟，那些残肢，那些消失在空袭警报和浓烟里的面孔，答案都写在彼此伤痕累累的脸上和身上。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张掌柜抹了把眼睛，用力吸了吸鼻子，想要挤出一点笑模样，那笑容却比哭还难看，“您看这世道，可算熬过来了！昨儿个还有当兵的敲锣打鼓满街喊，说胜利了，小日本投降啦！”他指着不远处一个正在燃放鞭炮的半大孩子，“瞧瞧，娃娃们都敢闹腾了！天，总算要亮了！”
天亮了？石丑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天。依旧是关中平原常见的那种、被尘埃和远处尚未散尽的硝烟熏染得灰蒙蒙的天空，太阳像个模糊的、泛白的斑点，软软地贴在云层后面。他不知道什么叫“天亮了”。对于习惯了在黑暗和刺耳的警报声中度日的人来说，突然降临的安静和光明，反而会让人无所适从，甚至会刺痛早已适应了黑暗的眼睛。
他只是又点了点头，没有接张掌柜关于“天亮”的话茬，只是哑声问了句：“张掌柜，身子还硬朗？”
“硬朗啥呀！”老头拍拍自己空荡荡的袖管，又指指心口，“胳膊没了，命捡回来了。就是这儿，”他用独手捶了捶胸口，“这儿憋得慌。八年啊，我那大儿子，就是二十七年冬天那次大轰炸，去城东给我抓药，再也没回来，连块囫囵骨头都没找见。”老头的声音哽咽了，后面的话淹没在喉咙里，变成模糊的呜咽。
石丑民沉默着。他能说什么？说节哀？说往前看？这些话此刻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只能再次点头，用力扶住又想咳嗽的胡琴刘，对张掌柜说了句：“保重身子，茶馆，慢慢再拾掇起来。”然后，便不再停留，迈步继续往前走。
走出去十几步，还能听到张掌柜在身后兀自念叨着：“石老板，易俗社戏还唱么？啥时候再开锣，我这老茶客，一定去给您捧场。”
捧场。石丑民咀嚼着这两个字，舌尖泛起一丝难以言喻的苦涩。捧什么场？唱什么戏？唱给谁听？那些随着瓦砾一同埋葬的看客，那些死在逃难路上的知音，那些再也聚不齐的台上台下的人，就算锣鼓再响，那调子，还能是原来的调子么？
越往城中心走，街道两旁的景象便越是复杂。有被彻底摧毁、只剩地基和几根焦黑木柱的店铺，也有勉强撑住门脸、正在用捡来的砖石木料修补的房屋。更多的人在瓦砾堆里翻找，不是为了寻宝，只是为了活下去——一块尚能烧火的木柴，一口勉强能用的破锅，几片碎瓦，甚至仅仅是几块还算完整的砖。人们的脸上混杂着疲惫、茫然，以及一种奇异的、尚未完全醒来的亢奋。孩子和半大的少年在断壁残垣间追逐打闹，模仿着飞机俯冲轰炸和机关枪“哒哒”扫射的声音，嘴里发出兴奋的尖叫。大人们呵斥着，却也没什么真正的力气去管束。石丑民看到一个瘦骨嶙峋的中年男人，费力地从一处塌了一半的院墙里拖出一架散了架的纺车，愣愣地看了一会儿，忽然抡起手里一根木棍，发疯似的砸向那堆破烂木头，一边砸一边嘶哑地吼叫着什么，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旁边的人漠然地看一眼，又低下头继续自己的活计。苦难太长，眼泪太奢侈，愤怒也太耗费力气了。
凤兰紧紧握着弟弟石虎的手，小女孩的手心里全是汗，却抓得很牢。虎子低着头，死死盯着自己露了脚趾的破鞋尖，紧紧抿着嘴，不哭不闹，也不像周围的孩子那样疯跑。他时不时会抬起头，飞快地瞥一眼走在旁边的父亲，又迅速低下头去，小小的脸上过早地凝固了一种木然和警惕。破庙里降生、又眼看着被送走的弟弟，母亲的病逝，一路的颠沛饥寒，将这个本该在父母膝下撒娇玩闹的男孩，过早地催熟了。他不知道什么是“胜利”，只知道“轰炸”暂时停了，“不用再往野地里跑了”，仅此而已。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父亲的沉默和姐姐的压抑，这让他也变得异常安静。
