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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五叔在华铜矿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葬进南海底。大伙儿怕他复活之后爬不出棺材，留了道缝隙，埋而不葬。妈妈和老婶、老奶、五婶几个女人，昼夜轮流呼唤，里面一直没有回应。直到棺材里面透出了异味，这才钉了棺材圆坟。
我从部队转业已经是板上钉钉，也在小门留了道缝，盼望部队来人，通知将我保留。五叔躺在棺材里，外面再呼唤也没能起死回生。我躺在小屋里，渴望部队前来呼唤我，外面一直没传来一丝声音。别说我代表军区加入解放军文艺“90方队”转专辑，发表了长篇巨制也无济于事。一次我去某离休首长家里采访，一位军人坐在客厅里，埋头钻研一本关于鸽子饲养的书籍。我以为我军仍编制信鸽部队，此军人是来首长家里汇报工作的。首长为我介绍：“这是我小孩，这位是董叔叔。催款小孩”起身立正敬礼：“董叔叔好！催款小孩”还没有我大，在家里一边养鸽子一边服役，团职。假如我是“小孩”笼子里的一只鸽子，留队肯定没有问题。对于别人如同萝卜白菜般简单的事情，放在我身上，就堪比奇迹。
我不再害怕回到小西山、不在乎别人议论我的兵是真是假、盐场学校是否接纳。我到天津街派出所落了户口，成了名正言顺的大连人。我又到民康街粮站落了粮食关系，从此后名正言顺地吃商品粮，彻底脱离与小西山的土地供养关系。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我再回小西山就是串门了，亲情变成了亲戚，故乡变成了乡愁。乡愁不是个好东西，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慢性病，需要终生调养。乡愁让我成了一个走失的孩子，毕生都在寻亲路上。乡愁还是被移栽的树木，落叶归根成了奢望。
我与部队的联系，只剩下预备役序号“51”，如同老电影《51号兵站》。在城市里生活，必须有单位有工作有收入才能养家糊口，才能排上房子。
那天早饭后，我以一个真正的大连人的身份，去杂技团正式报到。当年杂技团来盐场表演口技《盐场的早晨》的情景，早已经时过境迁。我耳边仍回响着孩子们的欢呼：“疯狗！杂技团！催款杂技团！疯狗！”原永宁公社双岔大队的郭兆全，曾在大连杂技团乐队弹三弦。郭兆全下放回到双岔沟老家，又调进复县文工团。他多才多艺，会弹三弦会表演魔术，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全民打胜农业翻身仗，大队在盐场北边子挖台田搞大干。郭兆全在台田上铺红布扣小碗，用几只泡沫假桃变来变去表演魔术，最后变出一碗花生，煞有介事：“这块地种过花生吧？”
在一片惊呼声中，“母狗子叔叔”拉着我找到他，“刚叽刚叽”地介绍：“这小孩是演杂技的料儿，你给领走得了。”他推荐我，还不如说推荐他自己。郭兆全笑眯眯地看了我一眼，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在家里好好练习 等着吧。”
我一等十几年，“疯狗杂技团”也被人喊了十几年。现在，当年那个小孩名正言顺地成为杂技团的一员。仙逝几年的郭先生，不知道黄泉之下是否有知。是不是郭兆全先生在另一个世界里，履行了当初对一个渴望去杂技团少年的诺言。我现在去杂技团，既不是心想事成，也不是命运的捉弄，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和我的影子“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路牌上偏偏写着“独立街”。独立不等于孤立，“德不孤必有邻”。把握是非曲直，辨明远近亲疏，知道高低倒正，人生的道路才是一条正路。路边一棵棵似曾相识的小柳树，让我想起新兵连结束后，去高三连报到时的情景，也是这种前程未卜万般无奈的心境。一恍惚，我正走向高三连。我的背包和提包呢？接我下连的一班长赵恩才呢？
坐落在华昌街的一座古旧洋建筑，有人叫大庙，有人称圣教会。这里是大连歌舞团、杂技团等文艺团体的所在地，堪称艺术殿堂，让我肃然起敬。
