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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六年，正月十二。
长安城还冻在年气儿没散尽的薄霜里。天是铅灰色的，压得很低，像一口倒扣的锅。东木头市的街面上，残存着几片炮仗的红纸屑，被风卷起来，贴在青石板的缝隙里，又被踩进泥浆，洇成了脏兮兮的粉。
石丑民天不亮就起了。他坐在炕沿上，就着一盏豆油灯，把昨夜孙先生拟的那份“戏改初步意见”又看了一遍。说是意见，其实就是估摸着上头的意思，往纸上堆了些虚头巴脑的话——什么“剔除封建糟粕”“发扬教化之功”“配合战时宣传”之类。孙先生的字是好字，一笔小楷工工整整，可这些字凑在一起，怎么看怎么别扭，像给一个活生生的人套了件不合身的寿衣。
他把那几张宣纸叠好，揣进怀里。纸是凉的，贴着胸口，激得他打了个寒颤。
赵桂兰还没醒。她的肚子已经显了怀，隆起来一小坨，把棉被撑出个温软的弧度。石丑民站在炕边看了一会儿，伸手替她掖了掖被角。她翻了个身，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了句什么，又睡过去了。
他转身出了屋。
院子里，哑伯已经在扫院子了。大扫帚划过青砖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一下一下的，不急不缓，像这社里几十年没变过的日子。几只麻雀落在屋檐上，缩着脖子，蓬松着羽毛，灰扑扑的，和这天色一个样。
老花梨木椅搁在堂屋门口，落了一层薄霜。石丑民走过去，伸手在椅背上摸了一把，指尖触到那冰凉的木纹，像是摸到了一把老骨头。这把椅子是他师父胡三丑坐过的。师父在世的时候，天天早晨端着一壶酽茶，坐在这把椅子上，眯着眼晒太阳，听徒弟们吊嗓子，日子过得慢悠悠的，像戏文里唱的慢板。
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他去伙房舀了碗棒子面粥，就着半块杂合面饼子囫囵吞下去。刘师傅蹲在灶台边上抽旱烟，见他进来，也没说话，只是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又往里头塞了一锅新烟丝，递过来。石丑民摇摇头，刘师傅便自己点上，吧嗒吧嗒地抽。烟雾缭绕里，老琴师那张满是褶子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他读得懂——那是惶惑。
整个易俗社都惶惑着。
腊月二十九那场大火，烧掉的不仅仅是十几间老屋和两箱老行头，更是把这百十年的老社烧得伤了元气。紧接着，省里又下了通知，要梨园行的各社各班正月十二到省民众教育馆开会，说是要“传达战时文艺工作精神，部署新阶段戏改任务”。这十几个字，压在石丑民心口上，比那两箱烧成灰的老行头还沉。
他不是没听过风声。这一两年来，外头的局势越来越紧，日本人的飞机隔三差五就从头顶上飞过去，东边的仗打得一天比一天凶，西安城里涌进来成群的难民。政府要宣传，要鼓劲儿，要动员老百姓，这他都懂。可他不明白的是，唱戏的究竟能做什么？他唱了一辈子的秦腔，唱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唱的是《周仁回府》《斩单童》《铡美案》。这些东西，跟飞机大炮隔着十万八千里，硬要往一块儿凑，怎么凑？
他把碗搁下，站起来，拍了拍衣襟。
“丑民哥。”孙先生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伙房门口，手里捏着个破旧的毡帽，“该走了。”
石丑民点点头，接过毡帽扣在头上，又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棉袍的领口紧了紧。
两人一前一后出了院子。街面上已经有了些行人，卖菜的、拉洋车的、拣煤核的，各自缩着脖子在寒风里走。路过钟楼的时候，石丑民抬头看了一眼那灰扑扑的楼身，忽然觉得这座他从小看到大的老楼，今天怎么看怎么矮了一截，像被这压得低低的天给闷住了，喘不上气来。
省民众教育馆在城西北角，原来是座庙，后来改成了学堂，再后来就成了政府的公家地方。青砖小楼，门头上刷着白石灰写的标语——“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八个字写得斗大，老远就能看见。
门口已经聚了一些人，三三两两地站着，都是梨园行的熟面孔。有唱秦腔的，有唱迷糊的，有唱碗碗腔的，还有几个说相声演皮影的，总之西安城里靠嘴皮子和身段吃饭的，差不多都在这儿了。
易俗社的人来得多些。除了石丑民和孙先生，还有唱须生的李班主、唱旦角的王掌柜、拉板胡的刘师傅、检场的钱三儿，连哑伯都被叫来了，说是“全体参加，以示重视”。十几个人站在一处，却谁也不说话，只是沉默地看着那扇半掩着的黑漆大门。
李班主抽着旱烟，烟袋锅子里的火星一明一灭，照得他那张老脸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像是戏台上的变脸。他的嗓子是真好，一条铁嗓钢喉，唱《斩单童》能把人的天灵盖掀开。可今天他一声不吭，连烟都抽得没滋没味。