胡琴刘的咳嗽声一直没有停过，一阵紧似一阵，像是要把肺管子都咳出来。每咳一阵，他那本就佝偻的身子就更蜷缩一分，抱着那把哑琴的手臂却自始至终没有放松过。路过一个支着破旧席棚卖热水的摊子时，石丑民停下来，让凤兰拿了一只豁了口的粗碗，花了一个铜板，买了半碗冒着些许热气、浑浊不堪的开水。水里有股柴火和铁锈的味道。他小心翼翼地喂胡琴刘喝了两口，老人喉咙里“嗬嗬”的声音才稍微平息了些。
“谢……谢丑民……”胡琴刘喘着粗气，灰白的脸上泛起病态的红晕，眼神却异常清亮，望着越来越近的、易俗社所在的那条熟悉的街巷方向。“快到了，快到了。”他喃喃着，枯瘦的手指无意识地在琴筒破损的蟒皮上摩挲，“师父……社长……他们要是还在，该多好。”
师父胡三丑，那个脾气暴烈如雷、授艺时一丝不苟、私下里却会偷偷塞给他半块馍的武生教师，早在民国二十四年就缠绵病榻，于弥留之际死死抓着他的手，浑浊的老眼瞪着他，用尽最后力气说了句：“戏……不能断在你我手上……”然后撒手人寰。韩仁甫社长，易俗社的奠基人，一手定下社规、培育了无数人才，却在民国二十八年日军那场最猛烈的轰炸中，为了抢救几箱珍贵的古本戏文，被埋在坍塌的后台库房下，尸骨无存。他石丑民当时正带着一部分人外出避难，回来后只见到一片焦土瓦砾，和从废墟里扒拉出来的、韩社长平时最爱用的那方缺了角的惊堂木。
戏不能断。师父和社长都这么叮嘱他。可人呢？人都断了。谁来传？传什么？怎么传？
转过街角，易俗社那熟悉的飞檐斗拱终于映入眼帘——或者说，是那飞檐斗拱的残余部分。戏台主体的大梁居然奇迹般地没有完全塌毁，倔强地撑起一个摇摇欲坠的框架，像一个被剔光了血肉、只剩嶙峋骨架的巨人。但梁柱之上，密密麻麻布满了焦黑的弹孔、狰狞的刀斧砍痕，还有雨水长期冲刷留下的、如同泪痕般的污渍。台板塌陷了一大片，剩下没塌的部分也倾斜着，布满裂缝。两侧原本精美的雕花围栏，一边彻底断裂消失，另一边只剩下几根歪斜的柱子。后台和两侧的耳房损毁更严重，塌了大半，没塌的也是墙倒屋歪，窗棂破碎，屋顶的瓦片七零八落，露出里面腐朽的椽子。
最刺眼的，是大门口那块原本悬挂着的、韩仁甫社长亲笔题写的“移风易俗，启迪民智”的牌匾，如今只剩下半块焦黑的木头，斜斜地挂在门楣上，字迹早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只有一个残缺的“俗”字，还依稀可辨。门前那块原本平整的开阔地，如今也坑坑洼洼，散落着砖石、碎瓦和烧得焦黑、辨不出本来面目的杂物。
石丑民在距戏社大门十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脚。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又湿又重，沉甸甸地压着，让他几乎喘不过气。这就是他漂泊半生、倾注了所有心血的地方？这就是那个曾丝竹盈耳、锣鼓喧天、台下人头攒动、台上风华绝代的梨园圣地？如今只剩这片废墟，沉默地立在斜阳里，像一个巨大的、咧开的伤口，无声地诉说着这八年里发生的一切。
戏台前，或站或坐着几个人影。都是社里留守的、侥幸躲过劫难的同门。有的断了胳膊，用一根脏污的布条吊着；有的脸上带着深深的、尚未完全愈合的疤痕；有的明显瘦脱了形，眼窝深陷，颧骨高耸，几乎让人认不出原来的模样。他们看到石丑民一行，先是愣了片刻，似乎不敢确认，随即有人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朝这边望过来，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吹过废墟的呜咽声，和胡琴刘压抑不住的、低沉的咳嗽声。
半晌，一个头发花白、身形佝偻的老者蹒跚着走上前。是唱老生的李顺发，社里的老人了，比石丑民还早进社几年。他的一条腿明显瘸了，走起来一拐一拐，脸上堆叠着刀刻般的皱纹，眼里布满了血丝。
“丑……丑民？”李顺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真……真是你们回来了？”他走近几步，伸出手，似乎想拍拍石丑民的肩膀，却又在半空中僵住，最后只是无力地垂了下来，嘴唇哆嗦着，混浊的老泪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滚落下来，“回来了……可算是回来了……活着……都还活着就好。”