杂技团成立于五十年代初期，建团四十多年，继承传统节目，创演一批独具特色的杂技节目，涌现一批德艺双馨的优秀艺术人才。杂技艺术家边玉明、郜凤赞、金焕民表演的节目，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崔凤云表演的《水流星》，在第九届摩纳哥蒙特卡洛杂技比赛中获第八名，在一九八七年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节比赛中获得银狮奖。丛天表演的《软钢丝》，一九九二年在法国第十五届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中获银奖”，这一切无不融入、镶嵌、渗透、凝聚在圣殿之内。
我踏着石阶走进大院里，嘈杂的声乐练习让我耳熟能详，仿佛又回到二十五中学文艺宣传队。我穿过一道狭窄的走廊也穿越了历史，来到书记办公室。书记王久成，曾在广鹿地炮营任副教导员。办公室就是营部，我向书记敬礼报告，他起身还礼。我俩的手握在一起，接通了一股暖流，都不由地热泪盈眶。
王书记非常热情，说：“你再不来报到，我就亲自去你家请你了。”我很不好意思，为掩饰尴尬故意说：“您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王书记说：“我调到广鹿地炮营当副教导员时，你正在警备区帮忙。”我说：“你怎么知道我？”
他认真地说：“在沈阳军区，谁不知道你董太锋的名字？当我接到你的档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董太锋怎么也转业了、并且安排在杂技团？”
没想到我也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真想向他大倒苦水。王书记惋惜地说：“部队提拔一个干部不难，出你这样的人才很难，确实不该转业。我们虽然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也得承认，部队有时候是不能讲理的。我从海岛调到医院某科任教导员，刚要提升为政治部主任，突然决定转业，让我措手不及，也是把档案甩到杂技团。我是既来之则安之，你也应该如此。”他让我有了依靠，说：“幸亏我遇上了你。”他说：“各行各业都有部队转业干部，经常遇到战友。”
窗外马路上车来人往，屋子成了共鸣箱。噪声是一群群猴子，将满园桃子摘得干干净净，将桃核塞进人的耳孔。我想听的话一句没听清，不想听的情况，即使耳鸣也听得一清二楚。王书记关上窗户赶出“猴子”，摘下“耳塞”。
他说：“别看杂技演员把杂耍玩得眼花缭乱，对笔杆子半点都玩不转。每到写年终总结，我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找人代笔。转业干部回地方，工资几乎减半。团里百分之六十开工资，又几乎减半。剩下的百分之四十自负盈亏。但是，演出市场一年不如一年。杂技团的优势是，有个团队常年在国外演出，我可以安排你出国带队，每天有外汇补助。十几个人排号，也不是轻易就能出去。文艺团体没有福利分房待遇，杂技团例外。香港一家企业与文化局达成协议，承建杂技团大楼，选址在绿山脚下，顺便解决一批住房。团里安排你在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写年终总结。我已经和办公室柳主任交代了，办公室也是你的创作室。”
杂技团乐队解散后，队长柳树杨改任办公室主任。除了郭兆全，他是我接触的是第二个杂技团艺人。他和蔼可亲讳莫如深，以诚相待藏而不露，对我轻拿轻放谨小慎微，仿佛是一件易燃易爆物。文艺团体年年评定职称，他让我先负责劳资工作。一册册一摞摞案卷、一叠叠密密麻麻的表格里面藏着数学，让我望而却步。我没等在座位上坐稳，一个遭遇车祸正在住院的老人怕位置被占，带伤回来。
我向柳主任请示工作，他说：“书记交代，不写总结你就写小说。我让你负责劳资工作，是做给别人看的，尽管干你自己的。”我说：“这不合适，我总得干点儿具体工作。”他说：“你实在闲不住，到食堂去帮着干点零活。”
食堂里面正在蒸包子，笼屉四周溢出腾腾的蒸汽。我却争不了这口气，遇上几个战友都问：“听说你到杂技团耍猴儿？”我的工作就是打杂，蒸了一个星期包子，越蒸越泄气。我出差搞外调一个星期，回来之后，“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王书记在体检过程中查出晚期肝癌，已经离职住院。远大集团征地盖大楼，艺术殿堂拆迁，变成了一片废墟。杂技团临时迁到付家庄，坐五路公共汽车一个多小时、再走一个多小时上坡路，杂技团设在半山腰一片棚户区之内。