王掌柜倒是笑眯眯的，一张圆脸上堆着和气的褶子，见谁都点头。他是社里的当家旦角，唱了二十多年的青衣，扮相好，身段俏，在台下也是个八面玲珑的人。这些年社里和官府打交道的事，大多是他出面周旋的。石丑民知道，王掌柜心里比他更有数，这位老伙计早就嗅出了风向——唱戏的，往后得换一种活法了。
“丑民。”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石丑民回头一看，是玉华班的孙班主。玉华班也是西安城里数得着的老班社，唱的是西府秦腔，和易俗社一东一西，算是旗鼓相当。孙班主比他大十来岁，一张瘦长脸，两鬓已经花白了，眼窝深深地陷进去，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孙班主。”石丑民拱了拱手。
“上回见面还是腊月里的事。”孙班主叹了口气，“听说你们社遭了火灾？损失大不大？”
“烧了两间屋，毁了两箱行头。”石丑民说，“好在人都没事。”
“那就好，那就好。”孙班主点点头，又叹了口气，“这年头，人能活着就是福了。行头没了可以再置，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石丑民没接话。他听得出孙班主话里的意思——今天这会，怕不是什么好事。
孙班主压低了声音：“你可听说了？这回省里来了个新主任，姓郑，原来是军政部那边的人，管宣传的。据说手腕硬得很，在重庆的时候就整饬过好几家戏园子，凡是唱‘不合时宜’的老戏的，一律禁演。”
石丑民的心往下一沉。
“他带了一帮人，都是穿制服的。”孙班主接着说，“前儿个到我们社里来了一趟，翻了我们的戏折子，把一大半都划了红杠。什么《游西湖》《白蛇传》《火焰驹》，都说是‘封建迷信’‘才子佳人’，不让唱了。”
“那让唱什么？”
“让唱——”孙班主苦笑了一下，“让唱打日本的。”
石丑民沉默了。让唱打日本的，可秦腔几百年的老本子里，哪一出是打日本的？
这时候，那扇黑漆大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穿灰布中山装的年轻人探出头来，脸上没什么表情，只说了一句：“都进来吧。”
众人便鱼贯而入。
会场设在教育馆的大厅里。这大厅原来是庙里的大殿，佛像早就被拆了，空荡荡的，只摆了几十把条凳。正前方挂着一面青天白日旗，旗下摆了一张长条桌，桌上铺着灰布，布上搁着个搪瓷茶缸。墙上贴满了标语，什么“文艺为抗战服务”“一切服从于民族解放战争”“扫除封建余毒，建设新文化”，一条一条的，红的黑的，像是刚从印刷机里吐出来的，还带着油墨的生味儿。
石丑民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坐下。条凳又硬又冷，坐上去咯得屁股疼。他把毡帽摘下来搁在膝盖上，两只手交握着，等着。
人陆陆续续地坐满了。粗略一看，总有百十来号人。平日里这些梨园行的艺人们，在台上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下了台也各有各的脾气和讲究。可今天坐在这个冷冰冰的大厅里，一个个都缩着肩膀，垂着眼皮，像是被押进衙门过堂的犯人。
王掌柜坐在石丑民旁边，侧过身子，凑到他耳边轻声说：“丑民哥，你瞧前头。”
石丑民抬眼看去。第一排坐着几个穿灰布制服的人，腰杆挺得笔直，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他们面前的条桌上摆着本子和钢笔，一看就是来做记录的。
“军政部的人。”王掌柜说，“还有省党部的。”
石丑民没吭声。他注意到那几个制服中间坐着一个人，没穿制服，穿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大约四十来岁的年纪，方脸，浓眉，嘴唇很薄，嘴角微微向下撇着，一看就是个不好说话的人。他面前的条桌上什么都没有，只搁着那个搪瓷茶缸。
这人就是郑主任。
石丑民在心里给他画了个像——不是他认识的那些官老爷的样子。那些官老爷们，见着戏班子的人大多是笑眯眯的，嘴上说着“国粹”“艺术”，实际上只是拿他们当个玩意儿，逢年过节叫去唱两出堂会，开心了赏几个钱，不开心了挥手叫滚。可这位郑主任不一样。他的眼神是审视的，像屠夫看待宰的牲口，打量着从哪儿下刀。
大厅里的嘈杂声渐渐平息下来。那个穿灰布中山装的年轻人走到台前，清了清嗓子，说：“诸位同仁，今天是省文艺界联席会议，也是战时文艺工作动员大会。下面，请省文艺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郑伯安郑主任，为我们传达上级精神，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大家欢迎。”
稀稀落落的掌声响起来。郑伯安站起来，走到台前，双手撑在条桌边上，身子微微前倾，目光从左到右扫了一遍，然后开口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是很硬，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字字分明，不容置疑。