这一声“活着就好”，像是一把钝刀，在石丑民早已麻木的心上又划开了一道口子。是啊，活着。他们这些人，多多少少，还都喘着气。可活着的就只是“活着”而已吗？那些没活下来的呢？那些在轰炸中化为齑粉的，在逃难路上饥寒病饿而死的，被日本人的刺刀挑死的，绝望中投了井的，他们的命，又该算在谁的账上？
他喉咙发紧，说不出话，只是用力点了点头，反手握住李顺发那只布满老茧、颤抖不已的手。老人的手冰冷，粗糙，像一段枯死的树根。
其他人也慢慢围拢过来。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大概是后来招收、又在战乱中侥幸活下来的年轻学徒。无一例外，每个人脸上都刻着相似的疲惫、沧桑，以及一种劫后余生却不知前路何方的茫然。有人小声啜泣起来，压抑的、带着无尽悲凉的声音，在寂静的废墟前弥漫开。
墩子默默地将花梨木椅拖到院中一处还算平整的地方放下，动作小心翼翼，仿佛那不是一把破旧的椅子，而是什么易碎的珍宝。椅子一落地，那敦实的、带着磨损痕迹的硬木，似乎让周围的空气都沉静了几分。李顺发等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落在那把伤痕累累、却依然骨架坚实的花梨木椅上。那是胡三丑师父的椅子，也是易俗社精神象征的一部分。看到它，就仿佛看到了那个脾气火爆却对技艺一丝不苟、对徒弟严苛却也护短的老武生，看到了韩仁甫社长坐在这把椅子上，对着众人侃侃而谈“移风易俗”的社训，看到了无数个日夜，社里的师兄弟们围坐在这把椅子旁，对词、练功、吵嚷、嬉笑，过往的岁月，如同被风吹散的尘埃，从椅身上那一道道划痕、一块块污渍里，幽幽地飘散出来。
“胡……胡师父的椅子。”一个年轻的、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学徒喃喃道，眼圈红了。
胡琴刘终于忍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身体弯成虾米，几乎要站立不住。石丑民和李顺发连忙一边一个扶住他。老琴师喘了半天，才勉强抬起头，目光死死锁着那把椅子，枯瘦的手颤巍巍地抬起，指向它，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气音，想说些什么，最终却只是化作一声悠长而沉重的叹息。那叹息里，有对往昔的无限追忆，有对师门凋零的锥心痛楚，更有一种“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极致苍凉。
“进……进去说话吧。”李顺发用袖子抹了把脸，声音依旧沙哑，“这儿……风大。”
说是“进去”，其实也无“屋”可进。戏台后面的几间厢房、排练厅、库房，大多损毁严重，只有胡三丑生前住的那间稍微完好的正房，以及旁边一间堆放杂物的偏厦勉强还能遮风挡雨。众人七手八脚，简单清扫了一下正房内的尘土和碎瓦，又找来几块尚算完整的木板，搭在砖头上当作凳子。
房间里的光线很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霉味和灰尘气。窗户纸早就烂光了，只剩空洞的窗框。墙上挂着几张发黄发脆、边角卷曲的旧戏单，字迹早已模糊。角落里，堆放着一些从废墟里扒拉出来的、还能勉强使用的生活用具：几个豁口的粗陶碗，一把断了柄的铁壶，半截满是污渍的蜡烛。这就是劫后余生的易俗社，全部的家当了。
众人围坐在简陋的木板和砖头上，一时之间竟无话可说。重逢的激动褪去之后，留下的是一片更深、更粘稠的沉默。八年，太长了。长得足够把所有人的锐气磨平，把所有的希望碾碎，只剩下最原始的、关于“活下去”的本能。而此刻，“活下来”之后呢？面前是断壁残垣，是空荡荡的肚子，是渺茫无望的前路。
最后还是李顺发清了清嗓子，打破了这片令人窒息的死寂。他的声音很低，语速很慢，仿佛每一个字都要从满是尘灰的记忆里费力地刨出来。