要想不将我这条“疯狗”耗成一条“死狗”，必须另谋出路。我没有太高的奢望，只要贴近文化、文字工作就行，哪怕做一个誊写员。我想起对面大院里的王守丽，上山下乡患关节炎，三伏天穿棉裤，没有工作没有对象，挨家挨户求人，坚信求完一百户总有一户能帮上忙。她求到第四十九户，我帮她在一家饭店找到工作，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我重新炮制偏方，为自己把脉诊疗医治。
我现在每个月拿一百八十三元钱，只够回一趟小西山的路费。女儿已经上小学了，妈妈住在姐姐家，奶奶住在黑龙江林甸姑姑家，都需要钱。
我准备调离杂技团，犹豫了半天，不知如何向刘萤开口。
刘萤说：“没有钱就借，不能让你分心耽误创作。”我说：“结婚前你几天换一套衣服，结婚后你没买过一件衣服。”她说：“我的衣服都没扔，几年穿不完。”
我说：“你以前的衣服都过时了，穿不出去。”她说：“服装款式十年一轮回，够我穿二十年了。”我说：“二十年之后，我再没有出路呢？”她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志者事竟成，不能在你身上例外。”我羞愧地说：“你顶着报纸当雨伞，穿着白大褂上、下班。”她说：“家里离单位近，省得费事换衣服了。”我说：“你也不能总这样。”她说：“我徐娘半老还有回头率，顶上几套新款服装了。”
第二天上班，我向柳主任说明情况，准备调离，给我一段活动时间。他尊重我的选择，说：“你确实和我们不一样，确实不适合在杂技团工作。”
人贩子拐卖妇女儿童，公安机关虽然屡出重拳打击，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位部队干部儿子被拐卖，部队和地方有关部门束手无策。他悲愤地脱下军装背着行囊，发誓踏遍千山万水也要找到儿子。几年来，他露宿风餐如同野人，自己的儿子无影无踪。他向有关部门提供线索，使多个被拐卖儿童回到父母身边。
我提了一包作品，到文联、作协、报社、电视台等单位毛遂自荐。我没被一家单位接收，却为几个战友调整到理想单位。李常委转业在市政府，对我的境遇非常同情，准备调我。曲战友转业进不了大连，妻子揿亮了红灯，他整日借酒浇愁。他的老指导员在海岛服役期间，是要塞区识大体顾大局克服困难标兵。“标兵”转业之后，工作不理想收入低压力大，竟选择了不归之路。曲战友也萌发了不良倾向，我赶紧把他推荐给李常委。他以为我有了合适工作，接纳曲战友进机关，在老婆面前挺直了腰杆。一个老师的儿子师专毕业，只落下集体户口，求我帮忙。我托人把他推荐到一家大型国营农场，从团委书记一直做到企业副总。
我每天照样提一大包作品，手指头被玻璃丝绳勒成了腱鞘炎，像讽刺喜剧撕开伤口给人看，翻开一部部作品推销自己，虽然血淋淋只是没人多看一眼。
我孤注一掷盯上了某部，每天去办公室坐冷板凳。副部长进来，我趁机推销作品。他随便问了句：“是精品吗？”我把“精品”听成“精粉”，回答：“是全麦粉。”办公室主任下了逐客令：“我们要开会了。”我灰溜溜地出来。
那天我抱女儿到昆明街市场买菜，看见副部长下班，从轿车上下来。我以为部长能认出我。他没看我一眼，到馒头铺挑选一番，买了一袋精粉馒头。
我已经黔驴技穷，该刘萤粉墨登场了。那天，她带我去见在某重要岗位担任负责人的男同学。男同学见了女同学很激动，继而动情，无视我的存在。刘萤插空介绍我的情况，他满口答应，将我调到他单位。我应邀去他办公室面谈，他出言不逊：“你们部队转业干部没有专业技能，喝酒不要命不会处理人事关系，我这里不需要你。”我刚要说点什么，他厉声呵斥：“你怎么还不走？”
春节回家返回大连，我和刘萤带着孩子在火车站等火车。一位熟悉的女编辑提升为主任，她答应帮忙。她也回农村老家过年，只字没提我的事，只感慨农村的条件太差，尤其不能“洗”，还不由自主地夹了夹腿，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如果我适时帮她解决“洗”的问题，解决我的工作不成问题。等车的乘客们提着大包小裹，挤成了堆。我们紧紧地跟随她，希望能搭上这趟快车。火车到站，乘客们蜂拥而上。她举着记者证率先上了火车，无情地把我们撇在站台上。她回大连“洗完”之后，我给她打电话，她早把我的事忘在了脑后，我再没打电话。