“诸位。”他说，“我今天要讲的话，可能不太好听。但是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容不得我们再客客气气、遮遮掩掩了。”
他顿了顿。整个大厅静得能听见外面树梢上麻雀的叫声。
“日本人打到了我们家门口。华北丢了，上海丢了，南京——也丢了。”他的声音低下去，又陡然高起来，“全国上下都在抗战，前线的将士们在流血牺牲，后方的民众在节衣缩食。可我们的文艺界呢？我们的戏曲界呢？还在唱什么？”
他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扫过来，石丑民感到那目光从自己脸上掠过去，带着一股寒意。
“还在唱帝王将相！还在唱才子佳人！还在唱那些麻痹人心、消磨意志的封建糟粕！”他几乎是吼出来的，“看看你们那些戏折子，《游西湖》——一个女鬼和书生的风流故事；《白蛇传》——一条蛇精和凡人的儿女情长；《火焰驹》——还是才子佳人，还是风花雪月！这些东西，能给前线的将士们鼓劲儿吗？能唤醒民众的抗敌意识吗？能配得上这个伟大的时代吗？！”
没有人敢回答。大厅里一片死寂。
石丑民的双手在膝盖上握紧了。他想起那些戏，想起《游西湖》里李慧娘的冤魂在湖面上飘荡，唱的那段“阴司路远，魂魄无依”的苦音慢板，能把台下的观众唱得眼泪汪汪。那是他师爷的师爷传下来的东西，唱了一百多年了，现在被人说成“麻痹人心、消磨意志”。
“从今天起。”郑伯安的声音冷下来，像铁钉敲进木头里，“全省各剧社、各班社，一律停止上演所有未经审查的传统剧目。所有保留剧目，必须报省文艺工作指导委员会审查。审查的标准只有一个——”
他竖起一根手指。
“——是否有利于抗战。”
那根手指竖在那里，像一把刀，把所有的戏曲，把所有艺人祖祖辈辈赖以活命的东西，一刀切成了两半。有用的——留下；没用的——斩掉。
石丑民觉得胸口那几张宣纸更凉了，凉得像是揣了一块冰。他不由得想起师父临终前说的话：“丑民，戏是根。根断了，人就死了。”
可现在，不是根断不断的问题了，是有人要把这根刨出来，削成他们想要的形状，栽进他们指定的坑里。
郑伯安的讲话持续了将近一个时辰。他从“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基本原则讲起，讲到“旧剧改革的具体路径”，讲到“战时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一条一款，条分缕析，像是一部法典，把每个人的活路和死路都写得明明白白。
石丑民听着，脸上的表情始终没有变过，但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好几轮。他不是没想过会有这一天。从日本人打进来那天起，他就知道这世道要变。可他没想到的是，变得这么快，变得这么绝——连《游西湖》都不让唱了，连李慧娘都不让活了。
那个在西湖边飘了一百多年的冤魂，就这么被一道政令，彻底打散了。
会议的下半场是“讨论”环节。郑伯安说完之后，往长条桌后头一坐，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水，说：“诸位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大厅里沉默了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开口。
石丑民看到前排那几个穿制服的人已经拿起了钢笔，本子翻开，准备做记录了。他知道，这时候谁站出来说话，谁的名字就会被记在那个本子上。至于记下来之后会怎样，他不知道，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可还是有人站起来了。
是玉华班的周老先生。他快七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站起来的时候颤颤巍巍的，两只枯瘦的手扶着前面的椅背，像是随时都会倒下。他在西安城唱了一辈子的戏，年轻的时候唱花脸，一条嗓子能从城东吼到城西，老了唱不动了，就在社里教徒弟，玉华班这些年出来的好苗子，多半都是他带出来的。
“郑主任。”周老先生的声音有些发颤，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因为紧张，“老朽……老朽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郑伯安点点头：“老先生请讲。”
“郑主任说的那些道理，老朽都懂。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咱们唱戏的虽然是下九流，可也是中国人，也懂得爱国。”周老先生躬着腰，话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嘴里掂过了才吐出来，“可是……可是主任说的那些戏，《游西湖》《白蛇传》《火焰驹》……这些戏，它不光是才子佳人、风花雪月呀。”
他抬起头，浑浊的老眼里似乎有些亮光。