“丑民，你们在外面受大苦了。”他顿了顿，目光扫过石丑民身上破烂的衣衫，又落在凤兰和虎子那明显营养不良、怯生生的脸上，最后停在依旧抱着哑琴、眼神空洞的胡琴刘身上，“我们这些没跑远的，也……唉。”他叹了口气，“三十七年秋那一场大轰炸最惨，社里刚排了一半的新戏，行头、道具、还有韩社长那些宝贝得不得了的绝版抄本，都在库房里。”他摇了摇头，说不下去了。
另一个断了右臂、用左边袖子空荡荡挽了个结的武生接过了话头，他叫赵铁山，早年跟胡三丑学过几天把式，因为性子耿直，得罪过不少人，但功夫扎实，是个实心眼。“库房全毁了。”赵铁山的声音粗嘎，“火烧了整整一天一夜。那些行头，那些头面，还有好些个独门的道具，一把火，全没了。”他伸出仅存的左手，五指张开又狠狠攥紧，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连个渣子都没剩下！”
“戏本呢？”石丑民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得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一直沉默地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脸上带着一道长长刀疤的文场师父抬起头，他是司鼓的孙老四。孙老四以前是个极爱说笑的人，一张嘴能把死人说话，现在却像换了个人，眼神阴郁，说话也带着一股子化不开的苦味。“戏本？嘿……”他短促地笑了一声，却比哭还难听，“烧的烧，丢的丢，逃难的时候谁顾得上那个？活命要紧！现在想找回来？谈何容易！记得韩社长那本《惠风扇》的工尺谱吗？全本！还有《火焰驹》的老底子唱法，全成灰了！现在大伙凑在一起，凭着脑子里那点零星碎片的记忆，你一句我一句地拼凑，凑出来的玩意儿，嘿，四不像！”
李顺发摆了摆手，示意孙老四别再说了，转向石丑民，脸上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丑民，你也别太……人还在，就是好的。行头没了，可以再做，慢慢攒。戏本没了，咱们脑子里记下的那些，一点一点，总能再理出来。这戏台子……梁子还没倒，能修！只要人还在，心气儿还在，咱们易俗社就散不了！”他说到最后，声音陡然提高，像是要给自己、也给在场所有人打气，但那声音在空旷破败的房间里回荡，显得异常干瘪和无力。
石丑民静静地听着，目光从李顺发热切（或者说，是努力装出来的热切）的脸上，移到赵铁山空荡荡的袖管，再移到孙老四脸上那道狰狞的伤疤，最后，落到窗外那一片焦黑的戏台骨架和遍地瓦砾上。他想起师父胡三丑临死前那双瞪得大大的、满是不甘的眼睛；想起韩仁甫社长总是挺得笔直的脊梁，和他那句“戏在人在，人亡戏也不得亡”的训诫；想起那些在轰炸中、在逃难路上、在饥寒病痛中无声无息消失的同门和看客……人还在？心气儿还在？他摸了摸心口，那里除了那块冰凉的“祥”字玉坠带来的钝痛，只感觉到一片荒芜，一片被战火、死亡、离散和漫长的折磨反复犁过之后的、寸草不生的荒芜。
但他点了点头，依旧是那副平静得近乎麻木的表情，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李师兄说得对。人在，根就在。台子倒了，再搭。行头没了，再置。戏本丢了，咱们就一起想，一起记。日子，总要过下去。戏，也总要有人唱。”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也没什么波澜，就像是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可偏偏就是这种近乎冷酷的平静，在这种时候，反而比任何慷慨激昂的陈词都更有力量。它透着一股认命般的、却又无比坚韧的劲头——不是出于热爱，也不是出于理想，仅仅是因为“必须如此”。就像当年逃荒路上，爹临死前抓着他的手说“人在玉在”，现在，这根“玉”，变成了易俗社，变成了秦腔，变成了他肩上无法卸下的、沉重到令人窒息的责任。