那天，刘萤带我去见一位手眼通天的老人。老人身患绝症，刘萤介绍一位著名老中医，帮他活到现在。老人曾经一个电话，将女儿转到本市儿童圣殿“六一”幼儿园。他满口答应，说：“某领导正缺一位秘书，让你爱人去正合适。”
他条件不高，让刘萤每个星期陪他一晚上。刘萤联系那位韩国商人，他第二天匆匆飞来，让我做他的副总。通过刘萤，我明天一早就可以一步登天，得到我所梦寐以求的。但是，头上就得被焊牢一顶绿帽子，我宁肯回小西山也不干，刘萤宁肯和我一起要饭也不干。眨眼间半年过去，没有任何一家单位接纳我。
我只好厚起脸皮回杂技团打杂，死心塌地做一辈子“打杂疯狗”。再说快到年底了，杂技团也需要我写总结了。杂技团大楼已经开工，一起建筑住宅大楼。为了防止此时调人进来挤占房源，团里人员一律冻结。办公室招进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专门负责文秘工作。别说蒸包子，我连扫地的机会都没有。要不是转业干部身份，我早已经被除名了，连每个月一百八十三元钱都拿不到。
我在外面处处吃闭门羹，在家里更没有好果子吃。大妈和岳父相处了几年，家里动迁没地方住，两个老人住偏厦子。大妈是老大连人，热情乐观直爽，凡事想得开放得下。她有工作有退休金，仍在一家个体工厂找活干，说一口老大连话。
她管捣蒜叫“砸蒜”，冲茶叫“泚茶”，练剑叫“打剑”，淘米叫“透米”，马路叫“马道”，当官的要好处占便宜叫“吃杂亩地”，形容高兴叫“乐的勾嘎的”。
她和许多老太太一样，该打扮的时候买不起衣服，能买得起衣服也老了，又不甘心，梳头洗脸描眉打口红，打扮得花里胡哨离奇古怪，还处处和刘萤比美。
她和奶奶一样要强，不让人挑毛病，对这头的儿女照顾周到，出手大方。父亲病重时，她给我五十元钱，买了不少东西。她有病，我包了三鲜馅饺子送到医院。
她说我文质彬彬，对老婆孩子关怀备至，全大连街没有第二个。刘萤的金项链丢了，我不责备还好言安慰。换上他儿子，开口就骂。她羡慕来找我的人都有礼貌有文化，战友朋友来了，首先“饭当家”。当然，也有供人白吃白喝之意。大连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热播，在剧中扮演一个养动物角色的演员，来家里找我喝酒，策划一部电视剧，大妈更是对我刮目相看。
在这方寸之地，只要不提房子这个话题，连柳叶眉都和我无话不谈，亲密得如同情人，一提房子立刻成了凶神恶煞，当着动迁人员的面羞辱我：“他是个家在农村的穷当兵的，一分钱不挣，什么灯都不是，要不是住我的房子，现在正领着老婆孩子在大街上要饭。你们不用给他们好地方，比猪窝狗窝强点就行！”
每当动迁人员对我表示同情，她一把将我推到一边。
大妈也一样，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她对我的境遇同情到落泪。一提到房子，哪怕眼泪挂在脸上，她马上色厉内荏指桑骂槐：“谁家的狗？快滚！”她天天怂恿我带着老婆孩子搬到单位党委，不解决住房就在里面吃住不走。她还挑唆刘英雄和柳叶眉，快点把我们赶出去。她刚夸完我有文化，说话文明，除了看书就是写作，听到房子两个字马上出去，对着过往行人狂喊：“我女婿是作家！在家里写书，你们说话小点声！”人们都知道这里住着一位作家，再经过窗外，有的故意大声说话，有的说：“作家就住这个破地方？”我无地自容，不敢出门。
大妈家的老房子动迁，留下几麻袋煤，让我去借小车推回来。房场距离天津街十多里路，一个人根本推不动上千斤煤。再说，还要经过熙熙攘攘的火车站站前，更怕遇见天南海北来大连的熟人。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能遇见你不想见到的人。在这里，除了刘萤和女儿，连老鼠都可以不把我当人。出了门我也爱面子，很让我为难。我刚要偷偷出去雇三轮车，大妈看见了，大声说：“你在家里坐着！我去推！”岳父倒是动了恻隐之心，借手推车要和我一起推煤，我没让他去。
我一身汗水一脸煤黑，拉着一车煤，低着头经过火车站站前。我弓腰低头快速经过电车道，车一颠眼看就要翻了，被后面几个人扶住。那段上坡路，车特别特轻。我知道后面有人推车，一直推到天津街。那人没吱声，我也没回头。车慢慢地轻了，说什么我也要道一声“感谢。”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李绒花……