“《游西湖》唱的是冤屈，是老百姓对不公的控诉；《白蛇传》唱的是真情，是白娘子为了许仙敢跟天斗；《火焰驹》唱的是忠义，是朋友之间两肋插刀的情分。这些戏，它唱的也是咱们中国人的骨气、情义、良心。郑主任，这些东西，它……它不能也禁了吧？”
老爷子的声音到最后已经有些哽咽了。他站在那里，佝偻着背，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等着先生的责罚。
大厅里更静了。石丑民看到好几个老艺人在悄悄抹眼睛。
郑伯安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开口了。他的语气比之前缓和了些，但那股子不容置疑的劲儿一点没变。
“周老先生，你的心情我理解。你说的那些，我承认，这些传统剧目中确实包含了一些朴素的、积极的因素。”他顿了顿，“但是——我们要看到主要矛盾。这些剧目在整体上、在本质上，宣扬的还是封建时代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忠——忠于谁？忠于封建帝王。义——义是什么？是个人的江湖义气。情——情是什么？是游离于民族大义之外的个人私情。”
他往前倾了倾身子，声音加重了：“老先生，现在是二十世纪了，不是大清朝了。现在是民族危亡的关头，不是太平年月了。我们不能再用几百年前的老一套，来教育新时代的民众了。你说的那些‘精华’，它本身就浸在‘糟粕’的缸里，你分不开。与其费那个功夫去分，不如——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
石丑民听到这四个字，心脏像是被人攥了一下，狠狠地疼。一百多年的秦腔，几百出戏，几千个唱段，多少代人的心血和命，就被这四个字——从头再来——判了死刑。
周老先生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他的嘴唇哆嗦着，慢慢坐了下去，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骨头，软塌塌地堆在条凳上。
之后再也没人说话了。郑伯安又问了两遍“还有什么意见”，回应他的只有沉默。
“既然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他站起来，开始做总结，“下面，我宣布几条具体规定。”
“第一，从即日起，全省各剧社现有的全部剧目，必须在十五天内造册上报省文艺工作指导委员会审查。逾期不报的，一律按自动放弃处理，相关剧目禁止在任何场合上演。”
“第二，审查通过的保留剧目，各剧社可以继续排练演出。审查未通过的，一律禁止上演，相关剧本、行头、道具，由各剧社自行封存或销毁。”
“第三，各剧社必须在两个月内，创作并上演至少一部以‘宣传抗战、唤醒民众’为主题的新剧目。未能按期完成的，取消该剧社的演出资格。”
“第四，省文艺工作指导委员会将向各重点剧社派驻联络员，指导、监督新剧目的创作与排练工作。各剧社应全力配合，不得推诿拖延。”
“第五——”
他一条一条地念下去，声音平稳而有力，像是在宣读一份已经生效的判决书。石丑民听着，心里那条绷着的弦，一根一根地断了。
他想起师父胡三丑。师父要是还活着，听到这些话，会不会当场气死？
他想起那些老本子——用宣纸手抄的，字迹工工整整，有的已经传了五六代了，纸都发黄变脆了，但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人名每一句唱词，都是活的。现在要被“封存或销毁”了。
他想起老花梨木椅。那把椅子要是能说话，它会说什么？
散会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外头的天还是灰的，但薄了一点，太阳从云层后面漏出些苍白的光，照在人脸上却没一丝暖意。众人从教育馆里出来，三三两两地散在街上，没人说话，都在各自想着心事。
石丑民出了门，没急着回社里，而是沿着城墙根慢慢地走。城墙还是那座城墙，青灰色的墙砖，砖缝里长着枯草，风一吹瑟瑟地抖。他从小就在这城墙根下长大，听老人们说，这城墙是明朝修的，几百年的东西了，经历了多少战乱和朝代更迭，还立在这儿。可城墙立得住，戏不一定立得住。城墙是死的，砖头不会说话；戏是活的，唱戏的人死了，戏就死了。
他在垛口边上站住了，把手伸进怀里，摸到了那几张宣纸。纸被他的体温捂热了，软塌塌的，像刚揭下来的膏药。他把纸掏出来，展开，看着上面那一行行工整的小楷——“剔除封建糟粕”“发扬教化之功”“配合战时宣传”——忽然觉得可笑极了。他带着这些东西去开会，以为自己准备得够周全了，结果呢？人家根本不需要你的“意见”，人家只是通知你一声——从今往后，唱什么、怎么唱，都有人替你们拿主意了。
他把宣纸揉成一团，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指节都发白了。
然后他的手又伸进了怀里，摸到了另一样东西。
羊骨哨。
那东西只有小拇指大小，用一根红绳串着。骨头已经磨得油光发亮，泛着淡淡的黄，上面那一个小孔，边缘圆润光滑，是岁月和体温共同打磨出来的。这是他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上台演丑角，师父胡三丑给他的。羊骨哨是古羌人传递讯息的工具。多年前师父从陕北带回三样东西给他：一条命、一把老花梨椅、一枚羊骨哨。