他没有说自己这一年多在破庙里经历了什么，没有提桂兰的病逝，没有提三娃的被送走。这些私人的、锥心刺骨的疼痛，此刻说出来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徒增旁人的叹息和无用的同情。他将它们，连同那块“吉”字玉坠，一起死死地压在了心底最深处，用一层又一层名为“责任”和“麻木”的硬壳包裹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长安城像一锅渐渐煮沸的水，关于抗战胜利的消息越来越确凿，街头巷尾的庆祝活动也愈发频繁和喧闹起来。鞭炮声、锣鼓声、口号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商铺的门板被卸下，挂出了简陋的红布和纸糊的灯笼——虽然大部分灯笼都是破的，或者干脆就是用旧报纸糊的。人们脸上开始浮现出一种劫后余生的、混杂着疲惫和亢奋的红光。有相识的邻里在街头相遇，会用力地握手，大声地说笑，谈论着“太平日子终于来了”“该好好置办些年货了”“听说北边又打起来了？管他呢，先过几天安生日子再说”之类的话。一种近乎虚脱的、却也无比真实的喜悦，开始在空气中弥漫。
易俗社的废墟里，也终于有了一点活气。石丑民带着还能动弹的几个人，开始清理院落，将散落的砖石木料归拢，用残存的木板和茅草勉强修补几间还能挡雨的屋子作为临时栖身之所。李顺发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糙米和发霉的杂粮面，支起一口不知是谁从瓦砾堆里扒拉出来的、半边焦黑的铁锅，熬些稀薄的粥水，勉强维持着十来个人的生计。
如今，它们都成了一堆毫无价值的、散发着焦糊味的垃圾。
石丑民直起酸痛的腰，目光掠过这片沉默的狼藉，望向远处残破的戏台骨架。夕阳的余晖给焦黑的梁木涂上一层暗红，像凝固的血。风穿过空洞的窗棂和断裂的栏杆，发出呜呜的声响，仿佛无数个看不见的魂灵在低声呜咽。李顺发他们还在另一处瓦砾堆里翻找，偶尔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或叹息。
他没有加入。一种更深沉的疲惫，从骨头缝里渗出来。这不仅仅是在清理废墟，更像是在亲手触摸一场盛大死亡的遗骸，每一片焦木，每一缕残绸，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毁灭的彻底。八年烽火，烧掉的何止是戏服和梁柱，更是那一整套严丝合缝的、承载着喜怒哀乐和规矩方圆的世界。如今，世界只剩灰烬，而他们，必须在这灰烬之上，重新搭建一个“易俗社”。
拿什么搭？用这些残片？用记忆里越来越模糊的唱腔和身段？还是用胸口这块越来越沉的、名为“责任”的石头？
凤兰悄悄走过来，递给他一个用破碗盛着的、浑浊的水。他接过来，喝了一口，水里有土腥味和柴火灰烬的味道。女儿安静地站在他身边，目光也投向那片废墟，颈间的“凤”字玉坠在昏黄的光线下微微晃动。石丑民看着那点微光，又想起桂兰临终前死死攥着他手的样子，想起柳玉凤被拖走时回望的那一眼，想起三娃那细弱的、消失在风雪里的哭声……所有失去的，所有破碎的，所有他无力保护的，此刻都沉甸甸地压过来，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保护。他还能保护什么？这座废墟？身边这几个残存的人？还是……那一点点可能重燃、也可能随时熄灭的念想？
他放下碗，粗糙的手掌无意识地握紧，又松开。掌心空空，只有常年累月留下的老茧和细微的伤口。明天，还要继续在这灰烬里翻找，寻找任何可能拼凑起过往的碎片。但有些东西，一旦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去了。就像那些化为齑粉的绸缎，就像那些辨不出字迹的戏文。
夜色，正从废墟的每一个缝隙里，缓缓漫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