经过奴化教育的老大连人，大多会说日语，大妈也会。大妈的儿子经常来找她要钱滋事，我陪他喝酒好言相劝。他长的像小日本，每当喝酒就说日语炫耀，对妈妈口出秽言畜生不如。母子俩从屋里打到屋外，在大道上滚作一团，引得人山人海看热闹。那天，儿子酒后又来闹事，掏出刀子，在我眼前划来划去。我怕吓到女儿，更怕他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我没法在这儿呆下去，只得忍气吞声。
小莲百分之百能考上大学，中途辍学，来大连打工，在姥爷家常住。大妈不伺候她，我天天给她做饭。她以为我为了占房子讨好，颐指气使挑三拣四。她见我软弱可欺得寸进尺，将小屋上锁，我无法进去生炉子。我让她开门，她恶语相向：“我妈姓刘，你姓什么？”我苦口婆心，劝她珍惜大好年华，好好念书考上大学，前途无量。她也因为房子油盐不进：“我走了你想占房子，做梦去吧！”
每天晚上，大妈都带她到鱼龙混杂的广场上跳舞。我告诫她：“那不是个好地方，尤其晚上，什么人都有。”她说：“我的事不用你管，你早点离开比什么都强。”她因为卷入两伙男人之间的纷争，一伙男人光天化日之下，来找她算账。
我让她躲进小屋，针锋相地对和几个持刀男人谈判。他们凶相毕露：“小莲今天死定了，不管你是小莲的什么人，最好别管。”我把他们关在屋内，操起菜刀，凶神恶煞般：“你们敢动她一指头，别想活着出去！”他们收起刀具，问：“你是小莲的什么人？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她姨夫，也是现役军人。”
他们知道沾不到什么便宜，说：“大哥对不起，冒犯了。”赶紧离开。
小莲怀疑自己怀孕，把大妈吓个不轻，带小莲到男方家据理力争。男方是有妇之夫，赶紧赔钱，息事宁人。小莲父母急匆匆赶来，把女儿领回老家。小莲替人代考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自己到外地打工一去不返，遗憾终生。
这座小屋和闹鼠患一样，永远不得安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绣婚后有了孩子，齐国邦经常晚上加班。他说加班的地方没有灯泡，老头儿赶紧让我把厨房灯泡拧下来，让他带走。加班的结果是：齐国邦被公安局拘留，被单位除名，防疫站到家里喷洒药水消毒。刘绣和齐国邦闹离婚，只要她在家，必把齐国邦关在门外。齐父自作主张，带了瓦匠来量房子，准备改成两开门，把我们隔开。
他没考虑，老头儿和大妈还有刘英雄和柳叶眉，能不能同意。他们设计房子时，老头儿正躺在床上，一直装睡不醒，让我想起日本和沙俄在一个主权国家打仗，主权国家保持中立。我和齐父说了这件事情的厉害关系，他终于放弃。
齐国邦和一个女人同居，刘绣这回用上了姐姐，让姐姐陪她到女方家讨说法。齐父坐出租车赶来，说齐国邦带了把剔骨刀，找刘绣拼命。当他知道儿子没来，说：“肯定去了那女人家，她姐俩危险了！”我急忙让大妈替我看孩子，和齐父坐车，往那女人家里赶。齐父让司机半路停车，说去看什么人，一去没了踪影。
我急得火烧眉毛，半个小时后，齐父才在小区里出来。他发现我在衣服内藏了把菜刀，怕伤了儿子，故意拖延。我表示不满：“你不能拿人命当儿戏！”他竟说：“别人我不管，只要我儿子不死就行。”谢天谢地，刘萤和刘绣已经回家了。全家人逼着我给有关部门写上告信揭发，第二天，信就到了齐国邦手里。
每年老头儿过生日，我就得过关。现在，轮到大妈头上。我们如同一对在地主家扛活的母子，相依为命相互体贴相互关照，相互抚慰心灵的创伤。害怕刘绣和柳叶眉闹事，我早早到市场采购，回来和大妈一起做菜。菜摆上桌子，全家人从十二点等到下午两点，柳叶眉和刘英雄还没来。菜早凉了，老头儿坚持要等。下午四点，刘英雄和柳叶眉带孩子来了。大家刚要动筷，刘绣无端地大吵大闹，生日宴不欢而散。我收拾完没等喘口气，姨姐说连襟去外地学习，晚上回来，让我拿皮大衣接站。连襟在头一站下车，早已经到家，我傻等到最后那班火车。
妈妈和弟弟弟媳一起住，还有一份土地，我仍得回去干农活。春天，我回去栽土豆。夏天小厢房漏雨，家里捎信让我回去上泥。秋天，我回去秋收。我感冒发烧，一边发汗一边扒苞米、仓苞米。那天，我冒雨割高粱，被牵牛回家的郝振东大爷看见。他勃然大怒：“你家还指望你回来干这点活儿？赶紧回家！”