师父说：“丑民，把这羊骨哨贴身收好。它是你的根，也是你的命。什么时候迷了路，就摸一摸它，掂掂自己的分量。记住，不管世道怎么变，戏不能亡，魂不能丢。”
他把羊骨哨握在手心里，小小的，硬硬的，冰凉冰凉的。他想吹一声——像师祖在旷野上召唤族人，像师父出海时告别故土——但他把哨子举到唇边，终究没有吹。
那一刻他害怕了。他怕这一声哨音吹出去，在这铅灰色的天空下，在这空旷无人的城墙根，连个回声都没有。
他把羊骨哨重新揣回怀里，贴着心口放着。
回到易俗社已经是傍晚了。社里的人都在等着他。堂屋里坐满了人，除了他自己带去的那些，剩下的老老少少也都聚齐了——做饭的吴伯、管衣箱的哑伯、几个学徒的娃娃、还有社里几个年纪大了唱不动戏的老艺人。二十几口子人，挤在这间不大的堂屋里，谁也不说话，只是沉默地看着他。
堂屋里只有一盏油灯，火光如豆，把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墙上，晃晃悠悠的，像一出皮影戏。
石丑民站在屋子中间，把那几张被他揉皱又展平的宣纸从怀里掏出来，搁在桌上。
“省里的意思。”他说，声音很平，“从今天起，老戏，不让唱了。”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然后，像是洪水决了堤。
“啥？！”一个唱花脸的老艺人猛地站起来，眼睛瞪得铜铃一样大，“不让唱了？凭啥不让唱了？咱们唱了几辈子的东西，说不让唱就不让唱了？”
“就是！”另一个老旦也站起来了，“《周仁回府》不让唱了？《斩单童》不让唱了？那可是咱们的命根子呀！”
“丑民，你是不是听岔了？”
“省里的人到底是咋说的？你给仔细说说！”
七嘴八舌，沸沸扬扬。堂屋里像是炸开了锅，每个人都在说话，每个人都在问，声音叠着声音，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
石丑民没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等着。
等这股喧嚷慢慢平息下来了，他才开口。他把郑伯安今天在会上说的话，一条一条地复述了一遍，原原本本，一个字都没添，一个字都没减。他说得很慢，很平，像是在念一篇与自己无关的账目清单。
可他越是这样平静，众人的脸色就越难看。
说到“封存或销毁”的时候，哑伯忽然站了起来。他是个半路失声的人，平日里靠比划和写字跟人沟通，性情温和，从没见他急过。可此刻他的脸涨得通红，两只手拼命地比划着，嘴里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那意思谁都懂——那些行头，那些老本子，是他守了一辈子的东西，现在要被“封存或销毁”了，他不答应。
说到“两个月内创作新剧目”的时候，李班主把手里的烟袋锅子往桌上一磕，啪的一声，烟灰四溅。
说到“派联络员监督”的时候，整个堂屋里已经没有人说话了，连那几个学徒的娃娃都感觉到了气氛的凝重，缩在角落里不敢动。
石丑民说完了，把那张被揉皱的宣纸重新叠好，揣进怀里。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他说，“大家说说吧，怎么办。”
又是一阵沉默。但这次沉默和刚才不一样。刚才的沉默是震惊之后的失语，现在的沉默是绝望之后的无言。
“丑民。”李班主开口了，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擦过木板，“咱们……咱们还有没有别的路？”
“什么路？”
“找人说情？托关系？花点钱？”李班主说，“咱们在西安城唱了几十年了，总有几个认识的老爷吧？能不能请他们帮忙说说情，通融通融——”
“没用。”石丑民摇摇头，“今天在会上，周老先生的资历不比咱们谁都老？他站出来说话了，可结果呢？被人家一句话就给堵回去了。这回事，不是找人托关系能解决的。上头的决心已经下了，刀已经落下来了，咱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顺着刀口走，要么被刀砍死。”
“那……”李班主张了张嘴，后半截话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丑民哥说得对。”王掌柜叹了口气，“这回事，不是咱们能扛的。我在外头跑这些日子，多少也听到些风声。不光咱们西安，重庆、成都、昆明，全国各地都在搞这个‘戏改’。这是大势，是国策。咱们一个小小易俗社，扛不住的。”
“那咱们就这么认了？”唱花脸的老艺人还是不服气。
“不认，又能怎样？”刘师傅终于开口了。他一直蹲在角落里抽旱烟，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此刻他把烟袋锅子从嘴里拔出来，在鞋底上磕了磕，说：“不让唱了，就是不让唱了。官府的话，你敢不听？你不听，明天就封你的门，砸你的台。到时候别说唱戏了，连吃饭都成问题。”
他这话说得糙，可句句在理。众人都沉默了。
就在这时，那个一直沉默寡言的老琴师陈师傅忽然站了起来。他是社里资格最老的琴师之一，平日里几乎不说话，只是埋头拉琴。此刻他站起来，佝偻着背，手指无意识地、反复地摩挲着自己因常年按弦而变形发硬的指节——那双手在琴弦上跑了一辈子，每一个老茧、每一个变形的关节都记录着一出戏、一段腔、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他眼神空洞地望着库房的方向，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那目光越过庭院，仿佛穿透了墙壁，落在那一个个樟木箱上——箱子里装的，是戏本子，是行头，是盔头，是髯口，是百十年来一代代艺人传下来的全部家当，是他们的命。
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哑得像破锣：“那……那些老本子，就……就真的……”
话说了一半，他说不下去了。他的喉咙里滚过一声闷闷的呜咽，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然后他猛地蹲下去，双手抱住了头，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却始终没有哭出声来。
堂屋里静得可怕。吴伯转过身去，用袖子擦眼睛。哑伯的喉咙里又发出那种呜呜咽咽的悲声，像是受伤的牲口在暗夜里低鸣。
石丑民站在屋子中央，看着这些跟自己在台上台下一块儿滚了几十年的老伙计们，心里那股寒气又涌上来了。他知道他们在哭什么——哭的不光是那几本老戏，哭的是自己这一辈子。一辈子都在唱戏，唱到最后，忽然有人告诉你，你唱的那些东西都不对、都不好、都不能要了。那你这辈子，算什么呢？
可他不能陪着他们哭。他是社长，是老胡三丑的徒弟，是这把老花梨椅现在的主人。二十几口子人指着他活命，他不能在这个时候垮下去。
他等那呜咽声渐渐平息了，才开口。
“听我说。”他的声音不高，但很稳，稳得像是冬日冻瓷的河面，“老戏不让唱了，咱们就不唱。本子要审查，咱们就报。两个月之内要出新戏，咱们就排。”
“可是丑民哥——”有人要插话。
他摆摆手，止住了。
“我知道你们心里头难受。我也难受。今天在会上，听着郑主任一条一条地念那些规定，我心里头像是被人拿刀子一刀一刀地剜。咱们唱了一辈子的东西，人家说禁就禁了，说毁就毁了。我比你们谁都心疼。”
他顿了顿，扫了众人一眼。
“但是心疼归心疼，日子还得过。社里二十几口子人，老的，小的，都指着这个戏社吃饭。戏社没了，人去哪儿？李班主，你一家六口，没了戏社你拿什么养活？王掌柜，你老娘还病着，断了进项你拿什么抓药？还有那几个学徒的娃娃，他们才十几岁，除了唱戏什么都不会，戏社要是倒了，他们怎么办？”
没人回答。这些问题，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但谁也说不出口。
“所以。”石丑民的声音沉下去，沉到了底，“咱们没有别的路。上头要变，咱们就得跟着变。变，可能活；不变，一定死。”
“那……”李班主涩声问，“怎么个变法？”
石丑民沉默了一会儿，说：“明天先让孙先生写一份戏目清册，把咱们社里现在能唱的戏都列出来，送到省里审查。能留一出是一出。吴伯和哑伯辛苦一下，把那些老本子、老行头先收进库房里去，封好，锁好，别让耗子啃了、别让潮气沤了——咱们现在先不唱，但不等于这些东西就没用了。等将来……将来万一还有能唱的一天呢。”
“然后——”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咱们得琢磨新戏。”
“新戏……”
“对。上头的规矩摆在那儿：宣传抗战、唤醒民众。咱们就照着这个规矩来。写一出新戏，唱打日本的事。”
“可……”李班主一脸茫然，“咱们唱了一辈子的古人，谁会写打日本的戏？”
“不会就学。”石丑民说，“孙先生，你是社里的笔杆子，你先琢磨着。刘师傅，你是老琴师，你也帮着想想，咱们那些老调子，哪些能往这上头靠。旁的人也别闲着，谁有好点子都来说。咱们集思广益，总能攒出来一出。”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脸上还是茫然的，但至少不像刚才那么绝望了。石丑民的话，给他们指了一条路。这条路虽然难走，可好歹是条路。
夜深了，众人渐渐散了。石丑民最后一个走出堂屋。外头的天彻底黑了，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有院子里那盏孤零零的灯笼，在风里摇摇晃晃的，把他投在地上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个鬼魅。
他走到戏台前，站住了。
戏台空荡荡的，台上的幕布还没有撤，是年前演《周仁回府》的时候挂上去的，大红色的底子上绣着金线的祥云图案，现在在夜色里看不出颜色，只是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像一座坟。
他跨上戏台。台板在他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这声响他太熟悉了。多少年了，他从这台上上去下来，唱了多少出戏，赢了多少声彩，挨了多少顿饿，都跟这台板绑在一起。
他站到台中央。脚下是那块微微凹陷下去的地方——那是几代艺人踩出来的，每一双靴子、每一双彩鞋都在这里碾过、转过、腾挪过，把木板磨出了凹槽，磨出了光泽。
他张开嘴，想唱一段。
《斩单童》。
“呼喊一声绑帐外——”
声音从他喉咙里出来，散在夜风里，苍凉得像一把老钝刀子。他唱不下去了。不是嗓子不行了——这把嗓子唱了二十多年，早就磨出来了，铁打的，铜铸的，怎么吼都不倒。可他唱不下去，是因为心里堵得慌。
他唱的是单童。单童是个什么人？是唐朝的大将，被奸臣陷害，绑赴刑场，临死之前破口大骂，骂奸臣，骂昏君，骂老天不公。那股子恨、那股子愤、那股子血性，是秦腔的魂。
可现在呢？他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心里头想的不是单童，而是郑伯安今天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封建糟粕”“麻痹人心”“从头再来”。
他试着把词换了。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这词简单，直白，比他唱了一辈子的戏文都好懂。可他刚唱出口，就觉得浑身不对劲。秦腔的板式是老东西，几百年的老东西，它的每一个腔弯、每一个拖音、每一个气口，都跟那些古老的故事、古老的情感长在一起了。你把词换了，就像是把一棵老槐树的根从土里刨出来，往树冠上嫁接了一根塑料枝子。看着是新了，可骨头缝里全是隔阂。
他唱不下去了。他不唱了。
他站在空荡荡的戏台上，把手伸进怀里，又摸到了那枚羊骨哨。他把哨子握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指节都发白了。
师父，他心想，你说戏不能亡，魂不能丢。可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魂丢了。
丢了魂，换一口活气。
值吗？
他不知道。
夜风从城墙上头翻过来，灌进院子里，吹得那盏灯笼晃得更厉害了。石丑民站在戏台上，觉得自己像一条被晾在岸上的鱼，张着嘴，却吸不到一口水。
正月十三。
天还没亮，账房里就亮起了灯。石丑民把胡老先生和刘师傅叫到账房里来，三个人围着那张破旧的账桌坐下。桌上摊着几本老戏折子，还有孙先生连夜赶出来的一份“新戏创作方向初步设想”。
说是设想，其实就是把省里的要求翻译成了大白话——写一出老百姓能看懂的戏，内容是打日本、除汉奸，主题是保家卫国、抗战必胜。
方向很明确。可怎么往秦腔里装，谁也没有主意。
胡老先生是社里的老编剧，肚子里装了一肚子的戏文，从《封神演义》到《说岳全传》，从唐三千宋八百到说不尽的三国水浒，没有他不通的。可让他写打日本的戏，他也抓瞎。
“这……这打日本的戏，该怎么个写法？”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咱们那些老套路，什么忠臣蒙冤、奸贼当道、清官断案、才子佳人……跟打仗的戏不搭界呀。”
“那就从头想。”石丑民说，“别管什么老套路了，就当咱们从来没唱过戏，头一回上台。”
胡老先生苦笑道：“丑民，你说得轻巧。我都七十了，写了五十年的戏，都是照老规矩来的。你这会儿让我‘从头再想’，我这脑子，转不过弯来呀。”
“转不过也得转。”石丑民说，“转不过弯来，咱们就都得撞死在墙上。”
刘师傅一直在旁边抽旱烟，不说话。这时他把烟袋锅子磕了磕，开口了：“丑民，我说句实在话。词怎么写，我不懂。但腔调这块儿，我心里头有数。咱们那些老调子，苦音慢板、欢音二六、带板、滚白，哪一个不是跟老故事长在一块的？你现在要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用哪个调子？苦音慢板不合适，那是唱冤屈的；欢音二六也不合适，那是唱喜庆的；带板倒是能唱个激昂劲儿，可词不对呀。‘大刀’‘鬼子’这些词，往老腔里一搁，怎么听怎么别扭。”
石丑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找不别扭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不知道。”石丑民说，“咱们试试。”
他站起来，走到屋子中央，对刘师傅说：“你拉一段《斩单童》的板式。”
刘师傅愣了一下，然后拿起板胡，定了定弦，拉起来。板胡的声音高亢激越，一响起来就像是有人在拿刀尖戳你的脊梁骨，又疼又痛快。
石丑民听着那熟悉的旋律，深吸了一口气，张嘴唱起来。他唱的不是《斩单童》的原词，而是他自己临时拼凑的几句词——“日本人，贼倭寇，犯我中华——”
声音出来了，腔调也出来了，但那种隔阂感也出来了。秦腔的板式像是为《斩单童》单童量身定做的，每一个音节的轻重缓急、每一个拖腔的长短起伏，都跟单童这个人、这件事、这段情绑在一起了。换了词，形还在，魂却没了。
石丑民唱了两句就停了。他站在那里，胸脯起伏着，像是刚跑完了一段长路。
“不行？”胡老先生问。
“不行。”石丑民摇摇头，“说不出来哪儿不对，可就是不对。”
刘师傅放下板胡，叹了口气：“我早就说了，这东西不好弄。秦腔几百年了，它的魂是跟这黄土坡、这老城墙、这几千年的老故事一块儿长出来的。你现在要它唱打日本，它唱不出来。”
“唱不出来也得唱。”石丑民说，“唱不出来，咱们就硬唱。”
他重新站好，示意刘师傅继续拉。刘师傅没办法，只好又拉起板胡。石丑民张嘴又唱，这回他试图把那几句新词往腔调里硬塞，不管合不合适，先唱出来再说。
可是他发现自己不会唱了。
唱了二十多年秦腔的他，忽然之间不会唱了。
词是词，腔是腔，它们在石丑民的喉咙里打架。词要往前走，腔要往后退；词要短平快，腔要余韵长。他的声音从喉咙里出来，磕磕绊绊的，像是瘸了腿的马，每一步都走不稳。
他停了下来。
屋子里安静极了。板胡的声音消失了，只有灯芯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细微得几乎听不见。
胡老先生摘下老花镜，慢慢地说：“丑民，我琢磨着……咱们是不是想岔了？”
“怎么讲？”
“上头让咱们唱打日本、唱抗战，可没说非得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种口号直接往戏里塞呀。咱们是唱戏的，戏是什么？戏是故事，是人物，是老百姓能看懂的事儿。咱们编一个故事，编几个人物，让老百姓看了能记住、能感动、能跟着哭跟着笑，这不就成了吗？”
石丑民听着，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你说得对。”他说，“咱们太着急了，光想着怎么把口号往腔调里塞，忘了咱们自己手里头的功夫——编故事、塑人物，这才是咱们的老本行。”
“那编个什么故事呢？”胡老先生问。
石丑民想了想，说：“编一个老百姓身边的故事。比如说——一个村子，遭了鬼子，出了汉奸，乡亲们受苦受难，最后团结起来，把汉奸揪出来，把鬼子打跑了。就这么个故事。”
“这……”胡老先生琢磨着，“倒是个路子。可这故事里头，谁是角儿？”
“角儿……”石丑民陷入了沉思。一个村子里打鬼子除汉奸的故事，谁是角儿？按老规矩，得有一个英雄，一个正面的主人公，忠肝义胆、大义凛然。可那样的人物，跟他们以前唱的帝王将相有多大区别？老百姓看了会不会觉得又在唱老一套？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谁说角儿非得是英雄？”他说。
胡老先生一愣：“不是英雄，那是什么？”
“丑角。”
“丑角？”
“对。”石丑民的眼睛亮了，“咱们的主角，不是英雄，是汉奸。”
“汉奸？！”胡老先生吓了一大跳，“让汉奸当主角？这……这上头能答应？”
“我不是说让汉奸当英雄。”石丑民说，“我是说，咱们用丑角来演汉奸。丑角是干什么的？插科打诨、嬉笑怒骂，把坏人坏事演得可恨又可笑。咱们用丑角演汉奸，把他演成一个活宝，演成一个笑话，让老百姓看了恨得牙痒痒，又忍不住想乐。这不比正面说教强得多？”
胡老先生和刘师傅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丝豁然开朗。
这倒真是个办法。用丑角演汉奸——把汉奸演得越丑恶、越滑稽、越不堪，老百姓就越解气、越解恨。而且丑角这行当，本来是秦腔里头最接地气、最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它不用端着架子，不用拿腔拿调，随便一句话就能把台下逗得哄堂大笑。
“而且。”石丑民接着说，“我自己就是唱丑角的。这出戏要是排起来，我来演那个汉奸。我把他演成一个跳梁小丑，一个癞皮狗，老百姓看了，就知道汉奸是什么东西了。”
胡老先生摘下老花镜，往桌上一搁，站起来在屋子里踱了两步。他踱了两步，又坐下来，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宣纸上写下两个字。
“除害。”
“什么？”石丑民凑过来看。
“戏名。”胡老先生说，“这出戏，讲的是全村老少除掉汉奸这个祸害的故事。就叫——《除害》。”
“《除害》……”石丑民念叨着这两个字，觉得不够劲儿，“光‘除害’两个字，太文了。老百姓听不出名堂来。加个‘记’字吧——《除害记》。跟咱们那些老戏——《周仁回府》《铡美案》《火焰驹》——搁在一起，也不显得太扎眼。”
“《除害记》？”胡老先生点点头，“好！《除害记》。简单，直白，老百姓一听就明白。”
他在纸上写下“除害记”三个字，然后搁下笔，看着这三个墨迹未干的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虽然依旧艰难。”他慢慢地说，“但至少……有了方向了。不再是面对一堆空洞口号的茫然无措了。”
石丑民看着那三个字，没有说话。他只是坐在那里，一只手搁在膝盖上，另一只手揣在怀里，握着那枚羊骨哨。
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了，淡淡的，冷冷的，照着这座冻在正月里的长安城，照着这座百年老社易俗社，照着这个坐在账房里彻夜未眠的守戏人。
戏台空着。
幕布垂着。
老花梨木椅搁在堂屋门口，蒙着一层薄薄的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